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不管怎麽樣，王安石還是答應了修改免役法和廢除市易法兩條。在這個小場合裏答應，因為我不參與朝議，那麽王安石的政治聲譽還是很好的保存了。雖然做為舊黨的大臣心裏很明白怎麽回事，但在政治上，心照不宣和公開宣示，是完全不同的性質。
不過我看王安石答應這兩條時，頗有點忍辱負重的味道。也許他心裏在想：“為了大宋的大業，就做一點讓步吧。”而在我心裏，則在感歎，都是為了華夏的事業，僅僅因為政見不同而要如此勾心鬥角，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不過我既然已經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僅僅出於責任感，我也無法坐視曆史朝不好的方向發展。
為了防止王安石朝錯誤的道路越走越遠，特別我對曆史上王安石曾經搞過的特務控製輿論一直持有戒心，很害怕他突然就玩出這一手，那可真是要“一覺回到解決前”了。所以趁熱打鐵，我向皇帝提出了《朝野清議法》，清議法中，我提出：凡詔書旨意可分為三級，第三級為第低級，即皇帝麵向全國百姓頒布的詔令以及各級官員的任免考核情況，每道詔令一旦通過，即由翰林院抄送副本交給兩家民辦印書館，向天下公開發行；第二級為朝廷決定的大事，需要知會七品以上官員的，亦由翰林院抄送副本，交給一家指定的印書館印製，由禮部向天下有功名的士大夫發行，並在三年後向天下公開發行；第一級為軍機大事，不必公開發行，但在三十年至五十年後，再向天下公開發行。另外在清議法中，提出創辦每周一期的《樞密院旬刊》，由皇帝任命翰林學士主持，任何有功名的儒生及官員，皆可向《樞密院旬刊》提交自己的策論、對朝政的看法，在《旬刊》上公開發表，但是《旬刊》隻限於在有功名的儒生和官員中發行，嚴禁普通百姓傳閱，違者課以重金之罰。若傳向外國，則剝奪功名，處以刑責。又請創辦《皇宋月刊》，由禮部主辦，每月一期向天下發行，專門解釋禮儀製度、國家政策，以爭取士大夫的理解和平民的支持，使民心順應天心。又奏請皇帝，儒生每逢辯論日，可以在朝廷指定場所辯論朝政得失。我對此的解釋是防止這些儒生們私下裏議論朝政，反而容易擾亂人心，不若給他們一個地方，表達自己的意見，朝廷可擇其善者而從之，又可以更好的加以控製。
這個《清議法》並沒有提出保障言論自由權與出版結社自由權，這些東西便是提出來，也會被否決。針對宋代皇帝對文人特別開明的傳統，我這個《清議法》實際上給了士大夫們一些言論自由的權利。因為宋的開明也是有限度的，有功名的儒生談論朝政一般不會有人管你，但是如果你向朝政上書談論朝政，就算你說得對，有司也會說你“非所宜言”，這輩子的政治前途基本上就毀掉了。除非運氣好，碰到一個好皇帝，而且沒有權相當道。
《清議法》所保障的，是一種有限的政務公開，讓朝廷的決策，受到士大夫的牽製，從而保證文化精英治國的法理正當性，雖然這不是一種民主主義，卻也是一種循序漸進的促進政治更加開明的方法。《清議法》並沒有保證皇帝不被議論的權力，是因為當時根本沒有必要去做這種保證，諫官們就是專門罵皇帝的，我並沒必要開這個倒車。中國的皇帝可以不被大臣罵，是在滿清開始的，滿清把諫官變成了禦史，隻能罵百官不能罵皇帝，但是宋代的諫官們，卻還保持著他們的本來職責。
我所做的事情，實際上是在一個大壩上捅一個口子。什麽時大壩全部衝垮，則應當由民眾自己來決定，當壩內的水積累到一定的程度，也就是民眾的政治意識慢慢的覺醒之時，他們就會籍著這個早就開好的口子，把大壩給衝垮。民主永遠不是被賜予的，而隻能是爭取得來的，這是我所相信的一個原則。
