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英國老牌重金屬樂隊“摩托頭”的主唱兼貝斯手萊米·凱爾米斯特在當了數十年搖滾老混蛋之後，這位嗑藥**以行事大膽不羈出名的老炮走了，享年70歲。在自傳《whitelinefever》裏有句名言：“人們不會因為死了就變得更好；這隻是你們一廂情願的想法。混蛋死了還是混蛋，隻不過成了死掉的老混蛋！”
英國詩人布朗寧說：“四十歲是青春的暮年，五十歲是暮年的青春。”不知不覺中，自己在站在青春的暮年了。回望那逝去的青春，心情異常複雜。仿佛就在不經意之間，就走過了那麽多的年頭。按照我家鄉古老的說法：三十不高是矮仔，四十不富是貧人。那麽到了我們這樣的年紀，基本上已經算是定型了。
我這裏說自己站在青春的暮年，是按照自己還有暮年來計算的。想起過去的日子，真的就像一股雲煙。在這40多歲的年頭，自己有必要回首，總結一下自己所走過的道路，盤點自己的收獲。正像我在前麵說過的一樣，一個人，在這個多災多難的世界上，其實上，他活到三歲，三十歲、一百歲，都是非常不容易的。而至於文字音韻學家錢玄同說的：人40歲就該死，不死也要槍斃。我不知道他是出於什麽考慮。
40多歲過去了，我的事業沒有成功——甚至什麽是我的事業，我為之奮鬥的事業是什麽，還不明確。我就像一隻長在荒野的動物，一直為生存而四處奔波著，至今仍沒有一個穩定的單位，一份穩定的工作。對比起那些在年少時就發誓當科學家、當名人，至今已經功成名就的人來說，我的目標是非常不明確的。我曾經想過當一名作家，也曾經想過當一名官僚，但這些雄心壯誌，都在生活的困苦中消磨得一幹二淨。
40多歲過去了，我的財富沒有增長——甚至是減少，我居然沒能存下來一分錢，反而是有一筆讓自己每日耿耿於懷的債務。而且知道現在，我還是入不敷出。麵對那些動不動就拿幾十萬、幾百萬年薪的人，不由得仰天長歎。遠的不說，那些與自己年齡、學曆、水平相當的人，由於有了好的機遇，也找到了舒適的工作，贏得了合理的收入。而隨著年齡的增長，知識的老化，那些初出茅廬的年輕人又已經在收入上遙遙領先，使自己感到從所未有的鬱悶。
40多歲過去了，我沒能擁有健康。按理說，40多歲正是當年，是個上山可縛虎，下海可擒龍的年代，但自己卻未老先衰，現在居然成了殘疾人，沒有什麽事情比這個更悲哀的事情了。看那些生龍活虎的年輕人，看那些身強力壯的中年人，看那些神采奕奕的老年人，自己直覺得就是廢物一個，不說趁年輕時多賺錢，恐怕一不小心就成為家庭的拖累。一個窮人，如果連健康這一點資本都沒有了，那確實是令人膽戰心驚的。
40多歲過去了，我仍沒有一個真正的家。家是什麽？是一個房子下麵養著一頭豬。可是我的房子在哪裏？我奮鬥了幾十年了，卻沒能趕上房價的變化，現在還是一個“房奴”。看著身邊的那些人，住上樓房、別墅，並且把多餘的錢，買了幾套房放租，自己就覺得實在活得太窩囊。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國家正在宏觀調控房價的瘋長，但麵對這天文數字一樣的樓價，一聲歎息。
夠了！我不想再回首了！如此失敗的人生，讓自己越看越絕望。我不知道，隨著兒女的長大，隨著自己和長輩的變老，將是多麽艱難的一個人生在等著自己。盡管如此，那些哲人駕馭我們，要想前看，要對前途充滿信心，所以我也無數次幻想著自己的未來——但是，對於這樣背景、這樣生活處境的人，我還能希望會有什麽奇跡出現呢？我會幻想突然康複嗎？我會幻想明天有一紙任命書下來，叫我去當一任交通局長乎？我能幻想明天我買彩票，天降大獎，中了500萬乎？我能幻想明天有一個富姐，撲進一臉麻子的我的懷抱，塞給我一千萬乎？不！
