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委馮書記的車開進了區政府，後麵更了三輛小車和一輛中巴車，看牌照都是市委的。
“我先走了。”房紅蕾說。
“好的。”
房紅蕾屁股一扭一扭地，很快出了大門。
手機響了，是鄭芳的電話，她說馮書記帶省人大的同誌來區裏調研工作，改天再和我約。
我給林可嬌打了一個電話，林可嬌說讓我去市公安局找徐副局長。
“就我自己去？”我問。
“徐副局長點名叫你去的，我們審訊魏民的事，公安局不同意。”徐可嬌說。
“為什麽不同意？不同意，我去幹嘛？”我說。
“焦書記讓你和徐副局長當麵再協商一下。”林可嬌說。
“這個徐局長還會跟我協商？”我說。
“你還是去一趟吧，這是焦書記的意思，他說這事辦不成，明天就不用來上班了。”林可嬌說。
“這什麽意思？”我說。
“沒什麽意思，你趕快去吧。”林可嬌掛了電話。
我掛了電話，開車去公安局。
公安局的門口，幾個工人在掛大紅燈籠。
看門的保安看了看我的證件，告訴我徐副局長的辦公室在五樓。
上了樓，敲門進去。
徐副局長坐在辦公桌後麵，兩條腿放在桌子上，我進來後，他也沒有把腿放下來。
我坐在他對麵，看著他。
他拿出一盒中華煙，抽出一顆煙，叼在嘴裏，一邊看我，一邊把煙點上。
“好煙啊。”我說。
“我都抽中華煙，別的煙我抽不慣，一天一包煙。”徐副局長說。“煙都是我自己買的，我還有發票呢，你要不要看看發票？”
“不用了。”我說。
徐副局長放下腿，從櫃子裏拿出一瓶茅台酒，又拿上一個小酒杯，他斟滿後喝了一口，說道，“別的酒我都喝不慣？我隻喝茅台，我自己買的，也有發票。”
“我不關心這個，你找我，什麽事？”我說。
“我找你？沒有啊。”徐副局長說，“焦書記在電話裏說讓你來，說找我有事，是不是我又違紀了？”
“你還真違紀了，你在工作時間飲酒。”我說。
“是嗎？工作時間飲酒？”徐副局長說著又斟滿一杯，“來，你嚐嚐，看看這是酒嗎？”
“我不喝，我對你吸什麽煙，喝什麽酒不感興趣，我想問的是，為什麽公安局不讓我們紀委來審訊魏民？”
“你們紀委審訊魏民是越權了。”徐副局長說。
“你理解錯了，這個姓魏的警察和我們一個案子有關，我們有權對嫌疑人進行審訊。”
“是嗎？是這樣，但審訊這事，我實話告訴你，是方局長不同意。”徐副局長說。
“那我去找你們方局長。”我說。
“你找他，就是他同意了，也沒用，因為我也不同意。”徐副局長說。
“方局長不是一把手嗎？”我問。
“是一把手，但這個事他聽我的。”
“那我找你們紀委書記。”我說。
“他出差了。”徐副局長說。
“明白了，你這是包庇自己人。”
“要不要來杯酒？”徐副局長說。
“你是不是因為你兒子拘留，報複我們？”
“沒有啊，我兒子在拘留所吃得好，睡得香，我還打算讓他在裏麵多呆幾天呢，對了，你們應該判他個兩三年。”徐副局長說。
“你是公安局長，拘留所小民警哪敢怠慢你兒子？”我說。
“我讓拘留所的民警，一天隻給我兒子吃一頓稀飯，菜就是白菜和蘿卜，一點油都不放。”徐副局長說，“我讓他連吃十五天。”
“我不關心這個，我們那個案子涉及到白書記，你不讓我們審，這個案子就查不了了。”我說。“我們有證人的。”
“我知道你們那個證人，叫侯勇吧，就這個人，今天我還專門給項書記匯報了，我匯報完後，項書記把你們焦書記叫來，當這我的麵，狠狠罵了一頓。”徐副局長說。“白書記家中失盜的案子今天結案了。”
