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進，字文進，號靜庵、玉泉山人，錢塘人，明代畫家。早年為金銀首飾工匠，後改工書畫，以畫供奉內廷，官直仁殿待詔，後因遭讒言被放歸，浪跡江湖，擅畫山水、人物、花鳥、蟲草。山水師法馬遠、夏圭，中年猶守陳法，晚年縱逸出蹊徑，卓然一家，為“浙派繪畫”開山鼻祖，作品有《春山積翠圖》、《風雨歸舟圖》、《三顧茅廬圖》、《達摩至惠能六代像》等。
戴進，少年時當過銀匠，打造金銀首飾和其他工藝品，人物、花鳥、釵釧，精巧絕倫，技藝特出，戴進以此為傲，暗自得意，以為別人得到他的工藝品會十分寶貴，長久地珍藏下去。有一天，戴進在市上見一熔金者，所熔金器都是他精心製作的手工藝品，頓時“憮然自失，歸語人曰‘吾瘁吾心力為此，豈徒得精意，將托兒不朽吾名耳。今人爍吾所造，亡所愛，此技不足為也。將安托吾指而後可?’人曰：‘子巧托諸金，金飾能為俗習玩愛及兒婦人禦耳，彼惟煌煌是耽，安知工苦?能徙智於嫌素，斯必傳矣。’”戴進大喜，遂學畫。明朝郎瑛《七修類稿》記載：“永樂末，錢塘畫士戴進，從父景祥征至京師。筆雖不凡，有父而名未顯也。”可知戴進的父親戴景祥即為職業畫家，且頗有造詣，戴進長於繪事，有其家學淵源。比較這兩種說法，以嘉靖時郎瑛之說為早，郎瑛還曾目睹戴進在西湖橫村橋的墓碑，應該更為可信。但不管怎樣，戴進出身低微這一事實，是史家所公認的。
據明代周暉《金陵瑣事》記述：戴進永樂初年到南京，將入水西門，轉盼之際，一肩行李被腳夫挑去，莫知所之。文進雖暫識其人，然已得其麵目之大都，遂向酒家借紙筆畫其像，眾聚腳夫認之，眾曰此某人也。同往其家，因得其行李。永樂初年，戴進至多十七八歲，已有如此好的捕捉和記憶人物形神的能力，一方麵顯示了戴進在繪畫上的聰穎天資，另一方麵也說明戴進可能從小跟著父親學畫，刻苦練習，到這時已積累了一定的繪畫經驗。永樂初，明成祖尚未遷都，京城尚在南京，戴進隨父進京，在宮中十幾年，畫藝大進，卻並不得誌，因而離開京都，回到杭州。
戴進在宮中被讒一事，在各家史籍中均有記載，說法各異，但他因為在繪畫上的超群出眾的才藝，引起了畫院諸名家妒忌與排擠，這是確鑿無疑的。據說鎮守福太監向宣宗薦戴畫四幅，宣宗即召集畫院名家謝庭循等評其畫。“初展《春》、《夏》，謝曰：‘非臣可及’。至《秋景》，謝遂忌心起而不言。上顧，對曰：‘屈原遇昏主而投江，今畫原對漁父，似有不遜之意。’上未應。複展《冬景》，謝曰：“七賢過關，亂世事也。’上勃然曰：‘福可斬!’”
戴進被讒之事，有人說發生在他四十歲左右，按郎瑛之說，戴進聽到宣德帝發了“福可斬”的禦旨，當晚就由徒弟夏芷幫助，灌醉慶壽寺的一個和尚，偷了度牒，削發假扮僧侶，倉皇出逃，歸隱於杭之諸寺。以後，為逃避謝環的搜尋，又曾一度隱姓埋名，輾轉漂泊到雲南。歲末，就持自己畫的門神，去各家出售。
也有一種說法是，戴進一共在北京城生活了14年，在54歲時離京返鄉。據李開先《中麓畫品》則記敘，戴進雖未能得到宣宗的賞識，但還未有馬上離開宮廷，隻是“寓京大窘，門前冷落”。而當戴進落魄之時，謝庭循則為當時所崇尚，為閣臣作大畫，就把戴進請來代筆，後來此事被請閣臣知道了，便怒斥謝環：“原命爾為之，何乃轉托非其人耶!”於是戴進無法在宮廷繼續呆下去，遂辭歸，臨行時，禮部侍郎王直有《送戴文進歸錢塘》詩相贈，曰：“知君長憶西湖路，今日南還興若何?十裏雲山雙蠟展，半篙煙水一漁蓑。嶽王墳上佳樹綠，林逋宅前芳草多。我欲相隨尋舊跡，滿頭白發愧磋跎。”
從藝術成就上看，戴進是明朝“浙派繪畫”開山鼻祖，他作品風格多沿襲了南宋畫院遺風，戴進的創作，沒有被傳統所束縛，他的畫用筆流暢，逐漸形成自己風格。他善於用濃淡水墨的巧妙變化，來表現“鋪敘遠近，宏深雅淡”的品格，既有南宋院體遺風，又有元人水墨畫意，被推為“浙派山水首席畫師”。戴進著名的作品有《春山積翠圖》《風雨歸舟圖》《三顧茅廬圖》《達摩至惠能六代像》等。
