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和王安石並沒有馬上全部接納這些意見，但是我知道皇帝已經傾向於接納了。他現在已經開始習慣於我總是對的，並且我想他一定不會忘記我和他說的那種更先進的武器。在幾天後的另一次會麵中，我向皇帝指出鋼鐵工業是那種新式武器能誕生並且列裝軍隊的基礎，我們需要一個成熟的鋼鐵工業。
皇帝對我建議提不出任何反對意見，雖然有些地方他覺得是多此一舉了。另外保守派的幾個大臣在讀了這篇建言後，都表示支持。當時的保守派中有很大一部分並不是頑固派，而是穩重派，他們自然很能接受我的觀點，我這份建言不僅可行，而且有“仁者之心”，司馬光更是早就認為我是“少年老成”了。這個時候，就皇帝可能也有所察覺，我其實已經和保守派有了一種默契的戰略同盟關係，他們需要我來牽製王安石不要在某些方麵太激烈。另外因為我巧妙的提出設立新的機構，就沒有什麽祖宗之法可言，他們更不會過多的牽製我，何況我在他們眼裏，和士大夫是一體的。
而鋼鐵事業的出現，雖然隻是上繳百分之三十的利潤，但是一些精幹的大臣計算後，即便是按我提出的對國內市場那種過份低廉的價格，也能發現這百分之三十其實是相當可觀的，王安石對此心知肚明，卻出於種種原因不願意明言，這種狀況更讓一些保守派大臣把這個利潤說得更大聲了。這個利潤在頭幾年時間，可能達到數百萬貫……而之後，我就希望籍此巨大的利益誘惑，引誘大宋朝廷製定海外傾銷的政策了。
經過一個月的爭論，皇帝終於通過了我的建議，所有的人都看到這個各生產基地的總管其實是一個大大的肥缺，而且工部的鋼鐵曹更是工部第一肥缺了。吏部這個時候，已經開始人潮湧動了。不過工部的人選，我向皇帝推薦了杜子建，這個人畢竟最熟悉我的想法，而且對我也更加信服。而段子介被皇帝賜進士及第，去了四川，我要他帶著最好的工匠去主持攀枝花的鋼鐵基地，在那裏我要造火槍。別的位置，就與我無關了，製度已經定下，隻要官員不太差勁，就不會有大問題，何況我還有段子介這個樣板在，如果他們幹得差，更好讓我將來把段子介推向更好的位置。
至於李一俠，我卻暫時離不開他。剛剛替帝國打下了鋼鐵工業基礎的我，這時候已經不得不正麵和王安石新法交鋒一次了。王安石的市易法連水果都要由政府來賣，這也是他一直不願意明確支持我的鋼鐵製品民營的原因之一，這個原則和他的那些政策簡直衝突太大。我估計管製鋼鐵專賣署在他看來，不過是我和他妥協的一種讓步。
所以在六月份的時候，有感於免役法和市易法的禍害，特別市易法對我的利益造成直接的影響後，我頻繁的和司馬光、文彥博等名臣交往，商討對策。文彥博對於市易法簡直就是完全看不下去了。他不知道的是，如果沒有我的出現，在這時候，王安石已經開始組建特務組織鎮壓輿論了。
另外，在八月的時候，按曆史的正常發展，王安石將頒布方田均稅法，這一係列的新法，包括五月份剛剛頒布的保馬法，王安石成功的把國家的負擔轉嫁到了農民頭上，導致農民大量破產。而方田方田，根本沒有什麽可行性，十幾年也不會方清，隻會給百姓更大的負擔。王安石正是通過這一年的政策，把大宋國內的民怨激發到頂點，並且成功的引起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從而把北宋一步步推向滅亡的深淵。
李一俠替我不斷的來往舊黨名臣的府邸，討論拯救黎民蒼生的對策。在私下裏，他甚至曾經給我出過主意，要求設置陰謀來陷害王安石。王安石的倒行逆施，舊黨毫無應付之良策，現在整個大宋的清流，全部把目光集中到我身上。我這個時候如果不有所作為，毫無疑問會讓天下失望。
這個月內，我的家人信使不斷的往來地方與中央，收集資料。學院和太學的學生們也開始情緒激動起來，不少人開始抨擊新法。王安石可能以“誹謗朝政”的罪名對付白水潭學院的謠言也不脛而走，我一點也不懷疑這個自負到變態的王相公真有可能不惜和天下士大夫為敵而封閉白水潭學院。
