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造成了一可怕局麵。分裂後的吐蕃一盤散沙，對於宋朝來說，它不僅不再是一麵抵擋西夏南進的屏障、一支牽製李元昊子孫的力量，而是一禍胎。
王韶《平戎策》裏說欲取西夏，必先複河、湟。我方搶先得到河湟，西夏人就有腹背受敵之憂。這是利。如讓西夏人先得到河湟，後果不堪設想。那時西夏騎兵沒了後顧之憂，向宋朝發兵力度會比李元昊時期更強。秦、渭兩州首當其衝，蘭、會2州先被割斷，古渭境陷入癱瘓。這就造成以前範仲淹、韓琦、狄青等人都不曾麵對過的惡劣形勢。
仁宗時期，李元昊哪怕打穿了陝西路，都隻有一條路可走，就是繼續進兵、挺進宋朝腹地。這看似一條光明大道，可那會激起宋朝人陷入死地後的劇烈反抗，除非李元昊能一戰定中原，不然他得不到什麽具體好處。可如西夏人得到了河湟，情況就不同了，他們可向西南發展，在四川武勝縣位置建立堡壘，之後隨時可發兵侵襲洮、河兩地，宋朝隴蜀等州郡都在攻擊範圍內。那時宋朝怎麽辦？等於麵臨了一大片新戰場。如發兵去救，陝西方麵、開封附近兵力都會被分散，那樣處處戒備，等於處處鬆散，等於無備。黨項人隨意選哪裏進兵，都會讓宋朝應接不暇…
局麵惡劣到那一步，宋朝基本就算死梗了。原因很簡單：想抵抗？隻有增加軍隊。增加軍隊？就要多加糧餉。多加糧餉？大宋唯一能立於周邊各蠻族環繞下還能保持生存的武器——經濟，就注定了崩潰！到時救無所救，從根子上爛掉了…偌大的文明之邦、幅員萬裏的大宋朝，居然被區區新興的野蠻小族西夏人搞死，想想都讓人恨得撞牆！
而這都源發於最初始的那一點——是否保得住河湟！這也就是後來對王韶《平戎策》的最大爭議。反對派們說吐蕃河湟部一直以來都是“不叛無爭”的朋友，你放著敵人不打，先對朋友下手，搞得眾叛親離。有什麽好處呢？往好裏說，打贏了，把河湟搶過來了，可那就直接和西夏人對話，也等於多開辟了一戰場。萬一打不贏或打得變成溫吞水，那宋朝等於平空多出來一大堆敵人，這不是多一片戰場的問題，是既多戰場又多敵人的問題！
而且很不幸，這在以後成了事實。但有點必須指出：之所以宋朝和河湟吐蕃沒完沒了的掐來掐去，那完全是反對派的錯！以高太皇太後、老混蛋司馬光為首的反對派們。把神宗皇帝、王安石、王韶等人連年血戰搶回來的土地，都無償還了回去，逼得親政後的宋哲宗、誌大才疏的宋徽宗不得己還得發兵去搶！
而曆史證明了：河湟部隻要去搶，宋朝必勝！得到它後，雖多出了塊戰場，從數量上和西夏人搶得河湟後，在宋朝四川部開戰一樣。但性質截然不同！在四川，是大宋腹背受敵、應接不暇。在河湟開戰，是西夏人腹背受敵、應接不暇。這是最根本、也最顯著的區別！
這點都看不清。舊黨們如不是一群蠢豬，就是睜大眼睛說白話！為鏟除異己，連國計民生、國家安危都不顧了！
討論出戰爭的必須性後，王韶還談到了得到河湟地區後的後續性。打河湟不同於打西夏。西夏那片地方，除河套平原一小塊外，全都是窮山惡水、沙漠戈壁，老實說那種破地方。白給宋朝都不惜罕！但河湟不一樣！
首先，打河湟這概念就不對！應是“收複”因這片土地在以前一直都是漢族人的，安史之亂前。這裏還是輝煌大唐的領地。是吐蕃人趁著安史之亂，乘虛而入偷竊了它！之後200年間漢人自顧不暇，久而久之，就把它遺忘了。現在宋神宗時期，各滿腹經綸的“大儒君子們”竟理所當然地把它拋棄！
河湟地區土地肥沃“所謂湟中，浩亹，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種者在焉”它完全可自給自足，不必宋朝中央向它撥款運糧。其實多簡單，用腳趾頭想想也能明白：這片土地能養著唃斯囉成功對抗李元昊，無論如何它都是物產豐富、出產穩定的！
