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蔚州人，明朝初年宦官。本為落第秀才，略通經書，後為教官，中舉人，傳聞又自閹入宮，善察人意，受明宣宗喜愛，被授為東宮局郎，服侍太子朱祁鎮被稱為王伴伴。英宗即位，升王振為司禮監掌印太監，他以防備大臣罔上為由，勸英宗以重典治國，但因英宗祖母張太皇太後及閣臣“三楊”等齊心輔政，故而不能幹預政事。張太皇太後死，“三楊”亦相繼老死，王振於是勾結內外官僚，擅作威福，在京城東造豪華府第，大興土木，專權八年，被英宗稱為‘先生’，公卿大臣稱之為‘翁父’，爭相攀附。
瓦剌大舉入侵，王振力勸英宗親征，途中又邀英宗幸其蔚州宅第，以致耽誤行程，行至土木堡時被瓦剌兵追至，全軍覆沒，英宗被俘，王振也被殺死。英宗複辟後，下詔為王振正名，並以香木為王振雕像，祭葬招魂，在京師智化寺北院建旌忠祠，以祭祀亡靈。
史稱王振“狡黠”、善於伺察人意，王振入宮後，宣宗皇帝也很喜歡他，便任他為東宮局郎，服侍皇太子也就是後來的英宗皇帝，當時宮中也有很多宦官，論奸佞、論狡黠他也未必便是超群的，如宣宗寵愛太監金英等人。王振並沒能奪去金英在宣宗心目中的地位，而他一遇到英宗，便如魚得到水一樣，誰也離不開誰了。
英宗即位後，自然要重用自己喜愛的人，王振便越過原司禮太監金英等人，出任宦官中權力最大的司禮太監。司禮監是明代宮廷裏24個宦官衙門中最重要的一個，它總管宮中宦官事務，提督東廠等特務機構，替皇帝掌管內外一切章奏和文件，代傳皇帝諭旨等，由於此職事關機要，曆來都由皇帝心腹宦官擔任。
隨著“票擬“製度的形成，皇帝最後的裁決意見，要由司禮監秉筆太監用紅筆批寫在奏章上，稱為“批紅“，奏章經過“批紅“以後，再交內閣撰擬詔諭頒發。宦官掌握了“批紅“大權，實際上就成了皇帝的代言人，這些宦官成天在皇帝旁邊，善於察言觀色以迎合皇帝，又常常利用皇帝深居簡出、和外廷官接觸少的弱點，欺上瞞下，假傳諭旨或歪曲篡改諭旨，以售其奸，英宗把這樣一個重要官職交給王振，為他日後擅權開辟了道路。
但是，王振的道路剛開始也並未一帆風順，明宣宗駕崩前，為朱祁鎮欽點了五位顧命大臣，他們是楊士奇、楊榮、楊溥、張輔和胡濙，繼位時朱祁鎮隻有九歲，還不能親自處理國家大事，便由其祖母太皇太後張氏垂簾聽政。張氏是一個賢明有德的人，她雖然秉政，但把一切國家事務都交給內閣大臣們處理，自己絕不過問。張氏見王振有逐漸幹預朝政的野心，為防止宦官專政而亡國的前朝曆史悲劇重演，她決定給王振來個下馬威，以打消他的野心和年頭。
一天，張氏讓宮女穿上戎裝，佩上刀劍，守衛在便殿，然後將五位顧命大臣召來，囑咐他們好好輔佐幼主，又囑咐小皇帝國事要和五位大臣商量。過了一會兒，張氏宣王振上殿覲見，王振一看指妻子和五位大臣都在，以為張氏要對自己委以重任，心理正暗暗得意，誰知張氏一改剛才的和顏悅色，厲聲喝令他跪下，斥責他辦事不懂規矩，要賜死他。王振還沒反應過來，脖子上就冷冰冰的架上了刀劍，頓時嚇得魂不附體，趴在地上直喊饒命，渾身哆嗦，朱祁鎮和五位大臣也嚇了一驚，急忙跪在地上請求張氏免王振一死。
見此情形，張氏隻好作罷，隻是用極具威懾力的口吻，告誡王振皇帝年幼，像他這樣的宦官自古以來就容易禍害國家，今天看在皇帝和大臣的麵子上，姑且饒你不死，但以後決不許敢於朝政，如有違規，立即斬首，王振聽了，急忙磕頭謝恩，連滾帶爬的出去了。有了這次教訓，王振已經被嚇破了膽，便再也不敢興風作浪，安分老實的當了七年司禮太監。
