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晴會心地一笑。
彭長宜繼續說道：“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獲得者楊振寧，也說過相同的話：中國目前最困難的事情，就是人均國民收入太低，而導致這個困難的直接原因就是農民人均收入超級偏低。你剛下來，可能沒有體會，我在貧困地區工作過，我跟你說啊，我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隻要走進農民的時候，他們的生存狀況都會讓我感動震撼和隱痛。”
舒晴皺了一下柳葉眉，她睜著兩隻漆黑明亮的眼睛看著他，盡管他說得那種震撼和隱痛她不曾親身感受過，但從彭長宜的神態中，她感到了沉重。
“我們有相當多的貧困地方，有著你想象不到的貧困，有著你想象不到的落後，有著你想象不到的苦難和悲壯，而伴隨著這些的往往就是人口的過度生育，經常是這樣的情況，一個家庭有三四個、四五個的孩子，當然，隨著計劃生育工作的深入，這樣的家庭在年輕一代人的身上少了些。”
他的話博得了同感。
“我們常常說，我們以世界上百分之七的耕地，養活了世界上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我們的農民為十三億人提供了糧食，這不能不說是一個世界性的偉大貢獻，可是，我們卻往往很少想到，我們是在以占世界上百分之四十的農民才養活了這百分之二十多的人口的。”
“這說明了什麽？說明我們的人口已經達到了極限，而伴隨著人口極限，就繁衍出了另一個現象，就是落後，就是貧窮。”
舒晴靜靜地聽著，這是唯一一次談話中，她從這個基層市委書記的臉上沒有發現以往的那種狡黠和隨性，她看到了他少見的嚴肅和莊重的表情。燈光下，他的眼睛看起來是褐色的，暖暖的，回蕩著愛憐和迷惘，沉重和無奈，他的鬢如刀削的臉龐，他的高挺的鼻子，他的線條利落的下巴，都加重了此時這個男人的沉重感和莊嚴感……
“西方人，讓我說就是溫慶軒常說的那句話，忘我之心不死，拿計劃生育這事大做文章。我們有我們的國情和國策，誰家過日子都是按照自己家的實際情況過的，一家有一家的經，明明鍋裏沒有那麽多的米，我們為什麽還要增添那麽多吃飯的嘴，當然要控製生育了。再說了，他們就那麽講究那兩個字嗎？我記得美國美國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就是隻要你的身體裏流淌著哪怕一滴黑人的血液，那麽你就是黑人。種族歧視到現在仍然沒有真正解決，就這一項，他就沒有任何權力對別人說三道四。當然了，我們在具體工作的時候，也難免有時候會有執行起來有失偏頗的地方，但是，必須看到這項工作的主流，不然，也不會把這項工作當做一項基本國策還實行了。”
“所以，我們隻需念好我們的經，不要去理會加在我們頭上的種種不適之詞。你頭來的時候，我說讓你協助棟梁書記抓抓計劃生育工作，呂秘書長就擔心，擔心你會對這項工作有看法，還擔心你會接觸到在象牙塔裏接觸不到的一些嚴肅而又無奈的現實問題，我是從基層一步一步走上來的，基層的工作，我是門清，但我還是堅持讓你徹底地見識見識一下真正的基層。看來，呂秘書長的擔心是有道理的。”
那一刻，舒晴的臉紅了，她為自己的少見多怪尷尬了。
本來，上次來亢州宣講那次，在古商州遺址，彭長宜就跟自己說過：基層有好多事，幹得說不得。這話已經表明了基層工作有著許多的無奈，可是自己還因為今天寇京海匯報中的一句話而少見多怪。
