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珵懷揣著滿腔驕矜到了福建,沒說幾句話就被宋時打滅氣焰,揣著對方教的理學會議理論,灰溜溜地回了蘇州。可兩地之間相隔甚遠,等他回去時，祝顥等人早已借下名園，籌措足金銀，依著原計劃備辦了一個多月的講學大會了。
該發的請柬已發,該請的講師也上門去請了，徐珵回去與小夥伴們說起宋時那理論,尤其說到身在人欲中如何可講天理一段,眾人臉色都格外難看。
他們為了壓過福建的大會，不光遍請江南名士來此參會，還請了去過宋氏講學會的人來，要他們心服口服地承認福建講學會不及蘇州講學會。若還照現在這辦法弄下去，哪怕那宋時與桓通判是真君子，不與外人說起這評價,萬一有福建書生說一句“不及福建講學會貼合天理”，他們蘇州名士這番忙碌豈不就成了笑話？
可若不這麽弄，難道要將他們這些日子的辛苦布置廢掉，按著宋氏辦的大會重新來過？
徐珵這一路上想著天理人欲之辯，又想起當年孔子在杏壇講學的典故,越覺得宋時那大會辦得更合理，力勸眾人依著簡單樸素的法子，也建個高台,底下設桌椅叫人聽課就夠了。
這話若早一個月說，他們聽也就聽了，可現在收手又談何容易？
朱勝兒早把蘇州辦講學大會，要請名妓侍宴的消息傳出去；他們這些才子也都私下與相好的伎女倡優訂下要攜美進園；還有他們邀來參加大會的外地朋友中，也有不少出入都要美人相伴才行的風流名士……滿蘇州、秦淮的名妓、名優都指著這大會出風頭了，怎麽能把人拒之門外？
何況他們求借鎮江富商園子時，許了園主一個主辦人的名份。趙商人為了這場大會已斥千金采買異石古樹、翻修園林，買了三百隻羊備宴，難道他們說一聲不用，就讓人家真金白銀投入水裏？
眾人爭執不休，最終還是祝顥兩下平衡，想出了辦法：“請柬上已寫了致和園的地址，如今要改也晚了，那就安排人住在致和園，咱們另擇地方辦講學會。”
若真建起高台，完全按福建大會的製式來，便是辦得再好也難免有效顰之疾。他們蘇州自來是引領時俗、四方爭羨的地方，豈有效仿那福建講學會形製的？
依他的意見，既然不往奢華辦，更不能按宋時的說法辦，不如就效法當年朱陸鵝湖之會，在蘇州城外名寺裏講學。
至於自願來侍宴的名伎、倡優等人，也不必遣他們回去，隻是不在講學時用他們陪伴即可。講學之餘眾人遊園、宴飲、歌舞娛情時，不是正要他們獻藝？
眾人思忖一陣，便知這已是最好的辦法。
他們既不能舍下麵子照搬福建的講學會，也不能冒著被嘲諷的風險按原計劃辦，再尋別的地方講學也不如在佛寺，至少這裏還能有個“追慕先賢”的遮羞布。
隻恨鵝湖寺遠在江西，不能朝發夕至，不然他們直接定在鵝湖辦講學會，還更能多沾些朱陸二子的名氣。
他們最後把講學會定在了城外寒山寺，請主持靜寺七天——福建那場講學會隻有四名講師，也開了三天，他們請來的名儒就有十餘人，七天已經是往少算說的了。
眾人匆促變更地點，安撫群妓，重新協調講學與遊玩休息的時間……
他們這麽辛苦籌謀，福建人卻似總要和他們過不去。
徐珵回鄉不久，一篇汀州府通判桓淩寫的“講學會籌辦要則”便在整個江南流傳開來，裏麵寫的赫然就是那天宋時指點徐珵的說法。隻是他在文中寫得更深刻細致，並將宋時安排籌辦講學會的目的、過程都不加藏私地寫了出來。
