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說什麽！？”衛國慶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手裏的水煙筒上還冒著縷縷白煙，兩指還掐著一團煙絲，一時間，他有一種如墮夢中的感覺。
二十萬現鈔！麵前這個瘦小佝僂的小農民，打一輩子的工也未必能攢到這麽多錢！憑什麽？他憑什麽不簽？
麵對矮小瘦弱的白老實，衛國慶第一次感到一種莫名的挫折感，這是他有生之年未曾試過的。
當年白泥村還是一片沙地，一窮二白的時候，衛國慶是在村裏挨家挨戶借齊十萬塊錢開起了第一家鋼材加工廠的。當時除了本村的五萬元資金，還得向別村借債五萬元，村裏反對聲此起彼伏，甚至有人直斥衛國慶胡來敗家。
衛國慶站起來，慨然說，“富不起來，我爬著去給你拜年。”富裕之後，他毫不謙虛地說：“在白泥村這地界上，根本就沒有集體的智慧，隻有我衛國慶的智慧，沒有我衛國慶就沒有白泥村的今天！”
廠子成立之初，適逢當時的私企地位極其低下，在國企和政府的夾縫中求生，和國企爭奪生產資源，鑽政策的空子和政府對著幹，對他來說已經不是頭一遭了。
每一次對抗，衛國慶都能全身而退。
一九八四年，當政府的調查組來白泥村追究加工廠與國營企業爭鋼材原料的時候，他組織了村民與之抗爭。
清查組成員對他說：“你沒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他當即反駁說，“盡管沒做虧心事，但是鬼老在你門前敲，日子能好過嗎？”
在他的帶頭下，每天都有老頭子拎著棍子來質問清查組，“我們剛過了幾天好日子，你們就來了，我們挨餓的時候你們怎麽不來？”
還有小夥子也來“轟炸”，“我們打光棍多年，剛找上對象，你們一來就散了，這媳婦要是找不上你們得負責！”
最終，調查組陷入了不堪其擾的“人民戰爭”，最後在白泥村實在住不下去了，隻好搬回到市裏去。
一九九一年，在白老實一案發生的三年前，村裏的治保隊私設公堂，把一名被懷疑偷了廠裏原材料的工人打至重傷。最後人被證實是冤枉的。
衛國慶認為治保隊下手雖然重了些，但是是從“保護白泥村經濟利益”的角度出發的。靠著手裏厚厚的鈔票，衛國慶使涉案的大部分人員獲得了緩刑輕判，隻有倆人服刑。對這倆人，衛國慶在村裏表態了，由村裏每二十戶人為一組，輪流負責這倆個家庭的一切支出和費用，用他自己的話說，這倆人是為了村裏的人去坐牢的。
一九九二年，衛國慶參選省人大代表，結果意外落選。原因是他過於桀騖不馴，太過傲慢自大，得罪了太多的人。
他當即開始向新聞界散發一份《公開信》，其中列有十條：“……第五條，我們聲明觀點，從今後凡是選舉黨代表、人大代表我們均不介入，否則會影響其他人選；第六條，濱海市裏主要部委來人，我們一要熱情，二要尊敬，但一定要身份證，防止壞人鑽空子；……第十條，我們要明白，更要糊塗，明白加糊塗，才能辦大事。”
孤憤、怨恨、抵觸、對立之氣，溢然紙上。他與地方政府的關係交惡顯而易見。
這些都是衛國慶曾經引以為耀的資本和戰績，也是他看不起官員和政府的一個因素，更重要的是，在這位著名的企業老總觀念裏，隨著時代的發展，“沒有什麽問題是錢解決不了的”，而且“錢能解決的問題就不是問題”。
不過這一次，他對說服白老實卻沒有一點兒信心。
別說是衛國慶，就連見慣大場麵的劉大同和王增明這兩位政府大員，也被白老實身上那種堅韌所震撼，許久沒能說出一句話來。
從內心來講，劉大同和王增明對衛國慶並沒有多少交情，對這個洗腳上田又迅速暴富的企業家和村支書，他們倆是又愛又恨。既愛他創造的業績能為政途添光加彩，也愛他貢獻的稅收；恨的是他狂妄自大，恨他的目中無人。
不過，做官員的最大的一項能耐就是權衡利弊。在目前這個階段，保住衛國慶顯然要比為白老實申冤重要許多。