這就是基層的同誌。他們的多麵的，他們是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的執行者和貫徹者，同時，又是廣大群眾的代言人，他們長年累月在這種角色對衝中遊刃，肯定也會有著跟自己相同的感受，隻是他們誰也不說罷了，偏偏自己仗著知道的多一些，問了這麽一個愚蠢幼稚可笑的問題。
她偷眼看了看其他人，見大家的表情都很莊重地看著彭長宜說話，她也把目光投向了彭長宜，就見這個男人的確比平時神態嚴肅了幾分。
寇京海也論述了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曹南和呂華也分別發表了自己的意見，舒晴注意到，他們沒有一句話涉及到上邊的政策，也都是按照彭長宜的思路展開的話題，沒有一句抱怨的話，也沒有把責任推給政策。
這一點，出乎舒晴的意料。
其實，在開始問這個問題的時候，她就想有可能彭長宜會將這一切歸於政策，歸於上級的決定，但是他沒有，他的同僚們也沒有，這就說明他們是講政治講原則的人。
對這個問題是經過無數次深思熟慮過的，肯定也和自己一樣，有過同樣的困惑，這種困惑他們不可能像她一樣說出來，他們不敢說，甚至不敢跟同僚們討論，更不敢跟上級討論了。她真切地感到了基層同誌的偉大，基層工作的不易！
想到這裏，她由衷地說道：“你們真是太了不起了。”
彭長宜笑了，看著她說：“剛才還對我們持懷疑的態度，現在又覺著我們了不起了？你也太容易被我洗腦了吧？”
舒晴怪嗔地看了彭長宜一眼，申辯道：“我沒有對你們持懷疑態度，應該說是我不太了解基層。”
“不是對我們，是對我們的工作持懷疑態度。”彭長宜糾正她的用詞。
舒晴不好意思地說道：“也不是，隻是心裏突然產生了一點疑慮，就拿出來向彭書記請教了，怎麽能說是懷疑呢？”
彭長宜知道舒晴說的是真心話，就不想繼續為難她，轉了個話題，說道：“我聽呂秘書長說你上午找我著，有什麽事嗎？”
聽彭長宜這樣一說，曹南和寇京海知趣地走了出去，隨後，呂華也拿起水壺，佯裝去要水，也走了出去。顯然，他們是回避。
彭長宜繼續說道：“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獲得者楊振寧，也說過相同的話：中國目前最困難的事情，就是人均國民收入太低，而導致這個困難的直接原因就是農民人均收入超級偏低。你剛下來，可能沒有體會，我在貧困地區工作過，我跟你說啊，我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隻要走進農民的時候，他們的生存狀況都會讓我感動震撼和隱痛。”
舒晴皺了一下柳葉眉，她睜著兩隻漆黑明亮的眼睛看著他，盡管他說得那種震撼和隱痛她不曾親身感受過，但從彭長宜的神態中，她感到了沉重。
“我們有相當多的貧困地方，有著你想象不到的貧困，有著你想象不到的落後，有著你想象不到的苦難和悲壯，而伴隨著這些的往往就是人口的過度生育，經常是這樣的情況，一個家庭有三四個、四五個的孩子，當然，隨著計劃生育工作的深入，這樣的家庭在年輕一代人的身上少了些。”
他的話博得了同感。
“我們常常說，我們以世界上百分之七的耕地，養活了世界上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我們的農民為十三億人提供了糧食，這不能不說是一個世界性的偉大貢獻，可是，我們卻往往很少想到，我們是在以占世界上百分之四十的農民才養活了這百分之二十多的人口的。”
“這說明了什麽？說明我們的人口已經達到了極限，而伴隨著人口極限，就繁衍出了另一個現象，就是落後，就是貧窮。”
舒晴靜靜地聽著，這是唯一一次談話中，她從這個基層市委書記的臉上沒有發現以往的那種狡黠和隨性，她看到了他少見的嚴肅和莊重的表情。燈光下，他的眼睛看起來是褐色的，暖暖的，回蕩著愛憐和迷惘，沉重和無奈，他的鬢如刀削的臉龐，他的高挺的鼻子，他的線條利落的下巴，都加重了此時這個男人的沉重感和莊嚴感……
