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泉,在我們村子的西北方,位於在大山腹地,距離我們村子大概能有二十多裏地。那裏的地勢,也就是那裏的海拔,大概能比我們村高出幾十米,當然了,這個不是準確數據,這是我自己的憑感覺目測出來的。據我父親說,玫瑰泉在沒開挖之前,是一個直徑隻有三四米寬的水坑,坑裏的水也不深,也就一米多的樣子,最底部呈錐形,有個泉眼兒,一年四季往外冒水,水從坑裏溢出來順著山梁又流到山下。


    在我太爺帶著全家搬遷到這裏的時候,我已經介紹過我們這個村子,現在再說一下,讓各位更加明了那個玫瑰泉到底在哪個位置。


    我們村子北邊是座大山,屬於太行山餘脈,我們叫它鳳凰山,聽說古時候山上落過鳳凰;村子東邊是條小溪,裏麵有小魚小蝦小螃蟹,這條小溪的水,就是打玫瑰泉那個泉眼裏流下來的;村子西北邊也是座山,是座土石參雜的小土山,方圓不大、也不高,我們過去叫它“小孤山”,小時候父親還帶著我到那裏抓過蠍子,現在,它叫做什麽,什麽“鳳凰山公墓”,各位想不到吧,這麽煞風景,原本那裏鳥語花香的,現在可好,成了放骨灰盒的地方。說起來,這要怪都怪陳瞎子那老家夥,他說小孤山那裏風水極好,跟旁邊明朝潞王墳塚風水有一拚,說的還一套一套兒的,怎麽說來著“頭枕鳳凰山,腳蹬老龍潭,左手端著金燈寺,右手挾著老道井。”我看這老家夥淨扯蛋了,你們別覺得我對老前輩不敬,等寫到我出生的時候,你們就這知道這老家夥有多扯蛋了。


    言歸正傳。玫瑰泉就在小孤山的北邊兒,大概有*裏地。我一直懷疑陳瞎子說的那個“老龍潭”就是這個玫瑰泉,隻是方位有點兒不太對。


    我們這裏過去叫“北站區”,改名以後為啥叫“鳳泉區”,就因為鳳凰山、玫瑰泉。


    因為旱情,鄉上幹部打算把那隻泉眼挖開,在他們認為,挖開泉眼水流就會增加,到時候山下這些村子就能用泉水澆地了,這麽做算是件造福百姓的好事兒。


    當時挖泉眼的都是些什麽人呢,都是些成份不好的九類分子,啥是九類分子,也就是當時挨批鬥的對象共分九類,這些人總稱九類分子,分別為:地主、富農、牛鬼蛇神、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務、走資派、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排在第九,也稱“臭老九”。


    這些九類分子年齡大的、幹不動重活兒的,就讓他們的子女頂上,能幹動的,自己頂上,一開始,那裏就跟個勞動改造的勞改場差不多。


    我父親跟王思河兩個很不幸,都被派到了那裏挖泉眼,他們等於是給自己父母頂缸的。


    剛到那裏的時候,吃的住的啥都沒有,一半人挖泉眼兒,一半人蓋房子蓋食堂,中午飯都是自己從家裏帶去的,到了晚上,還得跑上幾十裏地回家睡覺,等到第二天,天不亮又得起來爬山上工。


    幾個月後,房子蓋好了,食堂也建了起來,條件大為改善,不過,在深山裏蓋房子可想而知,哪兒的山勢平坦往哪兒蓋,因為人多,圍繞著玫瑰泉附近蓋了很多房子,不過就沒有哪兩座房子是挨著的,蓋的是東一座西一座,那感覺就跟陝北民歌裏唱的差不多:咱見了個麵麵容易,拉話話兒難,一個在那山上,一個在那溝,咱拉不上那話話兒,哎呀,招一招手……


    我父親跟王思河所在的宿舍,距離他們的食堂能有二裏地,距離那個泉眼也有二三裏地,在他們宿舍對麵山頭上也有一座宿舍,看著不遠,卻隔著一條不可逾越的深溝,喊叫聲聽不到,隻能看到,就跟那山歌裏唱的一樣。


    當時作業條件極差,幾乎全靠人力,大錘、鋼鏨、也有**,不過但是他們沒那種水底爆破的技術,也沒有現在的電子爆破,導火線放水裏就濕了,後來有人出了個點子,用朔料布包著**跟導火線,不過他們不知道導火線燃燒也需要氧氣,到水裏沒了氧氣,一會兒就滅了。後來又有人出點子,弄根竹竿,把竹竿中間的關節打通,導火線放進去,竹竿一頭跟雷管**緊緊包一塊兒捅進泉眼裏,就這樣,爆破的成功幾率也隻有百分之三十左右。


    那時候,沒有人把這些“九類分子”當人看,再加上作業條件簡陋,都是當牛馬使的,每天都是累死累活。


    又過了能有倆月,我父親跟王思河因為表現不好,不老實,被他們挖坑的突擊隊隊長扔給了後勤部。後勤部是幹啥的呢,幹雜活兒的,啥都幹,廁所挑大糞的事兒也是他們的,除了幹雜活兒,他們還負責修理挖坑用壞掉的工具,跟著一個老鐵匠掄錘打鐵,主要是打造鋼鏨鐵錘啥的。我父親跟王思河成了老鐵匠的徒弟,從老鐵匠那裏學了全套的打鐵手藝。


    人生有三苦,撐船、打鐵、賣豆腐。


    我奶奶知道我父親成了老鐵匠的徒弟以後,很鬱悶,總是自言自語地說:我從黃花大仙籃子裏拿出來的那個,拿鐵錘抓青龍的陶瓷娃娃,原來是個打鐵的?


