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離開北京已經太長時間了――至少我覺得時間很久很久，以至於很多事情我怎麽想也想不起來。像是昨天，我想了一晚上也沒想起來從理工去清華坐320到還是不到。所以對於我這種人，寫回憶錄是一件比較難的事兒，保不其哪兒就寫差了。說實話，有時候我也懷疑我到底有沒有去過北京，還在那兒呆了那麽多年，怎麽記憶裏的東西就那麽少呢？你讓我回去找我住過的宿舍樓我能找著，你要問我是幾號樓，我真想不起來了。人的記憶真是奇怪，這許多年過去，我連王燕當時帶的傳呼是幾號都張嘴就來，我們寢室的電話我就記得開頭的數
字是6，後麵的怎麽想也想不起來了。並不能說大學時代於我而言不夠深刻，並不是這樣的。大學時代是我生命裏最深刻的一部分，我在那裏學會了長大。隻是這深刻的記憶偶爾夾雜著痛苦，痛苦使人不得不抹去一些記憶，不小心地，就把不該抹去的也抹去了。
理工地盤沒有清華那麽大，可也有漂亮的時候。我最喜歡秋天的時候到小公園裏邊溜達，我記得我們那小公園裏頭有一條類似於“曲徑通幽”一樣的小路，還有挺高一座假山，老是有不知道誰家的孩子爬上爬下的。假山前頭有塊石碑，上頭刻著挺好看的字，至於具體什麽內容我死活想不起來了，似乎是有關“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的吧。小公園裏兩排柿子樹，到了秋末的時候結了滿滿當當都是柿子，據說是有人承包的，成熟了以後在公園門口叫賣。我們說那是大家夥兒的財產，不讓摘，我們就去偷。想起來也夠壯觀的，晚上不好好上自習，一群賊眉鼠眼鬼頭鬼腦的男男女女跑到柿子樹前頭，男的爬樹去摘柿子，女的站在下麵接著，就跟抗日戰爭時候偷日本鬼子糧食似的那麽大義凜然。那會兒柿子還不能吃呐，都是澀的，男生還是爬樹上摘下來，擱窗台上等著它熟。等真熟了，就用小刀切開，一人一口。那是我這輩子吃過的最好吃的柿子。
最好看的還是那一小片銀杏林。秋天的時候，天上地下的金黃，真是壯觀。每回從教學區往宿舍區走都能路過那邊，那幾年總想找機會在銀杏林裏照張相，可每次等我把照相機借回來，樹葉也都掉光了，我就隻好跑清華對門圓明園那邊哢嚓幾張了事。
您可別怪我跟拍電影兒似的，一句話就帶過一年，我要是把大學裏那點事兒都告訴您，寫十本書也不算多。再者說了，我要是都告訴您了，以後我怎麽混呐？您說是不是？
大三那會兒出了點事兒。
我們寢對門有一小姑娘，好像是哪個係專科的，那陣子我見她出門兩隻腳上的襪子都不一個色兒，經常一隻綠的一隻粉紅的。私底下我跟王燕說：“對麵兒那位練什麽功呐？怎麽襪子都不一個色兒啊？”王燕跟我說，那小姑娘是外地考來的，本來考上我們學校本科了，後來被一高幹的兒子給頂下去了，上了專科，那以後精神就不太好了。我沒敢再嘲笑她，心裏特同情她。北京這地兒，皇城根兒，隨便撞上一個就是高幹子弟。別看宋老爺子在我們那兒呼風喚雨的，宋樂天在北京根本不能算高幹子弟。遠的不說，就說王燕。那回王燕領我上木犀地她姥爺家去（她姥爺是前水利部某廳廳長），進門見了一慈眉善目的老頭，王燕姥爺讓我倆叫“田爺爺”，我哪兒認識啊，就知道肯定又是一老領導。出門兒我問王燕：“這田爺爺誰啊，咱姥爺老戰友啊？”王燕盯著眼睛問我：“你真不認識啊？”我搖頭。於是王燕告訴我一個某前副總理的名字，我下巴差點兒砸腳麵上。
