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方律師都做完首次陳詞，接下來就是展示證據。實際上就是通過詢問證人，為自己在首次陳詞提到的看法做出佐證。
作為原告，而且是誹謗訴訟，林克必然要在這個環節作為證人。就算馬修不將他列為證人，辯方律師也會。
而在這個環節，雙方律師都可能會提供之前沒出現過的證據，證明證人的證詞不可作為案件的證據。
馬修的第一個證人是林克在西雅圖找的那個心理醫生。
心理醫生按照程序起誓之後，馬修在得到法官的許可下才開始提問。他的問題當然是傾向於林克的，比如林克的病情，是什麽原因引起的，會有什麽危害等等。
心理醫生的證詞確實對林克很有利。
不過馬修問過之後，就輪到辯方律師交叉提問了：“克裏醫生，從你的簡曆上可以證明。你從事心理醫生這個職業已經有十二年了。那麽請問你有沒有出現過誤診呢？”
“反對！”馬修一聽，馬上對法官說。“辯方律師的問題，和本案沒有關係！”
辯方律師卻馬上說：“不，這和本案有很大的關係。按照剛才證人的證詞，我們需要知道原告有沒有被誤診的可能，或者說誤診的幾率有多大。”
“駁回反對！證人必須回答這個問題。”
心理醫生很鎮定地說：“沒有。至少，我沒有接到過誤診投訴。”
“但是，我這裏有一份病例。”辯方律師拿出一份文件。“這是華州一位病人的病例。克裏醫生看看是不是你曾經治療過的病人？”
馬修看到心理醫生接過病例看了一眼，臉上就是一白。他心知不妙。
隻聽心理醫生有些發澀的聲音說：“是我曾經治療過的病人。”他不承認都不行，上麵有他的簽名呢。
“在這份病例中，克裏醫生將一位單身漢病人診斷為偏執性精神分裂。而病人殺死一名兒童後被警方逮捕，並最終自殺。疑犯自殺之前，被警方鑒定為偏執性精神障礙病人。你確實沒有完全說謊，確實沒人向你提出過誤診投訴。但那是因為不會有人向你進行投訴。而不是你沒有誤診過。”
心理醫生腦門都冒出汗來了。
辯方律師轉而向法官說：“鑒於證人有明顯做偽證的跡象，我要求陪審團不要將證人證詞列為證據。”
法官思量了一下，同意了他的要求。要求陪審團無需理會的心理醫生的證詞。這讓馬修連補救的機會都沒有。
林克也是有點哭笑不得。不過他真的沒辦法。他自己裝作得了抑鬱症，找了個心理醫生。結果這個心理醫生好像也很給力，確實誤診了。
隻是他真沒想到這個醫生之前也有過誤診的經曆。更重要的是，這個醫生在法院作證時還說謊了。
按照美國的法律，一個證人的證詞被證明有一處是偽證，那麽所有證言就會被視作不可信。
那剛才心理醫生證明他確實患有抑鬱症的證言就變得無效了。當然，那也不是完全推翻了他曾經患有抑鬱症的。因為那份病例還是證據。那克裏醫生依然是持有法律認可的執業證的。
接下來就是他“作證”了。
馬修還是按商定的問題來問他，主要是詢問他在被告發表那些沒有誹謗言論之後，他受到的困擾。
辯方律師當然沒那麽客氣：“漢斯先生，你的病例證明你患上了輕度的抑鬱症。你是否確定你是因為本案所述的原因？”
“是的，我確定！”
“在之前，你確定在在本案所述的時間之前沒有過相應的症狀？”
“我確定沒有！”
“你的確定病因是因為你承受到的社會壓力？”
“是的！”
辯護律師這是拿出一份材料，說：“我記得偷稅嫌疑人事件和去年你和中國簽訂風電時，你也同樣找到了網絡和輿論壓力。你還記得是那兩次的對你持反對態度的媒體和網民多還是本案所述的時間內多？”
按照正常來說，林克應該說“不記得了”。不過林克卻想到他這麽問肯定是有什麽後手，說：“前兩次多。”
辯方律師似乎沒想到他這麽說，頓了一下才繼續發表他的意見：“原來原告也清楚記得，之前他麵對的社會壓力比我的當事人發表了不當言論之後更重。各位，我這裏有一份數據。上麵的數據證明，在偷稅嫌疑人事件中，一共有兩百二十家媒體發表了對原告具有負麵影響的報道，而且相當一部分的言論非常激烈。而我的當事人發表了不當言論後，隻有九十八家輿論發表了對原告發表負麵影響的報道。在三年前，原告非常有鬥誌地和聯邦稅務局做了抗爭。三年後，他更加成熟，卻因為更輕的社會壓力而換上了抑鬱症。”
