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亨信，字用實，廣東廣州府東莞縣篁村人，明代名將，中進士，官至左副都禦史。在國家危難時候，他鎮守西北邊疆，抵抗外族入侵，垂老之時仍掛帥退敵，為國立功，皇帝給予“賜俸榮歸”的殊榮。
羅亨信，視察浙江水災，奏準朝廷免除嘉興、海鹽、崇德三縣稅糧五十餘萬石，使災民得以存活，不久提為右給事中。後因科內辦事官校勘關防文書遲誤，被貶到交趾鎮夷衛為吏。明仁宗即位時，起用羅亨信為監察禦史，後升為右僉都禦史，奉命到陝西監練八衛兵守備邊疆。
正統年間，瓦剌部的首領也先的騎兵部隊，分別在大明的西部和北部掠劫財物、屠殺邊民、破壞生產，也先更不斷擴充實力，準備大舉進犯明朝。在這狼煙四起、胡塵彌漫的年代，朝廷必須加強邊防防禦瓦剌流寇的騷擾，有大臣奏稱羅亨信能肩負此重任。於是，亨信被擢升為都察院右僉都禦史，派往西部邊疆練兵戍邊並參讚軍務和統管軍糧。
當時，阿台窺伺大明邊塞上下，亨信督八衛兵會同都督蔣貴所率的京軍巡邊驅敵，至魚兒海遇敵兵，蔣貴聽信都指揮安敬的意見，懼怕前途“水草艱少”，按兵不前，亨信聞報，立即赴蔣營當麵斥蔣貴說：“你們臨陣退縮，不過是貪生怕死吧了！難道不怕‘三尺法’嗎？”蔣貴驚恐變色，詐稱明日協同進軍，第二天卻後退至甘州。亨信查明蔣貴是因為懼怕艱險和中途缺糧食，而臨陣後撤的，於是上疏劾蔣貴“怯懦不忠，侵克軍餉”之罪，朝廷派兵部尚書王驥調查得實，斬了安敬，整肅了軍紀。
當時各路軍馬沒有統一的指揮，亨信又上疏建議派總指揮總領各路軍馬，統一布置作戰，朝廷接受了這點意見，亨信按布置監軍北上至邊防重地尹直。據地駐營，發兵搜敵，挫敗了阿台部進犯的騎兵，並俘敵29名，獲戰利品一批，西逃的殘敵路遇明軍，也被殲殆盡。從此，阿台的氣焰始有收斂，西陲得以安寧。
大同、宣府是邊防重鎮，尤其是宣府，是北京的屏障，有“北門鎖鑰”之稱，為曆代兵家必爭之地，從大同至宣府數百裏邊疆，是外族南進中原的跳板。明成祖朱棣為了防止蒙古騎兵南侵，從南京遷都北京，控製這一帶邊防，後來邊防軍隊漸漸鬆弛，到了正統年間，英宗寵信宦官，掌握大權的宦官王振受瓦剌賄賂，忌言邊事，又私運兵器與瓦剌交易，瓦剌日益強大起來，至使明朝邊患日深。
亨信為了改變邊境現狀，深入了解情況，“於分屯之遠近、道裏之險夷、土壤之肥瘠、將校之設施、士卒之勤惰、地利之厚薄、餉運之難易緩急、與夫巡守候寒暖之宜，靡不周知”。他每年秋天回京議事，都根據邊境情況，上疏英宗，或抒己見，或排眾議，提出的建議共有數十條之多。其內容包括“汰冗官，省虛費，積邊儲，禁私役，修城堡，恤邊軍”等等，都切中肯綮。這些建議，有的被采納了，邊境內外狀況因而得到改善，有的隻是議而不行，致邊患隱伏。他洞察也先“惟待釁端，欲為邊患”的陰謀，提出移徙一衛所、增設二衛所於宣府至懷來二百餘裏之間，使“城池聯屬，萬年拱衛京師”的建議。可是，兵部以“徙衛勞人，設衛無軍”為理由，沒有采納。
