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初名壽，字景濂，號潛溪，祖籍金華潛溪，後遷居金華浦江，明初著名政治家、文學家、史學家、思想家。與高啟、劉基並稱為“明初詩文三大家”，又與章溢、劉基、葉琛並稱為“浙東四先生”。被朱元璋譽為“開國文臣之首”，學者稱其為太史公、宋龍門。宋濂自幼多病，且家境貧寒，但他聰敏好學，號稱“神童”，曾受業於聞人夢吉、吳萊、柳貫、黃溍等人。元末辭朝廷征命，修道著書，受朱元璋禮聘，被尊為“五經”師，為太子朱標講經。奉命主修《元史》，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知製誥，時朝廷禮儀多為其製定，後年老辭官還鄉，因長孫宋慎牽連胡惟庸案而被流放茂州，途中於夔州病逝，享年七十二歲。宋濂與劉基均以散文創作聞名，並稱為“一代之宗”，其散文質樸簡潔，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他推崇台閣文學，文風淳厚飄逸，為其後“台閣體”作家的文學創作提供範本。其作品大部分被合刻為《宋學士全集》七十五卷。
宋濂，自幼家境貧寒，但聰敏好學，曾受業於元末古文大家吳萊、柳貫、黃溍等。元朝末年，元順帝曾召他為翰林院編修，他以奉養父母為由，辭不應召，修道著書。在我國古代文學史上，宋濂與劉基、高啟並稱為明初詩文三大家，他以繼承儒家封建道統為己任，為文主張“宗經”“師古”，取法唐宋，著作甚豐。他的著作以傳記小品和記敘性散文為代表，散文或質樸簡潔，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明朝立國，朝廷禮樂製度多為宋濂所製定，朱元璋稱他為“開國文臣之首”，劉基讚許他“當今文章第一”，四方學者稱他為“太史公”，著有《宋學士文集》。
宋濂，是“開國文臣之首”，他堅持散文要明道致用、宗經師古，強調“辭達”，注意“通變”，要求“因事感觸”而為文，所以他的散文內容比較充實，且有一定的藝術功力。宋濂的散文文辭簡練典雅，少作鋪排渲染。但偶爾有些描寫的片斷，也能寫得相當秀美。各種文體往往各具特點，可以看出變化，不是那麽僵板。總的說來，他的文章風格具有密吻於道德規範的特征，同時也具有較高的語言修養和純熟的技巧，所以能夠成為明初文學風尚的典範。
對於宋濂來說，非常可悲的是朱元璋根本不承認他是什麽“大儒”，而帶有侮辱性地稱之為“文人”，因為在朱元璋的政治體製中，已不能夠允許有“大儒”——社會的思想指導者存在，皇帝本人就是思想指導者。宋濂最後其實是死於無辜，也反映出明初政治的嚴酷。
宋濂有兩個兒子，長子宋瓚不幸早逝，次子宋璲“善詩，尤工書法”，也很有才華，因為父親的緣故而被召為中書舍人。宋瓚的兒子、宋濂的長孫宋慎則被任命為儀禮序班，朱元璋多次考核宋璲與宋慎的才學，“並教誡之”，還笑著對宋濂說：“卿為朕教太子諸王，朕亦教卿子孫矣。”
宋濂，因年老而致仕，朱元璋賜給他《禦製文集》及綺帛，並問他多大年紀了。宋濂答道：“六十有八。”朱元璋道：“藏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可也。”宋濂頓首而謝。朱元璋又特地派宋慎侍奉、護送祖父回歸家鄉，並叮囑說：“長江漲潮，不宜行船；由運河南下，才是萬全之策。”真是關懷備至，君臣之間的魚水之情，感人至深。
宋濂生性誠實謹慎，久處內庭，掌握機要，卻從不訐人之過。所居之室，署名“溫樹”，取“溫室之樹不可對”之意。有客來訪，偶然問及禁中之語，宋濂就指著這兩個字讓他看，客人自然就知趣地免開尊口了。對於宋濂的人品，朱元璋自然也心中有數，因為他經常私下裏與宋濂評論文武大臣的善惡得失，宋濂隻舉善良正直者加以稱讚，並且說：“善良正直者與臣是朋友，因此臣了解他們；至於不善者，由於沒有交往，臣就不知道了。”朱元璋感歎地說：“宋濂侍奉朕十九年，從來沒有說過一句虛偽的話，沒有譏誚一人的短處，始終如一，不但是一位正直君子，而且完全稱得上一位賢者了。”
