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龍,字虞佐,號漁石,浙江蘭溪人,官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卒贈少保,諡號文襄。著有《易經大旨》、《群忠錄》、《黔南集》、《江右集》、《關中集》、《晉陽集》及《淮陽集》,今存《漁石集》四卷,《四庫總目》行於世。


    郯城盜賊橫行,唐龍督兵鎮壓,斬首三百餘級,賊人大怒合兵來攻,唐龍利用碗口長柄諸炮又殲滅精銳六十餘人,因功升任雲南監察禦史。寧王之亂平定,唐龍被派往賑災。由陝西提學副使升任山西按察使,升任太仆寺卿,不久又升任右僉都禦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諸府。任間奏罷淮西民戶代養官馬種牛,廢壽州正陽關榷稅,免通州、泰州虛田租及漕卒船料,民感其德。


    陝西大災,數百萬人受饑,且邊境連連告急。唐龍臨危授命,領兵部尚書,總製三邊軍務,兼理賑濟,解救了數十萬瀕臨死亡的饑民,並且綏靖三邊。後任刑部尚書,徹查大猾劉東山構陷張延齡株連140人的大冤獄,正了劉東山的罪。後調南京刑部尚書,旋改吏部。


    因一個小案“引疾不報”,而被宰相夏言罷黜為民,出都門三十裏,卒於館,年70歲。時嚴嵩與夏言同為首輔,夏言罷唐龍,嚴嵩連一句話也沒有說,可見嚴嵩與唐龍的關係也僅此而已。夏言何許人也?他是江西貴溪人,與嚴嵩同鄉,前期維新庶政有稱,與嚴嵩是死對頭,僅僅因為“龍故與嚴嵩善”,就把功勳卓著的一品大員、70歲的唐龍削職為民,可見為朋黨之私多麽心狠手辣。


    夏言亦因朋黨之禍,被“棄市”下場可悲。皇帝直接下詔為唐龍平反複職,贈太子少保,諡文襄,賜祭葬,徹底恢複名譽。二十多年後,隆慶皇帝還兩次親題匾額“學術精深”,“忠勤端亮”,賜與唐龍後代,懸於蘭溪唐文襄祠中。


    唐龍,與明代大思想家王陽明,有過一段很深的交情。張忠、許泰一班奸佞小人,乘武宗派他們帶兵入贛處理宸濠後事之機,屢屢在武宗麵前誣陷陽明,並抓了陽明門人冀元亨,欲置陽明於死地。就在此時,唐龍由雲南按察使轉任江西按察使來到南昌,查明原委後,唐龍立刻上書武宗,不僅力辯陽明清白,並要求武宗馬上撤回張忠、許泰一班擾民亂政的親兵。通過唐龍及張永等人的努力,王陽明平叛首功終於得到武宗的認可,並命他兼任江西巡撫。此後兩年,唐龍在王陽明配合下妥善處理了朱宸濠叛亂案的遺留問題。


    公務之餘,唐龍還與王陽明切磋儒家學問,推助了王陽明“致良知”學說的形成。唐龍被調到陝西任提學副使,離開了江西,行前與王陽明匆匆作別,上任途中又不辭鞍馬辛勞,寫了一封長信與王陽明探討“行知”之說,對王陽明的“致良知”學說作了補充,言辭多所鼓勵。王陽明在廣信收讀到唐龍的信,十分感動,就援筆寫了這封題為《與唐虞佐侍禦》的回信。


    此信一開頭便說“相與兩年,情日益厚,意日益真,此皆彼此所心喻,不以言謝者。”接著陽明就對儒家心學作了詮釋,認為“不言而信,乃為有得也。”並提出了“遜誌務時敏”的觀點,說:“其遜誌也,如地之下而無所不承也,如海之虛處而無所不納也;其時敏也,一於天德,戒懼於不睹不聞。如太和之運而不息也。夫然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溥溥淵泉而時出之。”並預言他的學說將達到“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施及蠻貊,而道德流芳於無窮”的境界。最後,陽明以顏子語錄隱喻唐龍的道德學問。尾言:“燈下,草草為謝。相去益遠,臨楮怏悒。”短短數語,寫出了知心明友之間分別的離愁。這通信函用行草寫成,清秀俊逸而不失古人規矩,為上圖鎮館之寶,當然也是我們蘭溪人的研究先賢行藏事跡不可或缺的珍貴史料。


    唐龍文頗具浩瀚之氣,詩尤長於五言,所著有《易經大旨》、《群忠錄》、《黔南集》、《江右集》、《關中集》、《晉陽集》及《淮陽集》,今存《漁石集》四卷,《四庫總目》行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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