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有光，字熙甫，又字開甫，別號震川，又號項脊生，世稱“震川先生”，蘇州府昆山縣宣化裏人，明朝中期散文家、官員。參加會試，八次落第，遂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讀書談道，學徒眾多。倭寇作亂，歸有光入城籌備守禦，作《禦倭議》。六十歲的歸有光得中進士，及第後曆官長興知縣、順德通判、南京太仆寺丞等職，故被稱為“歸太仆”。一度留掌內閣製敕房，參與編修《世宗實錄》，歸有光病逝，享年六十六歲。
歸有光，出生在蘇州府昆山縣宣化裏，一個日趨衰敗的大族之中，八歲時，年僅二十五歲的母親就丟下三子兩女與世長辭，父親是個窮縣學生，家境急遽敗落。也許就是這種困境，迫使年幼的歸有光過早地懂得了人間憂難，開始奮發攻讀。自幼明悟絕人，九歲能成文章，十歲時就寫出了洋洋千餘言的《乞醯論》，十一、二歲“已慨然有誌古人”，十四歲應童子試，二十歲考了個第一名，補蘇州府學生員，同年到南京參加鄉試。
“弱冠盡通六經、三史、大家之文”的歸有光，開始時對舉業滿懷信心，但他參加鄉試卻連連落第，五上南京，榜上無名，其間慘淡經營，寒窗十五載。三十五歲的歸有光參加南京鄉試，受到主考官張治的欣賞，把他視為國士，稱他是“賈誼、董仲舒再世”，將其拔為第二名舉人，期待歸有光能更進一尺，早日成為進士。此時，歸有光已是縱觀三代兩漢之文，遍覽諸子百家，上自九經二十一史，下至農圃醫卜之屬無所不博，歸有光的古文和俞仲蔚的詩歌、張子賓的製藝被譽為“昆山三絕”。以歸有光的才學和聲望，考取進士應是勝券在握了，在鄉試高中的同年冬天，歸有光雇上車馬日夜兼程北上，準備應第二年的禮部會試，誰知這次會試竟是名落孫山。
南下還鄉後，歸有光移居就近的嘉定安亭江上，開始了一邊讀書應試，一邊談道講學的生涯，四方學士紛紛慕名而來，少時十幾人，多時百餘人。歸有光的家境一直困貧，全靠妻子王氏料理家事維持生計，居安亭期間，王氏治田四十餘畝，督僮奴墾荒，用牛車灌水，以所收米糧供全家及弟子之食，讓歸有光專心講學。歸有光縱論文史，談經說道，一時間弟子滿門，海內學者文士皆稱歸有光為“震川先生”。
歸有光名揚海內，連恃才居傲的徐渭對歸有光也肅然起敬。一日，狀元出身的禮部侍郎諸大綬回鄉招請徐文長聚會，可是從黃昏一直等到深夜，徐文長才遲遲而來。問其緣由，說“避雨一士人家，見壁門懸‘歸有光今歐陽子也’，回翔雒讀，不能舍去，是以遲耳”。諸大綬命仆人取那軸歸有光的文章來，張燈快讀，相對歎賞，至於達旦。
然而，歸有光的命運卻是困蹇不堪，三年一次的會試，次次遠涉千裏而去，一連八次都是落第而歸。其間四十三歲時，失去了最心愛的長子，時隔一年，又失去了任勞任怨、與己分憂的妻子王氏。仕途的蹭蹬，把這位名揚海內的古文家，長期拋棄在荒江僻壤之上，加之失子喪妻的哀痛，使他的生活更加艱難。不過，坎坷的生活，倒也磨煉了歸有光深沉堅毅、不屈服於權勢與惡運的性格。
倭寇作亂，歸有光入城籌備守禦事宜，並寫下《備倭事略》《論禦倭書》《上總製書》等，分析敵情，條陳方略，向當局獻計獻策。後來，他還寫下《昆山縣倭寇始末書》《海上紀事十四首》等，流露了同仇敵愾的愛國情感。
明代科場上舞弊之風甚盛，雖不重唐代的行卷之習，但是有宗師和大官僚的提攜是仕進的重要捷徑。歸有光久困場屋，對這一科舉內幕應是十分明了的。可是，他卻絕不從旁門邪道躋身仕途，鄉試中舉時的宗師張治對歸有光十分欣賞，他為歸有光後來三番五次不能中舉深感惋惜，幾次“欲以舊誼招致之”，然歸有光“卒守正不一往”。