就是這樣一位自己也充分肯定的“君子”與“賢者”，朱元璋後來仍然要殺掉他，為什麽？據說是宋濂的孫子宋慎牽連上了胡惟庸“謀反”案。胡惟庸是明初大臣，官至左丞相，一度權勢熏天，胡確實該死，因為他專權擅殺，據說明初的另一個著名文臣劉伯溫也是被他毒死的；然而說他勾結蒙古、日本謀反，卻沒有一條站得住腳的真憑實據。而朱元璋則借此機會廣泛誅連，興起大獄，前前後後因“詞所連及坐誅者三萬餘人”，這三萬餘人絕大部分是冤殺，宋慎便是最典型的一個：因為人們遍閱史籍，也找不到一條他參預胡惟庸“謀反”的實例。
雖然如此，宋濂卻實實在在地被孫子牽連上了，並被逮至京師，以便“明正典刑”，幸虧“皇後太子力救”，朱元璋才算是“法外開恩”，饒了他一條老命，將他流放至四川茂州。皇太子朱標是如何營救老師宋濂的，《明史》上沒有具體記述，隻在《後妃傳》中記載了馬皇後營救宋濂的經過：當宋濂被逮至京師，即將處死時，馬皇後勸諫道：“普通百姓為子弟延請老師，尚且要有始有終地待之以禮，何況天子呢？再說宋先生遠在老家浙江，對孫子的所作所為一定不知情。”朱元璋根本不聽。馬皇後非常傷心，在侍候朱元璋用膳時，她一改往日的習慣，既不吃一塊肉，也不飲一滴酒。朱元璋奇怪地詢問緣故，馬皇後答道：“宋先生快要死了，妾在為他作福事啊。”朱元璋終於動了惻隱之心，投箸而起，第二天就赦了宋濂的死罪，改為流放茂州。
在明人徐貞卿所著的《翦勝野聞》中，不但詳細記載了太子朱標與馬皇後營救宋濂的經過，而且根本不提胡惟庸一案，似乎要向人們表明：宋濂之罹禍，根本與胡案無關；或者說硬牽上胡案，隻是要搞掉宋濂的借口罷了。徐貞卿沒有明確記載宋濂的死因，其餘野史、地方誌、碑銘墓誌中卻多有記載宋濂是絕食或自縊而死的。即使如《明史》、《明實錄》所載，是病死，那麽，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目睹著家被抄，兒、孫被殺，自己也被押赴崎嶇蜀道充軍，而且這一切還是來自於自己為之服務、效忠多年的王朝與皇帝，更何況自己不但有德有才有功勳，而且謹小慎微，從未居功自傲，竟仍然難逃大劫，他能不病麽？他能不氣病而死麽！
宋濂一生著述繁富，除主持纂修了二百十二卷的《元史》外，僅見之於《明史·藝文誌》的就有《孝經新說》、《孝慈錄》、《唐仲友補傳》、《浦江人物記》、《燕書》、《蘿山雜言》、《心經文句》、《潛溪文集》、《鑾坡前集》、《鑾坡後集》、《鑾坡續集》、《鑾坡別集》、《芝園前集》、《芝園後集》、《芝園別集》、《朝天集》等。吳晗先生在《朱元璋傳》中說：“朱元璋用嚴刑重罰，殺了十幾萬人，殺的人主要是國公、列侯、大將；宰相、部院大臣、諸司官吏、州縣胥役；進士、監生、經生、儒士、文人、學者；僧、道；富人、地主等……”處於這種大氣候之下，身為“開國文臣之首”的碩學鴻儒，縱然戰戰兢兢，謹言慎行，又如何能逃脫一劫呢？
宋濂，自幼家境貧寒，但聰敏好學，曾受業於元末古文大家吳萊、柳貫、黃溍等。元朝末年，元順帝曾召他為翰林院編修，他以奉養父母為由，辭不應召，修道著書。在我國古代文學史上，宋濂與劉基、高啟並稱為明初詩文三大家，他以繼承儒家封建道統為己任，為文主張“宗經”“師古”，取法唐宋，著作甚豐。他的著作以傳記小品和記敘性散文為代表，散文或質樸簡潔，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明朝立國，朝廷禮樂製度多為宋濂所製定，朱元璋稱他為“開國文臣之首”，劉基讚許他“當今文章第一”，四方學者稱他為“太史公”，著有《宋學士文集》。
宋濂，是“開國文臣之首”，他堅持散文要明道致用、宗經師古，強調“辭達”，注意“通變”，要求“因事感觸”而為文，所以他的散文內容比較充實，且有一定的藝術功力。宋濂的散文文辭簡練典雅，少作鋪排渲染。但偶爾有些描寫的片斷，也能寫得相當秀美。各種文體往往各具特點，可以看出變化，不是那麽僵板。總的說來，他的文章風格具有密吻於道德規範的特征，同時也具有較高的語言修養和純熟的技巧，所以能夠成為明初文學風尚的典範。
對於宋濂來說，非常可悲的是朱元璋根本不承認他是什麽“大儒”，而帶有侮辱性地稱之為“文人”，因為在朱元璋的政治體製中，已不能夠允許有“大儒”——社會的思想指導者存在，皇帝本人就是思想指導者。宋濂最後其實是死於無辜，也反映出明初政治的嚴酷。
