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後世也調工資，其工資增長最快的當屬新千年之後，普通教師的工資從五六百元左右，迅速飆升到2010年的三千元以上。
隻是，華夏的工資增長雖然非常快，但由於取消了福利分房等福利製度，新增的這點工資，剛好新購房屋的首付或支付分期付款。
即便到趙無極重生之前，有人也在算賬。譬如一個東海工薪族，每月拿2萬元，也難以買起最低價在4萬元平米的房子。事實上，即便在東海，月薪2萬也是相當的高薪了，普通的教師或職工，有誰能拿到2萬的月薪？
如果在以前，趙無極一般不會產生這種想法，但重生後的趙無極確實有些不同了。
首先，他發現前世的華夏，漲工資都是“被迫”的，即物價上漲得差不多了，或某些行業工資太低了，才出台政策調整工資。而僅僅是出台了一個調資政策，薪水還沒拿到手上，物價又開始猛烈地上漲。
其次，前世的華夏似乎有意保持著一個物價上漲的態勢，這裏麵的原因，不外有國家以投資拉動增長，同時超高的儲蓄讓官方有些擔心，物價上漲有利於調控儲蓄數字。
再次，前世的物價上漲，直接生產者並沒有獲得足夠的好處，譬如蔬菜，農民種的冬瓜連一毛錢一斤都沒人開車去拉，但在某些地方，零售冬瓜卻要賣到4元一斤（星辰現在吃的冬瓜就是這個價）。
此外，物價上漲並不會影響官員等特權階層，他們的工資“基本不動”，感受不到物價的威脅，惟有那種一日三餐需要自己上街買來吃的平民工薪階層，才真正的深受其害。
趙無極覺得自己既然重生了，再加上自己對華夏擁有實實在在的影響力，華夏，未必不可以像米國那樣，來個寅吃卯糧。
米國人敢於把公民的福利搞得特高，而政府付債累累，拋開其他因素不說，米國政府真正把民眾的利益放在首位才是其根本原因。
當然，米國有很多有利條件。米國作為世界最發達的國家，有科學技術的溢價收益；米元作為世界貿易結算貨幣，相當於全球都在為米國政府埋單。
但是，後世華夏幣堅挺起來後，華夏人並未從幣值上升中獲得足夠的好處。這也說明，米元對米國政府的作用並不是那麽大的，主要還是取決於國內的政策。
事實上，華夏上漲的這點工資，根本就用不著寅吃卯糧。一來華夏的工資水平非常低，其工資總量並不大；二來華夏這兩年的經濟增長相當強勁，僅僅是一個鳶島自治領與華夏的經濟交往，讓華夏獲得的實際利益，就超過了2000億美元，最少12000億華夏幣。當然，如果按鳶島幣結算，這個數字會低得多，隻有800多億鳶島幣。
此外，華夏雖然開支也增大了很多，但那大多是建設項目，隻要項目建成，華夏就將坐享其成；至於軍事費用等純開支，華夏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有所下降。
能夠給國人大幅度調整工資，說明華夏領導層聽進了自己的“建議”，這讓趙無極非常有成就感。但是，趙無極關於華夏農民的係列想法，卻遭受到了挫折。隻有部分建議得到了采納，而且還是分期實現，類似於分期付款。
第一個建議就是農業稅以及農民負擔問題。如果以絕對數字算，此時華夏農民人均負擔並不高，以100元計算，全國8億農民，也隻能增收800億元罷了。但是，華夏政府卻擠不出這800億元現金；另外，華夏的農民，即便是不交這100元，也最多是緩解一下農民的疾苦，想要以此發家致富卻完全不可能。
因此，在這條建議上，華夏政府決定用4年時間，將農民的負擔全部解除，而且還承諾第五年起，給農民種地以適當補助。
其實，對農民的問題，此前的趙無極也有相當深刻的研究。農民的貧困，與農業的關聯度並不大，而是與農民本身的市場參與度低有相當的原因。
華夏的社會分工，最徹底的應當算是農民。很多農民，世世代代當農民種地，從來沒有參與過經營活動，即便有也是將自留地裏的菜背到集市上去賣，從最初幾分錢一斤，到後世一兩塊錢一斤，但是，後世任何一個農民，隻要願意去工地打工，或者去別人家幫忙，一天管吃管住，也差不多有上百元的收入，因此，賣菜的那上百元錢，以其說是地裏的收入，還不如說是他一天的勞動力收入。