有一天晚上，對門小姑娘上我們寢看電視，坐那兒不走。她們寢的人都歧視她，老讓她受氣。我們寢都是好心人，也不忍心攆她走，就讓她坐那兒看了。我們幾個誰也不敢換台，就讓她看。後來十一點半停電了，她還不走，就坐那兒。本來我都睡著了，半夜迷迷糊糊一睜眼睛，看見地當間兒坐著一人，嚇了一身冷汗。我也不知道後來老大和老三怎麽把她勸走的，前一宿我讓蚊子攪和的沒怎麽睡好，那會兒正補覺呢。
第二天，警察就上門了。我上大學兩年多了，還沒見有男生上來過呢，這回一來就是仨，還氣勢洶洶的。
那天我跟王燕剛吃完飯捧了個西瓜回來，一見門口一大堆人，擠著進門，看見屋裏站著仨警察。這時候我才知道，昨兒晚上坐我們屋裏那看電視的女孩跳樓了，正在醫院搶救呢。
我這人自覺天生不是什麽好人，看見警察同誌就心虛，因為我經常違反交通規則坐宋樂天的二等讓他帶我上新街口。警察把我們都問了一遍，說以後有什麽事兒再來找我們，我們送瘟神一樣把仨警察送走，人人都是一頭汗。
謝天謝地那女孩沒死，隻是斷了一條腿。醫生診斷是精神輕微分裂，需要治療。也不知道是哪個三孫子校領導，非讓她退學。她那農民爸爸說死不肯，說：“我閨女好容易考上了大學，生生讓人擠下來了，怎麽你們現在連個畢業文憑都不讓我閨女拿啊？！”學校那頭兒就像沒聽見似的，甩給老頭兒一張紙讓簽字。
女孩家是在一個很小很小的縣城，父母都是苦了大半輩子的人，現如今在這麽大的北京城碰上這麽件事兒，讓他們怎麽辦呐？！這年頭兒，辦事兒不是講人情就是講錢，你要是沒權就得有錢，不然什麽事兒也辦不成。她們家沒權也沒錢，我瞅著父女倆在食堂吃飯都沒打一個好菜，這事兒能辦了就奇了怪了！
我親眼看見那個穿著樸素得過分的老父親在某校領導辦公室裏老淚縱橫地祈求，親眼看見了某校領導漠然地無動於衷，當時我心裏那叫一個堵得慌啊。不都說學校這地兒是淨土麽？怎麽這會兒這淨土上頭也這麽多烏七八糟的亂事兒啊？！
我過了熱血沸騰的年紀了，這事兒要是擱高中時代，沒準兒我就能招人弄個簽名請願什麽的，可現在不成了，我估摸著就算是我還有那熱情學校裏也沒人搭理我――誰不顧自個兒的事兒啊？哪有閑工夫路見不平啊？
我把這事兒跟宋樂天說，宋樂天就說了一句話：“真他媽孫子！”
那天晚上我跟宋樂天窩在紫竹苑裏邊，我靠在他懷裏，心裏堵得要命，想說話也不知道從何說起了。宋樂天也沒說話，大熱天的，就讓我那樣靠著他，長胳膊死死抱著我，像是怕我跑了似的。
男朋友可能就這作用，你委屈了，想哭了，他就無條件地把肩膀和懷抱借給你。隻要你往他懷裏一靠，就踏實了，安心了，什麽世態炎涼、人心叵測都可以不管了。對還有一年就要畢業的我們，這個打擊不算小。我突然覺得這個世界根本沒我想象的美好，甚至連一半都沒有。那時候就有人說我浪費了三年的時光跟宋樂天大牛廝混，不然經常去三裏屯、國貿、鬼街這種地方見識見識，沒準兒就看見大世界而忽視小我呢。
