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讓我回到我的1983年（其實這樣說是不確切的，那應該是1983下半年和1984年上半年），我之所以用這種方式回望我的1983，無疑，他是我生命當中非常重要的一年，也是充滿汗水和淚水的一年，隻用這樣一種輕柔的方式接近它，就是怕自己一不小心將那塊傷痕再次弄破，將那些深藏的憂鬱和痛苦釋放出來，再度擊傷自己。
1983年下半年，我回到了離開四年的故鄉，其實說離開也是不確切的，因為在那四年當中，我幾乎每個星期六都要回家一趟，拿錢，挑米挑柴。由於休學是自己的要求，我開始的時候並沒有什麽失落，很快地就融到了村裏年輕人的隊伍裏。那時候，村裏幾乎每隔幾天就有姑娘來相親，所以晚上都很熱鬧。村裏有三個時髦的年輕人，每人買了一台個三洋牌錄音機——這在那時候是非常新奇的。他們穿著喇叭褲，錄音機開著巨大的音量，唱著香港的廣播劇，呼嘯著奔走在村子的每個角落。我現在還會唱好多句，什麽“一朵花開十裏香，風吹雨打枝葉更長”、“大眾，努力工作生活共創，你看到處一片好風光”等等。我們每晚都去相親人家的家裏，對前來相親的女孩子作苛刻的評價，開一些黃色的玩笑。去的次數多了，媒人們竟然注意到我了。當時，我父親被信用社以每年工齡一塊錢的代價清退回來，就開了一個雜貨店，隔幾天到鎮上的百貨公司批一些貨挑回來賣，好像是有錢的家庭，以至過了一段時間，她們要幫我找一個姑娘來相相，當然，15歲的我拒絕了。
但那些愜意的感覺都是非常表麵的東西。原來城裏人是可以這樣生活的。我很快就沉浸於一種深深的苦惱當中，那一年，因父親有病，我陪她到縣醫院治療了一段時間，又到大哥工作的梧州市小住了幾天，那幾天對我的影響非常大。當時的梧州市在一般人的眼裏，是一個繁華異常的大都市，我被這花花綠綠的世界吸深深吸引了。
所以，回去不久，我偷了家裏的200塊錢，單身一人途徑梧州搭船前往廣東容奇、石歧（現中山）、小攬等地。那是我第一次出遠門，是我的逃亡生活，我都不知道15歲的自己為何有那麽大的勇氣，這也許是一種逃避、也許是叛逆期。我記得當時住宿是需要大隊介紹信的。我當然沒有。口袋裏有一張別人的選民證，我軟磨硬泡了很久以後，人家看到我那麽可憐，才讓我入住。不過，當時的中山也不過如此，跟我們縣城也差不多，熱鬧一點罷了。我本來是想去那裏打工的，那找不到北，錢花得差不多的時候，我回來了。
父親對我的離家出走勃然大怒，然後限製我花那怕是一分的錢。並把幾乎所有的農活推到我的身上，大姐和三姐已經出嫁了，家裏沒有勞力，這是必然的。在這種情況下，我開始慢慢地接觸農活，跟村裏所有的年輕人一樣，犁田、耙田、播種、插田、耘田、噴藥、收割。不到兩三個月，每一項農活我都異常熟練，我開始敢於在月黑風高的晚上，一個人在據說有野鬼出沒的半山崗守田水，能夠挑著成百斤的稻穀在漆黑的深夜沒有火光的情況下穩步前行。這是結果，但那過程是漫長和艱辛無比的。在犁天的時候，由於耕牛不聽使喚，我一屁股地就坐在稻田冰冷的水中，放聲大哭；在挑稻穀的時候，由於不能忍受肩膀的疼痛，憤然將稻穀倒在地上；在耙天的時候，我被絆倒在水裏，被牛拖著走了十幾米……我不知道自己哭了多少次，開始深深後悔沒有珍惜讀書那麽悠閑的日子。