後來，張氏病死，大明王朝失去了對王振最有控製力的一個人，王振奪權道路上的最大障礙被消除了，五位顧命大臣也都老的老，死的死，繼任的幾位內閣大臣，又因資曆淺缺少威望，朝廷的權力正在青黃不接的過渡時期，於是王振獨攬大權的時機成熟了，憑借著明英宗朱祁鎮的寵信，王振輕而易舉的掌握了大明王朝的政權。
王振曾經誘導英宗以重典治禦臣下，他自己更是如此，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就是他的不二法門，誰若順從和巴結他，就會立即得到提拔和晉升，誰若違背了他，立即受到處罰和貶黜。一時間，把朝廷搞得烏煙瘴氣，一些官僚見到王振權勢日重，紛紛前來巴結賄賂，以求高升。有位工部郎中，名叫王佑，最會阿諛逢迎，王振問王佑說：“王侍郎你為什麽沒有胡子？“王佑無恥地回答說：“老爺你沒有胡子，兒子我怎麽敢有。“一句話說得王振心裏甜滋滋的，立即提拔他為工部侍郎。
有一件事可以說明王振的囂張程度，在大明宮門口，矗立著一座三尺高的鐵碑，那不是一個普通的擺設，是太祖皇帝朱元璋為防止宦官專權而立的，上麵刻著“內臣不得敢於政事”八個大字，專橫的王振私自讓人把這碑搗毀了。第二天朝堂之上，竟沒有一個人敢指責王振的罪行，可見王振的地位之高。王振控製了錦衣衛，一時間權傾四海，徐希和王文亦因善於諂媚，被王振提拔為兵部尚書和都禦使，王振還把他的兩個侄子王山和王林，提拔為錦衣衛指揮同知和指揮僉事，又把死心塌地依附於自己的心腹馬順、郭敬、陳官、唐童等，安插在各個重要部門。福建有位參政宋彰將貪汙的數以萬計的官銀送給王振，立即被提拔為布政使，這樣，從中央到地方迅速形成了一個以王振為核心的朋黨集團。
由於英宗終日不理朝政，使得王振更加肆無忌憚，王振專權後，終於招致了蒙古瓦刺部的進犯。瓦刺派三千名使者到北京，進貢馬匹，要求賞金，王振藉口也先謊報人數，削減了對蒙古的賞金和馬價。此舉激怒了瓦刺首領也先，也先率領瓦刺騎兵進攻中原，首犯大同，邊境告急，由於準備不足，情況不明，本不應倉促應戰，但王振為在朝廷揚威，竭力慫恿快速出兵，並要求英宗帶兵親征。兵部尚書鄺埜和侍郎於謙認為，朝廷沒有充分準備，要求皇帝不能親征，但不懂兵法的王振認為，隻要兵多將廣，就一定能打勝仗，英宗平時一貫對王振言聽計從，禁不起王振的蠱惑，於是不顧大臣的勸諫，帶領五十萬大軍從北京匆匆出發。
這次出兵，由於缺乏必要準備，軍隊紀律渙散，士氣不振，再加上王振的胡亂指揮，戰爭一開始，部隊就一潰千裏，未戰先敗。王振意識到情況危急，急令退兵回北京，但撤退中，王振又想帶大兵到他老家蔚州去擺擺威風，於是幾十萬大軍往蔚州方向跑了四十裏地。後來王振怕兵馬損害家鄉的田地，又下命令往回走，這樣忽而北，忽而南，拖延了撤兵的時間，被瓦刺的追兵趕上。在土木堡，英宗中瓦利軍假議和之計，被瓦刺軍包圍，明軍大亂，損失慘重，禁軍將領樊忠，早就恨透了王振這個禍國殃民的奸賊，掄起手裏的大鐵錘氣憤地說;“我為天下誅此奸賊!”說完，將王振亂錘擊斃。眼看明軍大敗，脫逃無望，英宗便跳下馬來，盤腿靜坐，束手待擒，成了瓦刺的俘虜。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土木之變”。
英宗被俘的消息傳到北京後，群臣震驚，悲痛不已，皇太後命英宗的弟弟朱祁鈺監國，兵部侍郎於謙向朱祁鈺跪求，清除王振黨羽，誅其家族，此時朝野上下一致要求誅殺王振黨羽，朱祁鈺立即下令處死王振的侄子王山，並族誅王振餘黨。之後王振家族不分老少一律處斬，並籍沒王振家產，朝野內外聽到這一消息，才算出了一口悶氣。同黨也相繼被處死，王振敗績，籍沒其家產時，僅金銀就有60餘庫，玉盤100多個，珊瑚樹高六七尺者20餘株，其它珍玩則不計其數，足見其貪汙受賄的程度。
