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中的領袖夫人們
作者:吳東峰
毛澤東夫人
毛澤東夫人賀子珍在長征途中沒有與丈夫一道行軍。當時紅軍規定極嚴，夫婦不能在一起。賀子珍由於懷孕，便與大多數婦女一起被分配在休養連，隻有周末或在駐軍休整的幾天裏才可與丈夫見麵，而這種休整在長征初期是極少的。從井岡山時期開始，“星期六晚上見麵”的規定一直執行。若遇丈夫有病，妻子需要照顧丈夫，則可以例外。除此之外，這一規定在長征中從來沒有改變過。
剛過赤水河之後的一天晚上，在赤水河渡口附近，賀子珍在傅連暲醫生的看護下生下一個女孩，這是她生的第四個孩子。當時國民黨正在追趕紅軍，毛和紅軍總部淩晨4時就要撤離，因此無法作出照料嬰兒的適當安排，也不可能把孩子帶著一起長征。孩子生下來幾小時後就從賀子珍那裏抱走，也沒來得及起個名字，隻用一塊黑布把孩子裹著，連同一二十塊銀元托付給一對農民夫婦撫養。以後再也沒有打聽到女孩的下落。
賀子珍生完孩子後，又回到休養連。當她所在的隊伍抵達雲貴邊界上的盤縣羊場時，遇到了敵人的空襲。“快！”賀子珍喊道，“快把傷員隱蔽起來。”大家還沒有來得及行動，一架飛機就俯衝下來，投下了一串小炸彈，並用機槍向人群掃射。好幾個擔架員被打死了。賀子珍看見一名受傷的幹部正努力從擔架上往外爬，他是團政委鍾赤兵。當飛機返回再次攻擊時，賀子珍撲倒在他身上，一枚炸彈的彈片使她17處負傷，包括頭部的一處重傷，她倒在血泊中。賀子珍一連昏迷了好幾天，醒來後，她告訴護士不要讓毛知道她負了傷：“他很忙，我不想讓他操心。”賀子珍要求醫生把她留在一個農民的茅棚裏養傷。醫生不同意，用擔架抬著她上路，有時走到難行之處，就背著她走。
軍中女傑
有關婦女的規定有一個例外，即朱德及其23歲的妻子康克清。長征中，他們幾乎一天沒分開過。因為康克清是戰士、優秀的射擊手，身帶兩支手槍和一支毛瑟槍。有時她還肩扛三四支步槍，以幫助勞累的戰士。像大多數婦女一樣，她分到了一匹馬，但她很少騎，背著額外的槍支徒步行軍。
楊定華著《雪山草地行軍記》詳細介紹了康克清在長征中的情景。任紅軍總司令部直屬隊政治委員的康克清，出入於槍林彈雨之中。不僅背著手槍、皮包、軍用地圖、糧食等物，並且背自己的包袱毯子。她身體雄偉，能吃苦，堪稱軍中女傑。在後河岸邊，楊定華曾見她將自己背著的皮包按於膝上，親自擬寫直屬隊渡河的命令。長征結束後，康克清曾對海倫·斯諾說，長征並不十分艱難，“就像每天出去散散步一樣”。
紅軍一路上不時停下來，收割農民遺棄在田野上的青稞。收割時朱德總是打頭陣，隨軍工作的婦女也參加割麥勞動。康克清肩上背著槍和背包，手不停地揮動鐮刀，絲毫不比丈夫遜色。
鄧穎超與蔡暢
在出草地的第三天過後河時，鄧穎超正在患病。河闊十丈，深達三尺，部隊都停滯於河邊，鄧坐的擔架自然也停於密集隊伍之中。有不少中下級軍官都去看她，她喘息著向圍著她的軍官們問道：“河水深到什麽程度?”軍官們異口同聲地回答：“不要緊，沒有關係。”她仍很關心地對戰士們說：“同誌們，大家手牽著手過才好呀，不要沾濕了衣服呀，這是過草地最後的困難了。”戰士們聽到她的話莫不動容，提高了渡河的勇氣。