至此，打贏後怎樣後續也己清楚，王韶又更進一步闡述了征服河湟的根本性原則。他不是好戰成性的人，並不想殺光趕盡那裏的吐蕃人，然後派去大量漢人去移民。那樣也不現實，漢人是個特殊種群，他們在必要情況下，的確可四海為家，哪怕飄洋過海，也能在大洋彼岸繁衍生息。但如自己土地有得種，還被迫去移民開荒的話，事就會鬧大…
王韶的主張是征服河湟、收編唃氏，再通過他們去收編羌人，最終目的是連吐蕃加羌人都歸到西南的武勝或西北的渭源等城，讓他們習用漢法，變成以前延州的“鐵壁相公”李士彬、環州的慕恩那樣。雖是異族、卻為大宋盡忠的精銳部隊！
得其力、不畏其變，這才是利弊權衡後最合適的一個辦法！
至於河湟本土，則定要由漢人主持大局，軍隊入住，自給自足。具體辦法，王韶歸納出《和戎六策》。它會在之後的軍事行動裏體現出來。
熙寧2年（1069）2月2日，富弼被任命為宰相。3日，王安石升任參知政事、大宋副宰相。
變法前的最後一次談話。神宗問唐介“王安石當宰相怎樣？他是文學不可任？吏事不可任？經術不可任？到底哪點不達標”唐介答“王安石很好學，但拘泥於古法，議論很迂闊，如讓他當宰相，定會變更現有的法律，讓天下不得安寧”
轉過身來神宗問王安石“別人都說你隻懂經術，不曉世務，你怎麽看”王安石答“經術正是用來治理社會的妙藥良方。後世一些所謂學者，迂闊蠢笨，根本沒學會，才會說經術無用”
神宗再問“那麽讓你來治理國家，你首先要做的是什麽”王安石斬釘截鐵一句話“變風俗，立法度”
談話結束。從此之後神宗皇帝對王安石言聽計從、變法正式開始！請問這是咋搞的？“變風俗，立法度”這6個字有什麽魔力？
魔力超級大！這是古代最了不起的一種學術。這種學術讓春秋戰國時一個個國家隻要想富強、想在弱肉強食環境中屹立不倒、發展壯大，就必須要遵從它，甚至於秦始皇消滅六國，統一天下，都以它為根本！
那就是光耀後世、卻隻能隱藏在儒家學說陰影裏的法家！
翻曆史書，不管誰有什麽樣的見解，都不得不承認這樣一事實：天下是法家子弟打下的、卻被儒家學說摘了桃子。沒辦法，法家講究實效，所以能創世。儒家教人守禮。讓既得利益者喜歡。法家巨大的治世力量，一邊讓統治者們深深忌憚，一邊又讓他們無法舍棄，於是造成一現象：很多有為的君主都是“外儒內法”的。神宗皇帝就是其中一個典型。
他在還是穎王的1065年時，手抄了一整本法家經典典籍《韓非子》，抄完後拿給自己幕僚看，檢查有沒有錯處。不巧被當時的侍讀孫永看見了，這位儒家子弟立即翻臉，哪怕對方是皇子。也撇著嘴冷笑一聲“韓非險薄，無足觀”儒家學說博大精深，仁義道德啊，可惜除了一條條人生語錄外。沒半點治國創業的具體辦法。
神宗當時不想把事搞大，笑了笑“我就是給書架多添本書，並不是喜歡它”
這時他在王安石身上找到了共鳴。王安石是個很妙的人，很會耍花招。他開口閉口都是古代聖賢堯舜禹怎樣。其實都是掛羊頭賣狗肉，內裏所做的都是法家行為。
“變風俗”儒家學說最大目的就是讓風俗純樸，人民不管自服。“立法度”儒家從來都是以籠統的仁義道德來“治國”從來都鄙視“術”想想王安石後來一條條的具體法令。那是什麽呢？
這次談話讓君臣兩人心有靈犀，也注定了後來和朝廷裏所有朝臣的矛盾。包括那些初期支持他們、後期變成死敵的人。
儒家和法家，從來都是不可調和的…
9日，司馬光當麵向皇帝請求罷官，去外地。皇帝不許。
1069年2月27日，一叫“製置三司條例司”的全新部門成立。顧名思義，它是以國家財政總署三司省為根基，研究怎樣生財的特殊部門。這部門憑空出現，直接把改革變法的事務都攬了過去，什麽東府、西府、兩製、內侍，都沒你們份，一邊呆著去！
