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一個普通革命者的化名。她一生隻活了42年，但有幾件事足以讓世人難忘：其一，抗戰之初，她以大小姐的身份背叛家庭，投身革命，並在延安整風中以一篇《從原來的階級中解放出來》的反省教材被樹為典型；其二，仰慕、追隨林伯渠多年，並在1945年嫁給了這位可敬的老人；1953年寫匿名信寄給江青，揭她三十年代在上海的風流韻事和變節老底，被列為驚天大案，1961年被偵破後立即自殺身死。50年之後，盡避案件仍然疑點重重，但新材料還原了朱明的部分真實形象。
我的家庭培養我成為貴夫人
朱明原名王鈞璧，生於1919年。她的家庭太平天國時即為官僚地主，祖上曾出過給皇家管庫的官。小鈞璧聽父親說過，家裏大廳的柱子上曾被“長毛”砍過幾刀，至今還有傷痕。到了民國初年，家境漸衰，但隨著鐵路的初興，父親又投資做大生意，結果破產更速。
王鈞璧在母親家長大，那是一個耕讀傳家的大家庭。外祖父是前清學者，舅父們多學農工醫等實科，母親和姨母接受過良好的藝術訓練，每日晨起臨摹《靈飛經》等法帖，平日裏要撫琴吹簫，演習《高山流水》《桐葉舞秋風》一類曲子。所謂三歲念唐詩，十二讀“紅樓”。
住在安徽鄉下，也能感受軍閥統治的苛酷。大戶人家的女眷幾乎不出門，王鈞璧的母親她們也很少看戲和旅遊，購物多是讓傭人到鋪子裏去把東西拿回來先看，選好了再買。“記得我幾歲的時候母親她們都很喜歡寶石藍的綢緞衣裳，後來因為藍色的陰丹士林布到處流行，她們就說寶石藍不好看了，以後不再穿了。”
言不露齒，行不露裙。王鈞璧從小接受淑女的訓練：吃飯要慢且不帶聲音。說話要輕聲鶯語，淺笑含蓄。走路要穩重，不能東張西望。坐要端正，站要筆直。所謂大家閨秀，像梅花，像牡丹，要風骨凜然，儀態萬方。聽到的啟蒙故事，外國的如安徒生的童話，多是講公主、王子的奇遇，飛行船、玻璃鞋等幻想；中國的總不離帝王偉業、忠孝節義、英雄美人等等。王鈞璧的家長口中，霸王虞姬是中國曆史上最典型的英雄美人。遊玩南京胭脂井時，家長們說，梁武帝當初投井時，嬪妃也跟他下去，井水都變成紅色，所以叫胭脂井，意思是說女孩子應當盡忠其夫。玩點將台，他們也大發感慨，說做人當如此英雄，至今還會不斷有人憑吊……
家裏屬意王鈞璧多懂女學，多讀一些文藝。而她從小就心有靈犀，喜歡風格婉約的唐詩宋詞，喜歡印象派的風花雪月，諸如月亮怎麽亮、花怎麽香，戴望舒的一句詩為其最愛：“月亮裝飾著她的窗子，她點綴著別人的夢。”
“我的家庭培養我成為貴夫人，隻是供少數上層統治者鑒賞而已。”朱明在延安整風中曾反省自己血液裏的流毒。
依戀一座橋梁
當時南京的大學強化國民黨的黨化教育，經常鎮壓共產黨活動。王鈞璧的兩個舅父在東南大學，他們回家常惋惜地說，學校又捕去幾個共產黨，都是成績優秀分子。家裏其他長輩卻說，這些青年應該好好讀書成名，不該加入共產黨，共產黨都是“亡命之徒”。豆蔻年華的王鈞璧，對“籠中鳥”的生活漸生厭倦，渴望在更廣闊的世界裏去實現人生價值。那時，如火如荼的救亡愛國運動對她有太大的吸引力。
抗戰爆發後，她隨家人逃到四川。1938年9月，王鈞璧準備動身到延安，路上沒有護照，雖說是以去西北聯大讀書為借口，可路上關口設禁盤查，說這條路隻要是青年，必須要有軍政機關護照方能通行。多次交涉未果，隻好回四川等待機會。
抗戰之初，國共合作，西安“八路軍辦事處”一度在四川廣元設立八路軍聯絡處。林伯渠就是西安八路軍辦事處主任，其中一項任務就是輸送知識青年到延安去。1938年11月，王明、博古、林伯渠、吳玉章、董必武、鄧穎超等代表中共出席在重慶召開的國民政府一屆二次參政會。王鈞璧通過上層關係，近距離接觸到這些過去被醜化的“共匪”頭子。她聽人議論，林伯渠這種人是有遠見的，說這話的是一批老教授；中共黨內，毛澤東也稱讚林伯渠“是知識淵博的大知識分子”；就連國民黨人也說林伯渠是社會中的卓絕人物。於是王鈞璧相信了：“國民黨人說壞我倒不一定相信，因為向來就認為黨派有成見，彼此說壞都是誇大，說好大概是真的。”
