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文暹，元，荊州人。《大明一統誌名宦》載：“鄭文暹，知潛江縣，導揚風化，撫寧黎元，審查冤抑，勞形案牘，公正廉潔，割斷如流。既去，民立碑頌德”。《大清一統誌·名宦》載：“鄭文暹，荊州人。至正中知潛江縣，公正廉潔，剖決如流。歲饑，發粟賑濟，多所全活。”
“鄭文暹，至正間知潛江，公正廉明，能導揚風化，撫寧黎民，迎事而決，獄無留滯。既去，民立碑頌之。耆儒安惟懷撰記。”順著這條線探究，“至正間”，即元順帝至正年間，《湖北文徵》均收錄了元朝至正年間，潛江耆儒安惟懷受人之托撰寫的《鄭侯德政碑記》，碑文最後寫道：“宣武李帥來請於予，愚辭不獲。敢敘公之梗概，以備觀風雲者采擇雲。時至正七年”。這德政碑文是鄭文暹離任時，潛江人民為其立的。
元太祖成吉思汗統一天下後，沒能像清王朝那樣很好地融入漢文化之中，並充分利用“漢人治漢”，從中央到地方，對漢人是不信任或排擠的，凡主官基本上都是蒙古族人，就是到縣一級，縣之長官有知縣、縣尹、達魯花赤，也就是說一縣有“二長”。
鄭文暹任知縣行政指揮權還要受製於達魯花赤，在這種體製下，一個知縣要幹成或幹好一件事都是很難的。正是這種體製的先天不足，一統天下才六十多年的元朝，到了至正年間即進入元朝末年，當時，山東、河南、山西、江蘇等地的民眾紛紛起義反元。在這種大背景下，作為知縣要幹好“導揚風化，撫寧黎民，迎事而決，獄無留滯”這些事是很艱難的。而鄭文暹不僅幹成了事，還幹得很出色，在他離任後，老百姓為其樹碑立傳，的確令人佩服。從“德政碑記”中，得知鄭文暹為潛江民眾，至少幹了六件讓“時人皆以為激”“去後思恩”的實事、好事。
第一件是力治水患。潛江地處長江、漢江夾角地帶，是江漢平原的腹地，是曆經千萬年洪水衝積而成的平原。舊縣誌載，潛江“頻年漢水橫溢，城郭田廬悉委巨浸”。洪水無常情，“十年淹九水”是舊時潛江民眾飽受洪水之災的真實寫照。治水是舊時到潛任知縣之長官最頭痛的事。鄭文暹上任時，碑文有如下記載：“公之下車，視民之溺如己之溺，躬督堤防為任。盡心盡力，始終不倦”。他下車伊始，即親率衙役實地踏勘堤防，製定修堤方案，親自督導築堤修防。同時，他治水采取疏堵相結合的辦法，一邊組織民眾整修江河堤防，一邊“疏開溝瀆以為民便”，民眾積極參與治水工程，並使民眾有“民不勞而功成”的喜悅感。“元至正七年，承務郎鄭文暹疏築兼行，民深德之”。也就是說，鄭文暹在任潛江知縣前是朝廷的承務郎，即六部各司的文職散官，官職從八品。
第二件是開倉賑災。舊時的潛江即常遇水患，也常遭旱災，有時甚至一年遭遇水旱兩災。鄭文暹上任的第二年，即甲申年，潛江遇特大旱災，碑文記：“甲申之旱，年穀不登，民皆缺食。老贏仆壯者，四散流離塗炭，深可憫焉”。見此情景，鄭文暹“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走村串戶，實地核查災情，安撫民心，並呈報朝廷，要求開倉放糧。在朝廷準奏書還沒有到的情況下，他冒革職、領罪之風險，開倉放糧，賑濟災民，使全境“人得以全活者，不可以數計”。碑文說：“斯公愛民之心，救荒之政，自不逃於當世之公論”。
第三件是受審冤獄。現代高科技手段運用案件的偵破，以及偵、審、判嚴格分離的時代也還出現不少冤假錯案。舊時，一縣之令，除了日常行政工作之外，還要管案件的偵破、審理和判決，加之沒有相應的技偵手段，很多案件的判決，全憑縣令的推理或感覺，就是沒有貪贓枉法之心，冤假錯案也在所難免。鄭文暹到任後，遭遇攔路的不少，他沒有聽之任之，或者簡單認為-者皆刁民不予受理。他對多年堆積的案牘不辭辛勞，全部調出來重新審理。碑文記：“審查冤抑，勞形案牘，公正廉潔，剖決如流。可謂至清徹底，至明燭物”。對新的案件，他受理後，審判十分慎重，並明確不搞嚴刑逼供，力求不造成新的冤假錯案。碑文說鄭文暹審案：“慎用刑而不留獄，則公之心，君子之心也。其明慎用刑，片言折獄，使訟者平，賦者均，歸於無訟而後已”。