而實際上，既便我想捅開這道口子，也是異常的艱難。皇帝和王安石對此都不能理解，他們不明白這個《清議法》的意義何在，在他們看來，這隻是增加噪聲，他們太習慣於隻有一個聲音的天下，便是這黨爭，就讓人很不耐煩了，我還要讓天下的士子來參加議論。特別在王安石看來，我這根本是想給舊黨支持者更多的發言權。我當然不能向他們去解釋什麽民主什麽自由，隻是委婉的說，現在士子們特別喜歡議論朝政，若是鉗製，則陛下不免於防民之口之譏，若是放任自流，則朝廷體麵無存。不如由朝廷用適當的方法來引導，所謂堵不如疏，這也是疏導言論的一個對策。又，以上各種詔令和旬刊月刊，皆應收取費用，國家有功名的士子及官員數以十萬計，即便不是人人都買，國庫每年亦可由此創收五十萬貫以上。又朝廷向天下公示詔令，亦可助天下百姓理解皇帝的聖明，顯示朝廷的誠意，可以讓百姓更加服膺陛下之英明，也可以防止下層奸吏欺上瞞下，誆騙百姓。
王安石始終認為這個清議法是給舊黨加油的，所以他是決不可能支持的。而皇帝也在疑慮當中，雖然每年能給國庫創收不是不讓他動心，（當然未必有五十萬貫那麽多，我多少有點誇大其辭。）但是這個新法的必要性他還在搖擺不定。最後決定在朝會中討論再議。
當天我回到住所之後，來道賀兼打聽消息的人是絡繹不絕，我一晚沒睡，早就累得不行了，幹脆閉門謝客，躺下來呼呼大睡。這是回到宋代以來最累的一天呀……
到了掌燈時分，李一俠闖進了我的臥室，毫不留情的把我叫醒了。奶奶的，這個瘦子真是太過份，我差點破口大罵，不過他倒是機伶，搶在我罵之前開口：“子明公，司馬大人來訪。”
“什麽司馬大人？司馬懿還是司馬昭？”我很不甘心的爬起來。
李一俠一臉壞笑的看著我，慢慢的說：“非也非也，來者司馬光大人也。”
切，司馬光了不起呀？我又不是沒見過司馬光。肚子裏罵著，但是還是讓丫環服侍著穿好衣服，到客廳迎接。
司馬光倒是很客氣，見我出來，連忙見視：“打擾石大人。”
知道打擾還來？我心裏真的很憤憤不平，我最恨別人把我從睡夢中鬧醒了。臉上卻堆著虛偽的笑容：“哪裏哪裏，讓大人久候了。”
雙方告了座，分賓主坐下。我也知道他的來意，就開門見山，把那邊的事大略說了一下，並且告訴他皇帝可能在朝會中要討論《清議法》，司馬光是個精明人，他馬上就明白這個《清議法》是我為舊黨爭取來的一個政治籌碼。雖然我的本意並非如此。
然後我也向司馬光暗示，王安石接受了免役法和市易法的結局，已經是一種政治妥協，要他們不為已甚。又讚了幾句王相公很懂得為國家顧全大局之類的假話。司馬光也就明白，這是我政治上的一種表態，我並不想在這個時候和王安石決戰。司馬光對這個結局還是比較滿意的，這是新舊黨爭以來，舊黨所贏得第一役，我此已然隱隱成為舊黨的領軍人物。
和司馬光又談了一會別的曆史典故什麽的……借著清人的一些考證，還指出了資鑒中的一些錯誤，讓司馬光佩服了一會。文彥博又來了……
好不容易這些名臣們全都散掉，我又沒有睡意了，隻好坐在椅子上發呆。婢女家丁們也不敢來打擾，整個客廳裏靜得要可怕。
我想了許多事，我現在富甲天下，又是皇帝身邊的近臣，還是名義上的宰相，每天不耐煩見的人竟然都是以前做夢都想見一見的王安石、司馬光之流，來到古代不過數年，人生際遇於此，真是讓人嗟歎呀……隻是每天裏沒有一本看得習慣的書，沒有一個人可以和我說普通話，沒有電燈沒有電腦沒有電視，也還真不是一般的鬱悶。若是忙個不停，想著自己事業有成，能夠使國家民族向一個較好的方向發展，心裏還有一種充實感；但是拋開這些大的理想，做為個人來講，真的是害怕靜悄悄，雖然我現在從外表上看來，幾乎是一個正兒八經的汴京人了，但是我內心的深處，卻還是一個現代人。我也有文化上的寂寞感，有心理上的孤獨……
苦笑著搖了搖頭，似乎要揮開這些胡思亂想，我招了招手，讓婢女把歌伎們叫上來，我需要熱鬧一點的環境，這樣想多了，我會得抑鬱症的。