1939年，王鈞璧見識了林伯渠的一次演說風采。他在接見英國參讚時，大義凜然地說：“由於蔣介石將軍的方向和我們不一致，他堅決要消滅我們。我們始終是代表中國人民利益的，為了堅持人民的利益，就不能不與他進行武裝鬥爭。”聽了這一段話，王鈞璧才知道大革命失敗，十年內戰是蔣介石要消滅共產黨所造成的，原來對國民黨蔣介石的好感，不知不覺在發生偏移。
林伯渠身上有一種磁石般的吸引力。“每天去看林主席的人非常多，有國民黨的要人，有小黨派人物，有地方勢力派，有名流，有學者也有青年。他天天都在談話，談財政經濟也談考古，談曆史也談文學；從陝甘寧邊區談到大後方，從中國談到外國，樣樣都懂。我當時非常奇怪，沒想到共產黨裏會有這樣有學問的人。當時非常敬仰他的修養，以及他對待任何人都處之坦然的態度，更加強了我來延安的決心。”
延安已成為王鈞璧心中的聖地。親朋好友勸阻她，諸如生活艱苦，陝北冬天嚴寒，缺醫少藥，流行肺病，飛機過秦嶺常常遇險等等，但千難萬險已擋不住王鈞璧的決心：“我一想到他能夠不怕苦，他能夠過秦嶺，我還有什麽不能呢！結果我跟他離開四川。”
1939年春天，王鈞璧到了延安，改名朱明，就讀專門培養婦女幹部的中國延安女子大學。春陽照耀的黃土高原，生機盎然，崖畔上的玉茭葉綠光閃亮，翠綠的樹木，紅豔的山丹丹，清亮的延河水，巍巍寶塔山……一切讓朱明感受到新鮮。
到了1944年元旦，一位郭姓主任要她去看看林伯渠。到了林伯渠住的窯洞，林首先問起她參加整風的情形，然後說：“你有一些進步，但還不夠明確，仍舊要好好整風。”
朱明說：“我對很多問題的認識常常總是從你出發，而不是從黨出發。比如我去年種了20棵西紅柿，本來我隻是當作種花一樣地種，每天去澆一點水，看看它，沒有一點勞動人民的感情，完全是種悠閑心情，像陶淵明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後來我一看到你寫的《農村十日》，尤其是你問農民：‘糞怎樣上，土怎樣翻？’農民很奇怪地問你：‘你是主席，為什麽還要管這些事情？’你就說：‘我為什麽不問呢？’‘你們勞動人民是創造世界的人，我應該向你們學習。我為什麽不要勞動呢？’從此我才對西紅柿產生了感情，才願意澆糞。”朱明還進一步表白：“現在我能夠覺悟到要求改造自己，主要是由於黨的教育，尤其是整風。但是，和你幾年來的幫助也是分不開的。”
這番話林伯渠肯定樂意聽，但他還是引導她：“你這些話都是事實，但是現在你不要再這樣了，應該一切從黨出發。”還說：“我僅僅是你走向革命的橋梁。更重要的是鞏固你自己的陣地，不要老是留戀橋梁。你要知道，你是一個共產黨員，如果不鞏固和黨的關係，一切都是空的。”
也許彼此都表明了心跡。
春風送暖入烏延
1945年邊區舉行第三屆參議員選舉，林伯渠高票當選。3月28日（農曆2月15日），當他晉六十大壽時，中共中央為他舉行了祝壽活動。毛澤東、朱德及黨中央、西北局、邊區政府的負責人親臨祝賀。朱德、周恩來、張聞天還送了賀聯，聯語是：“鶴發童顏，老當益壯”。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的祝詞是：“景運及三邊，喜四野回春，生產聲中宏教養；壽星輝六甲，正百花生日，豔陽天裏競嵩呼。”
林伯渠在答謝詞中說：“我隻是一員戰士，一個老兵。如果說有什麽足以自慰的，那就是無論什麽時候，自己總是跟著進步的方向走，毫不顧惜地把那些注定了要衰亡的東西拋在後麵……。”他還作了一首《六十自壽》詩，詩雲：