“西方人，讓我說就是溫慶軒常說的那句話，忘我之心不死，拿計劃生育這事大做文章。我們有我們的國情和國策，誰家過日子都是按照自己家的實際情況過的，一家有一家的經，明明鍋裏沒有那麽多的米，我們為什麽還要增添那麽多吃飯的嘴，當然要控製生育了。再說了，他們就那麽講究那兩個字嗎？我記得美國美國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就是隻要你的身體裏流淌著哪怕一滴黑人的血液，那麽你就是黑人。種族歧視到現在仍然沒有真正解決，就這一項，他就沒有任何權力對別人說三道四。當然了，我們在具體工作的時候，也難免有時候會有執行起來有失偏頗的地方，但是，必須看到這項工作的主流，不然，也不會把這項工作當做一項基本國策還實行了。”
“所以，我們隻需念好我們的經，不要去理會加在我們頭上的種種不適之詞。你頭來的時候，我說讓你協助棟梁書記抓抓計劃生育工作，呂秘書長就擔心，擔心你會對這項工作有看法，還擔心你會接觸到在象牙塔裏接觸不到的一些嚴肅而又無奈的現實問題，我是從基層一步一步走上來的，基層的工作，我是門清，但我還是堅持讓你徹底地見識見識一下真正的基層。看來，呂秘書長的擔心是有道理的。”
那一刻，舒晴的臉紅了，她為自己的少見多怪尷尬了。
本來，上次來亢州宣講那次，在古商州遺址，彭長宜就跟自己說過：基層有好多事，幹得說不得。這話已經表明了基層工作有著許多的無奈，可是自己還因為今天寇京海匯報中的一句話而少見多怪。
這就是基層的同誌。他們的多麵的，他們是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的執行者和貫徹者，同時，又是廣大群眾的代言人，他們長年累月在這種角色對衝中遊刃，肯定也會有著跟自己相同的感受，隻是他們誰也不說罷了，偏偏自己仗著知道的多一些，問了這麽一個愚蠢幼稚可笑的問題。
她偷眼看了看其他人，見大家的表情都很莊重地看著彭長宜說話，她也把目光投向了彭長宜，就見這個男人的確比平時神態嚴肅了幾分。
寇京海也論述了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曹南和呂華也分別發表了自己的意見，舒晴注意到，他們沒有一句話涉及到上邊的政策，也都是按照彭長宜的思路展開的話題，沒有一句抱怨的話，也沒有把責任推給政策。
這一點，出乎舒晴的意料。
其實，在開始問這個問題的時候，她就想有可能彭長宜會將這一切歸於政策，歸於上級的決定，但是他沒有，他的同僚們也沒有，這就說明他們是講政治講原則的人。
對這個問題是經過無數次深思熟慮過的，肯定也和自己一樣，有過同樣的困惑，這種困惑他們不可能像她一樣說出來，他們不敢說，甚至不敢跟同僚們討論，更不敢跟上級討論了。她真切地感到了基層同誌的偉大，基層工作的不易！
想到這裏，她由衷地說道：“你們真是太了不起了。”
彭長宜笑了，看著她說：“剛才還對我們持懷疑的態度，現在又覺著我們了不起了？你也太容易被我洗腦了吧？”
舒晴怪嗔地看了彭長宜一眼，申辯道：“我沒有對你們持懷疑態度，應該說是我不太了解基層。”
“不是對我們，是對我們的工作持懷疑態度。”彭長宜糾正她的用詞。
舒晴不好意思地說道：“也不是，隻是心裏突然產生了一點疑慮，就拿出來向彭書記請教了，怎麽能說是懷疑呢？”
彭長宜知道舒晴說的是真心話，就不想繼續為難她，轉了個話題，說道：“我聽呂秘書長說你上午找我著，有什麽事嗎？”
聽彭長宜這樣一說，曹南和寇京海知趣地走了出去，隨後，呂華也拿起水壺，佯裝去要水，也走了出去。顯然，他們是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