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禕,字文偉,義陽人人,三國時蜀漢名臣,與諸葛亮、蔣琬、董允並稱為蜀漢四相。


    《前出師表》中諸葛亮曾兩度提到此人,“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誌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托臣以討賊興複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之咎,以彰其慢。”這說明,諸葛亮非常看重費禕,並委以重任。


    費禕是蜀國的重要人物,事實的確如此,而這個重要人物,有個眾所周知的嗜好,喝酒。但他自製力極強,從不因喝酒而誤事。諸葛亮身為丞相之時,權力非常大,他去世後,一方麵蜀國再沒有如他那般能力和威望的人物,另一方麵,後主劉禪也不願意再出現一個“相父”,來管束自己,於是,劉禪就把丞相一職給廢除了,任命蔣琬為尚書令,作為內朝領袖,實際上就是宰相。而費禕這時候任後軍師,沒過多久,蔣琬又升了官,任大將軍,兼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那麽,尚書令的位置誰來坐呢?就是費禕。這一時期,內閣尚書台坐辦公室的主官,是尚書令費禕,他的直接領導人就是錄尚書事蔣琬。


    蔣琬當了一把手後,考慮到諸葛亮多次北出秦嶺,討伐曹魏均無功而返,於是打算多造戰船,從荊州西部北上,奇襲魏國的魏興、上庸等郡。這一想法改變了諸葛亮的既定方針,立刻遭到朝臣的普遍反對,其中包括費禕和薑維。為此,蔣琬上書給後主劉禪,詳細闡述了自己的想法,可惜,蔣琬上了書,計劃還沒來得及實施,他就身患重病,也沒有好轉。劉禪隻得擢升蔣琬為大司馬,但這個職務沒有實際意義,隻是一個榮譽職銜,權力比大將軍、錄尚書事差遠了,蔣琬的原職務誰來接任呢?當然就是費禕。


    費禕執政後,一改諸葛亮連年北伐的策略,因為當時蜀國經濟狀況非常糟糕,費禕主要精力都放在內治方麵,基本沒進行過過大的進攻性軍事活動。但薑維與費禕不同,他堅持諸葛亮的戰略方針,多次要求費禕下令北伐,屢屢要求,費禕既不好一味退卻,打擊薑維的積極性,同時又擔心薑維打敗耗費國力,於是他想出一個折中的主意,隻派一萬人馬給薑維。薑維挺寒酸的,就靠僅有的一萬人馬騷擾曹魏邊境,先後打了幾仗,戰國寥寥,隻保持了進攻的態勢,到了蜀漢延熙十三年,薑維再度率軍殺出祁山,進攻魏國的西平郡,但未能取得勝利,沒拿下郡城就撤兵而回。而在這場戰役中,薑維也有收獲,那就是活捉了時任魏中郎將的郭循。


    如此一來,曹魏利用郭循潛伏刺殺費禕是不可能的,這樁血案就變得匪夷所思了,郭循既不是蔣琬的手下,也不是曹魏集團的臥底,與費禕也沒有任何私人恩怨。那麽,他有什麽動機要殺害費禕?並且是同歸於盡的方式,所有可能性都被排除後。我們隻能從另一個新的角度來分析——那就是被害人死亡之後,誰會獲得最大的利益?毋庸置疑,費禕死後,政治獲得最大利益的人,隻能是薑維。而且,他與費禕的戰略方針矛盾,薑維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製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薑維顯然是身受費禕壓製的。由此,他心生殺機也是情理之中。再看陳壽《三國誌·薑維傳》裏的一段記錄:“十六年春,禕卒。夏,維率數萬人出石營”。也就是說,蜀漢延熙十六年春天,費禕死亡。夏天,薑維就率領數萬人的軍隊出征。由此可見,費禕的死,對薑維來說是一件極好的事情。


    這樣說起來,刺殺費禕的幕後者就一定是薑維了嗎?不,《資治通鑒卷》中對郭槐有不同的說法,裏麵曾記錄了一個事:“循欲刺漢主,不得親近,每因上壽,且拜且前,為左右所遏,事輒不果。”這段話的大致意思是說:郭循多次想刺殺後主劉禪,卻沒有機會親近,每次都被劉禪的護衛給擋了回來,由此,出現了另一種推測,說郭循刺殺劉禪不成,才退而求其次刺殺宰相費禕,然而,這一推測實在矛盾。如果郭循屢次想刺殺劉禪,早就被千刀萬剮了,怎會任其在朝中任職活動,到了延熙十六年,還被邀請去去參加宴會。


    這郭循原本打算刺殺後主劉禪,無法得逞才轉來殺其他目標,薑維總沒動機殺劉禪吧,但是,即便這個記錄是費禕被刺案後來補上去的。薑維要操縱郭循仍存在一個問題,那就是他將郭循俘虜,帶回朝中,是費禕重用了郭循,要說培養“死士”,總得給人一些恩寵吧,而這恩寵是費禕給的,不是薑維給的。郭循當“死士”,也該是費禕的“死士”怎麽搞反了?於是又出現一種推論:薑維俘虜了郭循,並沒有收羅了他做為自己的死士,而是當場就把他殺了,繼而采用了自己早已豢養的死士冒名頂替。接著,這個冒充的郭循就潛伏在費禕身邊,得到左將軍之位。


    然後十六年年初大會上,潛伏已久的郭循殺了費禕,完成了他死士的使命,薑維怕別人懷疑到自己頭上,事後便在朝臣中散布謠言:說郭循早懷謀反之心,好幾次想刺殺皇帝都被左右攔下了。當郭循刺殺費禕的消息傳到曹魏後,當時的魏主曹髦下詔嘉獎郭循。追封其為長樂侯,食邑千戶,並且拜郭循的兒子為奉車都尉,賜銀千餅,絹千匹。而費禕死後,後主劉禪根據他對漢室所建的功勳,諡贈“城鄉敬侯”,並為其舉行國葬;將其安葬於漢壽城西門外社稷壇南邊。並勒石豎碑鐫刻:“漢尚書令費公敬侯之墓”。


    費禕的死,給蜀國帶來了極其嚴重的後果,絕不僅僅隻是朝政的動蕩。要知道,費禕是蜀漢最後一個頗具才能且能服眾的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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