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沒有考慮成熟，不過，有些事情我想問您一下。”我說。
“你問吧。”黃長省同鄉會會長武偉建說。
“您覺得，克思曼先生的公司經濟實力強大些，還是祝總的公司實力強大些？”我問。
“克思曼先生的公司。”武會長說。
“如果這兩家公司開發我們的泉水項目，您覺得在資金上，誰更雄厚些？”
“我不知道有多大的規模，應該投入多少資金。但從獨立投資的角度上看，如果花錢不多，譬如說一億人民幣之內，兩家公司應該都沒有問題。如果再多一點，克思曼先生可能沒有問題，祝總可能要融資。我是說可能，但我不能確信。”
“這兩家公司的經營狀況，您了解多少啊？”
“克思曼先生的公司主要是生產啤酒和功能飲料的，當然，還有一些金融和其它股權方麵的投資。祝總的公司主要是生產葡萄酒、啤酒的一些包裝材料，還有一個汽車配件廠，為德國產的汽車提供配件。”武會長說。
“再就是一些房地產項目，主要銷售或租賃對象是華人。還有一些貿易項目，主要是中德貿易。譬如把德國的特產賣給中國，把中國的特產賣給德國。”武會長說。
“就經營狀況來說。兩家公司都經營的不錯。簡單地說，就是沒有虧損，都在賺錢。當然，我雖然沒有看兩家公司的報表，但憑直覺，可能克思曼先生的公司錢要賺得多一點。”武會長說。
“經營管理水平方麵呢？”我問。
“克思曼先生是西方的環境之中長大的，按照西方的模式管理企業。”
“西方的模式？”
“簡單地說，西方模式大概包括個人英雄主義的團隊精神、不講借口，隻看結果的高度執行力、注重市場調研的知識管理、冒險精神與創新意識強烈、重視人才等等。在這些方麵，克思曼先生的公司具有‘硬’和‘嚴’的特點，有明顯的優勢。”武會長說。
“員工更傾向於向縱深方向提升自己的職業技能，深耕自己的本職工作，保證了企業內部各個崗位上，都有合適的專業的人才在履行職責，這些在知識結構和職業素養上麵‘專精’於本職崗位的合格員工，構成了企業的核心競爭力。這是西方模式的巨大優勢。”武會長說。
“那東方的模式呢？”我問。
“我說的不太準確，我覺得，東方的模式就是雙頭鷹式管理的模式。”武會長說。
“雙頭鷹？”
“對，譬如說，一頭看政府，一頭看市場。一頭看國內管理文化，一頭看國外先進管理方式。雙頭鷹管理模式綜合了中西管理思想的優點和長處。一頭盯著較理性的西方先進管理思想及手段，一頭盯著較天性的中國古代管理思想、文化傳統。我覺得，祝總就是這樣的人。”武會長說。
“與克思曼先生的公司比起來，祝總的公司就顯得‘軟’一些，‘柔和’一些。如果一個企業的員工，大多是各個領域都有涉獵，卻淺嚐即止的‘萬金油’型的人才，必將直接導致企業在執行力和創新能力上麵的欠缺，削弱企業的核心競爭力。祝總的公司很注意這一點，一直避免重蹈覆轍。”武會長說。
“當然，當前是多變的年代，變是永恒的，不變是相對的。任何已有的和常規的管理模式，都將被創新的管理模式所取代，管理創新是管理的永恒的主旋律，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飛速發展的今天。所以，我的結論是，在經營管理方麵，兩家公司各有千秋，不分仲伯。”武會長說。
“在功能飲料的開發方麵，這兩家公司是哪家公司技術力量、研發力度強些呢？”我問。
“克思曼先生的公司，他的強大的研發團隊，能夠追蹤和捕捉世界上最新的變化，及時開發出適合消費者需要的新產品。這是克思曼先生的企業性質決定的，他的最終產品銷售的對象是廣大消費者，他必須時刻麵對消費者，時刻引導消費者，防止產品被消費者拋棄。”武會長說。
“而祝總的公司呢，雖說也有研發團隊，但企業性質主要是生產配套的產品，他必須符合主體廠家的要求。在主動性和前瞻性方麵，與克思曼先生比起來，就有明顯的不足。”武會長說。
“您對這兩家公司的前景有什麽看法呢？”我問。
“兩家公司都能與時俱進，都還可以，都不是夕陽產業，都還可以向前延伸。但是，是不是無限延伸，我說不準。不過在短期看，我還看不出即將走到盡頭的跡象。”武會長說。