我慚祖逖著先鞭，視息人間六十年。
不慣裝腔作樣子，相從奮鬥讚時賢。
握等愧乏治平策，勵誌惟存馬列篇。
戰勝層冰與烈日，春風送暖入烏延。
26歲的朱明送給恩師和引路人最好的禮物，是婚姻和真誠的愛情。新婚過後，朱明很快被分配到了晉綏解放區從事宣教工作。
1947年春，胡宗南進攻陝甘寧邊區，林伯渠和中共中央西北局、邊區政府機關離開延安。彭德懷運用毛澤東製定的“蘑菇”戰術，指揮西北解放軍，很快取得了青化砭、羊馬河、蟠龍戰役的重大勝利。當時，邊區政府組織慶功犒勞等一係列活動，林伯渠隻得臥床指揮，擬寫賀詞，卻不能親自參與。其時，他的痔疾嚴重，坐褥常被膿血所汙，為此，邊區政府辦公廳提議，才把朱明從晉綏解放區調回陝北，以便照料。從此，朱明才朝夕伴陪著林伯渠。
林老的拐杖與影子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時，新中國在北京舉行開國大典，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林伯渠主持大會，他以宏亮的聲音宣布典禮開始。毛澤東向全世界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已於本日成立了。”軍樂聲中，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麵五星紅旗冉冉升起……
秘書長日理萬機。林伯渠直接領導的中央人民政府辦公廳，是主席、副主席、政府委員、政府各部門及地方政府聯係的中樞神經。六十多歲的林伯渠積勞成疾，身體日漸衰弱。但他仍堅持到各地視察，曾陪同宋慶齡副主席視察東北邊疆，又到過廣東、寧夏回族自治區等地，還訪問過蒙古人民共和國。夫人朱明始終伴隨著他，成為他的拐杖和影子。
1959年7月1日江西廬山，中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74歲的林伯渠以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身份，帶著朱明住進河東路251號別墅。此前，朱明陪他在全國各地就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問題進行專題調研，冒進和浮誇的風氣令他深感不安。盡避他對領袖的忠誠早已交出自己的思考，行動上也總是與毛保持一致，但“廬山會議”還是在他心上落下片片陰影。7月13日，他在《廬山即景》詩中寫道：
五老峰頭氣象新，居高臨下一身輕。
空中蝴蝶迷茫夢，大計熟籌問耦耕。
花木怡然屬自我，陰陽終古影乾坤。
規律客觀不可忽，自有群眾做結論。
“空中蝴蝶迷茫夢”句，用了莊周夢蝶的典故，委婉地批評了脫離實際的浮誇現象；而“大計熟籌問耦耕”、“規律客觀不可忽，自有群眾做結論”等句子，更是直截了當說出內心的隱憂。
廬山會議以後，林伯渠明顯地衰老了。他愛聽戲，尤其是豫劇。1959年10月初的一天，有關方麵安排邯鄲東風劇團豫劇小演員胡小鳳和一群同學到林伯渠家匯報演出。那天林伯渠格外高興，中午，他和朱明設家宴招待孩子們。飯菜豐盛，胡小鳳對蓮子湯的記憶尤其深。那年冬天，朱明還以林老的名義給那群女孩子寄去紗巾。
有人布置追查筆跡
1960年5月29日，林伯渠不幸去世。那群演員趕到林老家吊唁，悲戚中的朱明並未怠慢這群特殊的小朋友。她對他們說：“林老身體本來不太好，在天安門上站的時間長了，有些支持不住，讓他下來，他不肯。仍堅持著，結果身體再也頂不住了。”朱明還領孩子們參觀林老簡樸的臥室，裏邊有張硬板床。朱明說，林老從戰爭年代過來，睡硬板床已成習慣。