我說服了司馬光等人放棄聯名上書的提議，而改由各個大臣分別上表，以免加皇帝造成一個朋黨的假象。我很明白年輕的皇帝對新法並無一定的政見，他倒是*理論的支持者，不管黑貓白貓，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貓，正是因為舊臣們讓他失望，而王安石又給了急功近利的他希望，他才會支持王安石的變法。而王安石的權位雖重，卻也完全倚重於皇帝的權威，他受到舊黨的攻擊、百姓的怨恨、地主的指責，全天下皆不信任他，隻要皇帝一道旨意，他就什麽也沒有。
而我的出現，特別是我的表現，讓皇帝在王安石之外，多出一個選擇。我也已經成功的加深了皇帝對我信任。王安石把天下擾得紛紛擾擾，國庫所添之數也有限，我隻要幾個月，就有望讓國庫充盈兵甲精良；我略施小技，就讓青苗法可以有效的實施，朝野皆無反對之聲……如此等等，可以說，皇帝對我的信任還在王安石之上。畢竟我讓他看到了結果，王安石還在讓他等待。
那些天我一直在等待，等待皇帝的接見。幾天後，在接到數以百計的言新法不便的奏章後，皇帝終於召見我了。皇帝第一次主動詢問我對新法的意見，特別免役法和市易法。
於是我把早已準備好的資料一一向皇帝例舉，指出免役法的實質，是王安石將原來敷年一次輪流之差役，變成年年應承擔之普遍差役製，借以去除上戶之特殊負擔，並按普遍差役向所有主戶征收免役錢和助役錢，除一部分用於雇役以外，使得國家可以每年增加現金免役錢收入。王安石先是普遣攤派不同等級之差役，逼迫農民與助役戶按雇傭勞動特殊商品之市場價格，用貨幣贖回強迫自己提供的無償勞動力。而變法官員胥吏，就是通過將戶資產任意升級的辦法，以提高征收無償勞動者的絕對勞動量的貨幣，又通過壓低雇募勞動者的支付額甚至到後來分文不給，來達到擴大國庫與地方府庫淨收入之目的。這樣做的後果，就是讓下戶農民成為普遍勞役法之勒索財富的對象，被逼得拆屋賣妻，家破人亡，而國庫、府庫及官吏私囊則充斥財富，以錢滿為患：市場上銀貴穀賤，農夫無隔宿之糧，更無再生產的能力。我亦指出，免役法的本質，就是搶劫貧民之口糧以充實國庫。這中間我例舉了大量的例子，並提供了粗略的統計數據，很誠懇的希望皇帝能夠廢除免役法，至少要進行改革。免役實施兩年來，已經害死太多的人了。
對於市易法，我亦指出此法必然使奸吏與豪商勾結，使市場價格不能穩定，並且行商被征重稅，更會讓商業破產。市易法最終損害的，是小商和下層百姓的利益。這又是一種向下層盤剝來充實國庫的劣法。同時我再一次向皇帝解釋著國富與民富的關係。並且以鋼鐵事業為例，指出倘若百姓有錢，則能買更多的鋼鐵製品，國庫就會有更多的收入；而反過來，更多的鋼鐵製品流入市場，就使得百姓們能更加容易的掙到錢，從而百姓就更有錢。他們又有能力買更多的東西，國家就又可以從中得到更多的稅收和利益……這樣就可以形成一種良性的循環。同時我又向皇帝提出適度的商業稅可以繁榮商業，並以管仲相齊為例，指出商業可以使國民皆富。我適時的向皇帝解釋了市場經濟的理論，指出小商販對於國家的意義，並且分析國家過度幹預經濟可能造成的危害。並且第一次向皇帝提出了海外市場的概念，指出由中華向蠻夷傾銷某些產品，可以讓國庫充盈而不必加重百姓的負擔，這種方法較之王安石大言不慚的說不加稅讓國庫充盈的作法要可行得多。