——宋時辦這大會時，他是全程給了支持的，寫出來的文章自然比旁人更詳實。比照著這篇文章來辦，差不多就能辦出一場能叫與會之人皆有收獲的講學會。
雖然通篇沒有一個“蘇”字，可他們若還照原來的模式辦講學會，就得被看過這篇文的人嘲得體無完夫了。眾人看罷，臉色都變了幾回，脾氣差些的書生直罵：“若非有元玉兄力勸咱們從儉辦會，有祝兄作主改在寒山寺講學，咱們豈不是被這篇文章嘲個正著？他明知道咱們的講學會會辦成什麽樣，怎能故意寫這樣的文章！”
徐珵雖也羞愧難當，卻還是替他說了一句：“他們也是當麵先勸了我不該這樣辦講學會，後寫的這文章，並不是當麵不說，等咱們大會已開完了才遽然發文嘲笑的。”
祝顥也讚同他的說法：“我看他這文章不是針對咱們，倒像是聽了咱們的想法後覺得不妥，怕別處辦講學會的也像咱們這般走偏了路子，故而專門立個範式，以備人借鑒。”
這話說得甚是公正有理，但聽他說話的人卻都無心誇讚——若真個處處都辦起講學會，他們蘇州會不會湮沒在這場講學大潮中？
他們雖然對本地名士的講學水平有自信，心裏卻也都多了幾分陰霾，不由自主地打聽起了各地講學的情況。果然，在他們蘇州的講學大會開始前後，便有消息傳來說江西、湖廣、浙江、山東等地也都辦起了講學大會。
江西的講學會直接辦在了他們借以掩羞的朱陸鵝之湖會所在地鵝湖寺；湖廣是在“朱張會講”之地，也是朱子親自重整的嶽麓書院；山東有孔家子弟主持，再不須外物添光彩；浙江雖無先聖遺跡，卻也有西湖風光……
九月初九的蘇州講學大會雖然盡是名家主講，衣食住行也色色精致，令人流連忘返。可它作為一場講學會，仍是沒有特別出眾的特色，最終還是淹沒在了前後幾場講學會中。
被邀去參加大會的福建學子更不講理，根本不體諒他們的大會是在桓淩那篇文章出來前就籌辦了的，回鄉之後便與親友議論，嘲諷他們的大會是按著桓淩那篇《要則》辦的。更刻薄的，還要嘲蘇州才子隻有衣裳和懷裏的名妓時新，講學方式卻還和私塾裏的先生教小學生一樣，早已落伍多時矣。
這些流言傳回蘇州，氣得眾才子氣血上湧，寫了無數篇文章反駁這些無稽之談，細細論述自家這場講學會上講的精義要領……
然而這些文章也和他們的講學會一樣，淹沒在了各省文士吹捧自家講學大會的篇章當中。或有一兩篇因文采出眾而流傳得廣，但世人提起講學大會，還是要說“自福建辦了一場講學會，各省都開始效仿了”。
徐珵心緒頗有些低落，以為是自己去汀州府的那趟才勾得桓淩寫出了辦講學會的要則，以致各處紛紛效仿，他們蘇州夾在當中，毫不出色。
幸而祝顥是個擔得起責任的人，主動把辦講學會不出色的原因攬到自己肩上，向眾人說道：“最初是我向伯賢兄借了園子，又是我主張到寒山寺講學，因此使諸位在興辦此會時顧忌重重，沒能辦出特色，皆是我之過。聽聞明年福建還要辦此會，我欲親眼一見，看看他們除了辦得稍早，又想出個自習會，還有什麽強如咱們的。”
此言既出，徐珵便第一個起來附和。在他之後又有幾名才子起身表態，願與二人一道去見識見識福建人的講學會有什麽地方能勝過他們的。
——哪怕拚著這一場秋闈考不過，也要親看看那個寫文章教人辦講學會的桓通判和主辦大會的宋時都是何等人物！
蘇州才子們咬牙切齒地念著桓淩、宋時兄弟，京中也有更多人念著他們。