宋慶齡在當年6月13日的日記中寫道：“我很傷心地告訴你，原陝甘寧主席林老，上個月二十九日去世了。他患有心髒病，現埋葬在這裏的八寶山革命公墓。看到他的妻子一路上用虛弱的雙手捧著他的骨灰盒，而我們在後麵走著，這情景真是感人。”
在經曆了丈夫逝世的悲痛後，朱明的情緒漸漸平複。
1961年2月，朱明向中共中央辦公廳提出想去南方休假，在等候通知的時候，她開始整理林伯渠遺物。她將夫君多年珍藏的一批古錢幣，以及何叔衡送的毛衣等珍貴文物，悉數捐贈給中國革命博物館（現為國家博物館）收藏。這次南方之行，她開始走出悲苦的心境。據張寶昌說：
1961年，朱明從南方休養回來的第二天，我第三次到她家，談的還是夥食問題。而朱明講的，已不是單一的夥食問題了，她說：“這次我去南方，時間較長，吃、睡不錯，身體好多了。最近，想著手整理林老的詩稿、書信、文章、講話等資料，如果中央同意能部分出版的話，最好。如不同意，也沒關係，先整理再說。做這件事，可能要請幫手，也會很辛苦的，所以我要吃得比過去好些。錢的問題，我有，不用操心。”
她這出人意料的反應，與去南方前悲哀淒苦的狀態截然不同，這種爽朗、輕鬆、無所謂的態度，大大超出了慰恤哀傷情緒的範圍。根據陪她外出的工作人員及有關地方部門反映，她在南方休養期間，愛看一些內部電影、精美畫報；經常參加舞會、聚餐；商店逛得也較頻繁……各種跡象表明：她又變了，變得有些驚人。（張寶昌口述，張事賢整理，《林伯渠夫人朱明：不可思議的自殺》，《文史參考》2010年8期。）
就在此期間，她向中央寫了一封信，或許正是反映林伯渠紀念文集的出版問題。但她沒料到，有人早就布置追查這信上的筆跡……
沉冤終於得雪
事情要回到7年前。1953年12月27日，毛澤東與夫人江青到杭州，在西湖邊上住了70多天。毛澤東於1954年3月14日離開後，江青繼續滯留杭州。3月下旬，她收到一封匿名信，信是從上海發出的，由浙江省交際處長唐為平轉交。江青看信後，異常惱怒。信中寫的是她30年代在上海的一段風流事和被捕變節的問題，舉證清楚具體。據此判斷，寫信人知道江青的過去，也深知黨內上層的情況。此人必是黨內高幹或文化界名人，或是他們的夫人。
在江青的催迫下，並得到某種默許後，公安部開始著手調查，這一事件被列為“18號案”。據王芳（時任浙江省鮑安廳廳長）回憶：
由於匿名信信封上印有“華東文委”字樣，江青要公安部門將偵查的重點放在上海的黨政部門與文藝界。不久，中共中央華東局在上海召開會議。會議由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三書記譚震林同誌主持，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二書記陳毅同誌出席，還有我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長黃赤波同誌參加，確定把這封匿名信事件作為一個特大案件來偵查。會議確定，“18號案件”由公安部部長羅瑞卿負總責，上海方麵由黃赤波負責，浙江方麵由我負責。……當時，專案組先後收集了800多人的筆跡，進行了筆跡鑒定。他們將那些與匿名信筆跡相似而又對江青不滿的人都列為偵查對象，進行重點偵查。僅案件的卷宗就有五六包之多。
王芳披露，林伯渠去世之後，朱明給中央寫信，反映有關林伯渠死後一些遺留問題。一查對，與原來的匿名信的筆跡一模一樣。朱明承認匿名信是她寫的，並立即自殺。
王芳又說，到了“文化大革命”，“四人幫”一夥以此事把朱明定為“反革命分子”，並對林伯渠散布一些流言蜚語。粉碎“四人幫”後，中央組織部對朱明的問題重新進行了審查，並作出結論：朱明“給江青的信的內容沒有錯誤，原定其為反革命分子是錯誤的，純屬冤案，應予平反昭雪，恢複名譽”。其實當初這件事的影響隻在極小的範圍，平反昭雪也就鮮為人知。就是1986年紅旗出版社出版的《林伯渠傳》，在介紹林伯渠的婚姻中，朱明也僅在1946年出現過一次。