第四件是懲治盜賊。當年災荒之後，盜賊猖獗，且十分狡猾，難以捕獲，老百姓意見很大。對此，鄭文暹深感撫境安民責任重大，他下決心要將盜賊“誓在獲擒”，用現代的大打殲滅盜賊的“人民戰爭”之法，廣布耳目於民間，四處收集線索，使強盜各伏其罪。碑文說：“盜息民安，花村月明，夜無犬吠。詩雲：‘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其唯我公也”！
第五件是導揚風化。一個地方民風的好壞，雖然與其地域條件、曆史背景、傳統習俗等相關聯，但又與當權者的教化緊密相關，尤其是一縣之長的作風、做派、好惡等對當地民風會產生很大的影響。因為在封建社會信息閉塞的時代，縣令代表的是天、是地，是皇帝。鄭文暹他牢記：“任而至守令者，蓋親民之重任也”“然則是官者，司乎民，任牧民之責，不亦重乎”。他鼓勵民眾發展生產；組織興修水利；打擊盜賊，倡導幼而學，勤勞致富；要求民眾“敦四民，即士、農、工、商之業，崇五事，即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之利”。使潛江社會秩序和諧穩定，人民安居樂業，出現了“花村月明”的景象。
第六件是清正廉潔。鄭文暹上任後，之所以能“審查冤抑，勞形案牘，割斷如流”，是因為他心底無私，清正廉潔，一心為民，不受任何一方的賄賂。無欲則剛，無私則無畏。“揆之於惜：時苗為壽春令，去而留犢”。像漢朝有位叫魏時苗的縣官，去壽春任縣令，帶的是布被囊，乘的是一輛黃牛拉的破車。歲餘，牛生一犢，而魏時苗也要離任了，大家都說這牛犢是苗的財產，要他一同帶走。苗說，我來任令時並無此犢，此犢在壽春所生，應歸壽春人民所有。時人皆為之感動。也就是說鄭文暹像魏時苗一樣，在潛任職四年，清正廉潔，來去空空，有“去而留犢”之風範。於是潛江人不得不“以其實而鐫於石！”
這就是潛江人民敬仰的“愛百姓如己子，處公事如家事”的知縣鄭文暹。
“鄭文暹，至正間知潛江，公正廉明，能導揚風化，撫寧黎民，迎事而決，獄無留滯。既去，民立碑頌之。耆儒安惟懷撰記。”順著這條線探究，“至正間”，即元順帝至正年間，《湖北文徵》均收錄了元朝至正年間，潛江耆儒安惟懷受人之托撰寫的《鄭侯德政碑記》，碑文最後寫道：“宣武李帥來請於予，愚辭不獲。敢敘公之梗概，以備觀風雲者采擇雲。時至正七年”。這德政碑文是鄭文暹離任時，潛江人民為其立的。
元太祖成吉思汗統一天下後，沒能像清王朝那樣很好地融入漢文化之中，並充分利用“漢人治漢”，從中央到地方，對漢人是不信任或排擠的，凡主官基本上都是蒙古族人，就是到縣一級，縣之長官有知縣、縣尹、達魯花赤，也就是說一縣有“二長”。
鄭文暹任知縣行政指揮權還要受製於達魯花赤，在這種體製下，一個知縣要幹成或幹好一件事都是很難的。正是這種體製的先天不足，一統天下才六十多年的元朝，到了至正年間即進入元朝末年，當時，山東、河南、山西、江蘇等地的民眾紛紛起義反元。在這種大背景下，作為知縣要幹好“導揚風化，撫寧黎民，迎事而決，獄無留滯”這些事是很艱難的。而鄭文暹不僅幹成了事，還幹得很出色，在他離任後，老百姓為其樹碑立傳，的確令人佩服。從“德政碑記”中，得知鄭文暹為潛江民眾，至少幹了六件讓“時人皆以為激”“去後思恩”的實事、好事。
第一件是力治水患。潛江地處長江、漢江夾角地帶，是江漢平原的腹地，是曆經千萬年洪水衝積而成的平原。舊縣誌載，潛江“頻年漢水橫溢，城郭田廬悉委巨浸”。洪水無常情，“十年淹九水”是舊時潛江民眾飽受洪水之災的真實寫照。治水是舊時到潛任知縣之長官最頭痛的事。鄭文暹上任時，碑文有如下記載：“公之下車，視民之溺如己之溺，躬督堤防為任。盡心盡力，始終不倦”。他下車伊始，即親率衙役實地踏勘堤防，製定修堤方案，親自督導築堤修防。同時，他治水采取疏堵相結合的辦法，一邊組織民眾整修江河堤防，一邊“疏開溝瀆以為民便”，民眾積極參與治水工程，並使民眾有“民不勞而功成”的喜悅感。“元至正七年，承務郎鄭文暹疏築兼行，民深德之”。也就是說，鄭文暹在任潛江知縣前是朝廷的承務郎，即六部各司的文職散官，官職從八品。