一場省級的講學盛會即可說是文壇盛會，何況福建那場大會後，隔不幾月又有數省名士才子相繼舉辦這等規模的講學會。講學會從南到北，天下學風一時濃鬱到了人人必談講學，新的理學文章一日三傳，多到令人抄寫不過來的地步。
禮部尚書呂喆都被驚動，要親自給各地提學禦史寫信詢問。
不用說，他的第一封信是寫給福建提學禦史方思瀚的。而第二封信卻不是後來寫給其他興起講學風潮之地的學政，而是他的門生，當日硬求他幫忙轉調到地方任通判的桓淩。
福建到京師隔著三個月的路程，這封信卻隻是座師寫給門生的慰問，不能從急遞鋪走，所以他並不急著收到學生的來信，而是在朝會之後對桓侍郎感歎道：“天下學風自福建起，福建學風自伯風起，這字終沒起錯。崤山兄有此佳孫，令郎又教出一位好弟子，實在教老夫羨慕。”
首輔雖然羨慕，桓侍郎心中卻是樂少憂多。
若能不叫宋時出名，他都寧願孫子不出名。那宋時名聲越重，他家當初與宋家退婚之事便會叫越多人提起，周王的婚禮尚未定準，若這樁舊事被翻出來，於他、於他孫女都非幸事啊……
他心中苦悶地感歎一聲，又恨桓淩不安心在京裏幫他，非要跑去武平。
若這孩子留在朝中，宋家父子沒人幫助，哪裏辦得起這樣的大會？而桓淩在京裏辦起講學會，名聲還更快傳到禦前，不似如今——縱辦起講學會，還不是叫宋家父子和那福建提學占了大半兒好處去？
桓侍郎恨得心裏暗罵，但恨歸恨，這孫子的確是他家最出色的孩子，他隻得忍下這口氣，對呂首輔說：“這孩子就是一心想做親民官、教化百姓，下官哪裏管得了他？他愛做什麽便做什麽，能惠及一方，便是他的造化了。”
呂首輔對他這話不置可否，隻笑著說：“他在地方雖然不久，卻已做下了幾樁朝野知名的大事，挾著如此功績回朝，豈不比隻因周王成親，徇例恩封周王妃兄長而回朝更風光？”
桓侍郎隻聽到了“周王成親”四個字，臉上的肌肉瞬間顫了顫，問道：“湘陰兄莫非聽到確實消息了？”
呂首輔道：“不一定確實，不過前日有禦史將各地辦講學會之事奏上禦前，陛下召我奏對時曾說了一句‘有兄如此，其妹可知’。既是對令女孫如此滿意，想來喜事不遠矣。”
桓侍郎心中充滿期盼，忙叫人給在外為官的長子、長孫送信，叫他們準備好回京觀禮。他自己度著兩人在外日久，回京來也沒有合適的禮服，便叫家裏仆婦私下趕製，隻盼早下聖旨。
這一等就等過了年。
轉年元宵節後，桓侍郎幾乎以為天子又忘了周王和他孫女時，禁中終於傳下了一道誇獎他孫兒勸學有方，他孫女德才兼備，堪配皇子的聖諭。
然而伴著這道聖諭的不是令欽天監選日子辦婚禮，而是重申了兩個字——要錢。
桓淩既有教化境內百姓的才學器量，其妹幼承閨訓，必然也是才德兼備。如此佳婦，婚禮自然該辦得更盛大些，成親時還為周王建起藏書室以備其夫婦使用。
因周王身為皇長子，幾乎就是隱形太子，這藏書室要建在宮裏，須動用內庫。內庫存銀不夠同時修建宮室、同時辦婚事的，還要找戶部要錢。
前年定下王妃人選便開始要錢，去年又借口豐收要過一回，如今夏稅未得，這青黃不接的時候竟又想法子要錢——國庫還要備著賑災救荒的銀子，哪兒有錢給周王買婚事？
戶部此時硬是不給，禮部也不能強求，甚至也有些不相信這位天子的承諾了。桓侍郎心裏急得像吞了火炭似的，卻也得強咽下去，維護住自己一心為公的形象，隻有背著人才敢和周王外公、兵部馬尚書一塊兒憂心。
