1949年5月,上海解放,許多知識分子去了港台或海外。蘇青卻固執地留了下來,對友人的邀請她一一謝絕,說自己的家在上海、根也在上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上海市文化局戲劇編導學習班招生,蘇青也報了名,想通過學習在新政權裏謀一份新的職業。


    鑒於她的“曆史問題”,文化局沒有錄取她,後來還是夏衍出麵說項,蘇青才得以進入學習班。


    蘇青有著深厚的國文功底,畢業後就被分配到了由尹桂芳任團長的“芳華越劇團”工作。此後的幾年年,蘇青兢兢業業,創作了很多優秀的越劇劇本,如《江山遺恨》、《賣油郎》、《屈原》、《寶玉和黛玉》等。


    1954年5月,由蘇青編劇的《屈原》首演,演員獲獎了,音樂獲獎了,偏偏劇本沒獲獎,因為“蘇青”這個名字實在讓劇團覺得尷尬。更具黑色幽默的是,蘇青編劇的《寶玉與黛玉》在京、滬連演300多場,場場爆滿,創下劇團演出的最高紀錄。


    已經到了不惑之年的蘇青少了昔日的傲氣,默默接受了生活帶給她的一切,曾經風頭無兩,何必在乎現今點滴浮名?在敏感的時代,什麽都是浮雲。可惜收斂性格並沒給她帶來好運,她在改編曆史劇《司馬遷》時,為更好地塑造司馬遷的形象,真誠地寫信向複旦大學教授賈植芳討教。接著,1955年爆發了“胡風事件”,賈植芳被打為胡風分子,有人在賈家發現了蘇青的那封信,蘇青因此受到牽連,被關進了上海提籃橋監獄。


    等到查清她的確與賈植芳隻是在做學術上的探討,在監獄待了一年半的蘇青才被放出來。


    接下來的曆次運動,蘇青更是飽受折磨,她失去了工作,疾病纏身卻無錢看病,向自己的幾個孩子求助,對方卻與她劃清界限。蘇青的大女兒李崇孟生活在溫州,從小是祖父母養大的,對蘇青感情較冷漠;二女兒李崇善,蘇青很不喜歡她,心情不好時經常拿她當出氣筒。李崇善對母親也沒有好感,成年後到國外讀書,再也沒回來。


    三女兒李崇美與蘇青很親密,一直跟在母親身邊。蘇青唯一的兒子李崇元十幾歲就被迫離開母親,在外地當工人接受“再教育”,“文革”晚期才回到上海擺地攤。


    蘇青一天天衰老,身邊隻有次女崇美和小外孫,祖孫三人擠在一間10多平方米的房子裏相依為命。


    每當女兒去上工,小外孫上學,就隻有她一個人在家,扶著支離的病體,侍弄幾盆花草,消磨殘年。這時她幾乎和外界隔絕,平日裏來看望她的,隻有當年《女聲》半月刊(1932年,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夫人王立明所辦)的主編王伊蔚老人。


    蘇青也常寫信給她,語句落寞:“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花落人亡兩不知’的時期也不遠了。”“成天臥床,什麽也吃不下,改請中醫,出診上門,每次收費一元,不能報銷……我家的芙蓉、菊花也都有了花蕾,快要開了。這些花是我生命末期的伴侶。我並不悲觀,隻是安心等待上帝的召喚。我病很苦,隻求早死,死了什麽人也不通知。”


    也許上蒼可憐這個亂世才女,蘇青步履維艱地挺到了上世紀80年代。1981年,病中的蘇青最大的心願隻是想找一本已被列入“禁書”的《結婚十每》,有個忠實的讀者出高價複印了一冊送給她。


    1982年12月7日,身患糖尿病、肺結核等多種病症的蘇青,病情突然惡化,大口吐血,帶著深深的遺憾走完了自己的69個春秋。


    她曾在《歸宿》中說:


    三十年後,青山常在,綠水常流,而我卻魂歸黃土……總有我的葬身之地吧。我將在墓碑上大書“文人蘇青之墓”,因為我的文章雖不好,但我確是寫它的,已經寫了不少,而且還在繼續寫下去,預備把它當做終身職業,怎麽不可以標明一下自己的身份呢?


    也許將來有人見了它說:哦,這就是蘇青的墳嗎?也許有人會說:蘇青是誰呢?——是文人,她有什麽作品?待我去找找看。雖然那時我已享用不到版稅了,但我還是樂於有人買書的……什麽地方是我的歸宿?我真正的靈魂永遠依傍著善良與愛。


    蘇青身後蕭條,火化時,僅有幾個子女與親人在場。三年後,她的次女崇美和小外孫去美國,帶走了她的骨灰盒。


    張愛玲的作品被後世研究者從故紙堆翻出來的時候,人們才驀然發現,當年的上海灘,還有一個才女名嬡,叫蘇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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