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昭,字孔明,潁川人,中國三國時期隱士、書法家,胡昭善長隸書,與鍾繇、邯鄲淳、衛覬、韋誕齊名。有“鍾氏小巧,胡氏豪放”之說,世人並稱“鍾胡”。


    胡昭,隱居之所冀州,本是袁紹的地盤,袁紹這人,素有“四世三公之家,門生故吏滿天下”的美名。有了漂亮的名頭,自然得做些漂亮的事情,於是袁紹琢磨著,尋些知識分子往臉上貼金,胡昭自然是在名簿之中。降尊紆貴,登門拜訪,袁紹的場麵功夫,倒是做得十足,可偏偏胡昭,卻不太懂得領情,幾番客套寒暄,就是不肯騰出屁股,出山走上一趟。碰了一鼻子灰,袁紹高傲的臉上掛不住了。“外寬內忌”,袁紹天生的性格硬傷,胡昭自是了然,於是尋了個托辭,化了個“閑雲野人”妝樣,起身躲進了鄉村深處,過起了梅妻鶴子的逍遙日子。胡昭循夜消失,袁紹倒也釋然,尋訪“公知”,原本隻是做個樣子,若是胡昭端坐屋內,僵持不就,自己麵子自然難堪,可如今悄然不辭而別,自己卻也留下了禮賢下士的美名。


    有意思的是,遭到胡昭“放鴿子”的,絕不僅是袁紹,還有他的老對手曹操。原來曹操平亂了北方,自然意氣風華,拿著漢獻帝的印章,自命了丞相頭銜,麵子上做足了功夫,躊躇滿誌的曹操,下一步自然要意指江南了。在這樣的背景下,曹操發了求賢令,當然,求賢是個雙向選擇,絕不是“曹太公釣魚,願者上門”這麽簡單,遇見了含金量高的大魚,恐怕還得放下身段,屈尊作秀一番的,不用說,胡昭自然是上了曹操花名冊的大魚。曹操給的場麵文章,《三國誌》是這樣記載的:“太祖為司空丞相,頻加禮辟”。可這位孔明同誌,不是遊曆於山水之間,就是放歌於鄉野小道,我們曹丞相版的“三顧茅廬”,始終不見回應。不過,曹操招攬人才,絕不像袁紹那般做做樣子,甚至下聘書的手段,一向也是不按常理,這些名堂,胡昭早已聽說。如此頻繁地放鴿子,難免受到報複,於是,胡昭尋個良辰吉日,倒是自己上門拜訪了曹府,來述個究竟。


    《三國誌》如是記載的:“昭往應命,既至,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也就是說,胡昭自陳乃一村野民夫,早已習慣於躬耕樵讀的田園生涯,至於行軍作戰之法,自然一竅不通,與其屍位素餐,占著公務員編製,不如把機會給那些上進的後生。曹操見胡昭態度堅決,話也在理,知是難以挽留,隻得慨歎“人各有誌,出處異趣”《三國誌》,聽任胡昭回歸故裏。


    接連拒絕了袁紹、曹操這兩位財大氣粗的“老板”,看來,胡昭的隱名埋名,絕非為了待價而沽,那麽,隱居山林的胡昭,閑餘時光又是如何打發的呢?《三國誌》是這樣記載的:“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也就是說,胡昭同誌除了躬耕自樂、看看報紙文摘外,還會抽點時間,做個兼職教師,鄉間的下裏巴人們,但凡做完了農活的,總會挽起褲腳,席地而坐,感受一把文化的熏陶。


    當然,金牌名師開館講學,即便是在山間僻壤,慕名而來的文藝青年,也是絡繹不絕,可未曾想,就在這山險絕壁之間,竟因此悄無聲息地上演了一場驚心動魄的“大場麵”。事件的原由經過,大致是這樣:原來,胡昭仰慕者中,有位叫司馬懿的青年,胡昭見他聰慧通達,胸有雄才大略,料定此人日後必能成就一番大業,倒是傾心相交。可在學館附近,卻有一個名叫周生的待業青年,閑暇無事,總會糾結一幫二逼青年,對登門的學子進行一番品頭論足,文藝青年和二逼青年,似乎天生就是“不同戴天”的仇人,周生的無聊行徑,自然遭到出身名門的司馬懿的白眼。遭到文藝青年的白眼,這對於二逼青年來說,可是奇恥大辱,於是,周生打聽了司馬懿離開學館的時日,糾集了一夥“誌同道合”之士,決定在其歸途中進行截殺。胡昭驚聞此事,立即放下講尺,前去追趕周生,經過一番跋山涉水,終於在一處山間小道,截住了周生一行。《高士傳》是這樣記載的:“昭聞而步陟險,止(周)生,生不肯,昭泣與結誠,生感其義,乃止”。也就是說,周生尋思著一位如此德高望重的文藝導師,居然放下身段,拋出兩行眼淚,和自己進行一番煽情地互動告白,尋仇的念頭自然打消了。


    有意思的是,這位孔明先生,懷著悲天憫人的心腸,給了司馬懿一條生路,卻在數十年後,斷了另一位孔明先生事業上的活路,這真可謂天意弄人,我們兩位從未謀麵的孔明先生,卻因此有了穿越時空的離奇交集。如此想來,胡昭同誌不僅悄無聲息地拒絕了袁紹、曹操登門的好意,更是在輕描淡寫之間,埋下了三國歸晉的伏筆。看來,若在三國時代評選最牛鄉村男教師,恐怕非胡昭莫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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