劉大同回過神來，用一種幾近威脅的口氣說：“白老實同誌，你要知道，你的妻子蔡慶娥目前也是犯罪嫌疑人，而且從證據上來看，她打傷李香梅導致其流產，這也是鐵一般的事實，難道你想來一個兩敗俱傷？讓你妻子也去蹲監倉？”
白老實搖了搖頭，渾濁的眼睛變得無比清澈，說：“領導，我老婆沒打傷人，我再說一次，她沒打傷人。如果你們硬說她打傷了李香梅，我會再上訪，反正我過去一年，鞋子跑破了三雙，我也不在乎再跑破幾雙鞋。就算撿垃圾，我也要撿到京城去，隻要我還有一口氣，我就要告！”
王增明正要說話，白老實沒給他機會，決然道：“不談了，今天我不談了，你們都不是什麽好人，林主任不在，我不談了。他一天不回來，我一天不會坐下來同你們談。”
劉大同還想挽留白老實，安撫道：“白老實同誌，那你到底要個怎樣的結果？”
白老實艱難又驕傲地抬起頭，幾乎是一字一頓道：“我隻要一個公道。”
說罷，轉身就出門，頭也不回，走了。
扔下一屋子傻愣著的官員和老板們，白老實就這麽走了。唯獨是徐紅，覺得從未有過的熱血澎湃，如果不是這些領導在場，幾乎要跳起來拍掌喝彩了！
回到自己辦公室，徐紅忍不住馬上撥通了林安然的電話。
此時的林安然和陳港生正開著王勇那裏借來的皇冠車，正在趕往太平鎮的路上。
聽說白老實今天在調解會上麵對二十萬現鈔不動心，讓衛國慶和劉大同一眾人下不來台，林安然也忍不住叫好。
林安然放下電話，陳港生握著方向盤說：“還真看不出，這白老實原先看起來焉了吧唧的，對著劉市長和衛國慶他們能這麽有骨氣，二十萬都不要！”
林安然看著窗外倒退的樹木，說：“白老實都是給逼的，人要到了絕處，這錢就跟手紙沒兩樣。衛國慶說到底也是窮苦人出身，不過就是因為當初窮怕了，所以把錢看得比什麽都重要，比什麽都有用，認為什麽都能用錢解決問題。”
陳港生嗬嗬一笑，忽然覺得肚子有些餓，便指著前麵道：“林主任，咱們到前麵吃點東西再走？”
林安然左右看看，說：“這裏荒郊野嶺的，能找到飯店再說吧。”
話音還沒落，前麵就看到一個飯店的招牌杵在路邊，上麵歪歪斜斜幾個大字——豐順飯店。
二十萬現鈔！麵前這個瘦小佝僂的小農民，打一輩子的工也未必能攢到這麽多錢！憑什麽？他憑什麽不簽？
麵對矮小瘦弱的白老實，衛國慶第一次感到一種莫名的挫折感，這是他有生之年未曾試過的。
當年白泥村還是一片沙地，一窮二白的時候，衛國慶是在村裏挨家挨戶借齊十萬塊錢開起了第一家鋼材加工廠的。當時除了本村的五萬元資金，還得向別村借債五萬元，村裏反對聲此起彼伏，甚至有人直斥衛國慶胡來敗家。
衛國慶站起來，慨然說，“富不起來，我爬著去給你拜年。”富裕之後，他毫不謙虛地說：“在白泥村這地界上，根本就沒有集體的智慧，隻有我衛國慶的智慧，沒有我衛國慶就沒有白泥村的今天！”
廠子成立之初，適逢當時的私企地位極其低下，在國企和政府的夾縫中求生，和國企爭奪生產資源，鑽政策的空子和政府對著幹，對他來說已經不是頭一遭了。
每一次對抗，衛國慶都能全身而退。
一九八四年，當政府的調查組來白泥村追究加工廠與國營企業爭鋼材原料的時候，他組織了村民與之抗爭。
清查組成員對他說：“你沒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他當即反駁說，“盡管沒做虧心事，但是鬼老在你門前敲，日子能好過嗎？”
在他的帶頭下，每天都有老頭子拎著棍子來質問清查組，“我們剛過了幾天好日子，你們就來了，我們挨餓的時候你們怎麽不來？”
還有小夥子也來“轟炸”，“我們打光棍多年，剛找上對象，你們一來就散了，這媳婦要是找不上你們得負責！”
最終，調查組陷入了不堪其擾的“人民戰爭”，最後在白泥村實在住不下去了，隻好搬回到市裏去。
一九九一年，在白老實一案發生的三年前，村裏的治保隊私設公堂，把一名被懷疑偷了廠裏原材料的工人打至重傷。最後人被證實是冤枉的。