的確，這三年我跟宋樂天大牛在一起的時間最多，我們仨在一起就是吃飯聊天，酒吧都不常去，就跟高中時候一樣。都說人在成長，我們幾個怎麽就這麽不長進呐？我也納悶。那時候我琢磨著考研，至少還能躲在學校裏幾年，免得進社會挨折騰。可是這世界上的事兒啊，永遠都不是依你的意誌為轉移的，你想怎麽樣，他偏不讓你怎麽樣，還給你弄出來一特意想不到的結局。
字是6，後麵的怎麽想也想不起來了。並不能說大學時代於我而言不夠深刻，並不是這樣的。大學時代是我生命裏最深刻的一部分，我在那裏學會了長大。隻是這深刻的記憶偶爾夾雜著痛苦，痛苦使人不得不抹去一些記憶，不小心地，就把不該抹去的也抹去了。
理工地盤沒有清華那麽大，可也有漂亮的時候。我最喜歡秋天的時候到小公園裏邊溜達，我記得我們那小公園裏頭有一條類似於“曲徑通幽”一樣的小路，還有挺高一座假山，老是有不知道誰家的孩子爬上爬下的。假山前頭有塊石碑，上頭刻著挺好看的字，至於具體什麽內容我死活想不起來了，似乎是有關“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的吧。小公園裏兩排柿子樹，到了秋末的時候結了滿滿當當都是柿子，據說是有人承包的，成熟了以後在公園門口叫賣。我們說那是大家夥兒的財產，不讓摘，我們就去偷。想起來也夠壯觀的，晚上不好好上自習，一群賊眉鼠眼鬼頭鬼腦的男男女女跑到柿子樹前頭，男的爬樹去摘柿子，女的站在下麵接著，就跟抗日戰爭時候偷日本鬼子糧食似的那麽大義凜然。那會兒柿子還不能吃呐，都是澀的，男生還是爬樹上摘下來，擱窗台上等著它熟。等真熟了，就用小刀切開，一人一口。那是我這輩子吃過的最好吃的柿子。
最好看的還是那一小片銀杏林。秋天的時候，天上地下的金黃，真是壯觀。每回從教學區往宿舍區走都能路過那邊，那幾年總想找機會在銀杏林裏照張相，可每次等我把照相機借回來，樹葉也都掉光了，我就隻好跑清華對門圓明園那邊哢嚓幾張了事。
您可別怪我跟拍電影兒似的，一句話就帶過一年，我要是把大學裏那點事兒都告訴您，寫十本書也不算多。再者說了，我要是都告訴您了，以後我怎麽混呐？您說是不是？
大三那會兒出了點事兒。
我們寢對門有一小姑娘，好像是哪個係專科的，那陣子我見她出門兩隻腳上的襪子都不一個色兒，經常一隻綠的一隻粉紅的。私底下我跟王燕說：“對麵兒那位練什麽功呐？怎麽襪子都不一個色兒啊？”王燕跟我說，那小姑娘是外地考來的，本來考上我們學校本科了，後來被一高幹的兒子給頂下去了，上了專科，那以後精神就不太好了。我沒敢再嘲笑她，心裏特同情她。北京這地兒，皇城根兒，隨便撞上一個就是高幹子弟。別看宋老爺子在我們那兒呼風喚雨的，宋樂天在北京根本不能算高幹子弟。遠的不說，就說王燕。那回王燕領我上木犀地她姥爺家去（她姥爺是前水利部某廳廳長），進門見了一慈眉善目的老頭，王燕姥爺讓我倆叫“田爺爺”，我哪兒認識啊，就知道肯定又是一老領導。出門兒我問王燕：“這田爺爺誰啊，咱姥爺老戰友啊？”王燕盯著眼睛問我：“你真不認識啊？”我搖頭。於是王燕告訴我一個某前副總理的名字，我下巴差點兒砸腳麵上。