“您對兩家公司的社會責任怎麽看？”我問。
“你問到點子上了，就社會責任問題，我要多說幾句。企業的社會責任要求，企業必須超越把利潤作為唯一目標的傳統理念，強調要在生產過程中對人的價值的關注，強調對環境、消費者、對社會的責任和貢獻。”武會長說。
“具體來說，對於這兩家公司，在如何辦好企業，把企業做強、做大、做久方麵，這兩家公司都在身體力行，一直在向這方麵努力。在一切經營管理行為應符合道德規範方麵，沒聽說這兩家公司有什麽瑕疵。”武會長說。
“在社區福利投資和社會慈善事業方麵，兩家公司也一直都在做，我沒有具體的統計數據，但比較而言，可能克思曼先生做的多一點。一來，這是德國企業的文化。二來，克思曼先生的公司畢竟實力強大些，奉獻的多一點。”武會長說。
“在自覺保護自然環境方麵，德國對自然環境保護方麵的要求，要比中國嚴一點。這兩家公司都能做到，自覺保護自然環境。”武會長說。
“兩位企業家的性格方麵呢？”我問。
“都是不空談，幹實業的料，實打實幹事的人。如果他們經過慎重考慮後決定的事，肯定會有條不紊，甚至是雷厲風行地去做。他們兩人身上，都有一種企業家精神。”
“會長眼中的企業家精神是什麽呢？”
“我理解的企業家精神，就是所具有的組織土地、勞動及資本等資源用於生產商品、尋找新的商業機會，以及開展新的商業模式的、特殊才能的人。這些特殊才能的人，共同的素質和特點的總和，就是企業家精神。”
“在融入中國方麵，會長有什麽看法呢？”
“在這方麵，可能祝總占優。”
“怎麽說？”
“祝總有西方企業家的經營管理才能，又深諳中國文化，具備如何同中國人打交道，如何高效率地辦事的才能。換句話說，祝總很接地氣，他是一個中西合璧的人。”
“那綜合來看，如果我們獨立決定，如果我們在這兩家公司做出選擇，您覺得，應該選擇誰呢？”我問。
“我的責任，是向你們如實提供我了解到的情況。至於你們選擇誰，那是你們的事。當然，我希望你們多了解雙方的情況，理性決策。”武會長說
“當初，您竭力助推我們跟克思曼先生合作，現在又向我們來說祝總的事，您具體是怎麽考慮的呢？”
“首先我要說一下，我祝賀你們簽約成功的初衷不變。無論跟克思曼先生，還是祝總，亦或是其他的什麽人。祝總跟我都是同鄉會的人，他委托我跟你說，我不能不跟你說。至於你們想選擇誰，我沒有觀點。我的觀點已經跟你說過了，我希望你們能理性思考，獨立決定。”
“那您打算怎麽跟祝總回話呢？”
“如實說啊，我把祝總的想法跟你們說了，怎麽決定是你們的事啊。”
“謝謝理解！”
“祝總請您出麵做克思曼先生的工作，您做了嗎？”
“我還沒有來得及跟他說，他晚上要過來吃飯的，晚上我在跟他說，受人之托，說不說是一回事，能不能辦成是另外一回事啊。”
“不好意思問一下，您打算怎麽跟克思曼先生說呢？”
“我正在為此發愁啊，當初鼓搗他跟你們合作的是我，現在又勸說他放棄的也是我，不好說，也說不出口啊。”
“依您的這個性格，您不能不跟克思曼先生說啊？否則，您不好跟祝總交代啊？”
“是啊，我肯定要跟克思曼先生說，不說也對不起祝總啊。我不怪祝總，他也不知道克思曼先生盯著這個項目。他是個精明的商人，一眼就看中了泉水項目。他看中的項目，就要想方設法得到，也是他的性格使然啊。”
“不管您怎麽說，我覺得您的難度很大，克思曼先生是不會放棄這個項目的。”我說。
“為什麽啊？”武會長問。
“克思曼先生也沒有‘坐以待斃’，他也在找人跟我們做工作呢。”
“他能找什麽人啊？他應該不認識什麽人啊。”
“別小瞧他，他找的是德國駐中國特命全權大使。”
“怎麽一下子就找這麽大的官啊？”
“您也知道，中國駐德國大使館非常關心我們這個項目，也想為我們中國的經濟發展、脫貧攻堅戰做一點貢獻，很熱心撮合我們跟克思曼先生合作。大使還專門跟德國駐中國大使打了招呼，請德國駐中國大使出麵跟克思曼先生做工作。這樣就有克思曼先生找他們大使的事。”我說。
“兩國大使都出麵了，看樣子，祝總想得到這個項目，就懸了。”武會長說。