長征中，蔡暢身著紅軍製服，腳蹬草鞋，腰帶上掛著手槍，風姿綽約。紅軍戰士看到她齊聲喊：“大姐，給我們唱支歌吧!”蔡暢笑著問：“唱什麽呢?”“唱《馬賽曲》。”蔡暢回答：“好吧!別喊了，我給你們唱。”楊定華回憶說，當時雖然聽不懂歌詞，但大家都受到了感染和鼓舞。蔡暢對於長征沒有任何怨言。正如李伯釗所說，她意誌堅強，給她備了一匹馬，但她很少騎，而是讓給傷病員騎。那時她24歲，身材纖瘦，但她不僅翻越了南方的五嶺，並且在漫長的二萬五千裏崎嶇道路上進行宣傳鼓動，提高長征戰士們的士氣。康克清把蔡暢講的故事和笑話稱為“精神食糧”。
草地嬰兒
紅六軍團軍團長蕭克的漂亮妻子蹇先佛懷孕並將臨產了。當時六軍團正在前往同第四方麵軍會合的途中。7月初，正過草地的紅軍官兵專門為她圍出3米見方的一塊小天地，四麵的“牆”約有一米五高。她在那裏生了一個男孩。蕭克回憶道：“當時生得還相當順利。一兩天後她又騎馬行軍了。”孩子成了有名的“草地嬰兒”，她和孩子平安到達延安。1936年底，孩子被送到湖南常德附近的祖母家裏，後來死於日本人發動的細菌戰中，據說當地老鄉死了一萬餘人。
張琴秋負責指揮紅四方麵軍的婦女團，她的丈夫陳昌浩是四方麵軍政委，他們生過一個孩子，留下來給了別人。青年團領導人何克全(凱豐)的妻子廖似光也是如此，他們把孩子留在一戶農民家裏。紅九軍軍長羅炳輝的妻子張明秀隨他一起參加了長征，她自幼纏足，用一雙小腳走完了二萬五千裏，比男人麵臨更為嚴峻的考驗。她也懷了孕，在長征途中生了個孩子。
1933年與李德結婚的肖月華，長得並不漂亮，但賢惠壯實，在長征中成了李德的“隨征夫人”。在紅軍控製蘇區期間，他們一直住在一起。長征開始後，她像大多數婦女一樣，被送往休養連。肖月華和李德都不識時務，他們不僅自己吵架，肖月華還與周圍的女同誌吵架。鄧穎超和康克清等人費神費力，平息風波，但都無濟於事。肖月華隨李德到延安後生了個兒子，長得挺黑，毛澤東開玩笑說：“這可無法證實日耳曼民族優越的理論了。”
戰地婚姻
女紅軍危秀英回憶說，長征途中，她與一位年輕戰士趟水過河時，竟引起戰士的驚慌。那位戰士喊道：“你受傷了嗎?”危秀英馬上意識到，他看到了她的月經排血，但不知道婦女還來月經。據傅連暲大夫估計，紅軍中約54％的戰士都在24歲以下，90％的人未曾有過性生活經曆。
紅軍開始長征前夕，劉英隻有26歲，不到一米五高，嬌小瘦弱，雙眼奇大，如“洋娃娃”。海倫·斯諾曾言：“無法想象劉英在長征途中是怎麽沒被大風刮走的。”後來劉英與洛甫結婚時，亦如是說。長征途中，男女紅軍有誌同道合和患難與共的精神。劉英(當時尚未與洛甫結婚)說，男男女女在一起工作，根本沒有兩性那種感情。“我們差不多有一年的時間在一起生活，有時在同一張床上睡覺，我們都不脫衣服。敵人離得那麽近，我們又是那麽累。我們找不到睡覺的門板，精疲力竭地一頭倒在草堆上便睡著了。”
1935年6月中旬，紅一、四方麵軍於懋功會師，劉伯承與汪榮華在會師中相識。1936年9月，兩人在甘南休整期間結婚，地點在成縣境內清源河畔的曲子鎮，婚禮極為簡樸。劉與汪婚後不到一周，在行軍途中遇敵機空襲，兩人剛臥倒，一炸彈於身邊爆炸，劉臀部負傷，汪小腿亦負傷。當時汪見劉傷重，心中焦急，劉安慰她說：“負傷沒啥，革命哪有不流血的!”
