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整夜的雨剛一消停，劉胖子拉著鄭經去綿城采訪，手裏抱著一個厚厚的文件袋。
那是一起工業園區成立時征地補償問題的事件。
這些年，那個叫做張雪花的女人，希望總是燃起又破滅，磨滅了再把它點燃。
每一次補齊材料，領導都會提出新的要求，折騰著讓回去補充，一晃二十多年過去了，領導換了一波又一波，張雪花還沒把錢拿到手，後續領導看到這個遺留問題，更是對她避而遠之。
聽說這個鎮上的領導從拆遷辦升上來的，很有能耐，以前征地有村民呆在自家房子賴著不走，他就致指使挖掘機連人帶房直接推平，一家兩口當即命喪黃泉，事後花點錢很快擺平。
因為壩壩鎮拆遷工作效率最高，他還受到縣裏的表彰。
張雪花的這件事實際上並不複雜，她奔波了二十多年，實際上就是為了證她是本地的她。
90年代，當地成立了經濟開發區，把壩壩鎮的田給占了，這其中也包括張雪花家的，凡是被占的農戶都辦理了土地補償手續。
可那時，張雪花有些精神病，正處在犯病期，瘋瘋癲癲跑的找不到人了，分錢的時候她不在，誰也不知她是生是死，也就作罷了。
幾年以後，當她再回壩壩，自家的住房和田地全消失了。
曾經廣袤的原野被高大的廠房取代，自己的家和田都沒了，病情已經好轉的她，立馬想到了征地補償。
當時的經手人也都已經換屆了，地方上以她戶口早就遷回重慶等理由搪塞，不承認她是本地人。
從此，張雪花走上證明自己一直是這裏土生土長的人的道路。
她怎麽也想不通，土生土長幾十年，為何一拆遷自己就變成了外地人了。
據鄭經跟劉胖子調查，張雪花是家裏的獨女，1956年2月出生在壩壩鎮五村，20歲那年遇到了在這裏當兵的王大炮。
第一次見到這個高大威猛的小夥，她就有些心動，那時特殊時期還沒結束，她們經常躲在被紅衛兵砸爛的宋代草堂裏約會。
王大炮是個孤兒，伍後沒有回去，1976年，在公社和大隊的共同見證下，兩個人喜結連理，並在當年和次年生下了2個孩子。
誰知天有不測風雲，2個孩子出生後，張雪花突然患上了間歇性精神病，一犯病就瘋瘋癲癲到處跑，甚至幾個月後才被人送回家來。
看著她的病時好時壞，王大炮對也失去了信心，1978年在她神智不清楚的情況下扯了離婚證，悄悄離開了這裏。
但不管結婚離婚，她都沒離開過這片土地。
1983年，壩壩實行土地承包，生產大隊給她和孩子分了6塊承包土地，張雪花在家邊養豬邊種地，生活過的還算平靜。
1986年，師範學校、水電局、經濟開發區逐步成立，原有的公社和鄉政府也逐步退出曆史舞台，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她發病不在家，等到病情恢複回到家，發現房子和責任田都已不複存在。
張雪花要求地方按照規定補貼征地費用，卻總吃閉門羹，他們甚至以她是瘋子為由將其趕走。
後來，當地為了把張雪花的問題解決，補下了一份非常奇怪的紅頭文件，文件規定，凡是城鄉通婚、離婚者一律取消征地費用分配資格，凡是16歲以下人員一律取消分配征地費的權利由父母供養。
他們告訴張雪花，“你的前夫是重慶的，結婚、離婚按文件規定屬於沒收土地之列，孩子未滿16歲，等於說是把土地全部白白征用，一分錢的補償都沒有，”
但這個文件明顯是違法的，一見光就會失去效力。
怕文件上的歪理站不住腳，當地領導後改口說她1976年結婚時戶口已轉出，從來沒有分配過土地。
為此，張雪花首先帶鄭經和劉胖子找到當年參與土地分配的老生產隊長、婦女隊長，老隊長和婦女隊長，他們都一把年紀了，盡管很同情，但都怕得罪人，不願意給出這個證明。
