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立，字公淵，三國時期蜀漢重要謀臣，被諸葛亮評價為荊楚一帶的奇才。
廖立，是劉備在荊州所用的重要人物之一，深受諸葛亮器重，當孫權派人打問，誰是西蜀經天緯地的大才時候，諸葛亮答道：“龐統、廖立，楚之良才也。”將廖立同龐統相提並論，足以見廖立卓爾不群的才能。然而如此大才被曆史淹沒不為人知者，是他在劉備去世後，遭到諸葛亮打擊流放。
劉備死，廖立為五校之一的長水校尉，並沒有被安排在足以“讚興世業”的更高位置上，他“本意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貳，而更遊散在李嚴等下，常懷怏怏”。李嚴郡吏出身，長於文法而短於學術，廖立“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所指當包括李嚴在內，主要就是李嚴本人，廖立發難，集團內部關係趨於緊張。諸葛亮表上後主，說廖立“坐自貴大，臧否群士，……誹謗先帝，疵毀眾臣”，廖立被廢徙汶山為庶民，導火線在於坐自貴大，不服李嚴。
當諸葛亮率兵北伐時，身為長水校尉的廖立對來訪者李邵、蔣琬講了一段話，大致有這幾層意思：其一，先帝時，曾發生過戰略錯誤，主要是輕啟戰端，徒然造成了重大損失，言下之意是要接受這個教訓，不應該貿然地進行北伐；其二，批評諸葛亮組織路線發生偏差，使用了一批德寡才拙的庸俗人物；其三，應該體恤民眾不堪承受的負擔，再不能像王連那樣剝奪搜刮百姓了。李邵、蔣琬並沒有從廖立談話中清醒過來，而是看作不協調聲音，並向諸葛亮傳了小話，在知情之後，諸葛亮立即上奏劉禪，彈劾廖立三大罪狀：一、“藏否群臣，公然宣稱國家不任賢達而任用俗吏，當位的都是人”；二、誹謗先帝；三、“將軍隊兵眾簡練，部伍分明”的訓練成績斥之為不足一提。
關於第一條，批評諸葛亮任人標準發生偏頗是以事實作依據的，向朗、郭攸之、文恭等已蓋棺定論，他們確實很平庸，平庸得傳記中幾乎無可以圈點之處。王連對民眾的苛刻與否，已是後世評論者的立場問題，見仁見智的分岐，全在於此。諸葛亮不等於國家，把國家作擋箭牌，隻能表明手端的拙劣，就像今天一些人要求部下聽命時，常搬出“服從不服從黨”一樣的荒謬可笑。
廖立批評用人不當，是實指，都有具體人，並沒有一概否定，“萬人率者皆小子”是諸葛亮強加於他的，先把對方推到荒謬絕論的地步再加以撻伐，很失公正。廖立對劉備並沒有無中生有地橫加指責，而是對東三郡爭奪戰、漢中爭奪戰和襄陽爭奪戰，這三次失敗總結教訓的，不能說是對劉備的誹謗，以此作借鑒批評諸葛亮北伐，恰好反映了廖立清醒的政治頭腦和戰略目光。夷陵之戰失敗後，諸葛亮對其他人感歎地說道：“法孝直若在，則能製主上令不東行，就複東行，必不傾危矣”。這段感慨除批評其他大臣無能外，更指責了劉備東行的決策失誤和指揮戰爭的無能。
諸葛亮北伐五戰五敗的曆史，廖立對訓練的軍隊不甚看好，一方麵正視了蜀軍本身的不足，更包涵了對戰爭雙方軍力的比較，他較為客觀也較為冷靜。廖立針對諸葛亮提出了批評，一是指斥他蓄意組織荊州幫；二是指斥他貿然地進行不可能勝利的北伐戰爭，所要終結的，則是諸葛亮登上皇帝寶座的意圖，這兩點擊中了諸葛亮要害，自然引起他的惱恨。