但這回至少天子給了一個限期，叫他們心中略有絲希望：隻要修好藏書室、印夠了給周王夫婦的藏書，今年內就能選定成婚的日子。
該發的請柬已發,該請的講師也上門去請了，徐珵回去與小夥伴們說起宋時那理論,尤其說到身在人欲中如何可講天理一段,眾人臉色都格外難看。
他們為了壓過福建的大會，不光遍請江南名士來此參會，還請了去過宋氏講學會的人來，要他們心服口服地承認福建講學會不及蘇州講學會。若還照現在這辦法弄下去，哪怕那宋時與桓通判是真君子，不與外人說起這評價,萬一有福建書生說一句“不及福建講學會貼合天理”，他們蘇州名士這番忙碌豈不就成了笑話？
可若不這麽弄，難道要將他們這些日子的辛苦布置廢掉，按著宋氏辦的大會重新來過？
徐珵這一路上想著天理人欲之辯，又想起當年孔子在杏壇講學的典故,越覺得宋時那大會辦得更合理，力勸眾人依著簡單樸素的法子，也建個高台,底下設桌椅叫人聽課就夠了。
這話若早一個月說，他們聽也就聽了，可現在收手又談何容易？
朱勝兒早把蘇州辦講學大會，要請名妓侍宴的消息傳出去；他們這些才子也都私下與相好的伎女倡優訂下要攜美進園；還有他們邀來參加大會的外地朋友中，也有不少出入都要美人相伴才行的風流名士……滿蘇州、秦淮的名妓、名優都指著這大會出風頭了，怎麽能把人拒之門外？
何況他們求借鎮江富商園子時，許了園主一個主辦人的名份。趙商人為了這場大會已斥千金采買異石古樹、翻修園林，買了三百隻羊備宴，難道他們說一聲不用，就讓人家真金白銀投入水裏？
眾人爭執不休，最終還是祝顥兩下平衡，想出了辦法：“請柬上已寫了致和園的地址，如今要改也晚了，那就安排人住在致和園，咱們另擇地方辦講學會。”
若真建起高台，完全按福建大會的製式來，便是辦得再好也難免有效顰之疾。他們蘇州自來是引領時俗、四方爭羨的地方，豈有效仿那福建講學會形製的？
依他的意見，既然不往奢華辦，更不能按宋時的說法辦，不如就效法當年朱陸鵝湖之會，在蘇州城外名寺裏講學。
至於自願來侍宴的名伎、倡優等人，也不必遣他們回去，隻是不在講學時用他們陪伴即可。講學之餘眾人遊園、宴飲、歌舞娛情時，不是正要他們獻藝？
眾人思忖一陣，便知這已是最好的辦法。
他們既不能舍下麵子照搬福建的講學會，也不能冒著被嘲諷的風險按原計劃辦，再尋別的地方講學也不如在佛寺，至少這裏還能有個“追慕先賢”的遮羞布。
隻恨鵝湖寺遠在江西，不能朝發夕至，不然他們直接定在鵝湖辦講學會，還更能多沾些朱陸二子的名氣。
他們最後把講學會定在了城外寒山寺，請主持靜寺七天——福建那場講學會隻有四名講師，也開了三天，他們請來的名儒就有十餘人，七天已經是往少算說的了。
眾人匆促變更地點，安撫群妓，重新協調講學與遊玩休息的時間……
他們這麽辛苦籌謀，福建人卻似總要和他們過不去。
徐珵回鄉不久，一篇汀州府通判桓淩寫的“講學會籌辦要則”便在整個江南流傳開來，裏麵寫的赫然就是那天宋時指點徐珵的說法。隻是他在文中寫得更深刻細致，並將宋時安排籌辦講學會的目的、過程都不加藏私地寫了出來。
——宋時辦這大會時，他是全程給了支持的，寫出來的文章自然比旁人更詳實。比照著這篇文章來辦，差不多就能辦出一場能叫與會之人皆有收獲的講學會。
