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芳,字孟陽,明代泌陽人,進士。弘治初年移霍州知府,擢四川提學副使,調湖廣。不久,又遷南京右通政,後又遷禮部右侍郎。焦芳以閣臣之首輔佐朝綱,明太祖之後不設丞相,大學士地位相當於丞相,終年83歲。


    焦芳,可謂少年得誌,平步青雲,官運亨通,但此人卻被後人認為不學無術,在他當編修時,一次大學士萬安和人閑聊,曾說過一句“不學如芳,亦學士乎”。意思是說,像焦芳這樣不學無術之人,也想當學士嗎?後來此話傳到焦芳處,焦芳勃然大怒,說:這一定是彭華在背後算計我,我如果當不上學士,就在長安道上把彭華給刺殺了,彭華聽後非常害怕,連忙將此信傳給大學士萬安,萬安最終不得不進焦芳為講學士。


    不久後,皇帝詔纂《文華大訓》,然後在宮中講授,因為其書是彭華等人所著,焦芳心中嫉恨,每次進講,專挑書中的毛病。當時的翰林院崇尚美文,因學士們認為焦芳粗陋無學,個性陰狠,又好背後議論人,因而大家都不願和他交往。後來,朝中有位大臣尹晏被罷免,其兒子與焦芳也同時被謫遷到貴陽任職,焦芳知道這是彭華、萬安的緣故,因而對這二人懷恨在心。但在被貶貴陽不久,憑著焦芳的能力,他很快又被任命為霍州知府。


    為了能夠顯示出自己的才華,這一階段焦芳常常上書奏事,以求皇上對自己重用,可惜奏折都被當時的吏部尚書馬文升等人所抑,這些人都是浙江或江西人。所以,焦芳從這個時候開始在心中對南方的官員埋下仇恨,後來焦芳當政期間,南方人的勢力受到嚴重損傷。這筆賬都被後人算在了焦芳身上。一次是宦官劉瑾認為翰林院的學士太傲慢,想把他們都趕出京城,被當時的大學士張彩所阻。後來,皇上要求編修的《孝宗實錄》成卷後,劉瑾又一次提出讓學士們外放未果,遂將編修顧清等20多人下放到各部、司中。此時,朝中有位大臣欲將其中四人舉薦到某司中,劉瑾發現此四人皆是遷鄉人,而奏章就出在這位大臣之手,劉瑾便以結黨營私之罪讓此四人下了監獄,朝中大臣李東陽力解之,被焦芳阻止,就這樣,這筆賬算在了焦芳的頭上。


    焦芳升為文淵閣大學士後,竟寫了一篇《南人不可為相圖》,在朝中,每退一南方人,焦芳便喜不自禁,有時寫文章,亦必詆南而譽北,這當然引起南方人的極大憤懣。焦芳對南方人刻薄,但對北方人特別是故鄉人親愛有加,至今傳焦閣老為民請願故事。時適河南大旱,收入極少,有人講河南多產寶,使請閣老獻寶,閣老隨帶三物:一物是蠍子,顏色金黃,皇帝喜歡伸手觸及,大叫一聲,嫌其毒;二物為篦,一種多肢節動物,其色如黑玉,未及觸及,已遁走;三物為蟬,一聲鳴去。後帝問及,芳曰河南皆些物也。帝憐,免河南稅賦五年,歲有餘糧,便修城,至今老城尚在,為河南省二級文物保護。


    另一個讓焦芳名聲有損的原因是阿附閹黨,明朝中後期,正是宦官篡政最猖狂的時期,如果朝臣想在朝中坐穩位置,非與宦官交往不可,否則權位與性命堪憂。武宗登基後,東宮大院內以劉瑾為首的八位宦官均得武宗倚重,被時人稱為“八虎”,當時任吏部尚書的焦芳為了保全自己的官位以及尋找到靠山,千方百計接近劉瑾。有一次,大臣韓文將率九卿彈劾劉瑾,按規定,上奏皇帝的奏章必先經過吏部審閱,身為吏部尚書的焦芳看到這份奏章,私下裏將奏章內容告訴了劉瑾。劉瑾得信後,立刻著手誣陷這些彈劾他的人,然後舉薦焦芳為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焦芳裁閱奏章時,也時時迎合劉瑾之意。


    當時,朝中有位叫張彩的大臣,也是後來公認的閹黨之一。為了攀權附貴,張彩事先買通了焦芳,焦芳便將此人推薦給劉瑾。在焦芳升任太子少師、大學士之後,張彩當上了吏部尚書。但不久,張彩刻意在劉瑾麵前讒言焦芳,焦芳的一位部下段炅見劉瑾對張彩日益親近,而焦芳日益失寵,就轉而巴結張彩,又夥同張彩在劉瑾麵前,將焦芳所做的對劉瑾不利的事統統說了出來。劉瑾知道後不覺大怒,數次在大庭廣眾之下怒斥焦芳父子,焦芳自知大勢已去,連忙上奏乞歸。兒子焦黃中,無奈之中也以侍讀的身份隨父還家,父子俱在老家善終,而其他被列為閹黨的後來無一不被追究。


    以後對焦芳多詆毀有加,蓋因焦芳對南方人刻薄緣故,特別是南方文人,以至眾口鑠金,把焦芳描繪為胸無點墨的草包之士,列為閹黨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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