李堅真在長征中任總衛生部幹部休養連指導員，此外尚有許多女醫生及無線電台的女話務員，都與一般戰士同甘共苦，行起軍來疾走如飛。但在後河岸邊，卻有個別女紅軍不得不求援於男人，牽著手才敢渡河。據她們說，這是破題兒第一次。她們從來不甘落於人後，都隨著隊伍渡過後河。
兩性問題
第二次過雪山時，文工團的同誌在行軍路上為紅軍士兵鼓動唱歌，上級指揮科有個同誌喊：“迫擊炮，再來一個！”引起了許多人咯咯大笑，也引起了文工團同誌的反感，特別是女同誌覺得是侮辱她們。老紅軍任榮回憶說，當晚，此事反映到劉伯承校長那裏。第二天早晨出發前，全校集合，劉校長講話：昨天，有同誌對文工團的女同誌喊侮辱性的口號，什麽“迫擊炮，再來一個！”這是錯誤的，是輕視和侮辱女同誌的言論，是粗魯野蠻的表現。當然說錯話的人不一定是有意反對女同誌，但起碼是大男子主義，不尊重女同誌。紅軍大學從此再也沒有出現對女同誌不尊重的事。
羅榮桓夫人林月琴告訴筆者，長征快到甘孜的某日夜，張國燾貼身交通隊少數人，夥同幾個彩號(傷兵)，闖進工兵營(運輸營)住所，圖謀不軌。林月琴當時任工兵營營長，她果斷向女兵們下令：“把他們轟出去！”紅軍女戰士們奮起自衛，一時間，運送的物資、彩號的拐杖都成了武器，結果，那些家夥被打跑了。張國燾聞此事不悅說：“這還了得。”但他還是借此事，下令撤消了林月琴營長職務。幸存下來的指揮員和醫務人員都堅持說，長征中不存在任何嚴重的兩性關係問題。部隊行軍途中接觸婦女的機會不多，當然，主力部隊中也沒有多少婦女。1936年朱德卻告訴過海倫·斯諾，在長征初期，確有強奸的問題。後來由於嚴明了紀律，這種現象得以控製。強奸犯經軍法審判後當場處決。部隊到達延安後這個問題就不存在了。
摘自《同舟共進》文/吳東峰
作者:吳東峰
毛澤東夫人
毛澤東夫人賀子珍在長征途中沒有與丈夫一道行軍。當時紅軍規定極嚴，夫婦不能在一起。賀子珍由於懷孕，便與大多數婦女一起被分配在休養連，隻有周末或在駐軍休整的幾天裏才可與丈夫見麵，而這種休整在長征初期是極少的。從井岡山時期開始，“星期六晚上見麵”的規定一直執行。若遇丈夫有病，妻子需要照顧丈夫，則可以例外。除此之外，這一規定在長征中從來沒有改變過。
剛過赤水河之後的一天晚上，在赤水河渡口附近，賀子珍在傅連暲醫生的看護下生下一個女孩，這是她生的第四個孩子。當時國民黨正在追趕紅軍，毛和紅軍總部淩晨4時就要撤離，因此無法作出照料嬰兒的適當安排，也不可能把孩子帶著一起長征。孩子生下來幾小時後就從賀子珍那裏抱走，也沒來得及起個名字，隻用一塊黑布把孩子裹著，連同一二十塊銀元托付給一對農民夫婦撫養。以後再也沒有打聽到女孩的下落。
賀子珍生完孩子後，又回到休養連。當她所在的隊伍抵達雲貴邊界上的盤縣羊場時，遇到了敵人的空襲。“快！”賀子珍喊道，“快把傷員隱蔽起來。”大家還沒有來得及行動，一架飛機就俯衝下來，投下了一串小炸彈，並用機槍向人群掃射。好幾個擔架員被打死了。賀子珍看見一名受傷的幹部正努力從擔架上往外爬，他是團政委鍾赤兵。當飛機返回再次攻擊時，賀子珍撲倒在他身上，一枚炸彈的彈片使她17處負傷，包括頭部的一處重傷，她倒在血泊中。賀子珍一連昏迷了好幾天，醒來後，她告訴護士不要讓毛知道她負了傷：“他很忙，我不想讓他操心。”賀子珍要求醫生把她留在一個農民的茅棚裏養傷。醫生不同意，用擔架抬著她上路，有時走到難行之處，就背著她走。