“一滴終須歸大海，幾人到此悟平生”，這是林伯渠的兩句詩。
我的家庭培養我成為貴夫人
朱明原名王鈞璧，生於1919年。她的家庭太平天國時即為官僚地主，祖上曾出過給皇家管庫的官。小鈞璧聽父親說過，家裏大廳的柱子上曾被“長毛”砍過幾刀，至今還有傷痕。到了民國初年，家境漸衰，但隨著鐵路的初興，父親又投資做大生意，結果破產更速。
王鈞璧在母親家長大，那是一個耕讀傳家的大家庭。外祖父是前清學者，舅父們多學農工醫等實科，母親和姨母接受過良好的藝術訓練，每日晨起臨摹《靈飛經》等法帖，平日裏要撫琴吹簫，演習《高山流水》《桐葉舞秋風》一類曲子。所謂三歲念唐詩，十二讀“紅樓”。
住在安徽鄉下，也能感受軍閥統治的苛酷。大戶人家的女眷幾乎不出門，王鈞璧的母親她們也很少看戲和旅遊，購物多是讓傭人到鋪子裏去把東西拿回來先看，選好了再買。“記得我幾歲的時候母親她們都很喜歡寶石藍的綢緞衣裳，後來因為藍色的陰丹士林布到處流行，她們就說寶石藍不好看了，以後不再穿了。”
言不露齒，行不露裙。王鈞璧從小接受淑女的訓練：吃飯要慢且不帶聲音。說話要輕聲鶯語，淺笑含蓄。走路要穩重，不能東張西望。坐要端正，站要筆直。所謂大家閨秀，像梅花，像牡丹，要風骨凜然，儀態萬方。聽到的啟蒙故事，外國的如安徒生的童話，多是講公主、王子的奇遇，飛行船、玻璃鞋等幻想；中國的總不離帝王偉業、忠孝節義、英雄美人等等。王鈞璧的家長口中，霸王虞姬是中國曆史上最典型的英雄美人。遊玩南京胭脂井時，家長們說，梁武帝當初投井時，嬪妃也跟他下去，井水都變成紅色，所以叫胭脂井，意思是說女孩子應當盡忠其夫。玩點將台，他們也大發感慨，說做人當如此英雄，至今還會不斷有人憑吊……
家裏屬意王鈞璧多懂女學，多讀一些文藝。而她從小就心有靈犀，喜歡風格婉約的唐詩宋詞，喜歡印象派的風花雪月，諸如月亮怎麽亮、花怎麽香，戴望舒的一句詩為其最愛：“月亮裝飾著她的窗子，她點綴著別人的夢。”
“我的家庭培養我成為貴夫人，隻是供少數上層統治者鑒賞而已。”朱明在延安整風中曾反省自己血液裏的流毒。
依戀一座橋梁
當時南京的大學強化國民黨的黨化教育，經常鎮壓共產黨活動。王鈞璧的兩個舅父在東南大學，他們回家常惋惜地說，學校又捕去幾個共產黨，都是成績優秀分子。家裏其他長輩卻說，這些青年應該好好讀書成名，不該加入共產黨，共產黨都是“亡命之徒”。豆蔻年華的王鈞璧，對“籠中鳥”的生活漸生厭倦，渴望在更廣闊的世界裏去實現人生價值。那時，如火如荼的救亡愛國運動對她有太大的吸引力。
抗戰爆發後，她隨家人逃到四川。1938年9月，王鈞璧準備動身到延安，路上沒有護照，雖說是以去西北聯大讀書為借口，可路上關口設禁盤查，說這條路隻要是青年，必須要有軍政機關護照方能通行。多次交涉未果，隻好回四川等待機會。
抗戰之初，國共合作，西安“八路軍辦事處”一度在四川廣元設立八路軍聯絡處。林伯渠就是西安八路軍辦事處主任，其中一項任務就是輸送知識青年到延安去。1938年11月，王明、博古、林伯渠、吳玉章、董必武、鄧穎超等代表中共出席在重慶召開的國民政府一屆二次參政會。王鈞璧通過上層關係，近距離接觸到這些過去被醜化的“共匪”頭子。她聽人議論，林伯渠這種人是有遠見的，說這話的是一批老教授；中共黨內，毛澤東也稱讚林伯渠“是知識淵博的大知識分子”；就連國民黨人也說林伯渠是社會中的卓絕人物。於是王鈞璧相信了：“國民黨人說壞我倒不一定相信，因為向來就認為黨派有成見，彼此說壞都是誇大，說好大概是真的。”