市場參與度低，集約化生產程度低，導致土地收益急劇下降。
從這個角度看，華夏農民要想發家致富，華夏農民要靠種地發家致富，根本的方法就是將一家一戶的土地集中起來，進行集約化經營，以形成規模效益；而剩餘的勞動力，則大量往城市移民，進行產業轉移，如果能夠達到米國的水平，即以全國2的農業人口，養活米國100的人口，這才是華夏農民真正發達的時候。
華夏在農民產業轉移上，也是經曆過相當的“陣痛”的。起初，農民進城，給城市帶來了活力；但很快，農民進城給城市也帶來了麻煩，而且，由於政策的壁壘，農民也很難融入城市之中，這就造成了一係列的有關“農民工”的問題。
後來，華夏有了自覺性的城市化理念，鼓勵農民進城務工、購房，各項政策開始鬆動，為農民進城創造條件，但是，陣痛已經造成，社會風氣難以扭轉。華夏也一直承受著這方麵的代價。
這個問題，趙無極看到了，而且看得極其深刻，但此時的趙無極也沒有更好的辦法，這麽龐大的人口，如果突然湧入城市，城市就根本養不活他們。農民進城，根本上取決於城市經濟以及工業和第三產業對農村勞動力的容納規模。
不過，從根本上解決不了，但局部和部分的問題，趙無極的建議也得到了采納。
由於華夏比曆史同期的工程建設更多，趙無極建議在農村實行“以工代賑”製度。以工代賑，華夏也是有的，但在執行過程中卻並沒有給農民帶來福利，反而帶來的是負擔。
賑，基本含義是救濟。以工代賑，也即沒有錢上交時，可以出勞動力來抵應該上交的錢。這是以工代賑的本義，在舊的時代這樣做，確實沒有錯。
但是，新社會的“以工代賑”，理當有另外的意義：即，你們家實在是窮，窮得揭不開鍋了，政府直接給你拿錢似乎不好，現在政府給你一個活路，如果你願意去幹，幹好活後可以領取相應的薪水，這薪水，等於是賑濟你的。
而趙無極以為，這個新的意義，在新社會下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否則，如果按舊時代的意義實行，新社會的新又在哪裏呢？或者，在數千年的華夏曆史中，這種新的以工代賑也曾實行過，譬如官府讓流民修建水利，每天給幾碗米之類的。
趙無極的“以工代賑”理念，在係統“方案優化”功能後，具有極強的可操作性。華夏遍布全國的水利工程，遍布城鄉的路橋整治，遍布全國的城鎮的環境衛生等，都需要由政府主導來推進，而政府在主導之時，專業的問題可以交給專業人員打理，但一些非專業的工作，卻可以交給就近的農民來打理。
雖然後來的農民工其實也是做的這些事，但那是市場的手段、自發的情形，如果有政府力主推動，既不失為政府的一項德政工程，又為華夏農民增收找到了一條路徑。
趙無極也不是沒有想過鳳山的經驗。鳳山經驗的推廣應該有很好的效果，但前提是市場要激活起來，譬如鳳山豆幹合作社，完全是打了一個時間差，提前在市場形成了效應與口碑。事實上，在鳳山之後，也有很多鄉鎮看到了其中的商機，可是，他們搞的類似機構其效果並不明顯，或者小打小鬧也行，但要想發大財卻難。
此外，像鳳山的山珍，其道理也一樣。後世的人工木耳產量很大，而且在華夏形成了一項重要的產業，但那同樣得依賴於市場的培育。而且種木耳的農民，也隻有形成相當的規模，成為所謂的種養殖業大戶，才有可能獲得相應的效益，否則，還不如出去打工。
有一個建議，趙無極認為自己提得非常好，那就是土地問題。趙無極的建議是農民的土地作為承包地，或者作為集體土地，一旦成為商業用地之後，其溢價部分，應該充分考慮到農民的“分紅”比例，而不是以幾千塊錢一畝從農民手中強行收購。
或許，這個世界上隻有趙無極才明白，此時農民賣一畝地收了幾千元，好像是一筆不小的財富；但農民由於不善於經營，這幾千塊錢要麽拿去喝酒，要麽拿去打牌，很快，這群人就會成為完全意義上的“失地農民”，生活無依無靠。
事實上，在任何一座城市新建商品房或相關的城市設施時，都會有大量的零散的附屬的商業設施，而這一部分商業設施，建設成本很低，但這部分設施的“分紅”，卻足夠養活失地農民及其家人了。rs