在《諸葛亮集》中，陳壽又收集了諸葛亮彈劾廖立的另一份奏章，顯然是劉禪還有清醒的頭腦，對第一份奏章並沒有批複的結果。由於對現實“罪行”彈劾未能奏效，諸葛亮又對廖立“曆史舊賬”進行彈劾，共列舉五條：（一）奉先帝無忠孝之心，守長沙開門就敵；（二）任巴郡太守暗昧闒茸其事；（三）任侍中時，曾在皇宮中持刀殺人；（四）跟隨大將軍則誹謗譏笑大將軍；（五）嫌將軍職位低下，曾找我要進入五校之列，列入五校後，仍然怏怏懷恨。細究彈劾廖立的理由，都是難以立足的。
劉備以不予處理方式親自處理過了的，諸葛亮殺劉封，擔心“劉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製禦”；擔心彭樣“心大誌廣，難可保安”，也能說得動劉備加以采納，說明他的建議很有份量。如果諸葛亮當時主張殺掉，那麽，劉備是將這種意見否定了，如果諸葛亮曾為其辯護，那麽，這時就不能出爾反爾。無論是為之辯護或主張殺掉而未被采納，在處理過幾年之後，沒理由重新翻出來要求清算。彈劾廖立任巴郡太守時“暗昧闒茸”更荒誕不經，暗昧是說不清、道不明之意，闒茸是眾人有意見，瞧不起，將四字合在一起進行彈劾，同後世“莫須有”三字如出一轍。
廖立的品德，以內容看，大將軍大概指的是前將軍關羽。關羽任襄陽太守董督荊州時，廖立是長沙太守，兩人有隸屬關係，如指廖立在長沙時誹謗譏笑關羽，以關羽傲視士大來的驕狂態度和狹隘心胸，斷不會輕饒，不會留給諸葛亮為之清算，如指與李邵、蔣琬的談話，則是在總結經驗教訓，談不上誹謗譏笑。
討官要官，發生在兩人之間的事情，原本難判斷是非，沒有自己主張又自己出麵再做人證的道理。既然廖立是可與龐統匹敵的經緯之才，就應該像重用馬謖、費禕、楊儀那樣破格重用，沒理由論資排輩加以壓製。不肯重用廖立的原因，隻能以廖立不肯加入荊州幫加以理解，以李嚴未曾為卿作解釋過於牽強，李嚴是劉備托孤重臣的兩人之一，且又“統內外軍事”，不讓其入卿，當然是諸葛亮排斥異已的結果，不能作為參照的尺度，以此為理由進行彈劾，同後來彈劾李嚴的手法如出一轍，也是自己主張的自己作證。說李嚴向我要求，分益州五郡為巴州，由他出任巴州刺史；以司馬懿已開府治事啟發我，也要有同等待遇。五條理由都不能成其理由，然而卻再再上奏，無非表明諸葛亮必欲除去廖立的決心，為什麽要這麽做？其實，諸葛亮在彈劾廖立的第一份奏章中已明白宣示了目的：“羊之亂群，猶能為害，況立托大位，中人以下，識真偽邪？”就是說，諸葛亮最擔心廖立在朝堂擴散批評他組織荊州籍幫派體係和“北伐”的決策，從而使自己皇帝夢成為南柯。
諸葛亮造成了不處理不行的局麵，劉禪隻好在第二份奏章之後做出決定：將廖立流放到汶山郡這一不毛之地。陳壽在為廖立作傳時處在兩難之中，一方麵，他要維護諸葛亮的高大形象，所以將責任盡歸於廖立。另一方麵，他難以泯滅是非觀念，所以在諸葛亮死後，記述了薑維到汶山同廖立見麵的一節，引用薑維的話說：“廖立意氣不衰，言論自若”，並且追記了一句，廖立最終死於流放之地。即是說，因為廖立的意誌並沒有因流放受到消磨，薑維又缺乏心胸氣度，不敢對他加以啟用，遂使西蜀這一少有英才終究埋沒。總算以曲筆宣泄了胸中塊壘。
