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小學生的作文題。也可以是任何一個年級的作文題。我寫過很多遍了，但要寫好它很不容易。我記得我們曾經希望長大後成為老師、科學家、音樂家等等，現在想起來真是貽笑大方。
其實，我的理想很簡單。1983年，我休學在家。我肯定是被無數的農活嚇破了膽，得到縣公路局招工開考的消息，是修公路的道班人員。居然還有農業人口的名額，那種興奮是難以言表的。我隻想脫離農村，我要當工人，哪怕是修公路的——這是我當時的理想，非常強烈的理想。
後來我考過無數次試，但都沒有那次刻骨銘心。我至今還記得一道改錯題是“我們現在的當務之急……”以致日後很多地方，包括央視犯了這樣的錯誤時，我都痛心疾首。還有一個名詞解釋，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不過那次我落榜了。
重新讀書後，我一直很努力。我一心就想考一個中專，就想脫離農村。我要像我們村六叔一樣，能夠在縣裏當過工人，因為六叔太神氣了，坐過火車，見過飛機，什麽稀奇的東西都能說出來。但是，在鄉鎮高中要考上中專談何容易！你以為現在的大學生，主要想上的，沒有不能讀大學的，更別說還有補助的中專了。連續兩年，我都名落孫山，第一年居然在預考就被刷下了，連高考都沒得參加。我實在懷疑家鄉的風水，真的沒有人能考上，幾百年以來還沒有先例。不過，如果以現在的目光，把考上大學作為目標，那是要笑掉大牙的——現在隻有你想讀，大學有的是。
但是，開弓沒有回頭箭。我硬著頭皮要讀書，盡管父親對我已經深深失望。當時的班主任黃柱昌老師給我父親寫了一封信，堅信我是“大學之才”。關鍵時刻我父親退讓了，我才得繼續讀書。於是，在1988年，我居然考上了本科——在鄉鎮高中那太厲害了，這本不是我的理想。至今我還是暈乎乎的。
考上大學後，麵對太多的同學，我突然領悟了“天外有天”的真諦。也許，專業本身我毫無興趣是我不安分的最主要原因。那時候，盡管高考還是“千軍萬馬齊過獨木橋”的情形，不過“萬般皆上品，惟有讀書滴”的商品經濟已經暗流湧動。當時，無論高考能否考上，農村青年均可以以“打工”的形式進城，過上朱枸先生夢寐以求的城裏人生活。我很沮喪。仿佛朱枸先生一條筋地以為隻有考大學這個“華山一條路”才能攻上某高地，等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上去後，才發覺，很多技不如我的人早已捷足先登。像張生、李四、王二麻子他們，他們何德何能啊？可是他們以固有的資源，盡管沒有高考，日子過得比朱枸還滋潤。更貼切的比喻是，在一個密室裏有一個蛋糕，原定誰讀書好就可以吃掉它。可是，等一幫讀書人蜂擁而至時，規則變了：誰有本事就能吃。（不能再說了）於是，張三比我力大，李四有錢，不屑於這小小的蛋糕，別的地方買了。而王二麻子的姑父是密室看門的，早早讓他進去了。於是，我連一根毛都沒得。
於是，我的理想又改變了，我希望成為一名作家：你可以進城，不可以寫書吧？於是，從1989年開始，我進行了瘋狂地創作，那時候沒有電腦，我必須一個字一個字地抄寫，而且不能錯。最多的時候，我一天可以抄寫2—3萬字。瘋狂地勞作有了收獲，從1989年到畢業，我在《青年文學》《廣西文學》《黃金時代》《金色年華》《雜文報》《大學生》發表了大量的詩歌、散文、雜文、中篇小說、短篇小說，甚至新聞稿。然後，我成為一名作家，又沮喪了。我沒想到理想竟然是那麽容易就實現的了，然後，我沉入了沉寂之中。它讓我想起了我的老鄉李棟先生，我和他有一麵之緣，他還為我編的雜誌寫過稿《臭屁蟲的喜劇》。30多年前，王雲高與李棟合寫的小說《彩雲歸》，那是那個時候很火的一篇小說。《彩雲歸》1979年5月在《人民文學》發表，獲得全國第二屆優秀短篇小說獎。《彩雲歸》可以說是廣西文學的一個標誌性高峰。可是，他從福建回來之後，生活困頓，所以去開了小食店，過後，聽說他死了。他得了全國獎又怎樣？屙屎屙出墨水（家鄉話：指學問很高）又如何？不是窮困潦倒？