雖然通篇沒有一個“蘇”字，可他們若還照原來的模式辦講學會，就得被看過這篇文的人嘲得體無完夫了。眾人看罷，臉色都變了幾回，脾氣差些的書生直罵：“若非有元玉兄力勸咱們從儉辦會，有祝兄作主改在寒山寺講學，咱們豈不是被這篇文章嘲個正著？他明知道咱們的講學會會辦成什麽樣，怎能故意寫這樣的文章！”
徐珵雖也羞愧難當，卻還是替他說了一句：“他們也是當麵先勸了我不該這樣辦講學會，後寫的這文章，並不是當麵不說，等咱們大會已開完了才遽然發文嘲笑的。”
祝顥也讚同他的說法：“我看他這文章不是針對咱們，倒像是聽了咱們的想法後覺得不妥，怕別處辦講學會的也像咱們這般走偏了路子，故而專門立個範式，以備人借鑒。”
這話說得甚是公正有理，但聽他說話的人卻都無心誇讚——若真個處處都辦起講學會，他們蘇州會不會湮沒在這場講學大潮中？
他們雖然對本地名士的講學水平有自信，心裏卻也都多了幾分陰霾，不由自主地打聽起了各地講學的情況。果然，在他們蘇州的講學大會開始前後，便有消息傳來說江西、湖廣、浙江、山東等地也都辦起了講學大會。
江西的講學會直接辦在了他們借以掩羞的朱陸鵝之湖會所在地鵝湖寺；湖廣是在“朱張會講”之地，也是朱子親自重整的嶽麓書院；山東有孔家子弟主持，再不須外物添光彩；浙江雖無先聖遺跡，卻也有西湖風光……
九月初九的蘇州講學大會雖然盡是名家主講，衣食住行也色色精致，令人流連忘返。可它作為一場講學會，仍是沒有特別出眾的特色，最終還是淹沒在了前後幾場講學會中。
被邀去參加大會的福建學子更不講理，根本不體諒他們的大會是在桓淩那篇文章出來前就籌辦了的，回鄉之後便與親友議論，嘲諷他們的大會是按著桓淩那篇《要則》辦的。更刻薄的，還要嘲蘇州才子隻有衣裳和懷裏的名妓時新，講學方式卻還和私塾裏的先生教小學生一樣，早已落伍多時矣。
這些流言傳回蘇州，氣得眾才子氣血上湧，寫了無數篇文章反駁這些無稽之談，細細論述自家這場講學會上講的精義要領……
然而這些文章也和他們的講學會一樣，淹沒在了各省文士吹捧自家講學大會的篇章當中。或有一兩篇因文采出眾而流傳得廣，但世人提起講學大會，還是要說“自福建辦了一場講學會，各省都開始效仿了”。
徐珵心緒頗有些低落，以為是自己去汀州府的那趟才勾得桓淩寫出了辦講學會的要則，以致各處紛紛效仿，他們蘇州夾在當中，毫不出色。
幸而祝顥是個擔得起責任的人，主動把辦講學會不出色的原因攬到自己肩上，向眾人說道：“最初是我向伯賢兄借了園子，又是我主張到寒山寺講學，因此使諸位在興辦此會時顧忌重重，沒能辦出特色，皆是我之過。聽聞明年福建還要辦此會，我欲親眼一見，看看他們除了辦得稍早，又想出個自習會，還有什麽強如咱們的。”
此言既出，徐珵便第一個起來附和。在他之後又有幾名才子起身表態，願與二人一道去見識見識福建人的講學會有什麽地方能勝過他們的。
——哪怕拚著這一場秋闈考不過，也要親看看那個寫文章教人辦講學會的桓通判和主辦大會的宋時都是何等人物！
蘇州才子們咬牙切齒地念著桓淩、宋時兄弟，京中也有更多人念著他們。
一場省級的講學盛會即可說是文壇盛會，何況福建那場大會後，隔不幾月又有數省名士才子相繼舉辦這等規模的講學會。講學會從南到北，天下學風一時濃鬱到了人人必談講學，新的理學文章一日三傳，多到令人抄寫不過來的地步。
禮部尚書呂喆都被驚動，要親自給各地提學禦史寫信詢問。