不過，與在紙作坊的活兒相比，所有的農活根本不值得一提。造紙是我們村最主要的經濟來源，所以，我家決定也開始做回屬於我們家的一份作坊。父親是不會的，多年的信用社工作使他疏遠了這項工作，而且他身體不好，還要照顧他的雜貨店。於是我從頭開始，跟著我的五叔從砍竹子開始，慢慢地將全套技術全部學會，朱枸雖然聰明，但學這活兒使我吃盡了苦頭，挨了不少的罵。學成之後，就像一首歌：“可憐我年輕的朱枸，今後苦難在等著他”！
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遇到像造紙那麽艱辛的活兒，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等於拿著水中40斤的東西，連續彎腰至80度再伸直，再拿到兩米遠的地方，一共重複做這工作3000次左右，然後，扛上一根重約160斤的巨木，間斷支持一個小時，一天到頭，骨頭都好象散開似的。一到冬天，那水冰冷刺骨，往往堅持不到半個小時，就麻木僵硬。那邊燒著一堆柴火，於是放到火裏麵燒（不是烤，而是燒），等骨頭都發癢了、發痛了，再慢慢烤，手重新有了知覺，有開始新一輪的工作。晚上8、9點鍾才回家，吃點飯，睡覺，第二天天不亮的時候就起來了，身子還是累累的。即使到了賣紙，還要挑到5公裏外的黃華河岸邊，要走路1個小時，全部都是崎嶇山路，上坡下嶺，說不出的艱辛。有時候一天要挑五擔，一擔120斤，回來的時候，還要幫父親的雜貨店挑一些貨物回來，這樣的日子，我堅持了幾乎整整一年。
這樣，母親從事農活，父親照顧他的雜貨店，我在我的作坊裏埋頭工作。日子漫長得沒有盡頭，每天都好像有著幹不完的活。家裏勞力實在太少了，這回母親答應媒人，幫我找一門親事，唯一的條件是，人夠大塊，能幹活，好象這次我也沒那麽反對了，據說那女孩的母親專門來相過我，十分讚同這門親事，女的也向同伴打聽了我的情況，還偷偷的在街上看過我幾回，十分的滿意。要是我後來沒有再去上學，幾乎就是定了。那姑娘據說姓覃，我後來休學完畢回到學校，問了一下她村的同學，同學說她是一個很清秀的姑娘，我又有點想入非非了，不過很快也就忘記了。不知現在的她可好？
在如此繁重的工作中，我幻想有一份輕鬆的工作。所以，我開始偷偷地跟一名算命先生學算命，還從街上的地攤買了好多相關的書籍，什麽《麻衣相法》、《風水與地理》、《鬼穀子神相法》、《劉伯溫燒餅歌》等等，然後在夜深人靜的時候，鑽研不已，盡管非常勞累。我姐夫是一個赤腳醫生，在他村子一帶很有名，曾叫我跟他學醫，但我覺得那技術太繁雜，遠不比算命風水有趣，所以拒絕了。但學了幾個月後，我被什麽“甲子乙醜海中金”、“甲己還歸甲，乙庚丙作初”之類的口訣攪得焦頭爛額，終於還是放棄了。不過一點皮毛功夫我還是有的，日後在社會上，動不動就念幾句口訣、歌謠，也能嚇倒不少人。有興趣的讀者，我們倒可以一同探討一下。
放棄了算命術後，我對詩歌開始有了濃厚的興趣，於是又買了一些《聲律啟蒙》、《平水韻部》、《二十四詩品》這樣的書來鑽研，有時候還在房間裏大聲地吟頌：雲對雨，雪對風，晚照對晴空。來鴻對去燕，宿鳥對鳴蟲。三尺劍，六鈞弓，嶺北對江東。人間清暑殿，天上廣寒宮。兩岸曉煙楊柳綠，一園春雨杏花紅。兩鬢風霜，途次早行之客；一蓑煙雨，溪邊晚釣之翁……很是陶醉。那段時間，還寫了不少的古體詩，當然也有現在詩，做了不少的對聯。不過這熱情也不到兩個月，就被艱辛的勞動擠到九霄雲外了。