宋朝的士大夫家養歌伎是一種很流行的風雅事，歌女們的聲音軟靡優美，讓人陶醉，而長袖舞更讓人眼光繚亂……我似乎要沉迷在這美妙的歌舞當中，忘記塵世間的紛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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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我看王安石答應這兩條時，頗有點忍辱負重的味道。也許他心裏在想：“為了大宋的大業，就做一點讓步吧。”而在我心裏，則在感歎，都是為了華夏的事業，僅僅因為政見不同而要如此勾心鬥角，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不過我既然已經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僅僅出於責任感，我也無法坐視曆史朝不好的方向發展。
為了防止王安石朝錯誤的道路越走越遠，特別我對曆史上王安石曾經搞過的特務控製輿論一直持有戒心，很害怕他突然就玩出這一手，那可真是要“一覺回到解決前”了。所以趁熱打鐵，我向皇帝提出了《朝野清議法》，清議法中，我提出：凡詔書旨意可分為三級，第三級為第低級，即皇帝麵向全國百姓頒布的詔令以及各級官員的任免考核情況，每道詔令一旦通過，即由翰林院抄送副本交給兩家民辦印書館，向天下公開發行；第二級為朝廷決定的大事，需要知會七品以上官員的，亦由翰林院抄送副本，交給一家指定的印書館印製，由禮部向天下有功名的士大夫發行，並在三年後向天下公開發行；第一級為軍機大事，不必公開發行，但在三十年至五十年後，再向天下公開發行。另外在清議法中，提出創辦每周一期的《樞密院旬刊》，由皇帝任命翰林學士主持，任何有功名的儒生及官員，皆可向《樞密院旬刊》提交自己的策論、對朝政的看法，在《旬刊》上公開發表，但是《旬刊》隻限於在有功名的儒生和官員中發行，嚴禁普通百姓傳閱，違者課以重金之罰。若傳向外國，則剝奪功名，處以刑責。又請創辦《皇宋月刊》，由禮部主辦，每月一期向天下發行，專門解釋禮儀製度、國家政策，以爭取士大夫的理解和平民的支持，使民心順應天心。又奏請皇帝，儒生每逢辯論日，可以在朝廷指定場所辯論朝政得失。我對此的解釋是防止這些儒生們私下裏議論朝政，反而容易擾亂人心，不若給他們一個地方，表達自己的意見，朝廷可擇其善者而從之，又可以更好的加以控製。
這個《清議法》並沒有提出保障言論自由權與出版結社自由權，這些東西便是提出來，也會被否決。針對宋代皇帝對文人特別開明的傳統，我這個《清議法》實際上給了士大夫們一些言論自由的權利。因為宋的開明也是有限度的，有功名的儒生談論朝政一般不會有人管你，但是如果你向朝政上書談論朝政，就算你說得對，有司也會說你“非所宜言”，這輩子的政治前途基本上就毀掉了。除非運氣好，碰到一個好皇帝，而且沒有權相當道。
《清議法》所保障的，是一種有限的政務公開，讓朝廷的決策，受到士大夫的牽製，從而保證文化精英治國的法理正當性，雖然這不是一種民主主義，卻也是一種循序漸進的促進政治更加開明的方法。《清議法》並沒有保證皇帝不被議論的權力，是因為當時根本沒有必要去做這種保證，諫官們就是專門罵皇帝的，我並沒必要開這個倒車。中國的皇帝可以不被大臣罵，是在滿清開始的，滿清把諫官變成了禦史，隻能罵百官不能罵皇帝，但是宋代的諫官們，卻還保持著他們的本來職責。
我所做的事情，實際上是在一個大壩上捅一個口子。什麽時大壩全部衝垮，則應當由民眾自己來決定，當壩內的水積累到一定的程度，也就是民眾的政治意識慢慢的覺醒之時，他們就會籍著這個早就開好的口子，把大壩給衝垮。民主永遠不是被賜予的，而隻能是爭取得來的，這是我所相信的一個原則。