跪了一次又一次，哭了一回又一回，老生產隊長和婦女主任終於寫下了他們的證明：“在我們當生產大隊幹部期間，對她分了承包土地，地名分別叫操場壩、馬路田、謝登田、上農田、下農田和中地，總共6分6厘8毫，從1986——1992年，開發區陸續將生產大隊土地賣掉……”後麵是他們的簽字與紅手印。
同時，當年土地毗鄰的鄰居，也都按手印，證明1986年她的耕地與其相連，尤其是二狗的娘，證明當時她相鄰的那塊地叫下農場，由於附近無水，隻能用來種旱良，種的菜籽每年可收200斤，最多時能榨出90斤清油，夠全年一年食用等等。
時間，衝不走那些真實的回憶。
經過努力，全體社員在老村長的見證下，進行了聯名按手印，證明她一直是壩壩鎮人，由於1998年發洪水，全大隊基本都被淹沒，大隊及家庭相關證明證件全部被大水損毀。
但是，地方還是對這一詳盡的民間證明並不認可。
為此，張雪花又來到派出所，當她提出開證明時卻遇到了閉門羹，明顯是有人打過招呼了，派出所拒絕提供當年的戶籍信息。
鎮裏說她戶口在1976年轉到了重慶，但張雪花堅決不認可這一說法。
久經輾轉，鄭經請人在檔案館查到1976年全公社戶籍遷出人口名單，上麵確實沒有張雪花的名字，說明她當年沒有辦理過戶口遷移。
鄭經又前往張雪花前夫戶籍所在地的檔案館查詢，當地相關單位證明張雪花的戶籍從未遷入重慶，查詢得知，她的的戶籍一直在原縣、原地址出生，非外遷戶。
因為戶籍的問題，之前張雪花已經打過一場官司，為了證明張雪花的說法錯誤，當地提供一份張雪花戶籍不在本地的證據，但漏洞百出，比如1984年才頒發15位編碼的身份證，她卻提前8年，在1976年有了外地的身份證，也有了當時根本沒有的18位身份證號碼，1976年村大隊上級單位稱公社，提供的證明文件上落款都是鄉鎮……
但奇怪的縣人民法院卻有意忽視她提供的可查詢的檔案館文件、戶籍文件、糧票購買記錄、土地簽字等，采納了開發區和鎮政府的假材料，離奇地判張雪花敗訴。
張雪花不服判決，隨即上訴至市中級人民法院。
開庭後，市中級人民法院在審理中，認為縣人民法院的審理證據不足，撤銷原來的行政裁定書，所有訴訟費由地方政府承擔。
官司勝訴了，但張雪花一點也高興不起來，地方還是對土地征用問題卻含糊其辭甚至避而不談。
在蜀城，也許這樣的案子可能早解決了，但是在這個閉塞的山窩裏，張雪花真不清楚他們是否買賬。
果然，一到鎮裏和開發區，連記者去了人家都不買賬。
一聽鄭經和劉胖子來采訪張雪花的問題，一個鎮領導立即紅了臉：“再不滾出去，就找人收拾你們，讓你們出不了這大院的門……”
還是劉胖子陰險，對於這些囂張的言辭，全程都錄了像。
閉塞的小鎮領導那麽蠻橫，甚至揚言毆打記者，這下他們攤上事了，當晚稿子就傳到了報社，王欣說，“這件事做的好，你和劉胖子立了大功一件”。
稿子傳回日報網，剩下的事情，就是王欣最擅長的了。
不知道王欣使得什麽魔法，第二天一大早，縣委宣傳部長帶隊，縣裏幾個常委除了來不了的都趕到了報社賠禮道歉。
看這架勢，稿子肯定發表不了了。
在社長的陪同下，大家一起來到香格裏拉大酒店，先是寒暄一下，飯局就開始了。
王欣很精明，去香格裏拉吃飯還沒忘記把專題、廣告費合同帶著，鄭經和劉胖子是直接責任人，也被請了去，幾個領導輪番敬酒，場麵一派和睦。
不到半個小時，光五糧液都下了2件，眾人皆醉，隻有王欣最清醒。
喝得差不多了，社長親自表態，“這有損地方的監督報道就不發了，這廣告費和明年的報紙發行費就靠你們了”。
縣領導馬上表態，“今天沒來得急帶合同，回頭簽了合同蓋了章就給你們轉賬。”
這時王欣立即從包裏掏出了合同擺到台麵上，“就現在簽吧，公章沒帶的話可以晚一下再蓋，去你們那裏一次不容易。”