“就是說你們認定侯勇隻偷了三千塊錢，對吧。”我說。
“還有三個購物卡。”徐副局長說。
“你給項書記是怎麽匯報的？”
“很簡單，我就說了一句，這個侯勇是個精神病。”徐副局長說。
“精神病，你沒搞錯吧？他怎麽會是精神病？”
徐副局長從抽屜拿出兩隻紙，遞給我，“你看看，這是三年前，我們公安局帶著侯勇去精神病院做的精神病鑒定報告，這是複印的，上麵還有侯勇的相片。”
我看了看，果真是精神病院的鑒定報告，相片也是侯勇的。
“這肯定是假的，偽造的。”我說，“我見過侯勇，他很正常。”
“精神病是這樣的，不犯病的時候和正常人是一樣的，犯病的時候六親不認，說砍人就砍人。”徐副局長說，“你找一個精神病當證人，這有用嗎？”
“不是，他交代是有人讓他去白書記家偷畫的。”我說。
說完這句話我就後悔了，我不該輕易把這事就告訴徐副局長。
“偷畫？偷什麽畫？”徐副局長說。
“先不說這個，你們憑什麽帶侯勇去精神病院？”
“好吧，那我就告訴你，和平二橋你知道嗎？”徐副局長問。
“這我當然知道了。”
“和平二橋經常有人從橋上跳下去，自尋短見，這個想必你也知道。”
“你是說侯勇跳橋自殺？”我說。
“不是他自己自殺，是他鼓勵人自殺。”
“鼓勵自殺？”
“對，他隻要看到年輕漂亮的女孩，他就鼓勵人家，讓人跳下去，勸人跳。”徐副局長說。
“這什麽意思？”我問。
“女孩聽了他的話，就跳下去了，他也跟著跳下去，把人救起來。”徐副局長說。“另外說一句，他水性極好。”
“哎，這是好事啊。”我說。
“把女孩救上來後，他就要和女孩談戀愛。”徐副局長說。
“這很正常啊，把人都救了，這要求不過份。”我說。
“有的女孩給他談了幾天戀愛後，又跳橋了，死了。”徐副局長說。
“那這就和侯勇沒關係了。”我說。
“是沒關係，但侯勇一天會救兩個女孩，都要和他談戀愛，再後來，隻要是女的跳河，他都要。”徐副局長說。“有一次，他還把一個六十歲的老婆婆領回家，你說這正常嗎？”
“然後你們公安局就去給他做精神鑒定？他是一個農民工，渴望有個女人也很正常。”我說。
“正常？好，他把女孩領回家後，他還鼓勵人家跳橋。”徐副局長說。“女孩真跳了，他在一邊看著，卻不救了。”
“這也正常，有的人想死，你還真的攔不住。”我說。
徐副局長抽了一口煙，“你是怎麽去市紀委工作的？能告訴我嗎？”
“我是區文明辦調過去的。”我說，“你問這個幹什麽？”
“文明辦？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辦公室？對吧？”
“是啊，有問題？”我說。
“沒問題，現在的人啊，很多都有精神病，有的人自己根本就不知道。”徐副局長說。
“你說我有精神病？打算也帶我去精神病院鑒定？”我說。
“我什麽時候說你有精神病了？但是，我覺得你有必要找個心理醫生，對了，你們精神文明辦是幹什麽的？現在老人摔倒沒人敢扶，拐賣孩子的事常有，大米是有毒的，奶粉是有毒的，去飯店吃飯，能吃到倆老鼠。”
“我現在不在精神辦了。”我說。
“你說精神辦？不是文明辦嗎？”徐副局長說。
“不說這個了，你說我們這人證，就這麽廢掉了？我還把他們一家三口都接到我們紀委招待所養著呢？”
“小夏啊，不是我批評你，就你這麽辦事，你焦書記能不挨批嗎？”徐副局長說，“還是被我們寧州一把手，市委書記批，很批了一頓，你可以啊，我看那姓焦的書記，跳河的心都有了。”