也先果然犯境，塞外諸州縣不守，英宗倉促率兵應戰，就在無衛所設置的土木堡被俘，這就是曆史上所說的“土木之變”。英宗既被俘，邊城官兵更失鬥誌，紛紛棄城逃散，也先的騎兵沿途劫掠擄殺，邊民被擄殺者數十萬。隻有亨信“死守宣府，宣府四麵皆賊寇，”一旦夕警報三四次，有朝臣認為宣府難守，朝議速召該城官兵入衛京師。諸將師皆欲棄城，獨亨信正氣凜然地說：“我73歲了，受朝廷大恩，國家危殆，隻有以死相報。你們應好自為之，切勿瀆犯憲律啊！”他又立誓說：“朝廷將這座城交給我，我一定拚死守住它！”他拔出佩劍，坐在城門正中，麵若秋霜，凜不可犯。下令說：“誰膽敢出城，我就親手殺死他！”於是城中軍民安定下來，老幼歡呼說：“我們有生路了！”諸官兵深受感動，同仇敵愾，誓與宣府共存亡。亨信又督促諸將策劃防守，組織百姓參加迎敵，此時，朝中也放棄了撤軍棄城的意見。
也先知亨信鎮守的宣府難以強攻，於是把人質英宗挾持到城下叫門，英宗完全聽任也先的擺布，竟傳命開城，若果遵命獻城，軍民將盡遭殺戮，京城最後的屏障就被拔除，若果抗守城，就犯欺君抗命之罪。在這緊要關頭，亨信寧置身家性命於不顧，斷然選擇了後者。“我是奉命守城的，不敢擅開城門。”他理直氣壯地拒絕獻城。
在北京，於謙組織軍民開展保衛戰，宣府成了牽製也先兵力、配合北京軍民守城的唯一的一座漠北邊城。亨信堅守宣府，後人讚譽頗多。《皇明通紀》雲：“幸羅亨信忠義誓死以守，不獨一城蒙福，而京師實賴之。世謂亨信有安社稷之功，信矣。”後來，宣府建功臣廟，立亨信塑像於廟內，供後人瞻仰。亨信的事跡被後人傳誦。成化年間，莞籍人一品布政司左參政祁順記亨信事跡，寫道：“自公歸老，邊人思之弗忘，迄今二十餘年而威德在……吾在京師聞之，戴侍禦縉常在雲中得之父老雲。”
堅守宣府，無疑是亨信一生事跡中最光輝的一頁，可是吏部尚書王直給他撰寫的墓碑銘，卻諱言此事，不難想象，那是因為英宗忌談土木堡和宣府，所以王直有意諱筆。而其後朝廷對亨信的獎賜，也很一般。《廣東誌》中羅亨信傳記有議論雲：“世謂亨信有安社稷功，而忌者僅循常例，有遺憾焉！”忌者因何而忌？皇帝貪生怕死，聽從敵人擺布，令為臣者棄城資敵，為臣者誓死守城，拒不從命，為君者當然由愧生忌啊！
也先攻北京、宣府不下，又被各地軍民襲擊、終於被迫退兵。新即位的代宗朱祁鈺論功行賞，升亨信為左副都禦史，進三品，此時，亨信鎮邊已14年了。漠北地瘠民貧，天氣苦寒，風沙彌漫，戎馬關山的生活，當然是異常艱苦的，亨信年將70時，已是“淚眼迎風不敢開”、“耳中隱隱若聞雷”，視覺、聽覺都衰退了，“趨朝上馬須扶插，奉使乘軺怯往來”，體力也不支了，隻是由於丹心報國，所以還未請求致仕。到了這一年，年已七十又四的他，舊病又複發，於是“上章乞骸骨”，可是，因為邊情緊急，代宗沒有同意他的請求。
宦官喜寧私通瓦剌，“偕賊詣城下言和”，亨信接到了情報，當機立斷取智擒之計，派了參將伏兵把喜寧擒獲，押送京師正刑典，這是亨信鎮邊期間最後一件快事。亨信依例返京議事，他再向代宗請求歸休，代宗賜他免冠叩首，答應所請。經過5個月的長途跋涉，他回到闊別13年的故鄉。他的訃告到了北京時，“舉朝公卿士大夫莫不為之悲戚”，奪權再度稱帝的英宗也不得不“為之輟朝”，以示哀悼，並命工部為其治墳塋於英村麻地嶺。