1939年，王鈞璧見識了林伯渠的一次演說風采。他在接見英國參讚時，大義凜然地說：“由於蔣介石將軍的方向和我們不一致，他堅決要消滅我們。我們始終是代表中國人民利益的，為了堅持人民的利益，就不能不與他進行武裝鬥爭。”聽了這一段話，王鈞璧才知道大革命失敗，十年內戰是蔣介石要消滅共產黨所造成的，原來對國民黨蔣介石的好感，不知不覺在發生偏移。
林伯渠身上有一種磁石般的吸引力。“每天去看林主席的人非常多，有國民黨的要人，有小黨派人物，有地方勢力派，有名流，有學者也有青年。他天天都在談話，談財政經濟也談考古，談曆史也談文學；從陝甘寧邊區談到大後方，從中國談到外國，樣樣都懂。我當時非常奇怪，沒想到共產黨裏會有這樣有學問的人。當時非常敬仰他的修養，以及他對待任何人都處之坦然的態度，更加強了我來延安的決心。”
延安已成為王鈞璧心中的聖地。親朋好友勸阻她，諸如生活艱苦，陝北冬天嚴寒，缺醫少藥，流行肺病，飛機過秦嶺常常遇險等等，但千難萬險已擋不住王鈞璧的決心：“我一想到他能夠不怕苦，他能夠過秦嶺，我還有什麽不能呢！結果我跟他離開四川。”
1939年春天，王鈞璧到了延安，改名朱明，就讀專門培養婦女幹部的中國延安女子大學。春陽照耀的黃土高原，生機盎然，崖畔上的玉茭葉綠光閃亮，翠綠的樹木，紅豔的山丹丹，清亮的延河水，巍巍寶塔山……一切讓朱明感受到新鮮。
到了1944年元旦，一位郭姓主任要她去看看林伯渠。到了林伯渠住的窯洞，林首先問起她參加整風的情形，然後說：“你有一些進步，但還不夠明確，仍舊要好好整風。”
朱明說：“我對很多問題的認識常常總是從你出發，而不是從黨出發。比如我去年種了20棵西紅柿，本來我隻是當作種花一樣地種，每天去澆一點水，看看它，沒有一點勞動人民的感情，完全是種悠閑心情，像陶淵明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後來我一看到你寫的《農村十日》，尤其是你問農民：‘糞怎樣上，土怎樣翻？’農民很奇怪地問你：‘你是主席，為什麽還要管這些事情？’你就說：‘我為什麽不問呢？’‘你們勞動人民是創造世界的人，我應該向你們學習。我為什麽不要勞動呢？’從此我才對西紅柿產生了感情，才願意澆糞。”朱明還進一步表白：“現在我能夠覺悟到要求改造自己，主要是由於黨的教育，尤其是整風。但是，和你幾年來的幫助也是分不開的。”
這番話林伯渠肯定樂意聽，但他還是引導她：“你這些話都是事實，但是現在你不要再這樣了，應該一切從黨出發。”還說：“我僅僅是你走向革命的橋梁。更重要的是鞏固你自己的陣地，不要老是留戀橋梁。你要知道，你是一個共產黨員，如果不鞏固和黨的關係，一切都是空的。”
也許彼此都表明了心跡。
春風送暖入烏延
1945年邊區舉行第三屆參議員選舉，林伯渠高票當選。3月28日（農曆2月15日），當他晉六十大壽時，中共中央為他舉行了祝壽活動。毛澤東、朱德及黨中央、西北局、邊區政府的負責人親臨祝賀。朱德、周恩來、張聞天還送了賀聯，聯語是：“鶴發童顏，老當益壯”。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的祝詞是：“景運及三邊，喜四野回春，生產聲中宏教養；壽星輝六甲，正百花生日，豔陽天裏競嵩呼。”
林伯渠在答謝詞中說：“我隻是一員戰士，一個老兵。如果說有什麽足以自慰的，那就是無論什麽時候，自己總是跟著進步的方向走，毫不顧惜地把那些注定了要衰亡的東西拋在後麵……。”他還作了一首《六十自壽》詩，詩雲：
我慚祖逖著先鞭，視息人間六十年。
不慣裝腔作樣子，相從奮鬥讚時賢。
握等愧乏治平策，勵誌惟存馬列篇。
戰勝層冰與烈日，春風送暖入烏延。
26歲的朱明送給恩師和引路人最好的禮物，是婚姻和真誠的愛情。新婚過後，朱明很快被分配到了晉綏解放區從事宣教工作。