衛國慶認為治保隊下手雖然重了些，但是是從“保護白泥村經濟利益”的角度出發的。靠著手裏厚厚的鈔票，衛國慶使涉案的大部分人員獲得了緩刑輕判，隻有倆人服刑。對這倆人，衛國慶在村裏表態了，由村裏每二十戶人為一組，輪流負責這倆個家庭的一切支出和費用，用他自己的話說，這倆人是為了村裏的人去坐牢的。
一九九二年，衛國慶參選省人大代表，結果意外落選。原因是他過於桀騖不馴，太過傲慢自大，得罪了太多的人。
他當即開始向新聞界散發一份《公開信》，其中列有十條：“……第五條，我們聲明觀點，從今後凡是選舉黨代表、人大代表我們均不介入，否則會影響其他人選；第六條，濱海市裏主要部委來人，我們一要熱情，二要尊敬，但一定要身份證，防止壞人鑽空子；……第十條，我們要明白，更要糊塗，明白加糊塗，才能辦大事。”
孤憤、怨恨、抵觸、對立之氣，溢然紙上。他與地方政府的關係交惡顯而易見。
這些都是衛國慶曾經引以為耀的資本和戰績，也是他看不起官員和政府的一個因素，更重要的是，在這位著名的企業老總觀念裏，隨著時代的發展，“沒有什麽問題是錢解決不了的”，而且“錢能解決的問題就不是問題”。
不過這一次，他對說服白老實卻沒有一點兒信心。
別說是衛國慶，就連見慣大場麵的劉大同和王增明這兩位政府大員，也被白老實身上那種堅韌所震撼，許久沒能說出一句話來。
從內心來講，劉大同和王增明對衛國慶並沒有多少交情，對這個洗腳上田又迅速暴富的企業家和村支書，他們倆是又愛又恨。既愛他創造的業績能為政途添光加彩，也愛他貢獻的稅收；恨的是他狂妄自大，恨他的目中無人。
不過，做官員的最大的一項能耐就是權衡利弊。在目前這個階段，保住衛國慶顯然要比為白老實申冤重要許多。
劉大同回過神來，用一種幾近威脅的口氣說：“白老實同誌，你要知道，你的妻子蔡慶娥目前也是犯罪嫌疑人，而且從證據上來看，她打傷李香梅導致其流產，這也是鐵一般的事實，難道你想來一個兩敗俱傷？讓你妻子也去蹲監倉？”
白老實搖了搖頭，渾濁的眼睛變得無比清澈，說：“領導，我老婆沒打傷人，我再說一次，她沒打傷人。如果你們硬說她打傷了李香梅，我會再上訪，反正我過去一年，鞋子跑破了三雙，我也不在乎再跑破幾雙鞋。就算撿垃圾，我也要撿到京城去，隻要我還有一口氣，我就要告！”
王增明正要說話，白老實沒給他機會，決然道：“不談了，今天我不談了，你們都不是什麽好人，林主任不在，我不談了。他一天不回來，我一天不會坐下來同你們談。”
劉大同還想挽留白老實，安撫道：“白老實同誌，那你到底要個怎樣的結果？”
白老實艱難又驕傲地抬起頭，幾乎是一字一頓道：“我隻要一個公道。”
說罷，轉身就出門，頭也不回，走了。
扔下一屋子傻愣著的官員和老板們，白老實就這麽走了。唯獨是徐紅，覺得從未有過的熱血澎湃，如果不是這些領導在場，幾乎要跳起來拍掌喝彩了！
回到自己辦公室，徐紅忍不住馬上撥通了林安然的電話。
此時的林安然和陳港生正開著王勇那裏借來的皇冠車，正在趕往太平鎮的路上。
聽說白老實今天在調解會上麵對二十萬現鈔不動心，讓衛國慶和劉大同一眾人下不來台，林安然也忍不住叫好。
林安然放下電話，陳港生握著方向盤說：“還真看不出，這白老實原先看起來焉了吧唧的，對著劉市長和衛國慶他們能這麽有骨氣，二十萬都不要！”
林安然看著窗外倒退的樹木，說：“白老實都是給逼的，人要到了絕處，這錢就跟手紙沒兩樣。衛國慶說到底也是窮苦人出身，不過就是因為當初窮怕了，所以把錢看得比什麽都重要，比什麽都有用，認為什麽都能用錢解決問題。”
陳港生嗬嗬一笑，忽然覺得肚子有些餓，便指著前麵道：“林主任，咱們到前麵吃點東西再走？”
林安然左右看看，說：“這裏荒郊野嶺的，能找到飯店再說吧。”
話音還沒落，前麵就看到一個飯店的招牌杵在路邊，上麵歪歪斜斜幾個大字——豐順飯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