第二件是開倉賑災。舊時的潛江即常遇水患，也常遭旱災，有時甚至一年遭遇水旱兩災。鄭文暹上任的第二年，即甲申年，潛江遇特大旱災，碑文記：“甲申之旱，年穀不登，民皆缺食。老贏仆壯者，四散流離塗炭，深可憫焉”。見此情景，鄭文暹“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走村串戶，實地核查災情，安撫民心，並呈報朝廷，要求開倉放糧。在朝廷準奏書還沒有到的情況下，他冒革職、領罪之風險，開倉放糧，賑濟災民，使全境“人得以全活者，不可以數計”。碑文說：“斯公愛民之心，救荒之政，自不逃於當世之公論”。
第三件是受審冤獄。現代高科技手段運用案件的偵破，以及偵、審、判嚴格分離的時代也還出現不少冤假錯案。舊時，一縣之令，除了日常行政工作之外，還要管案件的偵破、審理和判決，加之沒有相應的技偵手段，很多案件的判決，全憑縣令的推理或感覺，就是沒有貪贓枉法之心，冤假錯案也在所難免。鄭文暹到任後，遭遇攔路的不少，他沒有聽之任之，或者簡單認為-者皆刁民不予受理。他對多年堆積的案牘不辭辛勞，全部調出來重新審理。碑文記：“審查冤抑，勞形案牘，公正廉潔，剖決如流。可謂至清徹底，至明燭物”。對新的案件，他受理後，審判十分慎重，並明確不搞嚴刑逼供，力求不造成新的冤假錯案。碑文說鄭文暹審案：“慎用刑而不留獄，則公之心，君子之心也。其明慎用刑，片言折獄，使訟者平，賦者均，歸於無訟而後已”。
第四件是懲治盜賊。當年災荒之後，盜賊猖獗，且十分狡猾，難以捕獲，老百姓意見很大。對此，鄭文暹深感撫境安民責任重大，他下決心要將盜賊“誓在獲擒”，用現代的大打殲滅盜賊的“人民戰爭”之法，廣布耳目於民間，四處收集線索，使強盜各伏其罪。碑文說：“盜息民安，花村月明，夜無犬吠。詩雲：‘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其唯我公也”！
第五件是導揚風化。一個地方民風的好壞，雖然與其地域條件、曆史背景、傳統習俗等相關聯，但又與當權者的教化緊密相關，尤其是一縣之長的作風、做派、好惡等對當地民風會產生很大的影響。因為在封建社會信息閉塞的時代，縣令代表的是天、是地，是皇帝。鄭文暹他牢記：“任而至守令者，蓋親民之重任也”“然則是官者，司乎民，任牧民之責，不亦重乎”。他鼓勵民眾發展生產；組織興修水利；打擊盜賊，倡導幼而學，勤勞致富；要求民眾“敦四民，即士、農、工、商之業，崇五事，即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之利”。使潛江社會秩序和諧穩定，人民安居樂業，出現了“花村月明”的景象。
第六件是清正廉潔。鄭文暹上任後，之所以能“審查冤抑，勞形案牘，割斷如流”，是因為他心底無私，清正廉潔，一心為民，不受任何一方的賄賂。無欲則剛，無私則無畏。“揆之於惜：時苗為壽春令，去而留犢”。像漢朝有位叫魏時苗的縣官，去壽春任縣令，帶的是布被囊，乘的是一輛黃牛拉的破車。歲餘，牛生一犢，而魏時苗也要離任了，大家都說這牛犢是苗的財產，要他一同帶走。苗說，我來任令時並無此犢，此犢在壽春所生，應歸壽春人民所有。時人皆為之感動。也就是說鄭文暹像魏時苗一樣，在潛任職四年，清正廉潔，來去空空，有“去而留犢”之風範。於是潛江人不得不“以其實而鐫於石！”
這就是潛江人民敬仰的“愛百姓如己子，處公事如家事”的知縣鄭文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