熙寧變法正式開始！曆代史書接著就開始介紹各具體法令的內容、頒布的時間及遇到的困難。但試問這樣翻天覆地的大變革，隻在神宗和王安石達成法家治國理念後，就直接上了馬，是不是太兒戲了呢？
從1068年4月4日、史書記載的君臣兩人首次談話到1069年2月27日變法正式開始，這期間有10個多月時間，宋神宗和王安石朝夕相處，相信他們的討論也一定多方多麵、涉及到大宋帝國的每一個角落，至少有三個重點必須詳細考慮：
1那是個大秘密，就是這次變法的大宗旨！所有舉措如不建立在這大前提之下，那麽一切都失去了意義。不過可惜的是，查遍史書，不論古人的還是近現代的，對此都一字不提！或許是他們沒看到，或許就是別有用心地給刪除了…
2變法的速度。急進還是緩變？這是個大問題。要比具體變法措施更重要，我們清楚，一件事成功與否，不僅與它立意有關，更與它做法有關。聰明博學如王安石、謹慎小心如宋神宗，這個最起碼前提，定會考慮到。隻是出於對第一點，那個大秘密大宗旨的遵從，才不得己最終選擇了急燥的做法，王安石要讓國家迅速富強、極快地增加國庫厚度。這是無可奈何的，可也為最終的失敗從一開始就打下了伏筆…
3變法的涉及層麵及具體法令。變法牽動的是一整條互動互補、一榮俱榮、一損百損的利益鏈條，哪一點出了錯，都會讓帝國承受不可估量的打擊…
這三點討論過後，在宋神宗和王安石心裏，變法己有了一完整宏觀的藍圖，到了這時，才能進行實際操作。
實際操作讓副宰相王安石全麵躲在幕後，將富弼提升為宰相，以他的威望來鎮撫局勢、安定人心。而“製置三司條例司”也同樣讓王安石當副手，名義上的負責人是即將提升的另一個宰相陳升之。接下來王安石的“新黨”班底成員們，就成了一被爭議了近千年的問題…
此時的王安石不可能有什麽親信集團，那麽誰來幫他呢？隻能從日常交際的朋友中去選，這樣的前提就決定了人才的質量和數量。第一個人便是呂惠卿。這人在後來罵名滿天下、舉世皆知、遺臭萬年，讓新黨、舊黨都搖頭。甚至直接把他的問題也加在王安石頭上…(未完待續。。)</dd>
王韶《平戎策》裏說欲取西夏，必先複河、湟。我方搶先得到河湟，西夏人就有腹背受敵之憂。這是利。如讓西夏人先得到河湟，後果不堪設想。那時西夏騎兵沒了後顧之憂，向宋朝發兵力度會比李元昊時期更強。秦、渭兩州首當其衝，蘭、會2州先被割斷，古渭境陷入癱瘓。這就造成以前範仲淹、韓琦、狄青等人都不曾麵對過的惡劣形勢。
仁宗時期，李元昊哪怕打穿了陝西路，都隻有一條路可走，就是繼續進兵、挺進宋朝腹地。這看似一條光明大道，可那會激起宋朝人陷入死地後的劇烈反抗，除非李元昊能一戰定中原，不然他得不到什麽具體好處。可如西夏人得到了河湟，情況就不同了，他們可向西南發展，在四川武勝縣位置建立堡壘，之後隨時可發兵侵襲洮、河兩地，宋朝隴蜀等州郡都在攻擊範圍內。那時宋朝怎麽辦？等於麵臨了一大片新戰場。如發兵去救，陝西方麵、開封附近兵力都會被分散，那樣處處戒備，等於處處鬆散，等於無備。黨項人隨意選哪裏進兵，都會讓宋朝應接不暇…
局麵惡劣到那一步，宋朝基本就算死梗了。原因很簡單：想抵抗？隻有增加軍隊。增加軍隊？就要多加糧餉。多加糧餉？大宋唯一能立於周邊各蠻族環繞下還能保持生存的武器——經濟，就注定了崩潰！到時救無所救，從根子上爛掉了…偌大的文明之邦、幅員萬裏的大宋朝，居然被區區新興的野蠻小族西夏人搞死，想想都讓人恨得撞牆！
而這都源發於最初始的那一點——是否保得住河湟！這也就是後來對王韶《平戎策》的最大爭議。反對派們說吐蕃河湟部一直以來都是“不叛無爭”的朋友，你放著敵人不打，先對朋友下手，搞得眾叛親離。有什麽好處呢？往好裏說，打贏了，把河湟搶過來了，可那就直接和西夏人對話，也等於多開辟了一戰場。萬一打不贏或打得變成溫吞水，那宋朝等於平空多出來一大堆敵人，這不是多一片戰場的問題，是既多戰場又多敵人的問題！