這隻是一個願望，我不知能不能實現。2007年9月，我從武漢飛深圳，在空中，飛機遇到了氣流，顛簸得很厲害，飛機忽上忽下，甚是怕人。因朱枸先生是第二次坐飛機，手心出汗，兩腳發軟，這時候思想就複雜起來：要是飛機就這樣摔下去了，我該怎麽辦？然後我想得很多很多。誠然，自己從飛機上摔下，留給家人的將是無盡的悲痛。更為嚴重的是，作為家裏的頂梁柱，一旦塌下來了，將給一個家庭帶來深重的災難。
事後，跟一位與我一樣苦難深重的朋友說起這事，他拍手大叫：從飛機摔下來？太好了！其實這樣最好，像我們這種小人物，老是在生活中苦苦掙紮，就算掙紮到100歲，也不能給家裏帶來富足的生活，如果摔下去了，還能得到一筆賠償款給家人，讓他們過上稍微平靜一點的生活。要是你生病了，不小心被人誤殺了，那才麻煩，因為你得不到一分錢的補助，這才給家庭帶來無窮的災難。
確實，對比起那些大款、名人來說，無論怎麽樣的死法都是不值得的，因為有大壩的財富等著他們去享受。我一個朋友的母親，今年62，生病住院，眼看就油盡燈滅了，但沒有死，一直在昏迷之中，長達一年之久。所以，在這裏，我授權買我的書的每一個讀者，一旦我也出現這樣的狀況，昏迷不死超過48小時，你就有權利，或者說有責任用力掐住我的脖子，到我氣絕為止，而你沒有任何的責任。那時候盡管我可能沒有知覺，我還是要從被你掐緊的喉嚨裏擠出一句：謝謝！
如果非要這樣，請讓我離去。
曾經，我們幾個記者朋友聚在一起，說著說著，也說到“死”的這個話題來——我們從來沒有這樣毫無顧忌地說起它，也許我們都在無望的生活中折磨得太深了，都深感絕望了。1994年5月，凱文·卡特，南非攝影記者，獲得美國普利策優秀攝影獎，兩個月後，他33歲自殺身亡：生活中痛苦太多，快樂太少。同學李某說，我希望我在70歲那年，被兩個爭風吃醋的女人在背後一槍打死。而一個花花公子說，我希望到我70歲那年的某一個晴朗的秋天，大喝一頓，然後找個性感女人一起風流，在**到來的時候，氣絕身亡！問我如何？我說，順其自然，一切由命，朱枸先生要是死了，那正是“九泉之下，才子又添一人”。眾人撫掌大笑，將麵前的啤酒一幹而盡。
也許在這裏我不應該談太多生死的問題，這樣的話題太沉重了，不符合本書的原則。何況，按照古老的說法，這也有點觸晦頭的忌諱，有些話弄不好真的會一語成孅。著名作家鄭振鐸一日跟朋友劉****閑談，問劉****：“你曉得人怎樣死法最痛快？”劉****無從置答。振鐸說：“人最好從飛機上摔下來，死得最痛快。”不料，1958年10月17日，鄭振鐸領導中國文化代表團赴阿富汗訪問，因飛機失事死，終年61歲。是不是有點恐怖？
展望自己的未來，我真的很迷惘。不過有一句話是這樣說的：活著就有希望。那真是一句廢話一樣的哲語，深含禪機，但又未必每個人都能參透它。朱枸先生“死”過一回後，卻是感觸甚深。盡管現在我現在沒能看到一點希望，我還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夠時來運轉，在厄運重重、連吃豆腐也崩掉大牙的時候，卻發現崩掉我大牙的竟然是一塊價值連城的寶石！明天沒有發生，那我就等後天；40歲等不到，那我就等到50歲；50歲等不到，那我就等到60歲、70歲！《康熙王朝》裏麵的歌曲：“我真的還想再活100年”，那麽我說，我真想活到100年！直到等到為止。