“我先走了。”房紅蕾說。
“好的。”
房紅蕾屁股一扭一扭地，很快出了大門。
手機響了，是鄭芳的電話，她說馮書記帶省人大的同誌來區裏調研工作，改天再和我約。
我給林可嬌打了一個電話，林可嬌說讓我去市公安局找徐副局長。
“就我自己去？”我問。
“徐副局長點名叫你去的，我們審訊魏民的事，公安局不同意。”徐可嬌說。
“為什麽不同意？不同意，我去幹嘛？”我說。
“焦書記讓你和徐副局長當麵再協商一下。”林可嬌說。
“這個徐局長還會跟我協商？”我說。
“你還是去一趟吧，這是焦書記的意思，他說這事辦不成，明天就不用來上班了。”林可嬌說。
“這什麽意思？”我說。
“沒什麽意思，你趕快去吧。”林可嬌掛了電話。
我掛了電話，開車去公安局。
公安局的門口，幾個工人在掛大紅燈籠。
看門的保安看了看我的證件，告訴我徐副局長的辦公室在五樓。
上了樓，敲門進去。
徐副局長坐在辦公桌後麵，兩條腿放在桌子上，我進來後，他也沒有把腿放下來。
我坐在他對麵，看著他。
他拿出一盒中華煙，抽出一顆煙，叼在嘴裏，一邊看我，一邊把煙點上。
“好煙啊。”我說。
“我都抽中華煙，別的煙我抽不慣，一天一包煙。”徐副局長說。“煙都是我自己買的，我還有發票呢，你要不要看看發票？”
“不用了。”我說。
徐副局長放下腿，從櫃子裏拿出一瓶茅台酒，又拿上一個小酒杯，他斟滿後喝了一口，說道，“別的酒我都喝不慣？我隻喝茅台，我自己買的，也有發票。”
“我不關心這個，你找我，什麽事？”我說。
“我找你？沒有啊。”徐副局長說，“焦書記在電話裏說讓你來，說找我有事，是不是我又違紀了？”
“你還真違紀了，你在工作時間飲酒。”我說。
“是嗎？工作時間飲酒？”徐副局長說著又斟滿一杯，“來，你嚐嚐，看看這是酒嗎？”
“我不喝，我對你吸什麽煙，喝什麽酒不感興趣，我想問的是，為什麽公安局不讓我們紀委來審訊魏民？”
“你們紀委審訊魏民是越權了。”徐副局長說。
“你理解錯了，這個姓魏的警察和我們一個案子有關，我們有權對嫌疑人進行審訊。”
“是嗎？是這樣，但審訊這事，我實話告訴你，是方局長不同意。”徐副局長說。
“那我去找你們方局長。”我說。
“你找他，就是他同意了，也沒用，因為我也不同意。”徐副局長說。
“方局長不是一把手嗎？”我問。
“是一把手，但這個事他聽我的。”
“那我找你們紀委書記。”我說。
“他出差了。”徐副局長說。
“明白了，你這是包庇自己人。”
“要不要來杯酒？”徐副局長說。
“你是不是因為你兒子拘留，報複我們？”
“沒有啊，我兒子在拘留所吃得好，睡得香，我還打算讓他在裏麵多呆幾天呢，對了，你們應該判他個兩三年。”徐副局長說。
“你是公安局長，拘留所小民警哪敢怠慢你兒子？”我說。
“我讓拘留所的民警，一天隻給我兒子吃一頓稀飯，菜就是白菜和蘿卜，一點油都不放。”徐副局長說，“我讓他連吃十五天。”
“我不關心這個，我們那個案子涉及到白書記，你不讓我們審，這個案子就查不了了。”我說。“我們有證人的。”
“我知道你們那個證人，叫侯勇吧，就這個人，今天我還專門給項書記匯報了，我匯報完後，項書記把你們焦書記叫來，當這我的麵，狠狠罵了一頓。”徐副局長說。“白書記家中失盜的案子今天結案了。”
“就是說你們認定侯勇隻偷了三千塊錢，對吧。”我說。
“還有三個購物卡。”徐副局長說。