他說道這裏，轉頭問林克：“漢斯先生，你是否覺得這合符常理？請回答我，是或者不是！”
“反對！”馬修站起來大聲說。“辯方的問題存在令人誤解的用詞！”常理不是法律。
法官讚同他的反對意見：“辯方律師，注意你提問的方式！”然後又對林克說。“證人無需回答這個問題！”
林克向法官頜首，說：“謝謝法官。不過辯方提出這個問題是質疑我是偽造病例，我申請當庭陳述。”
馬修愣了一下，通常不管是原告還是被告，在法庭上，都不會主動說任何話。這是律師在上庭之前就多次交代的。他當然也和林克說過。他實在不明白林克到底在想些什麽。
而這時法官已經點頭說：“許可！”
林克說：“謝謝法官！”
他看著陪審團說：“辯方律師以數據想要證明我患有抑鬱症是假的，但人不是商業，不是機器，甚至現在的科學也難以將人體完全解密，我並不認為人是可以完全用簡單的數據來分析的。”
“三年前，我隻是一個毛頭小子。我覺得自己有錢，是一個大人物。沒有什麽事承受不住的。去年因為我和中國企業簽訂風電合同，同樣受到了嚴重的社會壓力。初時，我同樣和三年絲毫不在意。因為我覺得一個人能承受得下來。但是很快，我發現我錯了。我的弟弟考克斯·漢斯因此被他的同學打斷了胳膊；我的朋友比爾·普萊斯利，他是一位黑人，在為我抗爭時，被種族主義者用摩托車碾壓，差點半身不遂。”
林克挺起胸膛，大聲說：“我並不擔心我的人身安全收到威脅。我也不怕一個人承擔社會壓力。但是我害怕我的家人會因此收到傷害。我的朋友，來自紐約華爾街的弗倫·皮特。他在三年前的偷稅嫌疑人事件中告訴我，他的女兒因為他被列為嫌疑人在學習和生活中受到嚴重困擾。他的女兒在電話中質問他為什麽偷稅漏稅？”
“當時我的女兒才兩歲。但是她很可愛也很聰明。她是我的小天使，我害怕聽到她問我：爹地，你是不是小偷？”他頓了一下，說。“更害怕她像我的弟弟考克斯和我的朋友比爾·普萊斯利一樣，受到人身傷害。”
他說到這裏，盯著被告席的唐納德說：“三年前，我因為賭博而成為有錢人，當我被汙蔑偷稅漏稅，隻以為那是我致富的手段而被人看不起，所以才沒有得到相應的社會認可。於是，我開始不斷開拓我的生意，特別是我可愛的女兒來到我身邊後，我開始做慈善，希望能得到更多的人認可。”
他甚至看到唐納德嗤之以鼻的眼神。
他當著所有人的麵冷笑，說：“但是，我發現我錯了。我不斷積累著財富，但是我從沒有得到像被告唐納德先生這樣的人認可。我從未聽說過有哪個資產超過五十億美元的富豪被媒體之外的人誹謗的。更沒聽說過誹謗的人，在被誹謗者明確警告甚至起訴後，還在不斷發表汙蔑言論的。”
“那讓我感受到某個階層對我實實在在的敵意！這種敵意讓我感覺發冷。三年時間，確實讓我成熟了不少，但也讓我更明白，錢並不是最重要的。是的，三年後，我成熟了。所以在我的錢變得更多，擁有了愛情，還擁有一個可愛的女兒，我卻實實在在的越來越膽小了。”
“是的！那樣的美國，讓我害怕了！那樣的美國人，讓我害怕了！他們成功地讓我懷疑，是不是我再富有、再低調，我也會因為我的膚色無法被接納。我是，那我的女兒會不會也是那樣？她的眼睛是美麗的天藍色，但她的皮膚和我一樣是黃色的！我害怕她也像我一樣，從小被人歧視，而不管，她做得多好！所以我害怕，所以我失眠，所以我抑鬱！”
他的話讓法院靜悄悄的。他這些話已經不僅僅是證詞那麽簡單，而是在側麵在指控美國存在嚴重的種族歧視，連一個頂級富豪也逃不過！
在旁聽的人眼裏，他這不算聲情並茂的演講，但也顯得真情實意表露。而且他指控的“某個階層”不用想也知道是指統治美國社會的精英階層。
而最重要的是，他拿出“種族歧視”這個說法，很容易打動陪審團中的黑人成員。
辯方律師馬上就想到這一點，他心裏有些暗暗後悔。他剛才逼問林克，無非是看能不能讓他自露馬腳，至少讓陪審團認為他受到的傷害沒那麽大，讓唐納德可以少一些賠償。
但是現在林克這一番話，不僅讓幾個黑人陪審員更相信他受到了嚴重的心理傷害。更讓這個案件上升到種族歧視的層麵。這會讓對唐納德在輿論上處於不利。