艱苦卓絕的日子過得是那麽的艱難，我逐漸都變得麻木了，我甚至覺得自己的一生將就這樣度過的了。1984年，七姐將參加高考，按照她的成績，考上個中專應該是沒問題的，那麽我要繼續掙錢供她和弟弟讀書。但是，她居然在預考時就被幹掉了，灰溜溜地回到家裏，起先的時候，老師有意思叫她補習一年，她也做好了準備。這時候，被艱辛工作嚇壞了的我突然提出來，要回去讀書。父親和母親考慮再三，同意了我的要求。而姐姐，從18歲開始了從1984年到1994年，長達10年的最為艱苦卓絕的農村工作，而這一切，就是因為家庭和我的緣故。
也許在我的一生中，姐姐是我最對不起的人。作為一個男人，在最不應該的時候，我選擇了臨陣脫逃，將繁重的工作和日趨破敗的家推給了年僅18歲的姐姐，並讓她供我和弟弟讀完幾年高中，四年大學（弟弟是兩年中專）。她所做的工作，就跟我1983年到1984年所做的一樣，可能要承受更多的壓力——村裏幾乎所有的年輕男女都去廣東打工了，那種年輕人向往外麵世界的**被壓抑的心理折磨，是常人難以承受的。但是她不能走，因為家裏離不開她。
1984年的我沒有明白這些道理，我隻知道自己的逃避是應該的。等到我明白後，那時候是我念上大學，每個月花著姐姐掙來的錢的時候了，那種悔恨、內疚的心理就從沒消失過，而且越來越強烈。我一直想幫她做點什麽，比如幫她找一份好工作，但心有餘而力不足，一直沒幫上他的忙——在後麵許多章節中，我會不斷地提到這些。想到姐姐，想到我苦難的姐姐，早亡的姐姐，我不禁熱淚盈眶。
後來我不止一次設想，如果1983年開始，我就去廣東打工，我的命運軌跡會如何？2014年，有一個叫做“任性”的詞語非常流行，我想，1983年的我，就是很任性。
1983年下半年，我回到了離開四年的故鄉，其實說離開也是不確切的，因為在那四年當中，我幾乎每個星期六都要回家一趟，拿錢，挑米挑柴。由於休學是自己的要求，我開始的時候並沒有什麽失落，很快地就融到了村裏年輕人的隊伍裏。那時候，村裏幾乎每隔幾天就有姑娘來相親，所以晚上都很熱鬧。村裏有三個時髦的年輕人，每人買了一台個三洋牌錄音機——這在那時候是非常新奇的。他們穿著喇叭褲，錄音機開著巨大的音量，唱著香港的廣播劇，呼嘯著奔走在村子的每個角落。我現在還會唱好多句，什麽“一朵花開十裏香，風吹雨打枝葉更長”、“大眾，努力工作生活共創，你看到處一片好風光”等等。我們每晚都去相親人家的家裏，對前來相親的女孩子作苛刻的評價，開一些黃色的玩笑。去的次數多了，媒人們竟然注意到我了。當時，我父親被信用社以每年工齡一塊錢的代價清退回來，就開了一個雜貨店，隔幾天到鎮上的百貨公司批一些貨挑回來賣，好像是有錢的家庭，以至過了一段時間，她們要幫我找一個姑娘來相相，當然，15歲的我拒絕了。
但那些愜意的感覺都是非常表麵的東西。原來城裏人是可以這樣生活的。我很快就沉浸於一種深深的苦惱當中，那一年，因父親有病，我陪她到縣醫院治療了一段時間，又到大哥工作的梧州市小住了幾天，那幾天對我的影響非常大。當時的梧州市在一般人的眼裏，是一個繁華異常的大都市，我被這花花綠綠的世界吸深深吸引了。