而實際上，既便我想捅開這道口子，也是異常的艱難。皇帝和王安石對此都不能理解，他們不明白這個《清議法》的意義何在，在他們看來，這隻是增加噪聲，他們太習慣於隻有一個聲音的天下，便是這黨爭，就讓人很不耐煩了，我還要讓天下的士子來參加議論。特別在王安石看來，我這根本是想給舊黨支持者更多的發言權。我當然不能向他們去解釋什麽民主什麽自由，隻是委婉的說，現在士子們特別喜歡議論朝政，若是鉗製，則陛下不免於防民之口之譏，若是放任自流，則朝廷體麵無存。不如由朝廷用適當的方法來引導，所謂堵不如疏，這也是疏導言論的一個對策。又，以上各種詔令和旬刊月刊，皆應收取費用，國家有功名的士子及官員數以十萬計，即便不是人人都買，國庫每年亦可由此創收五十萬貫以上。又朝廷向天下公示詔令，亦可助天下百姓理解皇帝的聖明，顯示朝廷的誠意，可以讓百姓更加服膺陛下之英明，也可以防止下層奸吏欺上瞞下，誆騙百姓。
王安石始終認為這個清議法是給舊黨加油的，所以他是決不可能支持的。而皇帝也在疑慮當中，雖然每年能給國庫創收不是不讓他動心，（當然未必有五十萬貫那麽多，我多少有點誇大其辭。）但是這個新法的必要性他還在搖擺不定。最後決定在朝會中討論再議。
當天我回到住所之後，來道賀兼打聽消息的人是絡繹不絕，我一晚沒睡，早就累得不行了，幹脆閉門謝客，躺下來呼呼大睡。這是回到宋代以來最累的一天呀……
到了掌燈時分，李一俠闖進了我的臥室，毫不留情的把我叫醒了。奶奶的，這個瘦子真是太過份，我差點破口大罵，不過他倒是機伶，搶在我罵之前開口：“子明公，司馬大人來訪。”
“什麽司馬大人？司馬懿還是司馬昭？”我很不甘心的爬起來。
李一俠一臉壞笑的看著我，慢慢的說：“非也非也，來者司馬光大人也。”
切，司馬光了不起呀？我又不是沒見過司馬光。肚子裏罵著，但是還是讓丫環服侍著穿好衣服，到客廳迎接。
司馬光倒是很客氣，見我出來，連忙見視：“打擾石大人。”
知道打擾還來？我心裏真的很憤憤不平，我最恨別人把我從睡夢中鬧醒了。臉上卻堆著虛偽的笑容：“哪裏哪裏，讓大人久候了。”
雙方告了座，分賓主坐下。我也知道他的來意，就開門見山，把那邊的事大略說了一下，並且告訴他皇帝可能在朝會中要討論《清議法》，司馬光是個精明人，他馬上就明白這個《清議法》是我為舊黨爭取來的一個政治籌碼。雖然我的本意並非如此。
然後我也向司馬光暗示，王安石接受了免役法和市易法的結局，已經是一種政治妥協，要他們不為已甚。又讚了幾句王相公很懂得為國家顧全大局之類的假話。司馬光也就明白，這是我政治上的一種表態，我並不想在這個時候和王安石決戰。司馬光對這個結局還是比較滿意的，這是新舊黨爭以來，舊黨所贏得第一役，我此已然隱隱成為舊黨的領軍人物。
和司馬光又談了一會別的曆史典故什麽的……借著清人的一些考證，還指出了資鑒中的一些錯誤，讓司馬光佩服了一會。文彥博又來了……
好不容易這些名臣們全都散掉，我又沒有睡意了，隻好坐在椅子上發呆。婢女家丁們也不敢來打擾，整個客廳裏靜得要可怕。
我想了許多事，我現在富甲天下，又是皇帝身邊的近臣，還是名義上的宰相，每天不耐煩見的人竟然都是以前做夢都想見一見的王安石、司馬光之流，來到古代不過數年，人生際遇於此，真是讓人嗟歎呀……隻是每天裏沒有一本看得習慣的書，沒有一個人可以和我說普通話，沒有電燈沒有電腦沒有電視，也還真不是一般的鬱悶。若是忙個不停，想著自己事業有成，能夠使國家民族向一個較好的方向發展，心裏還有一種充實感；但是拋開這些大的理想，做為個人來講，真的是害怕靜悄悄，雖然我現在從外表上看來，幾乎是一個正兒八經的汴京人了，但是我內心的深處，卻還是一個現代人。我也有文化上的寂寞感，有心理上的孤獨……
苦笑著搖了搖頭，似乎要揮開這些胡思亂想，我招了招手，讓婢女把歌伎們叫上來，我需要熱鬧一點的環境，這樣想多了，我會得抑鬱症的。
宋朝的士大夫家養歌伎是一種很流行的風雅事，歌女們的聲音軟靡優美，讓人陶醉，而長袖舞更讓人眼光繚亂……我似乎要沉迷在這美妙的歌舞當中，忘記塵世間的紛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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