羅亨信，視察浙江水災，奏準朝廷免除嘉興、海鹽、崇德三縣稅糧五十餘萬石，使災民得以存活，不久提為右給事中。後因科內辦事官校勘關防文書遲誤，被貶到交趾鎮夷衛為吏。明仁宗即位時，起用羅亨信為監察禦史，後升為右僉都禦史，奉命到陝西監練八衛兵守備邊疆。
正統年間，瓦剌部的首領也先的騎兵部隊，分別在大明的西部和北部掠劫財物、屠殺邊民、破壞生產，也先更不斷擴充實力，準備大舉進犯明朝。在這狼煙四起、胡塵彌漫的年代，朝廷必須加強邊防防禦瓦剌流寇的騷擾，有大臣奏稱羅亨信能肩負此重任。於是，亨信被擢升為都察院右僉都禦史，派往西部邊疆練兵戍邊並參讚軍務和統管軍糧。
當時，阿台窺伺大明邊塞上下，亨信督八衛兵會同都督蔣貴所率的京軍巡邊驅敵，至魚兒海遇敵兵，蔣貴聽信都指揮安敬的意見，懼怕前途“水草艱少”，按兵不前，亨信聞報，立即赴蔣營當麵斥蔣貴說：“你們臨陣退縮，不過是貪生怕死吧了！難道不怕‘三尺法’嗎？”蔣貴驚恐變色，詐稱明日協同進軍，第二天卻後退至甘州。亨信查明蔣貴是因為懼怕艱險和中途缺糧食，而臨陣後撤的，於是上疏劾蔣貴“怯懦不忠，侵克軍餉”之罪，朝廷派兵部尚書王驥調查得實，斬了安敬，整肅了軍紀。
當時各路軍馬沒有統一的指揮，亨信又上疏建議派總指揮總領各路軍馬，統一布置作戰，朝廷接受了這點意見，亨信按布置監軍北上至邊防重地尹直。據地駐營，發兵搜敵，挫敗了阿台部進犯的騎兵，並俘敵29名，獲戰利品一批，西逃的殘敵路遇明軍，也被殲殆盡。從此，阿台的氣焰始有收斂，西陲得以安寧。
大同、宣府是邊防重鎮，尤其是宣府，是北京的屏障，有“北門鎖鑰”之稱，為曆代兵家必爭之地，從大同至宣府數百裏邊疆，是外族南進中原的跳板。明成祖朱棣為了防止蒙古騎兵南侵，從南京遷都北京，控製這一帶邊防，後來邊防軍隊漸漸鬆弛，到了正統年間，英宗寵信宦官，掌握大權的宦官王振受瓦剌賄賂，忌言邊事，又私運兵器與瓦剌交易，瓦剌日益強大起來，至使明朝邊患日深。
亨信為了改變邊境現狀，深入了解情況，“於分屯之遠近、道裏之險夷、土壤之肥瘠、將校之設施、士卒之勤惰、地利之厚薄、餉運之難易緩急、與夫巡守候寒暖之宜，靡不周知”。他每年秋天回京議事，都根據邊境情況，上疏英宗，或抒己見，或排眾議，提出的建議共有數十條之多。其內容包括“汰冗官，省虛費，積邊儲，禁私役，修城堡，恤邊軍”等等，都切中肯綮。這些建議，有的被采納了，邊境內外狀況因而得到改善，有的隻是議而不行，致邊患隱伏。他洞察也先“惟待釁端，欲為邊患”的陰謀，提出移徙一衛所、增設二衛所於宣府至懷來二百餘裏之間，使“城池聯屬，萬年拱衛京師”的建議。可是，兵部以“徙衛勞人，設衛無軍”為理由，沒有采納。
