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薤露行》創作，同一時期的《蒿裏行》，可以說是曹操批評當時政治的姐妹詩篇，同載在樂府詩集二七十卷，詩曰：“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凶。初期會盟津，乃心在鹹陽。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淮南弟稱號，刻璽於北方。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曹操這首詩是紀錄漢末討伐董卓，群雄互爭權利形成許多軍事割據集團，給人民造成喪亂的情景，真實地反映了那個時代人民的苦難。
曹操東至陳留起兵後，故裏的曹氏家族紛紛來投奔。最早有幼時一起習武的夏侯淳、夏侯淵兄弟，曹仁、曹洪堂弟等，一致支持，跟隨曹操成大業。曹操大喜，立即分頭招兵買馬，成立兵器庫，打造武器。他在《軍策令》文中說，孤先在襄邑（屬陳留郡，在今河南睢縣境）與工師共做卑手刀，時北海的孫賓碩來看，譏孤曰：當慕其大者，乃與工師共做刀耶？孤答曰：同工匠一起製刀，能小複能大，何害！又說袁本初鎧萬領，吾二十領，本初馬鎧百具，吾不能有十具……這裏既道出了曹操的遠大抱負，也顯現了曹操創業的決心。與工師共作刀看起來是小事，正如他說的“能小複能大。”同時說明他重視軍事後勤、重視戰爭的武器準備，做為一個軍事家隻有把這些小事幹好，才能幹成大事。很短時間，即召募士兵五千餘人，有了自己的隊伍。
獻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剛過正月，關東諸州郡先後起兵聲討董卓，公推勃海太守袁紹為盟主。以地瀕臨渤海得名，治所在浮陽，今滄州。袁紹因出身於四世三公的大官僚家庭，加之有渤海太守之位，故被推舉為盟主。袁紹與河內太守王匡屯河內，冀州牧韓馥留鄴給其軍糧。先後加盟的是：豫州刺史孔伷屯穎川，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及其弟廣陵太守張超，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後將軍魯陽袁術，濟北相鮑信眾數萬人。當時關東州郡起兵的不是刺史就是太守，唯曹操東逃起兵時無職位，乃行奮武將軍。可見曹操當時的地位和兵力最弱。
袁紹做為討伐董卓的盟主，很快就暴露出他盛名之下其實難付。袁紹沽名釣譽，誌大才疏，他唆使何進盡殺宦官，卻引狼入室，懼怕董卓而逃離京都；在京都，他倚仗叔父袁隗，起兵反卓卻不告訴家人，以致叔父慘遭殺害；當了盟主本應即日起兵討卓，卻拿不出討卓的決策，而隻是戴上了盟主的桂冠。盟員之間也各懷鬼胎。冀州牧韓馥民人殷盛、兵糧優足，而對袁紹有戒心，恐其興兵遣散自己的勢力而動搖。東郡太守橋瑁陳述董卓罪惡，乃作書與紹，勸其舉兵。陳留人孔伷清談高論，噓枯吹生，是個老滑頭。袁紹時屯兵河內，袁術屯南陽，皆畏懼卓兵強莫敢先進。
此景此情曹操看在眼裏，提議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眾己合，諸君何疑？”曹操是說，既然大家已聯盟，還有什麽疑惑的，還有什麽害怕的，大家應團結一致。曹操陳述的理由：“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為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曹操這篇說詞，既是對袁紹等的勸導，也是對董卓罪行的揭露，雖當時曹操處於劣勢，而其政治眼光、軍事思想，都堪稱高人一等，是一篇討伐董卓的檄文。而袁紹以觀形勢發展為由，不予采納。曹操沒有說動袁紹，於是引兵向西。曹操的大膽行動，濟北相鮑信表示同情和支持。
曹操這首反映漢末**，關東諸郡起兵討伐董卓的詩《蒿裏行》，正是當時的實錄。他顯然受樂府民歌緣事而發的影響，樂府古辭《悲歌》中曰：“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描寫離亂社會無家可歸人的愁苦之情，實際上悲歌難以當泣，遠望也不能當歸，如此寫，不過是聊以**。接著寫出：“欲歸家無人，欲渡河無船，”家中既無人，回家已無必要，關河相隔，回家也無可能，這確實是一首淒楚動人的悲歌。
而曹操的樂府詩歌，絕不是僅僅沿用了漢樂府古辭，而是創造性的反映了新的現實，表現出新的容貌。如果說“薤露”是以哀君為主，“蒿裏”則是以哀臣民的。
“蒿裏”開篇“關東有義士”，指的是起兵討伐董卓的諸將領。盟津是地名，在此推舉渤海太守袁紹為盟主。相傳周武王伐紂時，和諸侯在此會盟，“乃心在鹹陽”（指秦的都城）。這兩句曹操是在此借用典故，像周武王會合諸侯弔民代罪。而說袁紹卻“軍合力不齊”，力量不能合一，還自相殘殺。詩末的六句概括地寫出了軍閥混戰所造成的慘象，“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流露出了詩人悲傷時憫亂的情感，蒼涼淒楚、形象鮮明、曆曆在目。（未完待續）