所以，回去不久，我偷了家裏的200塊錢，單身一人途徑梧州搭船前往廣東容奇、石歧（現中山）、小攬等地。那是我第一次出遠門，是我的逃亡生活，我都不知道15歲的自己為何有那麽大的勇氣，這也許是一種逃避、也許是叛逆期。我記得當時住宿是需要大隊介紹信的。我當然沒有。口袋裏有一張別人的選民證，我軟磨硬泡了很久以後，人家看到我那麽可憐，才讓我入住。不過，當時的中山也不過如此，跟我們縣城也差不多，熱鬧一點罷了。我本來是想去那裏打工的，那找不到北，錢花得差不多的時候，我回來了。
父親對我的離家出走勃然大怒，然後限製我花那怕是一分的錢。並把幾乎所有的農活推到我的身上，大姐和三姐已經出嫁了，家裏沒有勞力，這是必然的。在這種情況下，我開始慢慢地接觸農活，跟村裏所有的年輕人一樣，犁田、耙田、播種、插田、耘田、噴藥、收割。不到兩三個月，每一項農活我都異常熟練，我開始敢於在月黑風高的晚上，一個人在據說有野鬼出沒的半山崗守田水，能夠挑著成百斤的稻穀在漆黑的深夜沒有火光的情況下穩步前行。這是結果，但那過程是漫長和艱辛無比的。在犁天的時候，由於耕牛不聽使喚，我一屁股地就坐在稻田冰冷的水中，放聲大哭；在挑稻穀的時候，由於不能忍受肩膀的疼痛，憤然將稻穀倒在地上；在耙天的時候，我被絆倒在水裏，被牛拖著走了十幾米……我不知道自己哭了多少次，開始深深後悔沒有珍惜讀書那麽悠閑的日子。
不過，與在紙作坊的活兒相比，所有的農活根本不值得一提。造紙是我們村最主要的經濟來源，所以，我家決定也開始做回屬於我們家的一份作坊。父親是不會的，多年的信用社工作使他疏遠了這項工作，而且他身體不好，還要照顧他的雜貨店。於是我從頭開始，跟著我的五叔從砍竹子開始，慢慢地將全套技術全部學會，朱枸雖然聰明，但學這活兒使我吃盡了苦頭，挨了不少的罵。學成之後，就像一首歌：“可憐我年輕的朱枸，今後苦難在等著他”！
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遇到像造紙那麽艱辛的活兒，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等於拿著水中40斤的東西，連續彎腰至80度再伸直，再拿到兩米遠的地方，一共重複做這工作3000次左右，然後，扛上一根重約160斤的巨木，間斷支持一個小時，一天到頭，骨頭都好象散開似的。一到冬天，那水冰冷刺骨，往往堅持不到半個小時，就麻木僵硬。那邊燒著一堆柴火，於是放到火裏麵燒（不是烤，而是燒），等骨頭都發癢了、發痛了，再慢慢烤，手重新有了知覺，有開始新一輪的工作。晚上8、9點鍾才回家，吃點飯，睡覺，第二天天不亮的時候就起來了，身子還是累累的。即使到了賣紙，還要挑到5公裏外的黃華河岸邊，要走路1個小時，全部都是崎嶇山路，上坡下嶺，說不出的艱辛。有時候一天要挑五擔，一擔120斤，回來的時候，還要幫父親的雜貨店挑一些貨物回來，這樣的日子，我堅持了幾乎整整一年。
這樣，母親從事農活，父親照顧他的雜貨店，我在我的作坊裏埋頭工作。日子漫長得沒有盡頭，每天都好像有著幹不完的活。家裏勞力實在太少了，這回母親答應媒人，幫我找一門親事，唯一的條件是，人夠大塊，能幹活，好象這次我也沒那麽反對了，據說那女孩的母親專門來相過我，十分讚同這門親事，女的也向同伴打聽了我的情況，還偷偷的在街上看過我幾回，十分的滿意。要是我後來沒有再去上學，幾乎就是定了。那姑娘據說姓覃，我後來休學完畢回到學校，問了一下她村的同學，同學說她是一個很清秀的姑娘，我又有點想入非非了，不過很快也就忘記了。不知現在的她可好？