宋濂有兩個兒子，長子宋瓚不幸早逝，次子宋璲“善詩，尤工書法”，也很有才華，因為父親的緣故而被召為中書舍人。宋瓚的兒子、宋濂的長孫宋慎則被任命為儀禮序班，朱元璋多次考核宋璲與宋慎的才學，“並教誡之”，還笑著對宋濂說：“卿為朕教太子諸王，朕亦教卿子孫矣。”
宋濂，因年老而致仕，朱元璋賜給他《禦製文集》及綺帛，並問他多大年紀了。宋濂答道：“六十有八。”朱元璋道：“藏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可也。”宋濂頓首而謝。朱元璋又特地派宋慎侍奉、護送祖父回歸家鄉，並叮囑說：“長江漲潮，不宜行船；由運河南下，才是萬全之策。”真是關懷備至，君臣之間的魚水之情，感人至深。
宋濂生性誠實謹慎，久處內庭，掌握機要，卻從不訐人之過。所居之室，署名“溫樹”，取“溫室之樹不可對”之意。有客來訪，偶然問及禁中之語，宋濂就指著這兩個字讓他看，客人自然就知趣地免開尊口了。對於宋濂的人品，朱元璋自然也心中有數，因為他經常私下裏與宋濂評論文武大臣的善惡得失，宋濂隻舉善良正直者加以稱讚，並且說：“善良正直者與臣是朋友，因此臣了解他們；至於不善者，由於沒有交往，臣就不知道了。”朱元璋感歎地說：“宋濂侍奉朕十九年，從來沒有說過一句虛偽的話，沒有譏誚一人的短處，始終如一，不但是一位正直君子，而且完全稱得上一位賢者了。”
就是這樣一位自己也充分肯定的“君子”與“賢者”，朱元璋後來仍然要殺掉他，為什麽？據說是宋濂的孫子宋慎牽連上了胡惟庸“謀反”案。胡惟庸是明初大臣，官至左丞相，一度權勢熏天，胡確實該死，因為他專權擅殺，據說明初的另一個著名文臣劉伯溫也是被他毒死的；然而說他勾結蒙古、日本謀反，卻沒有一條站得住腳的真憑實據。而朱元璋則借此機會廣泛誅連，興起大獄，前前後後因“詞所連及坐誅者三萬餘人”，這三萬餘人絕大部分是冤殺，宋慎便是最典型的一個：因為人們遍閱史籍，也找不到一條他參預胡惟庸“謀反”的實例。
雖然如此，宋濂卻實實在在地被孫子牽連上了，並被逮至京師，以便“明正典刑”，幸虧“皇後太子力救”，朱元璋才算是“法外開恩”，饒了他一條老命，將他流放至四川茂州。皇太子朱標是如何營救老師宋濂的，《明史》上沒有具體記述，隻在《後妃傳》中記載了馬皇後營救宋濂的經過：當宋濂被逮至京師，即將處死時，馬皇後勸諫道：“普通百姓為子弟延請老師，尚且要有始有終地待之以禮，何況天子呢？再說宋先生遠在老家浙江，對孫子的所作所為一定不知情。”朱元璋根本不聽。馬皇後非常傷心，在侍候朱元璋用膳時，她一改往日的習慣，既不吃一塊肉，也不飲一滴酒。朱元璋奇怪地詢問緣故，馬皇後答道：“宋先生快要死了，妾在為他作福事啊。”朱元璋終於動了惻隱之心，投箸而起，第二天就赦了宋濂的死罪，改為流放茂州。
在明人徐貞卿所著的《翦勝野聞》中，不但詳細記載了太子朱標與馬皇後營救宋濂的經過，而且根本不提胡惟庸一案，似乎要向人們表明：宋濂之罹禍，根本與胡案無關；或者說硬牽上胡案，隻是要搞掉宋濂的借口罷了。徐貞卿沒有明確記載宋濂的死因，其餘野史、地方誌、碑銘墓誌中卻多有記載宋濂是絕食或自縊而死的。即使如《明史》、《明實錄》所載，是病死，那麽，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目睹著家被抄，兒、孫被殺，自己也被押赴崎嶇蜀道充軍，而且這一切還是來自於自己為之服務、效忠多年的王朝與皇帝，更何況自己不但有德有才有功勳，而且謹小慎微，從未居功自傲，竟仍然難逃大劫，他能不病麽？他能不氣病而死麽！
宋濂一生著述繁富，除主持纂修了二百十二卷的《元史》外，僅見之於《明史·藝文誌》的就有《孝經新說》、《孝慈錄》、《唐仲友補傳》、《浦江人物記》、《燕書》、《蘿山雜言》、《心經文句》、《潛溪文集》、《鑾坡前集》、《鑾坡後集》、《鑾坡續集》、《鑾坡別集》、《芝園前集》、《芝園後集》、《芝園別集》、《朝天集》等。吳晗先生在《朱元璋傳》中說：“朱元璋用嚴刑重罰，殺了十幾萬人，殺的人主要是國公、列侯、大將；宰相、部院大臣、諸司官吏、州縣胥役；進士、監生、經生、儒士、文人、學者；僧、道；富人、地主等……”處於這種大氣候之下，身為“開國文臣之首”的碩學鴻儒，縱然戰戰兢兢，謹言慎行，又如何能逃脫一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