隻是，華夏的工資增長雖然非常快，但由於取消了福利分房等福利製度，新增的這點工資，剛好新購房屋的首付或支付分期付款。
即便到趙無極重生之前，有人也在算賬。譬如一個東海工薪族，每月拿2萬元，也難以買起最低價在4萬元平米的房子。事實上，即便在東海，月薪2萬也是相當的高薪了，普通的教師或職工，有誰能拿到2萬的月薪？
如果在以前，趙無極一般不會產生這種想法，但重生後的趙無極確實有些不同了。
首先，他發現前世的華夏，漲工資都是“被迫”的，即物價上漲得差不多了，或某些行業工資太低了，才出台政策調整工資。而僅僅是出台了一個調資政策，薪水還沒拿到手上，物價又開始猛烈地上漲。
其次，前世的華夏似乎有意保持著一個物價上漲的態勢，這裏麵的原因，不外有國家以投資拉動增長，同時超高的儲蓄讓官方有些擔心，物價上漲有利於調控儲蓄數字。
再次，前世的物價上漲，直接生產者並沒有獲得足夠的好處，譬如蔬菜，農民種的冬瓜連一毛錢一斤都沒人開車去拉，但在某些地方，零售冬瓜卻要賣到4元一斤（星辰現在吃的冬瓜就是這個價）。
此外，物價上漲並不會影響官員等特權階層，他們的工資“基本不動”，感受不到物價的威脅，惟有那種一日三餐需要自己上街買來吃的平民工薪階層，才真正的深受其害。
趙無極覺得自己既然重生了，再加上自己對華夏擁有實實在在的影響力，華夏，未必不可以像米國那樣，來個寅吃卯糧。
米國人敢於把公民的福利搞得特高，而政府付債累累，拋開其他因素不說，米國政府真正把民眾的利益放在首位才是其根本原因。
當然，米國有很多有利條件。米國作為世界最發達的國家，有科學技術的溢價收益；米元作為世界貿易結算貨幣，相當於全球都在為米國政府埋單。
但是，後世華夏幣堅挺起來後，華夏人並未從幣值上升中獲得足夠的好處。這也說明，米元對米國政府的作用並不是那麽大的，主要還是取決於國內的政策。
事實上，華夏上漲的這點工資，根本就用不著寅吃卯糧。一來華夏的工資水平非常低，其工資總量並不大；二來華夏這兩年的經濟增長相當強勁，僅僅是一個鳶島自治領與華夏的經濟交往，讓華夏獲得的實際利益，就超過了2000億美元，最少12000億華夏幣。當然，如果按鳶島幣結算，這個數字會低得多，隻有800多億鳶島幣。
此外，華夏雖然開支也增大了很多，但那大多是建設項目，隻要項目建成，華夏就將坐享其成；至於軍事費用等純開支，華夏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有所下降。
能夠給國人大幅度調整工資，說明華夏領導層聽進了自己的“建議”，這讓趙無極非常有成就感。但是，趙無極關於華夏農民的係列想法，卻遭受到了挫折。隻有部分建議得到了采納，而且還是分期實現，類似於分期付款。
第一個建議就是農業稅以及農民負擔問題。如果以絕對數字算，此時華夏農民人均負擔並不高，以100元計算，全國8億農民，也隻能增收800億元罷了。但是，華夏政府卻擠不出這800億元現金；另外，華夏的農民，即便是不交這100元，也最多是緩解一下農民的疾苦，想要以此發家致富卻完全不可能。
因此，在這條建議上，華夏政府決定用4年時間，將農民的負擔全部解除，而且還承諾第五年起，給農民種地以適當補助。
其實，對農民的問題，此前的趙無極也有相當深刻的研究。農民的貧困，與農業的關聯度並不大，而是與農民本身的市場參與度低有相當的原因。
華夏的社會分工，最徹底的應當算是農民。很多農民，世世代代當農民種地，從來沒有參與過經營活動，即便有也是將自留地裏的菜背到集市上去賣，從最初幾分錢一斤，到後世一兩塊錢一斤，但是，後世任何一個農民，隻要願意去工地打工，或者去別人家幫忙，一天管吃管住，也差不多有上百元的收入，因此，賣菜的那上百元錢，以其說是地裏的收入，還不如說是他一天的勞動力收入。
市場參與度低，集約化生產程度低，導致土地收益急劇下降。