2008年春節前，我毫無預兆地接到了原來同事劉忠懇的信息，他在《南寧晚報》一幹就是10年，工作得好好的，可是他說他要辭職，回隆林縣種樹養羊了！從此以後，幾年裏，他就在那個沒電沒水的山上住了下來。後來同事黃君平也去那裏小住。2014年，他居然去了泰國，當了一名老師，令我們目瞪口呆（2015年羊年前夕，他從泰國放假回來，僅僅三個月他就學會了泰語，再次令我們大吃一驚。他與君平、光聖等人，再次來看望了我，讓我感動）。這樣逍遙的生活，就是我的理想，那是不可能實現的。後來，讀了一篇文章，叫做《一個人的桃花源》說的是一個教師，他從這個世界消失了十幾年，90年代初拋下一切，攜手同是北大教師的妻子張梅遁入深山，尋找他們心中的“桃花源”。外麵的世界走著一條和他相反的道路。當兩者漸行漸遠，真讓人羨慕。
現在，我的理想早已經改變了。改革開放告訴我，除了錢，所有的理想都是蒼白的。但是，朱枸先生一不能做官，二又沒膽量進混社會，一籌莫展。哲人說過：有實力的人仰仗實力，沒本事的人依靠幻想。說得對極了。朱枸先生經常流連於彩票店，不辭勞苦地將有限的、可憐的私藏錢購買彩票，希望能中一次大獎——這成為我的最新理想。
看著彩票店裏我可憐的身影，家人隻用三個字來形容我：神經病！
我覺得他們是對的。
現在呢？我的理想很簡單，我隻想治好我的病。讓我自由的走路和說話。但是，這一天很快就來臨嗎？在康複科，上帝完全沒有按常理出牌。和我一樣得了腦血管意外疾病的人，比比皆是，一個年輕女孩，僅有17歲，居然得了腦出血。如果用彩票店的對聯來說很恰當，左聯為：人不分男女老少；右聯：地不管東西南北；橫批：厄運之前人人平等。
其實，人的理想無時不刻在變化。有人說，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理想，一是每況愈下的；另一個恰恰相反，是每況愈上的。第一種，一個人小時候就立誌當個總統，長大後才知道自己的荒唐，於是成了“做個省長也不錯”，省長也是難上加難，於是就夢想做“市長”、“縣長”、“鎮長”，最後做村長也做不了。第二種就像朱枸先生，當了工人想幹部，當了幹部想當官，當了小官想大官，正是“做了皇帝想神仙”，欲壑難填。
這個世界是如此的迅捷，以致我要發足狂奔才能追趕它們。
於是，我還有一個理想，我覺得像我一樣中年得病，從一個家庭的頂梁柱到拖累家人，實在是最可憐的人。我一直認為是我們走得太快，以至於“過勞死”、“過勞殘”，每年我國有40萬人，所謂的白領成了最容易中招的人，我們都在奮不顧身地向前，快步行走，從來不關心身邊的風景。所以我想成立一個“慢基金”，對無數像我一樣的人得到幫助。不過，要成立基金，最低也需要800萬的資金，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事。也許，像“愚公移山”一樣，有朝一日有人看到朱枸如此為難，於是掏出800萬，成立了基金會，那是何等的美好。當然，我不像穀女士，隨便成立一個基金會，就有許多大企業送了幾億元，不費吹灰之力。
書上有一段話，叫做人生中最無可奈何的10件事：一是流逝的時間，二是沒有選擇的出身，三是莫名其妙的孤獨，四是無可奈何的遺忘，五是永遠的過去，六是別人的嘲笑，七是不可救藥的喜歡，八是離你而去的人，九是疾病的痛苦，十是無能為力的牽掛。
