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豢，長魚氏，京兆人，三國時期曹魏國郎中、著名史學家。
魚豢，是曹魏末期至晉朝初期的著名學者、史學家，撰寫有著名的紀傳體史書《魏略》，《魏略》為部八十餘卷，每部皆有數十篇，約合八百餘萬字，是魏、晉時期不可多得的史學巨著。《魏略》是魚豢私自撰著的，一般皆說其記事止於魏明帝，但據《三國誌三少帝紀》注引，《魏略》記有嘉平六年，司馬師廢齊王曹芳及郭太後，議立高貴鄉公事甚詳，則知《魏略》記事非隻止於明帝，而是止於三少帝時。
近代學者張鵬一，在《魏略輯本》中稱：“魚豢死於晉太康以後，即魚豢入晉朝後還活了十六年以上，可知魚豢不曾仕晉。”看來，魚豢是忠於曹魏，而恥為晉臣者，故而在《魏略》中敘事頗為注重品節作風。裴鬆之所注的著名《三國誌》，其引用之書以《魏略》為最多，如今《魏略》雖早已亡佚，但從裴鬆之的注中尚可窺知其梗概，從《魏略》的內容和文字看，其內容還是相當嚴謹的。
魚豢是陝西關中人，源出春秋姬姓晉國長魚矯氏族，所以對西戎故地即西北的風土人情多有敘述，因此在《三國誌東夷傳》中，裴鬆之注引《魏略西戎傳》，不僅能補諸多陳書之缺，而且史料價值也極為珍貴，被曆代史家稱譽為：“殊方記載，最為翔實”。在《魏略》中，魚豢很注意對三國時期，各階層人物的描寫，例如他為董遇、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祥七人作《儒宗傳》，其序曰：“從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綱紀既衰，儒道尤甚……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粗疏，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無能習學……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嗟夫！學業沉隕，乃至於此，是以私心常區區貴乎數公者，各處荒亂之際，而能守誌彌敦者也。”
由此可知，在曹魏國時期，貴族子弟們入太學，多是為了躲避服役，而在太學中教授生徒的博士們也大都粗疏，學無根底，當時朝中公卿以下，能執筆為文者也不到十人，無怪乎魚豢要歎息當時學術、文化的墜落了。魚豢在《儒宗·董遇傳》中，介紹了董遇接受弟子的先決條件，即不論學習什麽書，都“必當先讀百遍”。他說：“讀書百遍而義自見”。魚豢在《儒宗傳》中，還深刻揭露了地方大姓豪族，欺淩非富強之家的情景。
《薛夏傳》中魚豢說：“薛夏，字宣聲，天水人也。博學有才。天水舊有薑、閻、任、趙四姓，常雄於郡中，而夏為單家，不為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東詣京師。太祖宿聞其名，甚禮遇之。後四姓又使囚遙引夏，關移潁川，收捕係獄。時太祖已在冀州，聞夏為本郡所質，撫掌曰：“夏無罪也，漢陽兒輩直欲殺之耳！乃告潁川，使理出之，召署軍謀掾。”從中可見，當時天水郡四姓豪族，平素稱霸郡中，單家薛夏獨不肯降事之，四姓豪族們便千方百計地，想對他下毒手，薛夏在投奔曹操後，四姓仍企圖捕他論罪，地方豪族對名聞中原的學者尚如此狠毒，那麽一般單家百姓所受不法豪族的欺壓程度，自然更不在話下了。
萬分可惜的是，魚豢所撰的《魏略》，在唐朝後期的戰亂之中絕大多數皆已亡佚，今天人們所見的兩種輯本，其內容還不到原著的二十分之一。
魚豢，是曹魏末期至晉朝初期的著名學者、史學家，撰寫有著名的紀傳體史書《魏略》，《魏略》為部八十餘卷，每部皆有數十篇，約合八百餘萬字，是魏、晉時期不可多得的史學巨著。《魏略》是魚豢私自撰著的，一般皆說其記事止於魏明帝，但據《三國誌三少帝紀》注引，《魏略》記有嘉平六年，司馬師廢齊王曹芳及郭太後，議立高貴鄉公事甚詳，則知《魏略》記事非隻止於明帝，而是止於三少帝時。
近代學者張鵬一，在《魏略輯本》中稱：“魚豢死於晉太康以後，即魚豢入晉朝後還活了十六年以上，可知魚豢不曾仕晉。”看來，魚豢是忠於曹魏，而恥為晉臣者，故而在《魏略》中敘事頗為注重品節作風。裴鬆之所注的著名《三國誌》，其引用之書以《魏略》為最多，如今《魏略》雖早已亡佚，但從裴鬆之的注中尚可窺知其梗概，從《魏略》的內容和文字看，其內容還是相當嚴謹的。
魚豢是陝西關中人，源出春秋姬姓晉國長魚矯氏族，所以對西戎故地即西北的風土人情多有敘述，因此在《三國誌東夷傳》中，裴鬆之注引《魏略西戎傳》，不僅能補諸多陳書之缺，而且史料價值也極為珍貴，被曆代史家稱譽為：“殊方記載，最為翔實”。在《魏略》中，魚豢很注意對三國時期，各階層人物的描寫，例如他為董遇、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祥七人作《儒宗傳》，其序曰：“從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綱紀既衰，儒道尤甚……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粗疏，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無能習學……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嗟夫！學業沉隕，乃至於此，是以私心常區區貴乎數公者，各處荒亂之際，而能守誌彌敦者也。”
由此可知，在曹魏國時期，貴族子弟們入太學，多是為了躲避服役，而在太學中教授生徒的博士們也大都粗疏，學無根底，當時朝中公卿以下，能執筆為文者也不到十人，無怪乎魚豢要歎息當時學術、文化的墜落了。魚豢在《儒宗·董遇傳》中，介紹了董遇接受弟子的先決條件，即不論學習什麽書，都“必當先讀百遍”。他說：“讀書百遍而義自見”。魚豢在《儒宗傳》中，還深刻揭露了地方大姓豪族，欺淩非富強之家的情景。
《薛夏傳》中魚豢說：“薛夏，字宣聲，天水人也。博學有才。天水舊有薑、閻、任、趙四姓，常雄於郡中，而夏為單家，不為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東詣京師。太祖宿聞其名，甚禮遇之。後四姓又使囚遙引夏，關移潁川，收捕係獄。時太祖已在冀州，聞夏為本郡所質，撫掌曰：“夏無罪也，漢陽兒輩直欲殺之耳！乃告潁川，使理出之，召署軍謀掾。”從中可見，當時天水郡四姓豪族，平素稱霸郡中，單家薛夏獨不肯降事之，四姓豪族們便千方百計地，想對他下毒手，薛夏在投奔曹操後，四姓仍企圖捕他論罪，地方豪族對名聞中原的學者尚如此狠毒，那麽一般單家百姓所受不法豪族的欺壓程度，自然更不在話下了。
萬分可惜的是，魚豢所撰的《魏略》，在唐朝後期的戰亂之中絕大多數皆已亡佚，今天人們所見的兩種輯本，其內容還不到原著的二十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