有一天晚上，對門小姑娘上我們寢看電視，坐那兒不走。她們寢的人都歧視她，老讓她受氣。我們寢都是好心人，也不忍心攆她走，就讓她坐那兒看了。我們幾個誰也不敢換台，就讓她看。後來十一點半停電了，她還不走，就坐那兒。本來我都睡著了，半夜迷迷糊糊一睜眼睛，看見地當間兒坐著一人，嚇了一身冷汗。我也不知道後來老大和老三怎麽把她勸走的，前一宿我讓蚊子攪和的沒怎麽睡好，那會兒正補覺呢。
第二天，警察就上門了。我上大學兩年多了，還沒見有男生上來過呢，這回一來就是仨，還氣勢洶洶的。
那天我跟王燕剛吃完飯捧了個西瓜回來，一見門口一大堆人，擠著進門，看見屋裏站著仨警察。這時候我才知道，昨兒晚上坐我們屋裏那看電視的女孩跳樓了，正在醫院搶救呢。
我這人自覺天生不是什麽好人，看見警察同誌就心虛，因為我經常違反交通規則坐宋樂天的二等讓他帶我上新街口。警察把我們都問了一遍，說以後有什麽事兒再來找我們，我們送瘟神一樣把仨警察送走，人人都是一頭汗。
謝天謝地那女孩沒死，隻是斷了一條腿。醫生診斷是精神輕微分裂，需要治療。也不知道是哪個三孫子校領導，非讓她退學。她那農民爸爸說死不肯，說：“我閨女好容易考上了大學，生生讓人擠下來了，怎麽你們現在連個畢業文憑都不讓我閨女拿啊？！”學校那頭兒就像沒聽見似的，甩給老頭兒一張紙讓簽字。
女孩家是在一個很小很小的縣城，父母都是苦了大半輩子的人，現如今在這麽大的北京城碰上這麽件事兒，讓他們怎麽辦呐？！這年頭兒，辦事兒不是講人情就是講錢，你要是沒權就得有錢，不然什麽事兒也辦不成。她們家沒權也沒錢，我瞅著父女倆在食堂吃飯都沒打一個好菜，這事兒能辦了就奇了怪了！
我親眼看見那個穿著樸素得過分的老父親在某校領導辦公室裏老淚縱橫地祈求，親眼看見了某校領導漠然地無動於衷，當時我心裏那叫一個堵得慌啊。不都說學校這地兒是淨土麽？怎麽這會兒這淨土上頭也這麽多烏七八糟的亂事兒啊？！
我過了熱血沸騰的年紀了，這事兒要是擱高中時代，沒準兒我就能招人弄個簽名請願什麽的，可現在不成了，我估摸著就算是我還有那熱情學校裏也沒人搭理我――誰不顧自個兒的事兒啊？哪有閑工夫路見不平啊？
我把這事兒跟宋樂天說，宋樂天就說了一句話：“真他媽孫子！”
那天晚上我跟宋樂天窩在紫竹苑裏邊，我靠在他懷裏，心裏堵得要命，想說話也不知道從何說起了。宋樂天也沒說話，大熱天的，就讓我那樣靠著他，長胳膊死死抱著我，像是怕我跑了似的。
男朋友可能就這作用，你委屈了，想哭了，他就無條件地把肩膀和懷抱借給你。隻要你往他懷裏一靠，就踏實了，安心了，什麽世態炎涼、人心叵測都可以不管了。對還有一年就要畢業的我們，這個打擊不算小。我突然覺得這個世界根本沒我想象的美好，甚至連一半都沒有。那時候就有人說我浪費了三年的時光跟宋樂天大牛廝混，不然經常去三裏屯、國貿、鬼街這種地方見識見識，沒準兒就看見大世界而忽視小我呢。
的確，這三年我跟宋樂天大牛在一起的時間最多，我們仨在一起就是吃飯聊天，酒吧都不常去，就跟高中時候一樣。都說人在成長，我們幾個怎麽就這麽不長進呐？我也納悶。那時候我琢磨著考研，至少還能躲在學校裏幾年，免得進社會挨折騰。可是這世界上的事兒啊，永遠都不是依你的意誌為轉移的，你想怎麽樣，他偏不讓你怎麽樣，還給你弄出來一特意想不到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