又因為皇帝對於商業可能損害農業這一種傳統擔擾，我更做出了解釋。對於迷信政府幹預經濟可以解決一切的皇帝，我指出隻要政府製定一種經濟政策，限定穀價的變動，並且在穀賤之時大量收購，在穀貴之時出售，以平衡物價保護農業的方法。其實這些方法無論好壞，都可以在古代找到例證，從武帝時的平準，到王莽時的幹預經濟，這些理論我和皇帝從早晨一直談到深夜。皇帝對於我這個“天下奇才”已經是相當的信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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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對我建議提不出任何反對意見，雖然有些地方他覺得是多此一舉了。另外保守派的幾個大臣在讀了這篇建言後，都表示支持。當時的保守派中有很大一部分並不是頑固派，而是穩重派，他們自然很能接受我的觀點，我這份建言不僅可行，而且有“仁者之心”，司馬光更是早就認為我是“少年老成”了。這個時候，就皇帝可能也有所察覺，我其實已經和保守派有了一種默契的戰略同盟關係，他們需要我來牽製王安石不要在某些方麵太激烈。另外因為我巧妙的提出設立新的機構，就沒有什麽祖宗之法可言，他們更不會過多的牽製我，何況我在他們眼裏，和士大夫是一體的。
而鋼鐵事業的出現，雖然隻是上繳百分之三十的利潤，但是一些精幹的大臣計算後，即便是按我提出的對國內市場那種過份低廉的價格，也能發現這百分之三十其實是相當可觀的，王安石對此心知肚明，卻出於種種原因不願意明言，這種狀況更讓一些保守派大臣把這個利潤說得更大聲了。這個利潤在頭幾年時間，可能達到數百萬貫……而之後，我就希望籍此巨大的利益誘惑，引誘大宋朝廷製定海外傾銷的政策了。
經過一個月的爭論，皇帝終於通過了我的建議，所有的人都看到這個各生產基地的總管其實是一個大大的肥缺，而且工部的鋼鐵曹更是工部第一肥缺了。吏部這個時候，已經開始人潮湧動了。不過工部的人選，我向皇帝推薦了杜子建，這個人畢竟最熟悉我的想法，而且對我也更加信服。而段子介被皇帝賜進士及第，去了四川，我要他帶著最好的工匠去主持攀枝花的鋼鐵基地，在那裏我要造火槍。別的位置，就與我無關了，製度已經定下，隻要官員不太差勁，就不會有大問題，何況我還有段子介這個樣板在，如果他們幹得差，更好讓我將來把段子介推向更好的位置。
至於李一俠，我卻暫時離不開他。剛剛替帝國打下了鋼鐵工業基礎的我，這時候已經不得不正麵和王安石新法交鋒一次了。王安石的市易法連水果都要由政府來賣，這也是他一直不願意明確支持我的鋼鐵製品民營的原因之一，這個原則和他的那些政策簡直衝突太大。我估計管製鋼鐵專賣署在他看來，不過是我和他妥協的一種讓步。
所以在六月份的時候，有感於免役法和市易法的禍害，特別市易法對我的利益造成直接的影響後，我頻繁的和司馬光、文彥博等名臣交往，商討對策。文彥博對於市易法簡直就是完全看不下去了。他不知道的是，如果沒有我的出現，在這時候，王安石已經開始組建特務組織鎮壓輿論了。
另外，在八月的時候，按曆史的正常發展，王安石將頒布方田均稅法，這一係列的新法，包括五月份剛剛頒布的保馬法，王安石成功的把國家的負擔轉嫁到了農民頭上，導致農民大量破產。而方田方田，根本沒有什麽可行性，十幾年也不會方清，隻會給百姓更大的負擔。王安石正是通過這一年的政策，把大宋國內的民怨激發到頂點，並且成功的引起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從而把北宋一步步推向滅亡的深淵。
李一俠替我不斷的來往舊黨名臣的府邸，討論拯救黎民蒼生的對策。在私下裏，他甚至曾經給我出過主意，要求設置陰謀來陷害王安石。王安石的倒行逆施，舊黨毫無應付之良策，現在整個大宋的清流，全部把目光集中到我身上。我這個時候如果不有所作為，毫無疑問會讓天下失望。
這個月內，我的家人信使不斷的往來地方與中央，收集資料。學院和太學的學生們也開始情緒激動起來，不少人開始抨擊新法。王安石可能以“誹謗朝政”的罪名對付白水潭學院的謠言也不脛而走，我一點也不懷疑這個自負到變態的王相公真有可能不惜和天下士大夫為敵而封閉白水潭學院。