在如此繁重的工作中，我幻想有一份輕鬆的工作。所以，我開始偷偷地跟一名算命先生學算命，還從街上的地攤買了好多相關的書籍，什麽《麻衣相法》、《風水與地理》、《鬼穀子神相法》、《劉伯溫燒餅歌》等等，然後在夜深人靜的時候，鑽研不已，盡管非常勞累。我姐夫是一個赤腳醫生，在他村子一帶很有名，曾叫我跟他學醫，但我覺得那技術太繁雜，遠不比算命風水有趣，所以拒絕了。但學了幾個月後，我被什麽“甲子乙醜海中金”、“甲己還歸甲，乙庚丙作初”之類的口訣攪得焦頭爛額，終於還是放棄了。不過一點皮毛功夫我還是有的，日後在社會上，動不動就念幾句口訣、歌謠，也能嚇倒不少人。有興趣的讀者，我們倒可以一同探討一下。
放棄了算命術後，我對詩歌開始有了濃厚的興趣，於是又買了一些《聲律啟蒙》、《平水韻部》、《二十四詩品》這樣的書來鑽研，有時候還在房間裏大聲地吟頌：雲對雨，雪對風，晚照對晴空。來鴻對去燕，宿鳥對鳴蟲。三尺劍，六鈞弓，嶺北對江東。人間清暑殿，天上廣寒宮。兩岸曉煙楊柳綠，一園春雨杏花紅。兩鬢風霜，途次早行之客；一蓑煙雨，溪邊晚釣之翁……很是陶醉。那段時間，還寫了不少的古體詩，當然也有現在詩，做了不少的對聯。不過這熱情也不到兩個月，就被艱辛的勞動擠到九霄雲外了。
艱苦卓絕的日子過得是那麽的艱難，我逐漸都變得麻木了，我甚至覺得自己的一生將就這樣度過的了。1984年，七姐將參加高考，按照她的成績，考上個中專應該是沒問題的，那麽我要繼續掙錢供她和弟弟讀書。但是，她居然在預考時就被幹掉了，灰溜溜地回到家裏，起先的時候，老師有意思叫她補習一年，她也做好了準備。這時候，被艱辛工作嚇壞了的我突然提出來，要回去讀書。父親和母親考慮再三，同意了我的要求。而姐姐，從18歲開始了從1984年到1994年，長達10年的最為艱苦卓絕的農村工作，而這一切，就是因為家庭和我的緣故。
也許在我的一生中，姐姐是我最對不起的人。作為一個男人，在最不應該的時候，我選擇了臨陣脫逃，將繁重的工作和日趨破敗的家推給了年僅18歲的姐姐，並讓她供我和弟弟讀完幾年高中，四年大學（弟弟是兩年中專）。她所做的工作，就跟我1983年到1984年所做的一樣，可能要承受更多的壓力——村裏幾乎所有的年輕男女都去廣東打工了，那種年輕人向往外麵世界的**被壓抑的心理折磨，是常人難以承受的。但是她不能走，因為家裏離不開她。
1984年的我沒有明白這些道理，我隻知道自己的逃避是應該的。等到我明白後，那時候是我念上大學，每個月花著姐姐掙來的錢的時候了，那種悔恨、內疚的心理就從沒消失過，而且越來越強烈。我一直想幫她做點什麽，比如幫她找一份好工作，但心有餘而力不足，一直沒幫上他的忙——在後麵許多章節中，我會不斷地提到這些。想到姐姐，想到我苦難的姐姐，早亡的姐姐，我不禁熱淚盈眶。
後來我不止一次設想，如果1983年開始，我就去廣東打工，我的命運軌跡會如何？2014年，有一個叫做“任性”的詞語非常流行，我想，1983年的我，就是很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