廖立，是劉備在荊州所用的重要人物之一，深受諸葛亮器重，當孫權派人打問，誰是西蜀經天緯地的大才時候，諸葛亮答道：“龐統、廖立，楚之良才也。”將廖立同龐統相提並論，足以見廖立卓爾不群的才能。然而如此大才被曆史淹沒不為人知者，是他在劉備去世後，遭到諸葛亮打擊流放。
劉備死，廖立為五校之一的長水校尉，並沒有被安排在足以“讚興世業”的更高位置上，他“本意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貳，而更遊散在李嚴等下，常懷怏怏”。李嚴郡吏出身，長於文法而短於學術，廖立“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所指當包括李嚴在內，主要就是李嚴本人，廖立發難，集團內部關係趨於緊張。諸葛亮表上後主，說廖立“坐自貴大，臧否群士，……誹謗先帝，疵毀眾臣”，廖立被廢徙汶山為庶民，導火線在於坐自貴大，不服李嚴。
當諸葛亮率兵北伐時，身為長水校尉的廖立對來訪者李邵、蔣琬講了一段話，大致有這幾層意思：其一，先帝時，曾發生過戰略錯誤，主要是輕啟戰端，徒然造成了重大損失，言下之意是要接受這個教訓，不應該貿然地進行北伐；其二，批評諸葛亮組織路線發生偏差，使用了一批德寡才拙的庸俗人物；其三，應該體恤民眾不堪承受的負擔，再不能像王連那樣剝奪搜刮百姓了。李邵、蔣琬並沒有從廖立談話中清醒過來，而是看作不協調聲音，並向諸葛亮傳了小話，在知情之後，諸葛亮立即上奏劉禪，彈劾廖立三大罪狀：一、“藏否群臣，公然宣稱國家不任賢達而任用俗吏，當位的都是人”；二、誹謗先帝；三、“將軍隊兵眾簡練，部伍分明”的訓練成績斥之為不足一提。
關於第一條，批評諸葛亮任人標準發生偏頗是以事實作依據的，向朗、郭攸之、文恭等已蓋棺定論，他們確實很平庸，平庸得傳記中幾乎無可以圈點之處。王連對民眾的苛刻與否，已是後世評論者的立場問題，見仁見智的分岐，全在於此。諸葛亮不等於國家，把國家作擋箭牌，隻能表明手端的拙劣，就像今天一些人要求部下聽命時，常搬出“服從不服從黨”一樣的荒謬可笑。
廖立批評用人不當，是實指，都有具體人，並沒有一概否定，“萬人率者皆小子”是諸葛亮強加於他的，先把對方推到荒謬絕論的地步再加以撻伐，很失公正。廖立對劉備並沒有無中生有地橫加指責，而是對東三郡爭奪戰、漢中爭奪戰和襄陽爭奪戰，這三次失敗總結教訓的，不能說是對劉備的誹謗，以此作借鑒批評諸葛亮北伐，恰好反映了廖立清醒的政治頭腦和戰略目光。夷陵之戰失敗後，諸葛亮對其他人感歎地說道：“法孝直若在，則能製主上令不東行，就複東行，必不傾危矣”。這段感慨除批評其他大臣無能外，更指責了劉備東行的決策失誤和指揮戰爭的無能。
諸葛亮北伐五戰五敗的曆史，廖立對訓練的軍隊不甚看好，一方麵正視了蜀軍本身的不足，更包涵了對戰爭雙方軍力的比較，他較為客觀也較為冷靜。廖立針對諸葛亮提出了批評，一是指斥他蓄意組織荊州幫；二是指斥他貿然地進行不可能勝利的北伐戰爭，所要終結的，則是諸葛亮登上皇帝寶座的意圖，這兩點擊中了諸葛亮要害，自然引起他的惱恨。