後來重新登基的英宗皇帝，認為王振畢竟是為國殉死，其精神不死，在北京城祿米倉胡同的智化寺為王振立了一個彩色泥像，還樹了一塊碑為他立了傳，智化寺的香火非常旺盛，朝廷對它也很重視。
瓦剌大舉入侵，王振力勸英宗親征，途中又邀英宗幸其蔚州宅第，以致耽誤行程，行至土木堡時被瓦剌兵追至，全軍覆沒，英宗被俘，王振也被殺死。英宗複辟後，下詔為王振正名，並以香木為王振雕像，祭葬招魂，在京師智化寺北院建旌忠祠，以祭祀亡靈。
史稱王振“狡黠”、善於伺察人意，王振入宮後，宣宗皇帝也很喜歡他，便任他為東宮局郎，服侍皇太子也就是後來的英宗皇帝，當時宮中也有很多宦官，論奸佞、論狡黠他也未必便是超群的，如宣宗寵愛太監金英等人。王振並沒能奪去金英在宣宗心目中的地位，而他一遇到英宗，便如魚得到水一樣，誰也離不開誰了。
英宗即位後，自然要重用自己喜愛的人，王振便越過原司禮太監金英等人，出任宦官中權力最大的司禮太監。司禮監是明代宮廷裏24個宦官衙門中最重要的一個，它總管宮中宦官事務，提督東廠等特務機構，替皇帝掌管內外一切章奏和文件，代傳皇帝諭旨等，由於此職事關機要，曆來都由皇帝心腹宦官擔任。
隨著“票擬“製度的形成，皇帝最後的裁決意見，要由司禮監秉筆太監用紅筆批寫在奏章上，稱為“批紅“，奏章經過“批紅“以後，再交內閣撰擬詔諭頒發。宦官掌握了“批紅“大權，實際上就成了皇帝的代言人，這些宦官成天在皇帝旁邊，善於察言觀色以迎合皇帝，又常常利用皇帝深居簡出、和外廷官接觸少的弱點，欺上瞞下，假傳諭旨或歪曲篡改諭旨，以售其奸，英宗把這樣一個重要官職交給王振，為他日後擅權開辟了道路。
但是，王振的道路剛開始也並未一帆風順，明宣宗駕崩前，為朱祁鎮欽點了五位顧命大臣，他們是楊士奇、楊榮、楊溥、張輔和胡濙，繼位時朱祁鎮隻有九歲，還不能親自處理國家大事，便由其祖母太皇太後張氏垂簾聽政。張氏是一個賢明有德的人，她雖然秉政，但把一切國家事務都交給內閣大臣們處理，自己絕不過問。張氏見王振有逐漸幹預朝政的野心，為防止宦官專政而亡國的前朝曆史悲劇重演，她決定給王振來個下馬威，以打消他的野心和年頭。
一天，張氏讓宮女穿上戎裝，佩上刀劍，守衛在便殿，然後將五位顧命大臣召來，囑咐他們好好輔佐幼主，又囑咐小皇帝國事要和五位大臣商量。過了一會兒，張氏宣王振上殿覲見，王振一看指妻子和五位大臣都在，以為張氏要對自己委以重任，心理正暗暗得意，誰知張氏一改剛才的和顏悅色，厲聲喝令他跪下，斥責他辦事不懂規矩，要賜死他。王振還沒反應過來，脖子上就冷冰冰的架上了刀劍，頓時嚇得魂不附體，趴在地上直喊饒命，渾身哆嗦，朱祁鎮和五位大臣也嚇了一驚，急忙跪在地上請求張氏免王振一死。
見此情形，張氏隻好作罷，隻是用極具威懾力的口吻，告誡王振皇帝年幼，像他這樣的宦官自古以來就容易禍害國家，今天看在皇帝和大臣的麵子上，姑且饒你不死，但以後決不許敢於朝政，如有違規，立即斬首，王振聽了，急忙磕頭謝恩，連滾帶爬的出去了。有了這次教訓，王振已經被嚇破了膽，便再也不敢興風作浪，安分老實的當了七年司禮太監。
後來，張氏病死，大明王朝失去了對王振最有控製力的一個人，王振奪權道路上的最大障礙被消除了，五位顧命大臣也都老的老，死的死，繼任的幾位內閣大臣，又因資曆淺缺少威望，朝廷的權力正在青黃不接的過渡時期，於是王振獨攬大權的時機成熟了，憑借著明英宗朱祁鎮的寵信，王振輕而易舉的掌握了大明王朝的政權。