而且很不幸，這在以後成了事實。但有點必須指出：之所以宋朝和河湟吐蕃沒完沒了的掐來掐去，那完全是反對派的錯！以高太皇太後、老混蛋司馬光為首的反對派們。把神宗皇帝、王安石、王韶等人連年血戰搶回來的土地，都無償還了回去，逼得親政後的宋哲宗、誌大才疏的宋徽宗不得己還得發兵去搶！
而曆史證明了：河湟部隻要去搶，宋朝必勝！得到它後，雖多出了塊戰場，從數量上和西夏人搶得河湟後，在宋朝四川部開戰一樣。但性質截然不同！在四川，是大宋腹背受敵、應接不暇。在河湟開戰，是西夏人腹背受敵、應接不暇。這是最根本、也最顯著的區別！
這點都看不清。舊黨們如不是一群蠢豬，就是睜大眼睛說白話！為鏟除異己，連國計民生、國家安危都不顧了！
討論出戰爭的必須性後，王韶還談到了得到河湟地區後的後續性。打河湟不同於打西夏。西夏那片地方，除河套平原一小塊外，全都是窮山惡水、沙漠戈壁，老實說那種破地方。白給宋朝都不惜罕！但河湟不一樣！
首先，打河湟這概念就不對！應是“收複”因這片土地在以前一直都是漢族人的，安史之亂前。這裏還是輝煌大唐的領地。是吐蕃人趁著安史之亂，乘虛而入偷竊了它！之後200年間漢人自顧不暇，久而久之，就把它遺忘了。現在宋神宗時期，各滿腹經綸的“大儒君子們”竟理所當然地把它拋棄！
河湟地區土地肥沃“所謂湟中，浩亹，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種者在焉”它完全可自給自足，不必宋朝中央向它撥款運糧。其實多簡單，用腳趾頭想想也能明白：這片土地能養著唃斯囉成功對抗李元昊，無論如何它都是物產豐富、出產穩定的！
至此，打贏後怎樣後續也己清楚，王韶又更進一步闡述了征服河湟的根本性原則。他不是好戰成性的人，並不想殺光趕盡那裏的吐蕃人，然後派去大量漢人去移民。那樣也不現實，漢人是個特殊種群，他們在必要情況下，的確可四海為家，哪怕飄洋過海，也能在大洋彼岸繁衍生息。但如自己土地有得種，還被迫去移民開荒的話，事就會鬧大…
王韶的主張是征服河湟、收編唃氏，再通過他們去收編羌人，最終目的是連吐蕃加羌人都歸到西南的武勝或西北的渭源等城，讓他們習用漢法，變成以前延州的“鐵壁相公”李士彬、環州的慕恩那樣。雖是異族、卻為大宋盡忠的精銳部隊！
得其力、不畏其變，這才是利弊權衡後最合適的一個辦法！
至於河湟本土，則定要由漢人主持大局，軍隊入住，自給自足。具體辦法，王韶歸納出《和戎六策》。它會在之後的軍事行動裏體現出來。
熙寧2年（1069）2月2日，富弼被任命為宰相。3日，王安石升任參知政事、大宋副宰相。
變法前的最後一次談話。神宗問唐介“王安石當宰相怎樣？他是文學不可任？吏事不可任？經術不可任？到底哪點不達標”唐介答“王安石很好學，但拘泥於古法，議論很迂闊，如讓他當宰相，定會變更現有的法律，讓天下不得安寧”
轉過身來神宗問王安石“別人都說你隻懂經術，不曉世務，你怎麽看”王安石答“經術正是用來治理社會的妙藥良方。後世一些所謂學者，迂闊蠢笨，根本沒學會，才會說經術無用”
神宗再問“那麽讓你來治理國家，你首先要做的是什麽”王安石斬釘截鐵一句話“變風俗，立法度”
談話結束。從此之後神宗皇帝對王安石言聽計從、變法正式開始！請問這是咋搞的？“變風俗，立法度”這6個字有什麽魔力？
魔力超級大！這是古代最了不起的一種學術。這種學術讓春秋戰國時一個個國家隻要想富強、想在弱肉強食環境中屹立不倒、發展壯大，就必須要遵從它，甚至於秦始皇消滅六國，統一天下，都以它為根本！
那就是光耀後世、卻隻能隱藏在儒家學說陰影裏的法家！