    在我父親兩個所住的那間房子裏麵,大概住著十幾個人,其中有一個五十歲左右的“臭老九”,叫個什麽來著,我父親跟我說過好幾遍,我總是記不住,好像叫個張肅,過去是我們市裏一所高校的副校長,知識分子臭老九,也給弄這裏了。


    這個臭老九不但有學問,還懂樂理、識簡譜,當時那時候流行吹口琴、拉手風琴。這小老頭兒帶眼兒的就能吹響,帶弦兒的就能拉響。


    小老頭兒給下放到這裏以後,隨聲帶著幾樣樂器,口琴、橫笛,還有他最鍾愛的是二胡。老頭兒最喜歡吃過晚飯,跑山梁上拉瞎子阿炳要飯時拉的《二泉映月》,略帶蕭瑟的二胡弦音從山梁上傳下來,回蕩在夜幕的山穀裏,聽上去分外悲壯淒涼,就好像這位落魄的老校長在對大山傾述著啥。


    聽了幾次二胡,我父親跟王思河又喜歡上了音樂,跑去找老頭兒求教,老頭兒本來就是個大公無私的“園丁”,見我父親兩個求學若渴,當即傾囊相授。老頭兒臨走時,還把自己心愛的二胡跟一本弦譜送給了我父親。


    打鐵,拉二胡,一轉眼,我父親在玫瑰泉已經呆了一年。


    1968年,紅衛兵鬧劇愈演愈烈,尾大難掉,各地出現奪權現象,也就是出現了真正意義上“造反”,有推翻政府的勢頭,這個,可能是被人暗中指使和利用了。這時候中央有了危機感,必要把這些年青人安置下來,要不然將來會更難控住。當即下達文件,讓學生返回學校、工人返回工廠,但是收效果甚微。年底,*授意“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的文章,鼓勵“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文章一出,全國掀起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熱潮,曾經一度震撼全國、轟動世界的紅衛兵運動,以上山下鄉的形式逐漸消失了。就像洪水,這算是給他們分流了。


    1969年,剛剛過了年,一大批知青來到了我們這裏,據我父親說,光我們村子就有幾十個,哪兒的人都有。當時他們過來的時候,上邊給他們分配過來一批為數可觀的口糧,我們村生產隊的大隊長,也就是村長,很有頭腦,拿著這些口糧沒給這些知青,倒手給他們蓋了座“知青樓”,兩層高的樓房,還是磚房,在那時候,這樓相當不錯了。說我們這個村長有頭腦,因為後來這些知青走了以後,這樓留在了我們村子裏,啥都能帶走,樓他們帶不走。後來給村幹部做了辦公樓,一直沿用到現在。(前年,也就是2013年,也或者是2012年,因為什麽“新農村規劃”啥的,這座樓房被迫拆了一大半兒,不過每次看到它,總給我一種很親切的感覺,我這時候……我咋覺得我好像在裏麵住過似的,也好像跟過去住在裏麵的人有啥關係似的,咋這麽奇怪呢,等把這章寫完了,我問問我媽去。)


    我們村總共下放了三批知青,這批知青下放過來以後,其中有一個漂亮女生,十*歲的樣子,進村就打聽,賈富乾家住哪兒。


    我父親這時候,正跟著他師傅和王思河,三個人熱火朝天打鐵呢。


    說來也奇怪,這玫瑰泉都挖了一年多了,泉眼也挖開了,但是從裏麵流出的水還是那麽大,你挖的再深,它也不會像噴泉似的往外噴。


    上邊的領導呢,就一句話,挖,接著挖。


    這時候,我父親早就不用晚上回家吃飯睡覺了,二十四小時呆在這裏。那時他們這些年輕人也沒啥娛樂項目,城裏有玩礦石收音機的,不過,這奢侈品可不是山裏年輕人能玩兒的。每天晚上,我父親兩個就拿上小老頭兒的二胡笛子跑到山梁上,胡笛合奏,又吹又拉,置身大山,樂不思蜀。


    冬天過去,春天就來了,這時候距離知青下鄉已經過去了四個月。


    有這麽一天下午,王思河突然跟我父親說,泉眼那裏又來了幾個新人,聽說是些下放學生,現在咱村裏有好多下放學生。


    我父親聽了也沒在意,這跟他有啥關係,繼續幹他的活兒。晚上,到食堂排隊打飯的時候,王思河給我父親指了指,“那幾個就是今天下午剛來的下放學生。”


    我父親扭頭朝王思河所指的方向看了看,幾個人已經打過飯離開了,隻看到他們的背影,總共七個人,四男三女,除了衣服比這裏的人穿的好點兒,也沒啥。


    吃過飯,我父親兩個人照例爬到山梁上拉二胡,就在兩個人迎著和煦的晚風,吹拉彈唱,完全沉浸在音樂當中的時候,身邊突然傳來一個女孩兒氣急敗壞的聲音:“你到底叫什麽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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