王振曾經誘導英宗以重典治禦臣下，他自己更是如此，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就是他的不二法門，誰若順從和巴結他，就會立即得到提拔和晉升，誰若違背了他，立即受到處罰和貶黜。一時間，把朝廷搞得烏煙瘴氣，一些官僚見到王振權勢日重，紛紛前來巴結賄賂，以求高升。有位工部郎中，名叫王佑，最會阿諛逢迎，王振問王佑說：“王侍郎你為什麽沒有胡子？“王佑無恥地回答說：“老爺你沒有胡子，兒子我怎麽敢有。“一句話說得王振心裏甜滋滋的，立即提拔他為工部侍郎。
有一件事可以說明王振的囂張程度，在大明宮門口，矗立著一座三尺高的鐵碑，那不是一個普通的擺設，是太祖皇帝朱元璋為防止宦官專權而立的，上麵刻著“內臣不得敢於政事”八個大字，專橫的王振私自讓人把這碑搗毀了。第二天朝堂之上，竟沒有一個人敢指責王振的罪行，可見王振的地位之高。王振控製了錦衣衛，一時間權傾四海，徐希和王文亦因善於諂媚，被王振提拔為兵部尚書和都禦使，王振還把他的兩個侄子王山和王林，提拔為錦衣衛指揮同知和指揮僉事，又把死心塌地依附於自己的心腹馬順、郭敬、陳官、唐童等，安插在各個重要部門。福建有位參政宋彰將貪汙的數以萬計的官銀送給王振，立即被提拔為布政使，這樣，從中央到地方迅速形成了一個以王振為核心的朋黨集團。
由於英宗終日不理朝政，使得王振更加肆無忌憚，王振專權後，終於招致了蒙古瓦刺部的進犯。瓦刺派三千名使者到北京，進貢馬匹，要求賞金，王振藉口也先謊報人數，削減了對蒙古的賞金和馬價。此舉激怒了瓦刺首領也先，也先率領瓦刺騎兵進攻中原，首犯大同，邊境告急，由於準備不足，情況不明，本不應倉促應戰，但王振為在朝廷揚威，竭力慫恿快速出兵，並要求英宗帶兵親征。兵部尚書鄺埜和侍郎於謙認為，朝廷沒有充分準備，要求皇帝不能親征，但不懂兵法的王振認為，隻要兵多將廣，就一定能打勝仗，英宗平時一貫對王振言聽計從，禁不起王振的蠱惑，於是不顧大臣的勸諫，帶領五十萬大軍從北京匆匆出發。
這次出兵，由於缺乏必要準備，軍隊紀律渙散，士氣不振，再加上王振的胡亂指揮，戰爭一開始，部隊就一潰千裏，未戰先敗。王振意識到情況危急，急令退兵回北京，但撤退中，王振又想帶大兵到他老家蔚州去擺擺威風，於是幾十萬大軍往蔚州方向跑了四十裏地。後來王振怕兵馬損害家鄉的田地，又下命令往回走，這樣忽而北，忽而南，拖延了撤兵的時間，被瓦刺的追兵趕上。在土木堡，英宗中瓦利軍假議和之計，被瓦刺軍包圍，明軍大亂，損失慘重，禁軍將領樊忠，早就恨透了王振這個禍國殃民的奸賊，掄起手裏的大鐵錘氣憤地說;“我為天下誅此奸賊!”說完，將王振亂錘擊斃。眼看明軍大敗，脫逃無望，英宗便跳下馬來，盤腿靜坐，束手待擒，成了瓦刺的俘虜。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土木之變”。
英宗被俘的消息傳到北京後，群臣震驚，悲痛不已，皇太後命英宗的弟弟朱祁鈺監國，兵部侍郎於謙向朱祁鈺跪求，清除王振黨羽，誅其家族，此時朝野上下一致要求誅殺王振黨羽，朱祁鈺立即下令處死王振的侄子王山，並族誅王振餘黨。之後王振家族不分老少一律處斬，並籍沒王振家產，朝野內外聽到這一消息，才算出了一口悶氣。同黨也相繼被處死，王振敗績，籍沒其家產時，僅金銀就有60餘庫，玉盤100多個，珊瑚樹高六七尺者20餘株，其它珍玩則不計其數，足見其貪汙受賄的程度。
後來重新登基的英宗皇帝，認為王振畢竟是為國殉死，其精神不死，在北京城祿米倉胡同的智化寺為王振立了一個彩色泥像，還樹了一塊碑為他立了傳，智化寺的香火非常旺盛，朝廷對它也很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