曹操這首詩是紀錄漢末討伐董卓，群雄互爭權利形成許多軍事割據集團，給人民造成喪亂的情景，真實地反映了那個時代人民的苦難。
曹操東至陳留起兵後，故裏的曹氏家族紛紛來投奔。最早有幼時一起習武的夏侯淳、夏侯淵兄弟，曹仁、曹洪堂弟等，一致支持，跟隨曹操成大業。曹操大喜，立即分頭招兵買馬，成立兵器庫，打造武器。他在《軍策令》文中說，孤先在襄邑（屬陳留郡，在今河南睢縣境）與工師共做卑手刀，時北海的孫賓碩來看，譏孤曰：當慕其大者，乃與工師共做刀耶？孤答曰：同工匠一起製刀，能小複能大，何害！又說袁本初鎧萬領，吾二十領，本初馬鎧百具，吾不能有十具……這裏既道出了曹操的遠大抱負，也顯現了曹操創業的決心。與工師共作刀看起來是小事，正如他說的“能小複能大。”同時說明他重視軍事後勤、重視戰爭的武器準備，做為一個軍事家隻有把這些小事幹好，才能幹成大事。很短時間，即召募士兵五千餘人，有了自己的隊伍。
獻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剛過正月，關東諸州郡先後起兵聲討董卓，公推勃海太守袁紹為盟主。以地瀕臨渤海得名，治所在浮陽，今滄州。袁紹因出身於四世三公的大官僚家庭，加之有渤海太守之位，故被推舉為盟主。袁紹與河內太守王匡屯河內，冀州牧韓馥留鄴給其軍糧。先後加盟的是：豫州刺史孔伷屯穎川，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及其弟廣陵太守張超，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後將軍魯陽袁術，濟北相鮑信眾數萬人。當時關東州郡起兵的不是刺史就是太守，唯曹操東逃起兵時無職位，乃行奮武將軍。可見曹操當時的地位和兵力最弱。
袁紹做為討伐董卓的盟主，很快就暴露出他盛名之下其實難付。袁紹沽名釣譽，誌大才疏，他唆使何進盡殺宦官，卻引狼入室，懼怕董卓而逃離京都；在京都，他倚仗叔父袁隗，起兵反卓卻不告訴家人，以致叔父慘遭殺害；當了盟主本應即日起兵討卓，卻拿不出討卓的決策，而隻是戴上了盟主的桂冠。盟員之間也各懷鬼胎。冀州牧韓馥民人殷盛、兵糧優足，而對袁紹有戒心，恐其興兵遣散自己的勢力而動搖。東郡太守橋瑁陳述董卓罪惡，乃作書與紹，勸其舉兵。陳留人孔伷清談高論，噓枯吹生，是個老滑頭。袁紹時屯兵河內，袁術屯南陽，皆畏懼卓兵強莫敢先進。
此景此情曹操看在眼裏，提議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眾己合，諸君何疑？”曹操是說，既然大家已聯盟，還有什麽疑惑的，還有什麽害怕的，大家應團結一致。曹操陳述的理由：“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為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曹操這篇說詞，既是對袁紹等的勸導，也是對董卓罪行的揭露，雖當時曹操處於劣勢，而其政治眼光、軍事思想，都堪稱高人一等，是一篇討伐董卓的檄文。而袁紹以觀形勢發展為由，不予采納。曹操沒有說動袁紹，於是引兵向西。曹操的大膽行動，濟北相鮑信表示同情和支持。
曹操這首反映漢末**，關東諸郡起兵討伐董卓的詩《蒿裏行》，正是當時的實錄。他顯然受樂府民歌緣事而發的影響，樂府古辭《悲歌》中曰：“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描寫離亂社會無家可歸人的愁苦之情，實際上悲歌難以當泣，遠望也不能當歸，如此寫，不過是聊以**。接著寫出：“欲歸家無人，欲渡河無船，”家中既無人，回家已無必要，關河相隔，回家也無可能，這確實是一首淒楚動人的悲歌。
而曹操的樂府詩歌，絕不是僅僅沿用了漢樂府古辭，而是創造性的反映了新的現實，表現出新的容貌。如果說“薤露”是以哀君為主，“蒿裏”則是以哀臣民的。
“蒿裏”開篇“關東有義士”，指的是起兵討伐董卓的諸將領。盟津是地名，在此推舉渤海太守袁紹為盟主。相傳周武王伐紂時，和諸侯在此會盟，“乃心在鹹陽”（指秦的都城）。這兩句曹操是在此借用典故，像周武王會合諸侯弔民代罪。而說袁紹卻“軍合力不齊”，力量不能合一，還自相殘殺。詩末的六句概括地寫出了軍閥混戰所造成的慘象，“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流露出了詩人悲傷時憫亂的情感，蒼涼淒楚、形象鮮明、曆曆在目。（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