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樂有很多種,也是多元的。但有一種快樂,卻是必須生活在一種文化的、文明的、有教養的快樂之中,它是一般人難以擁有的真正的快樂。


    “文革”中,季羨林先生被剝奪了學術研究的權利,開始時,幾乎每天都要被拉出去批鬥,後來情況有所好轉,造反派安排他在女生宿舍的門口打鈴,還兼管傳呼電話,就是有人來了電話,他就站在門口喊幾聲“幾零幾室,某某同學的電話”。這件事如果擱在別人身上,一定會有滿肚子的怨氣,季先生卻居然感覺很快樂,說是“上天對自己的恩賜”。因為他終於可以有機會能每天偷偷從家裏抄兩大張紙的梵文——古代印度史詩《羅摩衍那》,悄悄帶到傳達室裏,一旦有了電話,他就在邊喊電話的時候,邊琢磨著怎麽將它翻譯出來。《羅摩衍那》的漢譯版,就是季先生在那段時間裏獨立完成的。


    在那個瘋狂的年代,季先生就是依仗著一種人為的滋養,一種文明的積澱,最終度過了那段非人卻快樂的時光。


    與季先生一樣,楊絳先生的快樂同樣充滿著文化的快樂。


    楊絳先生也沒有逃脫那個瘋狂年代的迫害,被發配到文學所的廁所做清潔工。於是她自費置備了幾件有用的工具,如小鏟子、小刀子,又用竹筷和布條做了一個小拖把,還帶了些去汙粉、肥皂、毛巾之類和大小兩個盆子,每天在十幾個廁所裏認真地清洗,將所有器具都洗出了本來的麵目,所有人也都讚歎她的活幹得就是漂亮,廁所不像廁所,倒像一座座溫馨的小賓館。忙完工作後,她便悄悄坐在廁所裏看書。有時候她出去,遠遠看到外地來京的紅衛兵,為防止意外,她便進入女廁所,那裏成了庇護她的寶地。在憶起那段經曆時,楊絳先生這樣認為:“收拾廁所有意想不到的好處:其一,可以躲避紅衛兵的‘造反’;其二,可以銷毀‘會生麻煩的字紙’;其三,可以‘享到所未識的自由’,這是‘顛倒過來’了意想不到的妙處。”


    而錢學森先生所具備的文化快樂,卻是有著另一番意境。


    在錢學森的圖書館,有一張老式寫字台,寫字台的對麵有一把小椅子。寫字台是錢先生每天做完研究之後剪報專用的,小椅子則是夫人蔣英女士用以陪伴錢先生的專座,而且一坐就是幾個小時,其間兩個人甚至連一句話也不說,就那麽默默地坐著。一次,蔣英對兒子錢永剛說:“你去陪陪你爸爸。”錢永剛說:“我跟他沒什麽好說的,他是搞導彈的,那些機密的東西又不好跟我說。”蔣英就笑了,說:“去吧,你爸爸看見你陪他會很高興的,陪他不一定要說話,你坐在那裏就可以了。”


    錢永剛後來說:“陪了父親幾次後,我這才知道,快樂是可以很安靜的,也是可以很寧靜的,陪伴是可以不需要說話的。這就是難以言喻的文化快樂。”


    快樂不是一種,也絕不等同於或者不僅僅等同於財富、地位、名譽等。而“文化快樂”則與眾不同,它既可以很安靜,也可以很寧靜,而且高貴、生動和深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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