鄭經知道，王欣心裏想說的是，“這年頭，誰都不能信，隻能信錢”。
那是一起工業園區成立時征地補償問題的事件。
這些年，那個叫做張雪花的女人，希望總是燃起又破滅，磨滅了再把它點燃。
每一次補齊材料，領導都會提出新的要求，折騰著讓回去補充，一晃二十多年過去了，領導換了一波又一波，張雪花還沒把錢拿到手，後續領導看到這個遺留問題，更是對她避而遠之。
聽說這個鎮上的領導從拆遷辦升上來的，很有能耐，以前征地有村民呆在自家房子賴著不走，他就致指使挖掘機連人帶房直接推平，一家兩口當即命喪黃泉，事後花點錢很快擺平。
因為壩壩鎮拆遷工作效率最高，他還受到縣裏的表彰。
張雪花的這件事實際上並不複雜，她奔波了二十多年，實際上就是為了證她是本地的她。
90年代，當地成立了經濟開發區，把壩壩鎮的田給占了，這其中也包括張雪花家的，凡是被占的農戶都辦理了土地補償手續。
可那時，張雪花有些精神病，正處在犯病期，瘋瘋癲癲跑的找不到人了，分錢的時候她不在，誰也不知她是生是死，也就作罷了。
幾年以後，當她再回壩壩，自家的住房和田地全消失了。
曾經廣袤的原野被高大的廠房取代，自己的家和田都沒了，病情已經好轉的她，立馬想到了征地補償。
當時的經手人也都已經換屆了，地方上以她戶口早就遷回重慶等理由搪塞，不承認她是本地人。
從此，張雪花走上證明自己一直是這裏土生土長的人的道路。
她怎麽也想不通，土生土長幾十年，為何一拆遷自己就變成了外地人了。
據鄭經跟劉胖子調查，張雪花是家裏的獨女，1956年2月出生在壩壩鎮五村，20歲那年遇到了在這裏當兵的王大炮。
第一次見到這個高大威猛的小夥，她就有些心動，那時特殊時期還沒結束，她們經常躲在被紅衛兵砸爛的宋代草堂裏約會。
王大炮是個孤兒，伍後沒有回去，1976年，在公社和大隊的共同見證下，兩個人喜結連理，並在當年和次年生下了2個孩子。
誰知天有不測風雲，2個孩子出生後，張雪花突然患上了間歇性精神病，一犯病就瘋瘋癲癲到處跑，甚至幾個月後才被人送回家來。
看著她的病時好時壞，王大炮對也失去了信心，1978年在她神智不清楚的情況下扯了離婚證，悄悄離開了這裏。
但不管結婚離婚，她都沒離開過這片土地。
1983年，壩壩實行土地承包，生產大隊給她和孩子分了6塊承包土地，張雪花在家邊養豬邊種地，生活過的還算平靜。
1986年，師範學校、水電局、經濟開發區逐步成立，原有的公社和鄉政府也逐步退出曆史舞台，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她發病不在家，等到病情恢複回到家，發現房子和責任田都已不複存在。
張雪花要求地方按照規定補貼征地費用，卻總吃閉門羹，他們甚至以她是瘋子為由將其趕走。
後來，當地為了把張雪花的問題解決，補下了一份非常奇怪的紅頭文件，文件規定，凡是城鄉通婚、離婚者一律取消征地費用分配資格，凡是16歲以下人員一律取消分配征地費的權利由父母供養。
他們告訴張雪花，“你的前夫是重慶的，結婚、離婚按文件規定屬於沒收土地之列，孩子未滿16歲，等於說是把土地全部白白征用，一分錢的補償都沒有，”
但這個文件明顯是違法的，一見光就會失去效力。
怕文件上的歪理站不住腳，當地領導後改口說她1976年結婚時戶口已轉出，從來沒有分配過土地。
為此，張雪花首先帶鄭經和劉胖子找到當年參與土地分配的老生產隊長、婦女隊長，老隊長和婦女隊長，他們都一把年紀了，盡管很同情，但都怕得罪人，不願意給出這個證明。
跪了一次又一次，哭了一回又一回，老生產隊長和婦女主任終於寫下了他們的證明：“在我們當生產大隊幹部期間，對她分了承包土地，地名分別叫操場壩、馬路田、謝登田、上農田、下農田和中地，總共6分6厘8毫，從1986——1992年，開發區陸續將生產大隊土地賣掉……”後麵是他們的簽字與紅手印。