其實，人，活著就好。
其實，我的理想很簡單。1983年，我休學在家。我肯定是被無數的農活嚇破了膽，得到縣公路局招工開考的消息，是修公路的道班人員。居然還有農業人口的名額，那種興奮是難以言表的。我隻想脫離農村，我要當工人，哪怕是修公路的——這是我當時的理想，非常強烈的理想。
後來我考過無數次試，但都沒有那次刻骨銘心。我至今還記得一道改錯題是“我們現在的當務之急……”以致日後很多地方，包括央視犯了這樣的錯誤時，我都痛心疾首。還有一個名詞解釋，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不過那次我落榜了。
重新讀書後，我一直很努力。我一心就想考一個中專，就想脫離農村。我要像我們村六叔一樣，能夠在縣裏當過工人，因為六叔太神氣了，坐過火車，見過飛機，什麽稀奇的東西都能說出來。但是，在鄉鎮高中要考上中專談何容易！你以為現在的大學生，主要想上的，沒有不能讀大學的，更別說還有補助的中專了。連續兩年，我都名落孫山，第一年居然在預考就被刷下了，連高考都沒得參加。我實在懷疑家鄉的風水，真的沒有人能考上，幾百年以來還沒有先例。不過，如果以現在的目光，把考上大學作為目標，那是要笑掉大牙的——現在隻有你想讀，大學有的是。
但是，開弓沒有回頭箭。我硬著頭皮要讀書，盡管父親對我已經深深失望。當時的班主任黃柱昌老師給我父親寫了一封信，堅信我是“大學之才”。關鍵時刻我父親退讓了，我才得繼續讀書。於是，在1988年，我居然考上了本科——在鄉鎮高中那太厲害了，這本不是我的理想。至今我還是暈乎乎的。
考上大學後，麵對太多的同學，我突然領悟了“天外有天”的真諦。也許，專業本身我毫無興趣是我不安分的最主要原因。那時候，盡管高考還是“千軍萬馬齊過獨木橋”的情形，不過“萬般皆上品，惟有讀書滴”的商品經濟已經暗流湧動。當時，無論高考能否考上，農村青年均可以以“打工”的形式進城，過上朱枸先生夢寐以求的城裏人生活。我很沮喪。仿佛朱枸先生一條筋地以為隻有考大學這個“華山一條路”才能攻上某高地，等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上去後，才發覺，很多技不如我的人早已捷足先登。像張生、李四、王二麻子他們，他們何德何能啊？可是他們以固有的資源，盡管沒有高考，日子過得比朱枸還滋潤。更貼切的比喻是，在一個密室裏有一個蛋糕，原定誰讀書好就可以吃掉它。可是，等一幫讀書人蜂擁而至時，規則變了：誰有本事就能吃。（不能再說了）於是，張三比我力大，李四有錢，不屑於這小小的蛋糕，別的地方買了。而王二麻子的姑父是密室看門的，早早讓他進去了。於是，我連一根毛都沒得。
於是，我的理想又改變了，我希望成為一名作家：你可以進城，不可以寫書吧？於是，從1989年開始，我進行了瘋狂地創作，那時候沒有電腦，我必須一個字一個字地抄寫，而且不能錯。最多的時候，我一天可以抄寫2—3萬字。瘋狂地勞作有了收獲，從1989年到畢業，我在《青年文學》《廣西文學》《黃金時代》《金色年華》《雜文報》《大學生》發表了大量的詩歌、散文、雜文、中篇小說、短篇小說，甚至新聞稿。然後，我成為一名作家，又沮喪了。我沒想到理想竟然是那麽容易就實現的了，然後，我沉入了沉寂之中。它讓我想起了我的老鄉李棟先生，我和他有一麵之緣，他還為我編的雜誌寫過稿《臭屁蟲的喜劇》。30多年前，王雲高與李棟合寫的小說《彩雲歸》，那是那個時候很火的一篇小說。《彩雲歸》1979年5月在《人民文學》發表，獲得全國第二屆優秀短篇小說獎。《彩雲歸》可以說是廣西文學的一個標誌性高峰。可是，他從福建回來之後，生活困頓，所以去開了小食店，過後，聽說他死了。他得了全國獎又怎樣？屙屎屙出墨水（家鄉話：指學問很高）又如何？不是窮困潦倒？