不用說，他的第一封信是寫給福建提學禦史方思瀚的。而第二封信卻不是後來寫給其他興起講學風潮之地的學政，而是他的門生，當日硬求他幫忙轉調到地方任通判的桓淩。
福建到京師隔著三個月的路程，這封信卻隻是座師寫給門生的慰問，不能從急遞鋪走，所以他並不急著收到學生的來信，而是在朝會之後對桓侍郎感歎道：“天下學風自福建起，福建學風自伯風起，這字終沒起錯。崤山兄有此佳孫，令郎又教出一位好弟子，實在教老夫羨慕。”
首輔雖然羨慕，桓侍郎心中卻是樂少憂多。
若能不叫宋時出名，他都寧願孫子不出名。那宋時名聲越重，他家當初與宋家退婚之事便會叫越多人提起，周王的婚禮尚未定準，若這樁舊事被翻出來，於他、於他孫女都非幸事啊……
他心中苦悶地感歎一聲，又恨桓淩不安心在京裏幫他，非要跑去武平。
若這孩子留在朝中，宋家父子沒人幫助，哪裏辦得起這樣的大會？而桓淩在京裏辦起講學會，名聲還更快傳到禦前，不似如今——縱辦起講學會，還不是叫宋家父子和那福建提學占了大半兒好處去？
桓侍郎恨得心裏暗罵，但恨歸恨，這孫子的確是他家最出色的孩子，他隻得忍下這口氣，對呂首輔說：“這孩子就是一心想做親民官、教化百姓，下官哪裏管得了他？他愛做什麽便做什麽，能惠及一方，便是他的造化了。”
呂首輔對他這話不置可否，隻笑著說：“他在地方雖然不久，卻已做下了幾樁朝野知名的大事，挾著如此功績回朝，豈不比隻因周王成親，徇例恩封周王妃兄長而回朝更風光？”
桓侍郎隻聽到了“周王成親”四個字，臉上的肌肉瞬間顫了顫，問道：“湘陰兄莫非聽到確實消息了？”
呂首輔道：“不一定確實，不過前日有禦史將各地辦講學會之事奏上禦前，陛下召我奏對時曾說了一句‘有兄如此，其妹可知’。既是對令女孫如此滿意，想來喜事不遠矣。”
桓侍郎心中充滿期盼，忙叫人給在外為官的長子、長孫送信，叫他們準備好回京觀禮。他自己度著兩人在外日久，回京來也沒有合適的禮服，便叫家裏仆婦私下趕製，隻盼早下聖旨。
這一等就等過了年。
轉年元宵節後，桓侍郎幾乎以為天子又忘了周王和他孫女時，禁中終於傳下了一道誇獎他孫兒勸學有方，他孫女德才兼備，堪配皇子的聖諭。
然而伴著這道聖諭的不是令欽天監選日子辦婚禮，而是重申了兩個字——要錢。
桓淩既有教化境內百姓的才學器量，其妹幼承閨訓，必然也是才德兼備。如此佳婦，婚禮自然該辦得更盛大些，成親時還為周王建起藏書室以備其夫婦使用。
因周王身為皇長子，幾乎就是隱形太子，這藏書室要建在宮裏，須動用內庫。內庫存銀不夠同時修建宮室、同時辦婚事的，還要找戶部要錢。
前年定下王妃人選便開始要錢，去年又借口豐收要過一回，如今夏稅未得，這青黃不接的時候竟又想法子要錢——國庫還要備著賑災救荒的銀子，哪兒有錢給周王買婚事？
戶部此時硬是不給，禮部也不能強求，甚至也有些不相信這位天子的承諾了。桓侍郎心裏急得像吞了火炭似的，卻也得強咽下去，維護住自己一心為公的形象，隻有背著人才敢和周王外公、兵部馬尚書一塊兒憂心。
但這回至少天子給了一個限期，叫他們心中略有絲希望：隻要修好藏書室、印夠了給周王夫婦的藏書，今年內就能選定成婚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