同時，當年土地毗鄰的鄰居，也都按手印，證明1986年她的耕地與其相連，尤其是二狗的娘，證明當時她相鄰的那塊地叫下農場，由於附近無水，隻能用來種旱良，種的菜籽每年可收200斤，最多時能榨出90斤清油，夠全年一年食用等等。
時間，衝不走那些真實的回憶。
經過努力，全體社員在老村長的見證下，進行了聯名按手印，證明她一直是壩壩鎮人，由於1998年發洪水，全大隊基本都被淹沒，大隊及家庭相關證明證件全部被大水損毀。
但是，地方還是對這一詳盡的民間證明並不認可。
為此，張雪花又來到派出所，當她提出開證明時卻遇到了閉門羹，明顯是有人打過招呼了，派出所拒絕提供當年的戶籍信息。
鎮裏說她戶口在1976年轉到了重慶，但張雪花堅決不認可這一說法。
久經輾轉，鄭經請人在檔案館查到1976年全公社戶籍遷出人口名單，上麵確實沒有張雪花的名字，說明她當年沒有辦理過戶口遷移。
鄭經又前往張雪花前夫戶籍所在地的檔案館查詢，當地相關單位證明張雪花的戶籍從未遷入重慶，查詢得知，她的的戶籍一直在原縣、原地址出生，非外遷戶。
因為戶籍的問題，之前張雪花已經打過一場官司，為了證明張雪花的說法錯誤，當地提供一份張雪花戶籍不在本地的證據，但漏洞百出，比如1984年才頒發15位編碼的身份證，她卻提前8年，在1976年有了外地的身份證，也有了當時根本沒有的18位身份證號碼，1976年村大隊上級單位稱公社，提供的證明文件上落款都是鄉鎮……
但奇怪的縣人民法院卻有意忽視她提供的可查詢的檔案館文件、戶籍文件、糧票購買記錄、土地簽字等，采納了開發區和鎮政府的假材料，離奇地判張雪花敗訴。
張雪花不服判決，隨即上訴至市中級人民法院。
開庭後，市中級人民法院在審理中，認為縣人民法院的審理證據不足，撤銷原來的行政裁定書，所有訴訟費由地方政府承擔。
官司勝訴了，但張雪花一點也高興不起來，地方還是對土地征用問題卻含糊其辭甚至避而不談。
在蜀城，也許這樣的案子可能早解決了，但是在這個閉塞的山窩裏，張雪花真不清楚他們是否買賬。
果然，一到鎮裏和開發區，連記者去了人家都不買賬。
一聽鄭經和劉胖子來采訪張雪花的問題，一個鎮領導立即紅了臉：“再不滾出去，就找人收拾你們，讓你們出不了這大院的門……”
還是劉胖子陰險，對於這些囂張的言辭，全程都錄了像。
閉塞的小鎮領導那麽蠻橫，甚至揚言毆打記者，這下他們攤上事了，當晚稿子就傳到了報社，王欣說，“這件事做的好，你和劉胖子立了大功一件”。
稿子傳回日報網，剩下的事情，就是王欣最擅長的了。
不知道王欣使得什麽魔法，第二天一大早，縣委宣傳部長帶隊，縣裏幾個常委除了來不了的都趕到了報社賠禮道歉。
看這架勢，稿子肯定發表不了了。
在社長的陪同下，大家一起來到香格裏拉大酒店，先是寒暄一下，飯局就開始了。
王欣很精明，去香格裏拉吃飯還沒忘記把專題、廣告費合同帶著，鄭經和劉胖子是直接責任人，也被請了去，幾個領導輪番敬酒，場麵一派和睦。
不到半個小時，光五糧液都下了2件，眾人皆醉，隻有王欣最清醒。
喝得差不多了，社長親自表態，“這有損地方的監督報道就不發了，這廣告費和明年的報紙發行費就靠你們了”。
縣領導馬上表態，“今天沒來得急帶合同，回頭簽了合同蓋了章就給你們轉賬。”
這時王欣立即從包裏掏出了合同擺到台麵上，“就現在簽吧，公章沒帶的話可以晚一下再蓋，去你們那裏一次不容易。”
鄭經知道，王欣心裏想說的是，“這年頭，誰都不能信，隻能信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