軍中女傑
有關婦女的規定有一個例外，即朱德及其23歲的妻子康克清。長征中，他們幾乎一天沒分開過。因為康克清是戰士、優秀的射擊手，身帶兩支手槍和一支毛瑟槍。有時她還肩扛三四支步槍，以幫助勞累的戰士。像大多數婦女一樣，她分到了一匹馬，但她很少騎，背著額外的槍支徒步行軍。
楊定華著《雪山草地行軍記》詳細介紹了康克清在長征中的情景。任紅軍總司令部直屬隊政治委員的康克清，出入於槍林彈雨之中。不僅背著手槍、皮包、軍用地圖、糧食等物，並且背自己的包袱毯子。她身體雄偉，能吃苦，堪稱軍中女傑。在後河岸邊，楊定華曾見她將自己背著的皮包按於膝上，親自擬寫直屬隊渡河的命令。長征結束後，康克清曾對海倫·斯諾說，長征並不十分艱難，“就像每天出去散散步一樣”。
紅軍一路上不時停下來，收割農民遺棄在田野上的青稞。收割時朱德總是打頭陣，隨軍工作的婦女也參加割麥勞動。康克清肩上背著槍和背包，手不停地揮動鐮刀，絲毫不比丈夫遜色。
鄧穎超與蔡暢
在出草地的第三天過後河時，鄧穎超正在患病。河闊十丈，深達三尺，部隊都停滯於河邊，鄧坐的擔架自然也停於密集隊伍之中。有不少中下級軍官都去看她，她喘息著向圍著她的軍官們問道：“河水深到什麽程度?”軍官們異口同聲地回答：“不要緊，沒有關係。”她仍很關心地對戰士們說：“同誌們，大家手牽著手過才好呀，不要沾濕了衣服呀，這是過草地最後的困難了。”戰士們聽到她的話莫不動容，提高了渡河的勇氣。
長征中，蔡暢身著紅軍製服，腳蹬草鞋，腰帶上掛著手槍，風姿綽約。紅軍戰士看到她齊聲喊：“大姐，給我們唱支歌吧!”蔡暢笑著問：“唱什麽呢?”“唱《馬賽曲》。”蔡暢回答：“好吧!別喊了，我給你們唱。”楊定華回憶說，當時雖然聽不懂歌詞，但大家都受到了感染和鼓舞。蔡暢對於長征沒有任何怨言。正如李伯釗所說，她意誌堅強，給她備了一匹馬，但她很少騎，而是讓給傷病員騎。那時她24歲，身材纖瘦，但她不僅翻越了南方的五嶺，並且在漫長的二萬五千裏崎嶇道路上進行宣傳鼓動，提高長征戰士們的士氣。康克清把蔡暢講的故事和笑話稱為“精神食糧”。
草地嬰兒
紅六軍團軍團長蕭克的漂亮妻子蹇先佛懷孕並將臨產了。當時六軍團正在前往同第四方麵軍會合的途中。7月初，正過草地的紅軍官兵專門為她圍出3米見方的一塊小天地，四麵的“牆”約有一米五高。她在那裏生了一個男孩。蕭克回憶道：“當時生得還相當順利。一兩天後她又騎馬行軍了。”孩子成了有名的“草地嬰兒”，她和孩子平安到達延安。1936年底，孩子被送到湖南常德附近的祖母家裏，後來死於日本人發動的細菌戰中，據說當地老鄉死了一萬餘人。
張琴秋負責指揮紅四方麵軍的婦女團，她的丈夫陳昌浩是四方麵軍政委，他們生過一個孩子，留下來給了別人。青年團領導人何克全(凱豐)的妻子廖似光也是如此，他們把孩子留在一戶農民家裏。紅九軍軍長羅炳輝的妻子張明秀隨他一起參加了長征，她自幼纏足，用一雙小腳走完了二萬五千裏，比男人麵臨更為嚴峻的考驗。她也懷了孕，在長征途中生了個孩子。
1933年與李德結婚的肖月華，長得並不漂亮，但賢惠壯實，在長征中成了李德的“隨征夫人”。在紅軍控製蘇區期間，他們一直住在一起。長征開始後，她像大多數婦女一樣，被送往休養連。肖月華和李德都不識時務，他們不僅自己吵架，肖月華還與周圍的女同誌吵架。鄧穎超和康克清等人費神費力，平息風波，但都無濟於事。肖月華隨李德到延安後生了個兒子，長得挺黑，毛澤東開玩笑說：“這可無法證實日耳曼民族優越的理論了。”