2008年春節前，我毫無預兆地接到了原來同事劉忠懇的信息，他在《南寧晚報》一幹就是10年，工作得好好的，可是他說他要辭職，回隆林縣種樹養羊了！從此以後，幾年裏，他就在那個沒電沒水的山上住了下來。後來同事黃君平也去那裏小住。2014年，他居然去了泰國，當了一名老師，令我們目瞪口呆（2015年羊年前夕，他從泰國放假回來，僅僅三個月他就學會了泰語，再次令我們大吃一驚。他與君平、光聖等人，再次來看望了我，讓我感動）。這樣逍遙的生活，就是我的理想，那是不可能實現的。後來，讀了一篇文章，叫做《一個人的桃花源》說的是一個教師，他從這個世界消失了十幾年，90年代初拋下一切，攜手同是北大教師的妻子張梅遁入深山，尋找他們心中的“桃花源”。外麵的世界走著一條和他相反的道路。當兩者漸行漸遠，真讓人羨慕。
現在，我的理想早已經改變了。改革開放告訴我，除了錢，所有的理想都是蒼白的。但是，朱枸先生一不能做官，二又沒膽量進混社會，一籌莫展。哲人說過：有實力的人仰仗實力，沒本事的人依靠幻想。說得對極了。朱枸先生經常流連於彩票店，不辭勞苦地將有限的、可憐的私藏錢購買彩票，希望能中一次大獎——這成為我的最新理想。
看著彩票店裏我可憐的身影，家人隻用三個字來形容我：神經病！
我覺得他們是對的。
現在呢？我的理想很簡單，我隻想治好我的病。讓我自由的走路和說話。但是，這一天很快就來臨嗎？在康複科，上帝完全沒有按常理出牌。和我一樣得了腦血管意外疾病的人，比比皆是，一個年輕女孩，僅有17歲，居然得了腦出血。如果用彩票店的對聯來說很恰當，左聯為：人不分男女老少；右聯：地不管東西南北；橫批：厄運之前人人平等。
其實，人的理想無時不刻在變化。有人說，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理想，一是每況愈下的；另一個恰恰相反，是每況愈上的。第一種，一個人小時候就立誌當個總統，長大後才知道自己的荒唐，於是成了“做個省長也不錯”，省長也是難上加難，於是就夢想做“市長”、“縣長”、“鎮長”，最後做村長也做不了。第二種就像朱枸先生，當了工人想幹部，當了幹部想當官，當了小官想大官，正是“做了皇帝想神仙”，欲壑難填。
這個世界是如此的迅捷，以致我要發足狂奔才能追趕它們。
於是，我還有一個理想，我覺得像我一樣中年得病，從一個家庭的頂梁柱到拖累家人，實在是最可憐的人。我一直認為是我們走得太快，以至於“過勞死”、“過勞殘”，每年我國有40萬人，所謂的白領成了最容易中招的人，我們都在奮不顧身地向前，快步行走，從來不關心身邊的風景。所以我想成立一個“慢基金”，對無數像我一樣的人得到幫助。不過，要成立基金，最低也需要800萬的資金，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事。也許，像“愚公移山”一樣，有朝一日有人看到朱枸如此為難，於是掏出800萬，成立了基金會，那是何等的美好。當然，我不像穀女士，隨便成立一個基金會，就有許多大企業送了幾億元，不費吹灰之力。
書上有一段話，叫做人生中最無可奈何的10件事：一是流逝的時間，二是沒有選擇的出身，三是莫名其妙的孤獨，四是無可奈何的遺忘，五是永遠的過去，六是別人的嘲笑，七是不可救藥的喜歡，八是離你而去的人，九是疾病的痛苦，十是無能為力的牽掛。
其實，人，活著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