歸有光屢不中式時，穆宗尚未登位，穆宗身邊的一位寵幸的宦官慕歸有光之名，讓侄子拜歸有光為師，並幾次讓歸有光進京私謁自己，都被歸有光斷然拒絕。穆宗登位後，這位宦官權勢更大，歸有光仍然絕不與之往來，歸有光耿介正直、不事權貴的品格，表現在他整個人生的各個方麵。在古文領域裏，他始終堅持己見，不為群言所惑，敢於與當時統治文壇的“巨子”相抗爭。
明代自開國之初的劉基、宋濂等留下一些好文章後，文壇上就開始彌漫起一股浮飾摹古的風氣，從永樂到成化的幾十年間，久居館閣的“三楊”統領文壇，提倡昌明博大的文體，作文雍容華貴、平庸空泛，號稱“台閣體”。於是，有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起來反對“台閣體”，他們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句摹字擬，以佶屈聱牙為高古，李、何等七子致力於詩作，散文並非其所長，但是他們的聲勢之盛，曾左右一世。到了嘉靖年間，李攀龍、王世貞等“後七子”又繼“前七子”而起，推波助瀾，變本加厲，摹古之風愈演愈烈。歸有光就是在這種散發著黴臭的摹古風氣中異軍突起的勇士，是一位敢於反抗潮流的文學家。
王世貞和歸有光是同鄉人，比歸有光稍晚，但王世貞從二十二歲進士及第後，官運亨通，步步高升，官至南京刑部尚書，以雄才博學，領袖文壇。這時的歸有光，雖已頗有聲名，但畢竟還是一個“獨抱遺經於荒江虛市之間”的“老舉子”。就是這樣一個鄉間窮儒生，竟然敢與不可一世的王世貞抗爭，歸有光在《項思堯文集序》中，批判王世貞的言辭十分激烈，其中說：“蓋今世之所謂文者難言矣。未始為古人之學，而苟得一二妄庸人為之巨子，爭附和之，以詆排前人……文章至於宋、元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無乃一二妄庸人為之巨子以倡導之歟？”
歸有光公開把王世貞譏之為“妄庸巨子”，王世貞得知後甚為惱火，說：“妄誠有之，庸則未敢聞命。”歸有光毫不客氣地回敬道：“唯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也。”王世貞在晚年完全改變了對歸有光的看法，在為歸有光像寫的《歸太仆讚》序中說：“先生於古文詞，雖出之自史、漢，而大較折衷於昌黎、廬陵，當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飾而自有風味，超然當代名家矣，”讚雲：“千載有公，繼韓、歐陽。餘豈異趨，久而始傷。”他在給歸有光古文很高評價的同時，也道出了自己的“遲暮自悔”之情，歸有光用自己的理論和創作實踐終於使他的對手為之折服。
歸有光雖然“八上公車而不遇”，但還是不願甘休，歸有光第九次參加會試時，終於中了個三甲進士，這時他年已六十。滿腹詩文經義，一心想為國出力的歸有光雖年已花甲，壯誌依舊未衰，因為歸有光是三甲出身，不能授館職，隻能到僻遠的長興當知縣。
長興地處山區，長期沒有知縣，大小事務都由胥吏把持，豪門大族勾結官府為非作歹，監獄裏關滿了無辜的百姓，盜賊公行，民間雞犬不寧。當時，有人勸歸有光不要去上任，以待更換，但他卻毅然前往，到長興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興辦學校，培養後進；第二件事是整治惡吏，平反冤獄，把無辜辦了死罪的三十餘人省釋出獄，為無辜受誣入獄的一百零七人平了反，把魚肉百姓的惡吏和捕卒快手嚴加法辦。每次審判聽訟都讓婦女兒童環立案前，不用官話而用吳語審訊，以便百姓申訴。常常當堂決斷，而極少具獄。對已入獄者按律令給衣食。一重囚母死，歸有光準許他回家料理喪事後自己返回，那重囚料理完喪事後不聽旁人嗾使，竟然自己返回。