戰地婚姻
女紅軍危秀英回憶說，長征途中，她與一位年輕戰士趟水過河時，竟引起戰士的驚慌。那位戰士喊道：“你受傷了嗎?”危秀英馬上意識到，他看到了她的月經排血，但不知道婦女還來月經。據傅連暲大夫估計，紅軍中約54％的戰士都在24歲以下，90％的人未曾有過性生活經曆。
紅軍開始長征前夕，劉英隻有26歲，不到一米五高，嬌小瘦弱，雙眼奇大，如“洋娃娃”。海倫·斯諾曾言：“無法想象劉英在長征途中是怎麽沒被大風刮走的。”後來劉英與洛甫結婚時，亦如是說。長征途中，男女紅軍有誌同道合和患難與共的精神。劉英(當時尚未與洛甫結婚)說，男男女女在一起工作，根本沒有兩性那種感情。“我們差不多有一年的時間在一起生活，有時在同一張床上睡覺，我們都不脫衣服。敵人離得那麽近，我們又是那麽累。我們找不到睡覺的門板，精疲力竭地一頭倒在草堆上便睡著了。”
1935年6月中旬，紅一、四方麵軍於懋功會師，劉伯承與汪榮華在會師中相識。1936年9月，兩人在甘南休整期間結婚，地點在成縣境內清源河畔的曲子鎮，婚禮極為簡樸。劉與汪婚後不到一周，在行軍途中遇敵機空襲，兩人剛臥倒，一炸彈於身邊爆炸，劉臀部負傷，汪小腿亦負傷。當時汪見劉傷重，心中焦急，劉安慰她說：“負傷沒啥，革命哪有不流血的!”
李堅真在長征中任總衛生部幹部休養連指導員，此外尚有許多女醫生及無線電台的女話務員，都與一般戰士同甘共苦，行起軍來疾走如飛。但在後河岸邊，卻有個別女紅軍不得不求援於男人，牽著手才敢渡河。據她們說，這是破題兒第一次。她們從來不甘落於人後，都隨著隊伍渡過後河。
兩性問題
第二次過雪山時，文工團的同誌在行軍路上為紅軍士兵鼓動唱歌，上級指揮科有個同誌喊：“迫擊炮，再來一個！”引起了許多人咯咯大笑，也引起了文工團同誌的反感，特別是女同誌覺得是侮辱她們。老紅軍任榮回憶說，當晚，此事反映到劉伯承校長那裏。第二天早晨出發前，全校集合，劉校長講話：昨天，有同誌對文工團的女同誌喊侮辱性的口號，什麽“迫擊炮，再來一個！”這是錯誤的，是輕視和侮辱女同誌的言論，是粗魯野蠻的表現。當然說錯話的人不一定是有意反對女同誌，但起碼是大男子主義，不尊重女同誌。紅軍大學從此再也沒有出現對女同誌不尊重的事。
羅榮桓夫人林月琴告訴筆者，長征快到甘孜的某日夜，張國燾貼身交通隊少數人，夥同幾個彩號(傷兵)，闖進工兵營(運輸營)住所，圖謀不軌。林月琴當時任工兵營營長，她果斷向女兵們下令：“把他們轟出去！”紅軍女戰士們奮起自衛，一時間，運送的物資、彩號的拐杖都成了武器，結果，那些家夥被打跑了。張國燾聞此事不悅說：“這還了得。”但他還是借此事，下令撤消了林月琴營長職務。幸存下來的指揮員和醫務人員都堅持說，長征中不存在任何嚴重的兩性關係問題。部隊行軍途中接觸婦女的機會不多，當然，主力部隊中也沒有多少婦女。1936年朱德卻告訴過海倫·斯諾，在長征初期，確有強奸的問題。後來由於嚴明了紀律，這種現象得以控製。強奸犯經軍法審判後當場處決。部隊到達延安後這個問題就不存在了。
摘自《同舟共進》文/吳東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