“你問吧。”黃長省同鄉會會長武偉建說。
“您覺得，克思曼先生的公司經濟實力強大些，還是祝總的公司實力強大些？”我問。
“克思曼先生的公司。”武會長說。
“如果這兩家公司開發我們的泉水項目，您覺得在資金上，誰更雄厚些？”
“我不知道有多大的規模，應該投入多少資金。但從獨立投資的角度上看，如果花錢不多，譬如說一億人民幣之內，兩家公司應該都沒有問題。如果再多一點，克思曼先生可能沒有問題，祝總可能要融資。我是說可能，但我不能確信。”
“這兩家公司的經營狀況，您了解多少啊？”
“克思曼先生的公司主要是生產啤酒和功能飲料的，當然，還有一些金融和其它股權方麵的投資。祝總的公司主要是生產葡萄酒、啤酒的一些包裝材料，還有一個汽車配件廠，為德國產的汽車提供配件。”武會長說。
“再就是一些房地產項目，主要銷售或租賃對象是華人。還有一些貿易項目，主要是中德貿易。譬如把德國的特產賣給中國，把中國的特產賣給德國。”武會長說。
“就經營狀況來說。兩家公司都經營的不錯。簡單地說，就是沒有虧損，都在賺錢。當然，我雖然沒有看兩家公司的報表，但憑直覺，可能克思曼先生的公司錢要賺得多一點。”武會長說。
“經營管理水平方麵呢？”我問。
“克思曼先生是西方的環境之中長大的，按照西方的模式管理企業。”
“西方的模式？”
“簡單地說，西方模式大概包括個人英雄主義的團隊精神、不講借口，隻看結果的高度執行力、注重市場調研的知識管理、冒險精神與創新意識強烈、重視人才等等。在這些方麵，克思曼先生的公司具有‘硬’和‘嚴’的特點，有明顯的優勢。”武會長說。
“員工更傾向於向縱深方向提升自己的職業技能，深耕自己的本職工作，保證了企業內部各個崗位上，都有合適的專業的人才在履行職責，這些在知識結構和職業素養上麵‘專精’於本職崗位的合格員工，構成了企業的核心競爭力。這是西方模式的巨大優勢。”武會長說。
“那東方的模式呢？”我問。
“我說的不太準確，我覺得，東方的模式就是雙頭鷹式管理的模式。”武會長說。
“雙頭鷹？”
“對，譬如說，一頭看政府，一頭看市場。一頭看國內管理文化，一頭看國外先進管理方式。雙頭鷹管理模式綜合了中西管理思想的優點和長處。一頭盯著較理性的西方先進管理思想及手段，一頭盯著較天性的中國古代管理思想、文化傳統。我覺得，祝總就是這樣的人。”武會長說。
“與克思曼先生的公司比起來，祝總的公司就顯得‘軟’一些，‘柔和’一些。如果一個企業的員工，大多是各個領域都有涉獵，卻淺嚐即止的‘萬金油’型的人才，必將直接導致企業在執行力和創新能力上麵的欠缺，削弱企業的核心競爭力。祝總的公司很注意這一點，一直避免重蹈覆轍。”武會長說。
“當然，當前是多變的年代，變是永恒的，不變是相對的。任何已有的和常規的管理模式，都將被創新的管理模式所取代，管理創新是管理的永恒的主旋律，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飛速發展的今天。所以，我的結論是，在經營管理方麵，兩家公司各有千秋，不分仲伯。”武會長說。
“在功能飲料的開發方麵，這兩家公司是哪家公司技術力量、研發力度強些呢？”我問。
“克思曼先生的公司，他的強大的研發團隊，能夠追蹤和捕捉世界上最新的變化，及時開發出適合消費者需要的新產品。這是克思曼先生的企業性質決定的，他的最終產品銷售的對象是廣大消費者，他必須時刻麵對消費者，時刻引導消費者，防止產品被消費者拋棄。”武會長說。
“而祝總的公司呢，雖說也有研發團隊，但企業性質主要是生產配套的產品，他必須符合主體廠家的要求。在主動性和前瞻性方麵，與克思曼先生比起來，就有明顯的不足。”武會長說。
“您對這兩家公司的前景有什麽看法呢？”我問。
“兩家公司都能與時俱進，都還可以，都不是夕陽產業，都還可以向前延伸。但是，是不是無限延伸，我說不準。不過在短期看，我還看不出即將走到盡頭的跡象。”武會長說。
“您對兩家公司的社會責任怎麽看？”我問。