英國詩人布朗寧說：“四十歲是青春的暮年，五十歲是暮年的青春。”不知不覺中，自己在站在青春的暮年了。回望那逝去的青春，心情異常複雜。仿佛就在不經意之間，就走過了那麽多的年頭。按照我家鄉古老的說法：三十不高是矮仔，四十不富是貧人。那麽到了我們這樣的年紀，基本上已經算是定型了。
我這裏說自己站在青春的暮年，是按照自己還有暮年來計算的。想起過去的日子，真的就像一股雲煙。在這40多歲的年頭，自己有必要回首，總結一下自己所走過的道路，盤點自己的收獲。正像我在前麵說過的一樣，一個人，在這個多災多難的世界上，其實上，他活到三歲，三十歲、一百歲，都是非常不容易的。而至於文字音韻學家錢玄同說的：人40歲就該死，不死也要槍斃。我不知道他是出於什麽考慮。
40多歲過去了，我的事業沒有成功——甚至什麽是我的事業，我為之奮鬥的事業是什麽，還不明確。我就像一隻長在荒野的動物，一直為生存而四處奔波著，至今仍沒有一個穩定的單位，一份穩定的工作。對比起那些在年少時就發誓當科學家、當名人，至今已經功成名就的人來說，我的目標是非常不明確的。我曾經想過當一名作家，也曾經想過當一名官僚，但這些雄心壯誌，都在生活的困苦中消磨得一幹二淨。
40多歲過去了，我的財富沒有增長——甚至是減少，我居然沒能存下來一分錢，反而是有一筆讓自己每日耿耿於懷的債務。而且知道現在，我還是入不敷出。麵對那些動不動就拿幾十萬、幾百萬年薪的人，不由得仰天長歎。遠的不說，那些與自己年齡、學曆、水平相當的人，由於有了好的機遇，也找到了舒適的工作，贏得了合理的收入。而隨著年齡的增長，知識的老化，那些初出茅廬的年輕人又已經在收入上遙遙領先，使自己感到從所未有的鬱悶。
40多歲過去了，我沒能擁有健康。按理說，40多歲正是當年，是個上山可縛虎，下海可擒龍的年代，但自己卻未老先衰，現在居然成了殘疾人，沒有什麽事情比這個更悲哀的事情了。看那些生龍活虎的年輕人，看那些身強力壯的中年人，看那些神采奕奕的老年人，自己直覺得就是廢物一個，不說趁年輕時多賺錢，恐怕一不小心就成為家庭的拖累。一個窮人，如果連健康這一點資本都沒有了，那確實是令人膽戰心驚的。
40多歲過去了，我仍沒有一個真正的家。家是什麽？是一個房子下麵養著一頭豬。可是我的房子在哪裏？我奮鬥了幾十年了，卻沒能趕上房價的變化，現在還是一個“房奴”。看著身邊的那些人，住上樓房、別墅，並且把多餘的錢，買了幾套房放租，自己就覺得實在活得太窩囊。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國家正在宏觀調控房價的瘋長，但麵對這天文數字一樣的樓價，一聲歎息。
夠了！我不想再回首了！如此失敗的人生，讓自己越看越絕望。我不知道，隨著兒女的長大，隨著自己和長輩的變老，將是多麽艱難的一個人生在等著自己。盡管如此，那些哲人駕馭我們，要想前看，要對前途充滿信心，所以我也無數次幻想著自己的未來——但是，對於這樣背景、這樣生活處境的人，我還能希望會有什麽奇跡出現呢？我會幻想突然康複嗎？我會幻想明天有一紙任命書下來，叫我去當一任交通局長乎？我能幻想明天我買彩票，天降大獎，中了500萬乎？我能幻想明天有一個富姐，撲進一臉麻子的我的懷抱，塞給我一千萬乎？不！