戴進晚年的活動範圍主要在故鄉杭州及南京、浙東一帶，仍以畫畫為生，關於戴進的結局，流行的說法是他晚景淒涼，以至“嫁女無資，以畫求濟，無應之者”，因窮困潦倒而死，終年七十五歲。浙江畫派在鼎盛時期，形成了自己的支流——江夏派，到了明代中葉後，江蘇吳派開始統領畫壇，浙江畫派到了明末就逐漸退出了畫壇。
戴進，少年時當過銀匠，打造金銀首飾和其他工藝品，人物、花鳥、釵釧，精巧絕倫，技藝特出，戴進以此為傲，暗自得意，以為別人得到他的工藝品會十分寶貴，長久地珍藏下去。有一天，戴進在市上見一熔金者，所熔金器都是他精心製作的手工藝品，頓時“憮然自失，歸語人曰‘吾瘁吾心力為此，豈徒得精意，將托兒不朽吾名耳。今人爍吾所造，亡所愛，此技不足為也。將安托吾指而後可?’人曰：‘子巧托諸金，金飾能為俗習玩愛及兒婦人禦耳，彼惟煌煌是耽，安知工苦?能徙智於嫌素，斯必傳矣。’”戴進大喜，遂學畫。明朝郎瑛《七修類稿》記載：“永樂末，錢塘畫士戴進，從父景祥征至京師。筆雖不凡，有父而名未顯也。”可知戴進的父親戴景祥即為職業畫家，且頗有造詣，戴進長於繪事，有其家學淵源。比較這兩種說法，以嘉靖時郎瑛之說為早，郎瑛還曾目睹戴進在西湖橫村橋的墓碑，應該更為可信。但不管怎樣，戴進出身低微這一事實，是史家所公認的。
據明代周暉《金陵瑣事》記述：戴進永樂初年到南京，將入水西門，轉盼之際，一肩行李被腳夫挑去，莫知所之。文進雖暫識其人，然已得其麵目之大都，遂向酒家借紙筆畫其像，眾聚腳夫認之，眾曰此某人也。同往其家，因得其行李。永樂初年，戴進至多十七八歲，已有如此好的捕捉和記憶人物形神的能力，一方麵顯示了戴進在繪畫上的聰穎天資，另一方麵也說明戴進可能從小跟著父親學畫，刻苦練習，到這時已積累了一定的繪畫經驗。永樂初，明成祖尚未遷都，京城尚在南京，戴進隨父進京，在宮中十幾年，畫藝大進，卻並不得誌，因而離開京都，回到杭州。
戴進在宮中被讒一事，在各家史籍中均有記載，說法各異，但他因為在繪畫上的超群出眾的才藝，引起了畫院諸名家妒忌與排擠，這是確鑿無疑的。據說鎮守福太監向宣宗薦戴畫四幅，宣宗即召集畫院名家謝庭循等評其畫。“初展《春》、《夏》，謝曰：‘非臣可及’。至《秋景》，謝遂忌心起而不言。上顧，對曰：‘屈原遇昏主而投江，今畫原對漁父，似有不遜之意。’上未應。複展《冬景》，謝曰：“七賢過關，亂世事也。’上勃然曰：‘福可斬!’”
戴進被讒之事，有人說發生在他四十歲左右，按郎瑛之說，戴進聽到宣德帝發了“福可斬”的禦旨，當晚就由徒弟夏芷幫助，灌醉慶壽寺的一個和尚，偷了度牒，削發假扮僧侶，倉皇出逃，歸隱於杭之諸寺。以後，為逃避謝環的搜尋，又曾一度隱姓埋名，輾轉漂泊到雲南。歲末，就持自己畫的門神，去各家出售。
也有一種說法是，戴進一共在北京城生活了14年，在54歲時離京返鄉。據李開先《中麓畫品》則記敘，戴進雖未能得到宣宗的賞識，但還未有馬上離開宮廷，隻是“寓京大窘，門前冷落”。而當戴進落魄之時，謝庭循則為當時所崇尚，為閣臣作大畫，就把戴進請來代筆，後來此事被請閣臣知道了，便怒斥謝環：“原命爾為之，何乃轉托非其人耶!”於是戴進無法在宮廷繼續呆下去，遂辭歸，臨行時，禮部侍郎王直有《送戴文進歸錢塘》詩相贈，曰：“知君長憶西湖路，今日南還興若何?十裏雲山雙蠟展，半篙煙水一漁蓑。嶽王墳上佳樹綠，林逋宅前芳草多。我欲相隨尋舊跡，滿頭白發愧磋跎。”
從藝術成就上看，戴進是明朝“浙派繪畫”開山鼻祖，他作品風格多沿襲了南宋畫院遺風，戴進的創作，沒有被傳統所束縛，他的畫用筆流暢，逐漸形成自己風格。他善於用濃淡水墨的巧妙變化，來表現“鋪敘遠近，宏深雅淡”的品格，既有南宋院體遺風，又有元人水墨畫意，被推為“浙派山水首席畫師”。戴進著名的作品有《春山積翠圖》《風雨歸舟圖》《三顧茅廬圖》《達摩至惠能六代像》等。
戴進晚年的活動範圍主要在故鄉杭州及南京、浙東一帶，仍以畫畫為生，關於戴進的結局，流行的說法是他晚景淒涼，以至“嫁女無資，以畫求濟，無應之者”，因窮困潦倒而死，終年七十五歲。浙江畫派在鼎盛時期，形成了自己的支流——江夏派，到了明代中葉後，江蘇吳派開始統領畫壇，浙江畫派到了明末就逐漸退出了畫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