作為原告，而且是誹謗訴訟，林克必然要在這個環節作為證人。就算馬修不將他列為證人，辯方律師也會。
而在這個環節，雙方律師都可能會提供之前沒出現過的證據，證明證人的證詞不可作為案件的證據。
馬修的第一個證人是林克在西雅圖找的那個心理醫生。
心理醫生按照程序起誓之後，馬修在得到法官的許可下才開始提問。他的問題當然是傾向於林克的，比如林克的病情，是什麽原因引起的，會有什麽危害等等。
心理醫生的證詞確實對林克很有利。
不過馬修問過之後，就輪到辯方律師交叉提問了：“克裏醫生，從你的簡曆上可以證明。你從事心理醫生這個職業已經有十二年了。那麽請問你有沒有出現過誤診呢？”
“反對！”馬修一聽，馬上對法官說。“辯方律師的問題，和本案沒有關係！”
辯方律師卻馬上說：“不，這和本案有很大的關係。按照剛才證人的證詞，我們需要知道原告有沒有被誤診的可能，或者說誤診的幾率有多大。”
“駁回反對！證人必須回答這個問題。”
心理醫生很鎮定地說：“沒有。至少，我沒有接到過誤診投訴。”
“但是，我這裏有一份病例。”辯方律師拿出一份文件。“這是華州一位病人的病例。克裏醫生看看是不是你曾經治療過的病人？”
馬修看到心理醫生接過病例看了一眼，臉上就是一白。他心知不妙。
隻聽心理醫生有些發澀的聲音說：“是我曾經治療過的病人。”他不承認都不行，上麵有他的簽名呢。
“在這份病例中，克裏醫生將一位單身漢病人診斷為偏執性精神分裂。而病人殺死一名兒童後被警方逮捕，並最終自殺。疑犯自殺之前，被警方鑒定為偏執性精神障礙病人。你確實沒有完全說謊，確實沒人向你提出過誤診投訴。但那是因為不會有人向你進行投訴。而不是你沒有誤診過。”
心理醫生腦門都冒出汗來了。
辯方律師轉而向法官說：“鑒於證人有明顯做偽證的跡象，我要求陪審團不要將證人證詞列為證據。”
法官思量了一下，同意了他的要求。要求陪審團無需理會的心理醫生的證詞。這讓馬修連補救的機會都沒有。
林克也是有點哭笑不得。不過他真的沒辦法。他自己裝作得了抑鬱症，找了個心理醫生。結果這個心理醫生好像也很給力，確實誤診了。
隻是他真沒想到這個醫生之前也有過誤診的經曆。更重要的是，這個醫生在法院作證時還說謊了。
按照美國的法律，一個證人的證詞被證明有一處是偽證，那麽所有證言就會被視作不可信。
那剛才心理醫生證明他確實患有抑鬱症的證言就變得無效了。當然，那也不是完全推翻了他曾經患有抑鬱症的。因為那份病例還是證據。那克裏醫生依然是持有法律認可的執業證的。
接下來就是他“作證”了。
馬修還是按商定的問題來問他，主要是詢問他在被告發表那些沒有誹謗言論之後，他受到的困擾。
辯方律師當然沒那麽客氣：“漢斯先生，你的病例證明你患上了輕度的抑鬱症。你是否確定你是因為本案所述的原因？”
“是的，我確定！”
“在之前，你確定在在本案所述的時間之前沒有過相應的症狀？”
“我確定沒有！”
“你的確定病因是因為你承受到的社會壓力？”
“是的！”
辯護律師這是拿出一份材料，說：“我記得偷稅嫌疑人事件和去年你和中國簽訂風電時，你也同樣找到了網絡和輿論壓力。你還記得是那兩次的對你持反對態度的媒體和網民多還是本案所述的時間內多？”
按照正常來說，林克應該說“不記得了”。不過林克卻想到他這麽問肯定是有什麽後手，說：“前兩次多。”
辯方律師似乎沒想到他這麽說，頓了一下才繼續發表他的意見：“原來原告也清楚記得，之前他麵對的社會壓力比我的當事人發表了不當言論之後更重。各位，我這裏有一份數據。上麵的數據證明，在偷稅嫌疑人事件中，一共有兩百二十家媒體發表了對原告具有負麵影響的報道，而且相當一部分的言論非常激烈。而我的當事人發表了不當言論後，隻有九十八家輿論發表了對原告發表負麵影響的報道。在三年前，原告非常有鬥誌地和聯邦稅務局做了抗爭。三年後，他更加成熟，卻因為更輕的社會壓力而換上了抑鬱症。”
他說道這裏，轉頭問林克：“漢斯先生，你是否覺得這合符常理？請回答我，是或者不是！”