“你給項書記是怎麽匯報的？”
“很簡單，我就說了一句，這個侯勇是個精神病。”徐副局長說。
“精神病，你沒搞錯吧？他怎麽會是精神病？”
徐副局長從抽屜拿出兩隻紙，遞給我，“你看看，這是三年前，我們公安局帶著侯勇去精神病院做的精神病鑒定報告，這是複印的，上麵還有侯勇的相片。”
我看了看，果真是精神病院的鑒定報告，相片也是侯勇的。
“這肯定是假的，偽造的。”我說，“我見過侯勇，他很正常。”
“精神病是這樣的，不犯病的時候和正常人是一樣的，犯病的時候六親不認，說砍人就砍人。”徐副局長說，“你找一個精神病當證人，這有用嗎？”
“不是，他交代是有人讓他去白書記家偷畫的。”我說。
說完這句話我就後悔了，我不該輕易把這事就告訴徐副局長。
“偷畫？偷什麽畫？”徐副局長說。
“先不說這個，你們憑什麽帶侯勇去精神病院？”
“好吧，那我就告訴你，和平二橋你知道嗎？”徐副局長問。
“這我當然知道了。”
“和平二橋經常有人從橋上跳下去，自尋短見，這個想必你也知道。”
“你是說侯勇跳橋自殺？”我說。
“不是他自己自殺，是他鼓勵人自殺。”
“鼓勵自殺？”
“對，他隻要看到年輕漂亮的女孩，他就鼓勵人家，讓人跳下去，勸人跳。”徐副局長說。
“這什麽意思？”我問。
“女孩聽了他的話，就跳下去了，他也跟著跳下去，把人救起來。”徐副局長說。“另外說一句，他水性極好。”
“哎，這是好事啊。”我說。
“把女孩救上來後，他就要和女孩談戀愛。”徐副局長說。
“這很正常啊，把人都救了，這要求不過份。”我說。
“有的女孩給他談了幾天戀愛後，又跳橋了，死了。”徐副局長說。
“那這就和侯勇沒關係了。”我說。
“是沒關係，但侯勇一天會救兩個女孩，都要和他談戀愛，再後來，隻要是女的跳河，他都要。”徐副局長說。“有一次，他還把一個六十歲的老婆婆領回家，你說這正常嗎？”
“然後你們公安局就去給他做精神鑒定？他是一個農民工，渴望有個女人也很正常。”我說。
“正常？好，他把女孩領回家後，他還鼓勵人家跳橋。”徐副局長說。“女孩真跳了，他在一邊看著，卻不救了。”
“這也正常，有的人想死，你還真的攔不住。”我說。
徐副局長抽了一口煙，“你是怎麽去市紀委工作的？能告訴我嗎？”
“我是區文明辦調過去的。”我說，“你問這個幹什麽？”
“文明辦？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辦公室？對吧？”
“是啊，有問題？”我說。
“沒問題，現在的人啊，很多都有精神病，有的人自己根本就不知道。”徐副局長說。
“你說我有精神病？打算也帶我去精神病院鑒定？”我說。
“我什麽時候說你有精神病了？但是，我覺得你有必要找個心理醫生，對了，你們精神文明辦是幹什麽的？現在老人摔倒沒人敢扶，拐賣孩子的事常有，大米是有毒的，奶粉是有毒的，去飯店吃飯，能吃到倆老鼠。”
“我現在不在精神辦了。”我說。
“你說精神辦？不是文明辦嗎？”徐副局長說。
“不說這個了，你說我們這人證，就這麽廢掉了？我還把他們一家三口都接到我們紀委招待所養著呢？”
“小夏啊，不是我批評你，就你這麽辦事，你焦書記能不挨批嗎？”徐副局長說，“還是被我們寧州一把手，市委書記批，很批了一頓，你可以啊，我看那姓焦的書記，跳河的心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