這隻是一個願望，我不知能不能實現。2007年9月，我從武漢飛深圳，在空中，飛機遇到了氣流，顛簸得很厲害，飛機忽上忽下，甚是怕人。因朱枸先生是第二次坐飛機，手心出汗，兩腳發軟，這時候思想就複雜起來：要是飛機就這樣摔下去了，我該怎麽辦？然後我想得很多很多。誠然，自己從飛機上摔下，留給家人的將是無盡的悲痛。更為嚴重的是，作為家裏的頂梁柱，一旦塌下來了，將給一個家庭帶來深重的災難。
事後，跟一位與我一樣苦難深重的朋友說起這事，他拍手大叫：從飛機摔下來？太好了！其實這樣最好，像我們這種小人物，老是在生活中苦苦掙紮，就算掙紮到100歲，也不能給家裏帶來富足的生活，如果摔下去了，還能得到一筆賠償款給家人，讓他們過上稍微平靜一點的生活。要是你生病了，不小心被人誤殺了，那才麻煩，因為你得不到一分錢的補助，這才給家庭帶來無窮的災難。
確實，對比起那些大款、名人來說，無論怎麽樣的死法都是不值得的，因為有大壩的財富等著他們去享受。我一個朋友的母親，今年62，生病住院，眼看就油盡燈滅了，但沒有死，一直在昏迷之中，長達一年之久。所以，在這裏，我授權買我的書的每一個讀者，一旦我也出現這樣的狀況，昏迷不死超過48小時，你就有權利，或者說有責任用力掐住我的脖子，到我氣絕為止，而你沒有任何的責任。那時候盡管我可能沒有知覺，我還是要從被你掐緊的喉嚨裏擠出一句：謝謝！
如果非要這樣，請讓我離去。
曾經，我們幾個記者朋友聚在一起，說著說著，也說到“死”的這個話題來——我們從來沒有這樣毫無顧忌地說起它，也許我們都在無望的生活中折磨得太深了，都深感絕望了。1994年5月，凱文·卡特，南非攝影記者，獲得美國普利策優秀攝影獎，兩個月後，他33歲自殺身亡：生活中痛苦太多，快樂太少。同學李某說，我希望我在70歲那年，被兩個爭風吃醋的女人在背後一槍打死。而一個花花公子說，我希望到我70歲那年的某一個晴朗的秋天，大喝一頓，然後找個性感女人一起風流，在**到來的時候，氣絕身亡！問我如何？我說，順其自然，一切由命，朱枸先生要是死了，那正是“九泉之下，才子又添一人”。眾人撫掌大笑，將麵前的啤酒一幹而盡。
也許在這裏我不應該談太多生死的問題，這樣的話題太沉重了，不符合本書的原則。何況，按照古老的說法，這也有點觸晦頭的忌諱，有些話弄不好真的會一語成孅。著名作家鄭振鐸一日跟朋友劉****閑談，問劉****：“你曉得人怎樣死法最痛快？”劉****無從置答。振鐸說：“人最好從飛機上摔下來，死得最痛快。”不料，1958年10月17日，鄭振鐸領導中國文化代表團赴阿富汗訪問，因飛機失事死，終年61歲。是不是有點恐怖？
展望自己的未來，我真的很迷惘。不過有一句話是這樣說的：活著就有希望。那真是一句廢話一樣的哲語，深含禪機，但又未必每個人都能參透它。朱枸先生“死”過一回後，卻是感觸甚深。盡管現在我現在沒能看到一點希望，我還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夠時來運轉，在厄運重重、連吃豆腐也崩掉大牙的時候，卻發現崩掉我大牙的竟然是一塊價值連城的寶石！明天沒有發生，那我就等後天；40歲等不到，那我就等到50歲；50歲等不到，那我就等到60歲、70歲！《康熙王朝》裏麵的歌曲：“我真的還想再活100年”，那麽我說，我真想活到100年！直到等到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