“反對！”馬修站起來大聲說。“辯方的問題存在令人誤解的用詞！”常理不是法律。
法官讚同他的反對意見：“辯方律師，注意你提問的方式！”然後又對林克說。“證人無需回答這個問題！”
林克向法官頜首，說：“謝謝法官。不過辯方提出這個問題是質疑我是偽造病例，我申請當庭陳述。”
馬修愣了一下，通常不管是原告還是被告，在法庭上，都不會主動說任何話。這是律師在上庭之前就多次交代的。他當然也和林克說過。他實在不明白林克到底在想些什麽。
而這時法官已經點頭說：“許可！”
林克說：“謝謝法官！”
他看著陪審團說：“辯方律師以數據想要證明我患有抑鬱症是假的，但人不是商業，不是機器，甚至現在的科學也難以將人體完全解密，我並不認為人是可以完全用簡單的數據來分析的。”
“三年前，我隻是一個毛頭小子。我覺得自己有錢，是一個大人物。沒有什麽事承受不住的。去年因為我和中國企業簽訂風電合同，同樣受到了嚴重的社會壓力。初時，我同樣和三年絲毫不在意。因為我覺得一個人能承受得下來。但是很快，我發現我錯了。我的弟弟考克斯·漢斯因此被他的同學打斷了胳膊；我的朋友比爾·普萊斯利，他是一位黑人，在為我抗爭時，被種族主義者用摩托車碾壓，差點半身不遂。”
林克挺起胸膛，大聲說：“我並不擔心我的人身安全收到威脅。我也不怕一個人承擔社會壓力。但是我害怕我的家人會因此收到傷害。我的朋友，來自紐約華爾街的弗倫·皮特。他在三年前的偷稅嫌疑人事件中告訴我，他的女兒因為他被列為嫌疑人在學習和生活中受到嚴重困擾。他的女兒在電話中質問他為什麽偷稅漏稅？”
“當時我的女兒才兩歲。但是她很可愛也很聰明。她是我的小天使，我害怕聽到她問我：爹地，你是不是小偷？”他頓了一下，說。“更害怕她像我的弟弟考克斯和我的朋友比爾·普萊斯利一樣，受到人身傷害。”
他說到這裏，盯著被告席的唐納德說：“三年前，我因為賭博而成為有錢人，當我被汙蔑偷稅漏稅，隻以為那是我致富的手段而被人看不起，所以才沒有得到相應的社會認可。於是，我開始不斷開拓我的生意，特別是我可愛的女兒來到我身邊後，我開始做慈善，希望能得到更多的人認可。”
他甚至看到唐納德嗤之以鼻的眼神。
他當著所有人的麵冷笑，說：“但是，我發現我錯了。我不斷積累著財富，但是我從沒有得到像被告唐納德先生這樣的人認可。我從未聽說過有哪個資產超過五十億美元的富豪被媒體之外的人誹謗的。更沒聽說過誹謗的人，在被誹謗者明確警告甚至起訴後，還在不斷發表汙蔑言論的。”
“那讓我感受到某個階層對我實實在在的敵意！這種敵意讓我感覺發冷。三年時間，確實讓我成熟了不少，但也讓我更明白，錢並不是最重要的。是的，三年後，我成熟了。所以在我的錢變得更多，擁有了愛情，還擁有一個可愛的女兒，我卻實實在在的越來越膽小了。”
“是的！那樣的美國，讓我害怕了！那樣的美國人，讓我害怕了！他們成功地讓我懷疑，是不是我再富有、再低調，我也會因為我的膚色無法被接納。我是，那我的女兒會不會也是那樣？她的眼睛是美麗的天藍色，但她的皮膚和我一樣是黃色的！我害怕她也像我一樣，從小被人歧視，而不管，她做得多好！所以我害怕，所以我失眠，所以我抑鬱！”
他的話讓法院靜悄悄的。他這些話已經不僅僅是證詞那麽簡單，而是在側麵在指控美國存在嚴重的種族歧視，連一個頂級富豪也逃不過！
在旁聽的人眼裏，他這不算聲情並茂的演講，但也顯得真情實意表露。而且他指控的“某個階層”不用想也知道是指統治美國社會的精英階層。
而最重要的是，他拿出“種族歧視”這個說法，很容易打動陪審團中的黑人成員。
辯方律師馬上就想到這一點，他心裏有些暗暗後悔。他剛才逼問林克，無非是看能不能讓他自露馬腳，至少讓陪審團認為他受到的傷害沒那麽大，讓唐納德可以少一些賠償。
但是現在林克這一番話，不僅讓幾個黑人陪審員更相信他受到了嚴重的心理傷害。更讓這個案件上升到種族歧視的層麵。這會讓對唐納德在輿論上處於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