在《諸葛亮集》中，陳壽又收集了諸葛亮彈劾廖立的另一份奏章，顯然是劉禪還有清醒的頭腦，對第一份奏章並沒有批複的結果。由於對現實“罪行”彈劾未能奏效，諸葛亮又對廖立“曆史舊賬”進行彈劾，共列舉五條：（一）奉先帝無忠孝之心，守長沙開門就敵；（二）任巴郡太守暗昧闒茸其事；（三）任侍中時，曾在皇宮中持刀殺人；（四）跟隨大將軍則誹謗譏笑大將軍；（五）嫌將軍職位低下，曾找我要進入五校之列，列入五校後，仍然怏怏懷恨。細究彈劾廖立的理由，都是難以立足的。
劉備以不予處理方式親自處理過了的，諸葛亮殺劉封，擔心“劉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製禦”；擔心彭樣“心大誌廣，難可保安”，也能說得動劉備加以采納，說明他的建議很有份量。如果諸葛亮當時主張殺掉，那麽，劉備是將這種意見否定了，如果諸葛亮曾為其辯護，那麽，這時就不能出爾反爾。無論是為之辯護或主張殺掉而未被采納，在處理過幾年之後，沒理由重新翻出來要求清算。彈劾廖立任巴郡太守時“暗昧闒茸”更荒誕不經，暗昧是說不清、道不明之意，闒茸是眾人有意見，瞧不起，將四字合在一起進行彈劾，同後世“莫須有”三字如出一轍。
廖立的品德，以內容看，大將軍大概指的是前將軍關羽。關羽任襄陽太守董督荊州時，廖立是長沙太守，兩人有隸屬關係，如指廖立在長沙時誹謗譏笑關羽，以關羽傲視士大來的驕狂態度和狹隘心胸，斷不會輕饒，不會留給諸葛亮為之清算，如指與李邵、蔣琬的談話，則是在總結經驗教訓，談不上誹謗譏笑。
討官要官，發生在兩人之間的事情，原本難判斷是非，沒有自己主張又自己出麵再做人證的道理。既然廖立是可與龐統匹敵的經緯之才，就應該像重用馬謖、費禕、楊儀那樣破格重用，沒理由論資排輩加以壓製。不肯重用廖立的原因，隻能以廖立不肯加入荊州幫加以理解，以李嚴未曾為卿作解釋過於牽強，李嚴是劉備托孤重臣的兩人之一，且又“統內外軍事”，不讓其入卿，當然是諸葛亮排斥異已的結果，不能作為參照的尺度，以此為理由進行彈劾，同後來彈劾李嚴的手法如出一轍，也是自己主張的自己作證。說李嚴向我要求，分益州五郡為巴州，由他出任巴州刺史；以司馬懿已開府治事啟發我，也要有同等待遇。五條理由都不能成其理由，然而卻再再上奏，無非表明諸葛亮必欲除去廖立的決心，為什麽要這麽做？其實，諸葛亮在彈劾廖立的第一份奏章中已明白宣示了目的：“羊之亂群，猶能為害，況立托大位，中人以下，識真偽邪？”就是說，諸葛亮最擔心廖立在朝堂擴散批評他組織荊州籍幫派體係和“北伐”的決策，從而使自己皇帝夢成為南柯。
諸葛亮造成了不處理不行的局麵，劉禪隻好在第二份奏章之後做出決定：將廖立流放到汶山郡這一不毛之地。陳壽在為廖立作傳時處在兩難之中，一方麵，他要維護諸葛亮的高大形象，所以將責任盡歸於廖立。另一方麵，他難以泯滅是非觀念，所以在諸葛亮死後，記述了薑維到汶山同廖立見麵的一節，引用薑維的話說：“廖立意氣不衰，言論自若”，並且追記了一句，廖立最終死於流放之地。即是說，因為廖立的意誌並沒有因流放受到消磨，薑維又缺乏心胸氣度，不敢對他加以啟用，遂使西蜀這一少有英才終究埋沒。總算以曲筆宣泄了胸中塊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