1947年春，胡宗南進攻陝甘寧邊區，林伯渠和中共中央西北局、邊區政府機關離開延安。彭德懷運用毛澤東製定的“蘑菇”戰術，指揮西北解放軍，很快取得了青化砭、羊馬河、蟠龍戰役的重大勝利。當時，邊區政府組織慶功犒勞等一係列活動，林伯渠隻得臥床指揮，擬寫賀詞，卻不能親自參與。其時，他的痔疾嚴重，坐褥常被膿血所汙，為此，邊區政府辦公廳提議，才把朱明從晉綏解放區調回陝北，以便照料。從此，朱明才朝夕伴陪著林伯渠。
林老的拐杖與影子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時，新中國在北京舉行開國大典，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林伯渠主持大會，他以宏亮的聲音宣布典禮開始。毛澤東向全世界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已於本日成立了。”軍樂聲中，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麵五星紅旗冉冉升起……
秘書長日理萬機。林伯渠直接領導的中央人民政府辦公廳，是主席、副主席、政府委員、政府各部門及地方政府聯係的中樞神經。六十多歲的林伯渠積勞成疾，身體日漸衰弱。但他仍堅持到各地視察，曾陪同宋慶齡副主席視察東北邊疆，又到過廣東、寧夏回族自治區等地，還訪問過蒙古人民共和國。夫人朱明始終伴隨著他，成為他的拐杖和影子。
1959年7月1日江西廬山，中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74歲的林伯渠以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身份，帶著朱明住進河東路251號別墅。此前，朱明陪他在全國各地就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問題進行專題調研，冒進和浮誇的風氣令他深感不安。盡避他對領袖的忠誠早已交出自己的思考，行動上也總是與毛保持一致，但“廬山會議”還是在他心上落下片片陰影。7月13日，他在《廬山即景》詩中寫道：
五老峰頭氣象新，居高臨下一身輕。
空中蝴蝶迷茫夢，大計熟籌問耦耕。
花木怡然屬自我，陰陽終古影乾坤。
規律客觀不可忽，自有群眾做結論。
“空中蝴蝶迷茫夢”句，用了莊周夢蝶的典故，委婉地批評了脫離實際的浮誇現象；而“大計熟籌問耦耕”、“規律客觀不可忽，自有群眾做結論”等句子，更是直截了當說出內心的隱憂。
廬山會議以後，林伯渠明顯地衰老了。他愛聽戲，尤其是豫劇。1959年10月初的一天，有關方麵安排邯鄲東風劇團豫劇小演員胡小鳳和一群同學到林伯渠家匯報演出。那天林伯渠格外高興，中午，他和朱明設家宴招待孩子們。飯菜豐盛，胡小鳳對蓮子湯的記憶尤其深。那年冬天，朱明還以林老的名義給那群女孩子寄去紗巾。
有人布置追查筆跡
1960年5月29日，林伯渠不幸去世。那群演員趕到林老家吊唁，悲戚中的朱明並未怠慢這群特殊的小朋友。她對他們說：“林老身體本來不太好，在天安門上站的時間長了，有些支持不住，讓他下來，他不肯。仍堅持著，結果身體再也頂不住了。”朱明還領孩子們參觀林老簡樸的臥室，裏邊有張硬板床。朱明說，林老從戰爭年代過來，睡硬板床已成習慣。
宋慶齡在當年6月13日的日記中寫道：“我很傷心地告訴你，原陝甘寧主席林老，上個月二十九日去世了。他患有心髒病，現埋葬在這裏的八寶山革命公墓。看到他的妻子一路上用虛弱的雙手捧著他的骨灰盒，而我們在後麵走著，這情景真是感人。”
在經曆了丈夫逝世的悲痛後，朱明的情緒漸漸平複。