歸有光一心想學習兩漢循吏，做廉潔剛正之官，上司之命若不便施行便擱置不辦，而“直行己意”，他公開在《長興縣編審告示》中宣布：“當職謬寄百裏之命，止知奉朝廷法令，以撫養小民；不敢阿意上官，以求保薦，是非毀譽，置之度外，不恤也。”在知長興的短短兩年中，歸有光頗著政績，深受百姓擁戴，但是這卻召來豪強、大吏的不滿。
六十三歲的歸有光，終因得罪豪強和上官，而被調任順德府通判，管理馬政。按明製，“進士為令，無為遷倅”。所以歸有光的升遷實為重抑。對這一不公平的降職，歸有光非常憤慨，他曾氣憤地說：“號稱三輔近，不異湘水投。”並連上兩疏要求辭官，但被朝廷公卿扣壓不能上達，歸有光抵任後，築土室一間，整日躲在其中，讀書自娛，以示不滿。歸有光雖然對遷升順德通判大為不滿，但一到任上卻還是兢兢業業，一絲不苟，他利用馬政通判的清閑，廣閱史籍，采訪掌故，修了一部完備的《馬政誌》。
歸有光到北京朝賀萬壽節，受大學士高拱、趙貞吉推薦，升為南京太仆寺寺丞。後來，又被首輔李春芳留在內閣，掌內閣製敕房，纂修《世宗實錄》，身列文學侍從之位。歸有光仕途晚達，十分興奮，期望自己能借機閱讀許多內府秘藏，在學術上獲得更深的造詣，但終因勞累過度，在敕房任職僅一年，便身染重病，抱恨而逝，時年六十六歲，死後葬於昆山城東南門內金潼裏。
歸有光均崇尚唐宋古文，其散文風格樸實，感情真摯，是明代“唐宋派”代表作家，被稱為“今之歐陽修”，後人稱讚其散文為“明文第一”，與唐順之、王慎中並稱為“嘉靖三大家”，著有《震川先生集》、《三吳水利錄》等。
歸有光，出生在蘇州府昆山縣宣化裏，一個日趨衰敗的大族之中，八歲時，年僅二十五歲的母親就丟下三子兩女與世長辭，父親是個窮縣學生，家境急遽敗落。也許就是這種困境，迫使年幼的歸有光過早地懂得了人間憂難，開始奮發攻讀。自幼明悟絕人，九歲能成文章，十歲時就寫出了洋洋千餘言的《乞醯論》，十一、二歲“已慨然有誌古人”，十四歲應童子試，二十歲考了個第一名，補蘇州府學生員，同年到南京參加鄉試。
“弱冠盡通六經、三史、大家之文”的歸有光，開始時對舉業滿懷信心，但他參加鄉試卻連連落第，五上南京，榜上無名，其間慘淡經營，寒窗十五載。三十五歲的歸有光參加南京鄉試，受到主考官張治的欣賞，把他視為國士，稱他是“賈誼、董仲舒再世”，將其拔為第二名舉人，期待歸有光能更進一尺，早日成為進士。此時，歸有光已是縱觀三代兩漢之文，遍覽諸子百家，上自九經二十一史，下至農圃醫卜之屬無所不博，歸有光的古文和俞仲蔚的詩歌、張子賓的製藝被譽為“昆山三絕”。以歸有光的才學和聲望，考取進士應是勝券在握了，在鄉試高中的同年冬天，歸有光雇上車馬日夜兼程北上，準備應第二年的禮部會試，誰知這次會試竟是名落孫山。
南下還鄉後，歸有光移居就近的嘉定安亭江上，開始了一邊讀書應試，一邊談道講學的生涯，四方學士紛紛慕名而來，少時十幾人，多時百餘人。歸有光的家境一直困貧，全靠妻子王氏料理家事維持生計，居安亭期間，王氏治田四十餘畝，督僮奴墾荒，用牛車灌水，以所收米糧供全家及弟子之食，讓歸有光專心講學。歸有光縱論文史，談經說道，一時間弟子滿門，海內學者文士皆稱歸有光為“震川先生”。
歸有光名揚海內，連恃才居傲的徐渭對歸有光也肅然起敬。一日，狀元出身的禮部侍郎諸大綬回鄉招請徐文長聚會，可是從黃昏一直等到深夜，徐文長才遲遲而來。問其緣由，說“避雨一士人家，見壁門懸‘歸有光今歐陽子也’，回翔雒讀，不能舍去，是以遲耳”。諸大綬命仆人取那軸歸有光的文章來，張燈快讀，相對歎賞，至於達旦。
然而，歸有光的命運卻是困蹇不堪，三年一次的會試，次次遠涉千裏而去，一連八次都是落第而歸。其間四十三歲時，失去了最心愛的長子，時隔一年，又失去了任勞任怨、與己分憂的妻子王氏。仕途的蹭蹬，把這位名揚海內的古文家，長期拋棄在荒江僻壤之上，加之失子喪妻的哀痛，使他的生活更加艱難。不過，坎坷的生活，倒也磨煉了歸有光深沉堅毅、不屈服於權勢與惡運的性格。