“你問到點子上了，就社會責任問題，我要多說幾句。企業的社會責任要求，企業必須超越把利潤作為唯一目標的傳統理念，強調要在生產過程中對人的價值的關注，強調對環境、消費者、對社會的責任和貢獻。”武會長說。
“具體來說，對於這兩家公司，在如何辦好企業，把企業做強、做大、做久方麵，這兩家公司都在身體力行，一直在向這方麵努力。在一切經營管理行為應符合道德規範方麵，沒聽說這兩家公司有什麽瑕疵。”武會長說。
“在社區福利投資和社會慈善事業方麵，兩家公司也一直都在做，我沒有具體的統計數據，但比較而言，可能克思曼先生做的多一點。一來，這是德國企業的文化。二來，克思曼先生的公司畢竟實力強大些，奉獻的多一點。”武會長說。
“在自覺保護自然環境方麵，德國對自然環境保護方麵的要求，要比中國嚴一點。這兩家公司都能做到，自覺保護自然環境。”武會長說。
“兩位企業家的性格方麵呢？”我問。
“都是不空談，幹實業的料，實打實幹事的人。如果他們經過慎重考慮後決定的事，肯定會有條不紊，甚至是雷厲風行地去做。他們兩人身上，都有一種企業家精神。”
“會長眼中的企業家精神是什麽呢？”
“我理解的企業家精神，就是所具有的組織土地、勞動及資本等資源用於生產商品、尋找新的商業機會，以及開展新的商業模式的、特殊才能的人。這些特殊才能的人，共同的素質和特點的總和，就是企業家精神。”
“在融入中國方麵，會長有什麽看法呢？”
“在這方麵，可能祝總占優。”
“怎麽說？”
“祝總有西方企業家的經營管理才能，又深諳中國文化，具備如何同中國人打交道，如何高效率地辦事的才能。換句話說，祝總很接地氣，他是一個中西合璧的人。”
“那綜合來看，如果我們獨立決定，如果我們在這兩家公司做出選擇，您覺得，應該選擇誰呢？”我問。
“我的責任，是向你們如實提供我了解到的情況。至於你們選擇誰，那是你們的事。當然，我希望你們多了解雙方的情況，理性決策。”武會長說
“當初，您竭力助推我們跟克思曼先生合作，現在又向我們來說祝總的事，您具體是怎麽考慮的呢？”
“首先我要說一下，我祝賀你們簽約成功的初衷不變。無論跟克思曼先生，還是祝總，亦或是其他的什麽人。祝總跟我都是同鄉會的人，他委托我跟你說，我不能不跟你說。至於你們想選擇誰，我沒有觀點。我的觀點已經跟你說過了，我希望你們能理性思考，獨立決定。”
“那您打算怎麽跟祝總回話呢？”
“如實說啊，我把祝總的想法跟你們說了，怎麽決定是你們的事啊。”
“謝謝理解！”
“祝總請您出麵做克思曼先生的工作，您做了嗎？”
“我還沒有來得及跟他說，他晚上要過來吃飯的，晚上我在跟他說，受人之托，說不說是一回事，能不能辦成是另外一回事啊。”
“不好意思問一下，您打算怎麽跟克思曼先生說呢？”
“我正在為此發愁啊，當初鼓搗他跟你們合作的是我，現在又勸說他放棄的也是我，不好說，也說不出口啊。”
“依您的這個性格，您不能不跟克思曼先生說啊？否則，您不好跟祝總交代啊？”
“是啊，我肯定要跟克思曼先生說，不說也對不起祝總啊。我不怪祝總，他也不知道克思曼先生盯著這個項目。他是個精明的商人，一眼就看中了泉水項目。他看中的項目，就要想方設法得到，也是他的性格使然啊。”
“不管您怎麽說，我覺得您的難度很大，克思曼先生是不會放棄這個項目的。”我說。
“為什麽啊？”武會長問。
“克思曼先生也沒有‘坐以待斃’，他也在找人跟我們做工作呢。”
“他能找什麽人啊？他應該不認識什麽人啊。”
“別小瞧他，他找的是德國駐中國特命全權大使。”
“怎麽一下子就找這麽大的官啊？”
“您也知道，中國駐德國大使館非常關心我們這個項目，也想為我們中國的經濟發展、脫貧攻堅戰做一點貢獻，很熱心撮合我們跟克思曼先生合作。大使還專門跟德國駐中國大使打了招呼，請德國駐中國大使出麵跟克思曼先生做工作。這樣就有克思曼先生找他們大使的事。”我說。
“兩國大使都出麵了，看樣子，祝總想得到這個項目，就懸了。”武會長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