從這個角度看，華夏農民要想發家致富，華夏農民要靠種地發家致富，根本的方法就是將一家一戶的土地集中起來，進行集約化經營，以形成規模效益；而剩餘的勞動力，則大量往城市移民，進行產業轉移，如果能夠達到米國的水平，即以全國2的農業人口，養活米國100的人口，這才是華夏農民真正發達的時候。
華夏在農民產業轉移上，也是經曆過相當的“陣痛”的。起初，農民進城，給城市帶來了活力；但很快，農民進城給城市也帶來了麻煩，而且，由於政策的壁壘，農民也很難融入城市之中，這就造成了一係列的有關“農民工”的問題。
後來，華夏有了自覺性的城市化理念，鼓勵農民進城務工、購房，各項政策開始鬆動，為農民進城創造條件，但是，陣痛已經造成，社會風氣難以扭轉。華夏也一直承受著這方麵的代價。
這個問題，趙無極看到了，而且看得極其深刻，但此時的趙無極也沒有更好的辦法，這麽龐大的人口，如果突然湧入城市，城市就根本養不活他們。農民進城，根本上取決於城市經濟以及工業和第三產業對農村勞動力的容納規模。
不過，從根本上解決不了，但局部和部分的問題，趙無極的建議也得到了采納。
由於華夏比曆史同期的工程建設更多，趙無極建議在農村實行“以工代賑”製度。以工代賑，華夏也是有的，但在執行過程中卻並沒有給農民帶來福利，反而帶來的是負擔。
賑，基本含義是救濟。以工代賑，也即沒有錢上交時，可以出勞動力來抵應該上交的錢。這是以工代賑的本義，在舊的時代這樣做，確實沒有錯。
但是，新社會的“以工代賑”，理當有另外的意義：即，你們家實在是窮，窮得揭不開鍋了，政府直接給你拿錢似乎不好，現在政府給你一個活路，如果你願意去幹，幹好活後可以領取相應的薪水，這薪水，等於是賑濟你的。
而趙無極以為，這個新的意義，在新社會下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否則，如果按舊時代的意義實行，新社會的新又在哪裏呢？或者，在數千年的華夏曆史中，這種新的以工代賑也曾實行過，譬如官府讓流民修建水利，每天給幾碗米之類的。
趙無極的“以工代賑”理念，在係統“方案優化”功能後，具有極強的可操作性。華夏遍布全國的水利工程，遍布城鄉的路橋整治，遍布全國的城鎮的環境衛生等，都需要由政府主導來推進，而政府在主導之時，專業的問題可以交給專業人員打理，但一些非專業的工作，卻可以交給就近的農民來打理。
雖然後來的農民工其實也是做的這些事，但那是市場的手段、自發的情形，如果有政府力主推動，既不失為政府的一項德政工程，又為華夏農民增收找到了一條路徑。
趙無極也不是沒有想過鳳山的經驗。鳳山經驗的推廣應該有很好的效果，但前提是市場要激活起來，譬如鳳山豆幹合作社，完全是打了一個時間差，提前在市場形成了效應與口碑。事實上，在鳳山之後，也有很多鄉鎮看到了其中的商機，可是，他們搞的類似機構其效果並不明顯，或者小打小鬧也行，但要想發大財卻難。
此外，像鳳山的山珍，其道理也一樣。後世的人工木耳產量很大，而且在華夏形成了一項重要的產業，但那同樣得依賴於市場的培育。而且種木耳的農民，也隻有形成相當的規模，成為所謂的種養殖業大戶，才有可能獲得相應的效益，否則，還不如出去打工。
有一個建議，趙無極認為自己提得非常好，那就是土地問題。趙無極的建議是農民的土地作為承包地，或者作為集體土地，一旦成為商業用地之後，其溢價部分，應該充分考慮到農民的“分紅”比例，而不是以幾千塊錢一畝從農民手中強行收購。
或許，這個世界上隻有趙無極才明白，此時農民賣一畝地收了幾千元，好像是一筆不小的財富；但農民由於不善於經營，這幾千塊錢要麽拿去喝酒，要麽拿去打牌，很快，這群人就會成為完全意義上的“失地農民”，生活無依無靠。
事實上，在任何一座城市新建商品房或相關的城市設施時，都會有大量的零散的附屬的商業設施，而這一部分商業設施，建設成本很低，但這部分設施的“分紅”，卻足夠養活失地農民及其家人了。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