我說服了司馬光等人放棄聯名上書的提議，而改由各個大臣分別上表，以免加皇帝造成一個朋黨的假象。我很明白年輕的皇帝對新法並無一定的政見，他倒是*理論的支持者，不管黑貓白貓，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貓，正是因為舊臣們讓他失望，而王安石又給了急功近利的他希望，他才會支持王安石的變法。而王安石的權位雖重，卻也完全倚重於皇帝的權威，他受到舊黨的攻擊、百姓的怨恨、地主的指責，全天下皆不信任他，隻要皇帝一道旨意，他就什麽也沒有。
而我的出現，特別是我的表現，讓皇帝在王安石之外，多出一個選擇。我也已經成功的加深了皇帝對我信任。王安石把天下擾得紛紛擾擾，國庫所添之數也有限，我隻要幾個月，就有望讓國庫充盈兵甲精良；我略施小技，就讓青苗法可以有效的實施，朝野皆無反對之聲……如此等等，可以說，皇帝對我的信任還在王安石之上。畢竟我讓他看到了結果，王安石還在讓他等待。
那些天我一直在等待，等待皇帝的接見。幾天後，在接到數以百計的言新法不便的奏章後，皇帝終於召見我了。皇帝第一次主動詢問我對新法的意見，特別免役法和市易法。
於是我把早已準備好的資料一一向皇帝例舉，指出免役法的實質，是王安石將原來敷年一次輪流之差役，變成年年應承擔之普遍差役製，借以去除上戶之特殊負擔，並按普遍差役向所有主戶征收免役錢和助役錢，除一部分用於雇役以外，使得國家可以每年增加現金免役錢收入。王安石先是普遣攤派不同等級之差役，逼迫農民與助役戶按雇傭勞動特殊商品之市場價格，用貨幣贖回強迫自己提供的無償勞動力。而變法官員胥吏，就是通過將戶資產任意升級的辦法，以提高征收無償勞動者的絕對勞動量的貨幣，又通過壓低雇募勞動者的支付額甚至到後來分文不給，來達到擴大國庫與地方府庫淨收入之目的。這樣做的後果，就是讓下戶農民成為普遍勞役法之勒索財富的對象，被逼得拆屋賣妻，家破人亡，而國庫、府庫及官吏私囊則充斥財富，以錢滿為患：市場上銀貴穀賤，農夫無隔宿之糧，更無再生產的能力。我亦指出，免役法的本質，就是搶劫貧民之口糧以充實國庫。這中間我例舉了大量的例子，並提供了粗略的統計數據，很誠懇的希望皇帝能夠廢除免役法，至少要進行改革。免役實施兩年來，已經害死太多的人了。
對於市易法，我亦指出此法必然使奸吏與豪商勾結，使市場價格不能穩定，並且行商被征重稅，更會讓商業破產。市易法最終損害的，是小商和下層百姓的利益。這又是一種向下層盤剝來充實國庫的劣法。同時我再一次向皇帝解釋著國富與民富的關係。並且以鋼鐵事業為例，指出倘若百姓有錢，則能買更多的鋼鐵製品，國庫就會有更多的收入；而反過來，更多的鋼鐵製品流入市場，就使得百姓們能更加容易的掙到錢，從而百姓就更有錢。他們又有能力買更多的東西，國家就又可以從中得到更多的稅收和利益……這樣就可以形成一種良性的循環。同時我又向皇帝提出適度的商業稅可以繁榮商業，並以管仲相齊為例，指出商業可以使國民皆富。我適時的向皇帝解釋了市場經濟的理論，指出小商販對於國家的意義，並且分析國家過度幹預經濟可能造成的危害。並且第一次向皇帝提出了海外市場的概念，指出由中華向蠻夷傾銷某些產品，可以讓國庫充盈而不必加重百姓的負擔，這種方法較之王安石大言不慚的說不加稅讓國庫充盈的作法要可行得多。
又因為皇帝對於商業可能損害農業這一種傳統擔擾，我更做出了解釋。對於迷信政府幹預經濟可以解決一切的皇帝，我指出隻要政府製定一種經濟政策，限定穀價的變動，並且在穀賤之時大量收購，在穀貴之時出售，以平衡物價保護農業的方法。其實這些方法無論好壞，都可以在古代找到例證，從武帝時的平準，到王莽時的幹預經濟，這些理論我和皇帝從早晨一直談到深夜。皇帝對於我這個“天下奇才”已經是相當的信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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