也先果然犯境，塞外諸州縣不守，英宗倉促率兵應戰，就在無衛所設置的土木堡被俘，這就是曆史上所說的“土木之變”。英宗既被俘，邊城官兵更失鬥誌，紛紛棄城逃散，也先的騎兵沿途劫掠擄殺，邊民被擄殺者數十萬。隻有亨信“死守宣府，宣府四麵皆賊寇，”一旦夕警報三四次，有朝臣認為宣府難守，朝議速召該城官兵入衛京師。諸將師皆欲棄城，獨亨信正氣凜然地說：“我73歲了，受朝廷大恩，國家危殆，隻有以死相報。你們應好自為之，切勿瀆犯憲律啊！”他又立誓說：“朝廷將這座城交給我，我一定拚死守住它！”他拔出佩劍，坐在城門正中，麵若秋霜，凜不可犯。下令說：“誰膽敢出城，我就親手殺死他！”於是城中軍民安定下來，老幼歡呼說：“我們有生路了！”諸官兵深受感動，同仇敵愾，誓與宣府共存亡。亨信又督促諸將策劃防守，組織百姓參加迎敵，此時，朝中也放棄了撤軍棄城的意見。
也先知亨信鎮守的宣府難以強攻，於是把人質英宗挾持到城下叫門，英宗完全聽任也先的擺布，竟傳命開城，若果遵命獻城，軍民將盡遭殺戮，京城最後的屏障就被拔除，若果抗守城，就犯欺君抗命之罪。在這緊要關頭，亨信寧置身家性命於不顧，斷然選擇了後者。“我是奉命守城的，不敢擅開城門。”他理直氣壯地拒絕獻城。
在北京，於謙組織軍民開展保衛戰，宣府成了牽製也先兵力、配合北京軍民守城的唯一的一座漠北邊城。亨信堅守宣府，後人讚譽頗多。《皇明通紀》雲：“幸羅亨信忠義誓死以守，不獨一城蒙福，而京師實賴之。世謂亨信有安社稷之功，信矣。”後來，宣府建功臣廟，立亨信塑像於廟內，供後人瞻仰。亨信的事跡被後人傳誦。成化年間，莞籍人一品布政司左參政祁順記亨信事跡，寫道：“自公歸老，邊人思之弗忘，迄今二十餘年而威德在……吾在京師聞之，戴侍禦縉常在雲中得之父老雲。”
堅守宣府，無疑是亨信一生事跡中最光輝的一頁，可是吏部尚書王直給他撰寫的墓碑銘，卻諱言此事，不難想象，那是因為英宗忌談土木堡和宣府，所以王直有意諱筆。而其後朝廷對亨信的獎賜，也很一般。《廣東誌》中羅亨信傳記有議論雲：“世謂亨信有安社稷功，而忌者僅循常例，有遺憾焉！”忌者因何而忌？皇帝貪生怕死，聽從敵人擺布，令為臣者棄城資敵，為臣者誓死守城，拒不從命，為君者當然由愧生忌啊！
也先攻北京、宣府不下，又被各地軍民襲擊、終於被迫退兵。新即位的代宗朱祁鈺論功行賞，升亨信為左副都禦史，進三品，此時，亨信鎮邊已14年了。漠北地瘠民貧，天氣苦寒，風沙彌漫，戎馬關山的生活，當然是異常艱苦的，亨信年將70時，已是“淚眼迎風不敢開”、“耳中隱隱若聞雷”，視覺、聽覺都衰退了，“趨朝上馬須扶插，奉使乘軺怯往來”，體力也不支了，隻是由於丹心報國，所以還未請求致仕。到了這一年，年已七十又四的他，舊病又複發，於是“上章乞骸骨”，可是，因為邊情緊急，代宗沒有同意他的請求。
宦官喜寧私通瓦剌，“偕賊詣城下言和”，亨信接到了情報，當機立斷取智擒之計，派了參將伏兵把喜寧擒獲，押送京師正刑典，這是亨信鎮邊期間最後一件快事。亨信依例返京議事，他再向代宗請求歸休，代宗賜他免冠叩首，答應所請。經過5個月的長途跋涉，他回到闊別13年的故鄉。他的訃告到了北京時，“舉朝公卿士大夫莫不為之悲戚”，奪權再度稱帝的英宗也不得不“為之輟朝”，以示哀悼，並命工部為其治墳塋於英村麻地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