翻曆史書，不管誰有什麽樣的見解，都不得不承認這樣一事實：天下是法家子弟打下的、卻被儒家學說摘了桃子。沒辦法，法家講究實效，所以能創世。儒家教人守禮。讓既得利益者喜歡。法家巨大的治世力量，一邊讓統治者們深深忌憚，一邊又讓他們無法舍棄，於是造成一現象：很多有為的君主都是“外儒內法”的。神宗皇帝就是其中一個典型。
他在還是穎王的1065年時，手抄了一整本法家經典典籍《韓非子》，抄完後拿給自己幕僚看，檢查有沒有錯處。不巧被當時的侍讀孫永看見了，這位儒家子弟立即翻臉，哪怕對方是皇子。也撇著嘴冷笑一聲“韓非險薄，無足觀”儒家學說博大精深，仁義道德啊，可惜除了一條條人生語錄外。沒半點治國創業的具體辦法。
神宗當時不想把事搞大，笑了笑“我就是給書架多添本書，並不是喜歡它”
這時他在王安石身上找到了共鳴。王安石是個很妙的人，很會耍花招。他開口閉口都是古代聖賢堯舜禹怎樣。其實都是掛羊頭賣狗肉，內裏所做的都是法家行為。
“變風俗”儒家學說最大目的就是讓風俗純樸，人民不管自服。“立法度”儒家從來都是以籠統的仁義道德來“治國”從來都鄙視“術”想想王安石後來一條條的具體法令。那是什麽呢？
這次談話讓君臣兩人心有靈犀，也注定了後來和朝廷裏所有朝臣的矛盾。包括那些初期支持他們、後期變成死敵的人。
儒家和法家，從來都是不可調和的…
9日，司馬光當麵向皇帝請求罷官，去外地。皇帝不許。
1069年2月27日，一叫“製置三司條例司”的全新部門成立。顧名思義，它是以國家財政總署三司省為根基，研究怎樣生財的特殊部門。這部門憑空出現，直接把改革變法的事務都攬了過去，什麽東府、西府、兩製、內侍，都沒你們份，一邊呆著去！
熙寧變法正式開始！曆代史書接著就開始介紹各具體法令的內容、頒布的時間及遇到的困難。但試問這樣翻天覆地的大變革，隻在神宗和王安石達成法家治國理念後，就直接上了馬，是不是太兒戲了呢？
從1068年4月4日、史書記載的君臣兩人首次談話到1069年2月27日變法正式開始，這期間有10個多月時間，宋神宗和王安石朝夕相處，相信他們的討論也一定多方多麵、涉及到大宋帝國的每一個角落，至少有三個重點必須詳細考慮：
1那是個大秘密，就是這次變法的大宗旨！所有舉措如不建立在這大前提之下，那麽一切都失去了意義。不過可惜的是，查遍史書，不論古人的還是近現代的，對此都一字不提！或許是他們沒看到，或許就是別有用心地給刪除了…
2變法的速度。急進還是緩變？這是個大問題。要比具體變法措施更重要，我們清楚，一件事成功與否，不僅與它立意有關，更與它做法有關。聰明博學如王安石、謹慎小心如宋神宗，這個最起碼前提，定會考慮到。隻是出於對第一點，那個大秘密大宗旨的遵從，才不得己最終選擇了急燥的做法，王安石要讓國家迅速富強、極快地增加國庫厚度。這是無可奈何的，可也為最終的失敗從一開始就打下了伏筆…
3變法的涉及層麵及具體法令。變法牽動的是一整條互動互補、一榮俱榮、一損百損的利益鏈條，哪一點出了錯，都會讓帝國承受不可估量的打擊…
這三點討論過後，在宋神宗和王安石心裏，變法己有了一完整宏觀的藍圖，到了這時，才能進行實際操作。
實際操作讓副宰相王安石全麵躲在幕後，將富弼提升為宰相，以他的威望來鎮撫局勢、安定人心。而“製置三司條例司”也同樣讓王安石當副手，名義上的負責人是即將提升的另一個宰相陳升之。接下來王安石的“新黨”班底成員們，就成了一被爭議了近千年的問題…
此時的王安石不可能有什麽親信集團，那麽誰來幫他呢？隻能從日常交際的朋友中去選，這樣的前提就決定了人才的質量和數量。第一個人便是呂惠卿。這人在後來罵名滿天下、舉世皆知、遺臭萬年，讓新黨、舊黨都搖頭。甚至直接把他的問題也加在王安石頭上…(未完待續。。)</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