1961年2月，朱明向中共中央辦公廳提出想去南方休假，在等候通知的時候，她開始整理林伯渠遺物。她將夫君多年珍藏的一批古錢幣，以及何叔衡送的毛衣等珍貴文物，悉數捐贈給中國革命博物館（現為國家博物館）收藏。這次南方之行，她開始走出悲苦的心境。據張寶昌說：
1961年，朱明從南方休養回來的第二天，我第三次到她家，談的還是夥食問題。而朱明講的，已不是單一的夥食問題了，她說：“這次我去南方，時間較長，吃、睡不錯，身體好多了。最近，想著手整理林老的詩稿、書信、文章、講話等資料，如果中央同意能部分出版的話，最好。如不同意，也沒關係，先整理再說。做這件事，可能要請幫手，也會很辛苦的，所以我要吃得比過去好些。錢的問題，我有，不用操心。”
她這出人意料的反應，與去南方前悲哀淒苦的狀態截然不同，這種爽朗、輕鬆、無所謂的態度，大大超出了慰恤哀傷情緒的範圍。根據陪她外出的工作人員及有關地方部門反映，她在南方休養期間，愛看一些內部電影、精美畫報；經常參加舞會、聚餐；商店逛得也較頻繁……各種跡象表明：她又變了，變得有些驚人。（張寶昌口述，張事賢整理，《林伯渠夫人朱明：不可思議的自殺》，《文史參考》2010年8期。）
就在此期間，她向中央寫了一封信，或許正是反映林伯渠紀念文集的出版問題。但她沒料到，有人早就布置追查這信上的筆跡……
沉冤終於得雪
事情要回到7年前。1953年12月27日，毛澤東與夫人江青到杭州，在西湖邊上住了70多天。毛澤東於1954年3月14日離開後，江青繼續滯留杭州。3月下旬，她收到一封匿名信，信是從上海發出的，由浙江省交際處長唐為平轉交。江青看信後，異常惱怒。信中寫的是她30年代在上海的一段風流事和被捕變節的問題，舉證清楚具體。據此判斷，寫信人知道江青的過去，也深知黨內上層的情況。此人必是黨內高幹或文化界名人，或是他們的夫人。
在江青的催迫下，並得到某種默許後，公安部開始著手調查，這一事件被列為“18號案”。據王芳（時任浙江省鮑安廳廳長）回憶：
由於匿名信信封上印有“華東文委”字樣，江青要公安部門將偵查的重點放在上海的黨政部門與文藝界。不久，中共中央華東局在上海召開會議。會議由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三書記譚震林同誌主持，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二書記陳毅同誌出席，還有我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長黃赤波同誌參加，確定把這封匿名信事件作為一個特大案件來偵查。會議確定，“18號案件”由公安部部長羅瑞卿負總責，上海方麵由黃赤波負責，浙江方麵由我負責。……當時，專案組先後收集了800多人的筆跡，進行了筆跡鑒定。他們將那些與匿名信筆跡相似而又對江青不滿的人都列為偵查對象，進行重點偵查。僅案件的卷宗就有五六包之多。
王芳披露，林伯渠去世之後，朱明給中央寫信，反映有關林伯渠死後一些遺留問題。一查對，與原來的匿名信的筆跡一模一樣。朱明承認匿名信是她寫的，並立即自殺。
王芳又說，到了“文化大革命”，“四人幫”一夥以此事把朱明定為“反革命分子”，並對林伯渠散布一些流言蜚語。粉碎“四人幫”後，中央組織部對朱明的問題重新進行了審查，並作出結論：朱明“給江青的信的內容沒有錯誤，原定其為反革命分子是錯誤的，純屬冤案，應予平反昭雪，恢複名譽”。其實當初這件事的影響隻在極小的範圍，平反昭雪也就鮮為人知。就是1986年紅旗出版社出版的《林伯渠傳》，在介紹林伯渠的婚姻中，朱明也僅在1946年出現過一次。
“一滴終須歸大海，幾人到此悟平生”，這是林伯渠的兩句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