倭寇作亂，歸有光入城籌備守禦事宜，並寫下《備倭事略》《論禦倭書》《上總製書》等，分析敵情，條陳方略，向當局獻計獻策。後來，他還寫下《昆山縣倭寇始末書》《海上紀事十四首》等，流露了同仇敵愾的愛國情感。
明代科場上舞弊之風甚盛，雖不重唐代的行卷之習，但是有宗師和大官僚的提攜是仕進的重要捷徑。歸有光久困場屋，對這一科舉內幕應是十分明了的。可是，他卻絕不從旁門邪道躋身仕途，鄉試中舉時的宗師張治對歸有光十分欣賞，他為歸有光後來三番五次不能中舉深感惋惜，幾次“欲以舊誼招致之”，然歸有光“卒守正不一往”。
歸有光屢不中式時，穆宗尚未登位，穆宗身邊的一位寵幸的宦官慕歸有光之名，讓侄子拜歸有光為師，並幾次讓歸有光進京私謁自己，都被歸有光斷然拒絕。穆宗登位後，這位宦官權勢更大，歸有光仍然絕不與之往來，歸有光耿介正直、不事權貴的品格，表現在他整個人生的各個方麵。在古文領域裏，他始終堅持己見，不為群言所惑，敢於與當時統治文壇的“巨子”相抗爭。
明代自開國之初的劉基、宋濂等留下一些好文章後，文壇上就開始彌漫起一股浮飾摹古的風氣，從永樂到成化的幾十年間，久居館閣的“三楊”統領文壇，提倡昌明博大的文體，作文雍容華貴、平庸空泛，號稱“台閣體”。於是，有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起來反對“台閣體”，他們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句摹字擬，以佶屈聱牙為高古，李、何等七子致力於詩作，散文並非其所長，但是他們的聲勢之盛，曾左右一世。到了嘉靖年間，李攀龍、王世貞等“後七子”又繼“前七子”而起，推波助瀾，變本加厲，摹古之風愈演愈烈。歸有光就是在這種散發著黴臭的摹古風氣中異軍突起的勇士，是一位敢於反抗潮流的文學家。
王世貞和歸有光是同鄉人，比歸有光稍晚，但王世貞從二十二歲進士及第後，官運亨通，步步高升，官至南京刑部尚書，以雄才博學，領袖文壇。這時的歸有光，雖已頗有聲名，但畢竟還是一個“獨抱遺經於荒江虛市之間”的“老舉子”。就是這樣一個鄉間窮儒生，竟然敢與不可一世的王世貞抗爭，歸有光在《項思堯文集序》中，批判王世貞的言辭十分激烈，其中說：“蓋今世之所謂文者難言矣。未始為古人之學，而苟得一二妄庸人為之巨子，爭附和之，以詆排前人……文章至於宋、元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無乃一二妄庸人為之巨子以倡導之歟？”
歸有光公開把王世貞譏之為“妄庸巨子”，王世貞得知後甚為惱火，說：“妄誠有之，庸則未敢聞命。”歸有光毫不客氣地回敬道：“唯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也。”王世貞在晚年完全改變了對歸有光的看法，在為歸有光像寫的《歸太仆讚》序中說：“先生於古文詞，雖出之自史、漢，而大較折衷於昌黎、廬陵，當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飾而自有風味，超然當代名家矣，”讚雲：“千載有公，繼韓、歐陽。餘豈異趨，久而始傷。”他在給歸有光古文很高評價的同時，也道出了自己的“遲暮自悔”之情，歸有光用自己的理論和創作實踐終於使他的對手為之折服。
歸有光雖然“八上公車而不遇”，但還是不願甘休，歸有光第九次參加會試時，終於中了個三甲進士，這時他年已六十。滿腹詩文經義，一心想為國出力的歸有光雖年已花甲，壯誌依舊未衰，因為歸有光是三甲出身，不能授館職，隻能到僻遠的長興當知縣。
長興地處山區，長期沒有知縣，大小事務都由胥吏把持，豪門大族勾結官府為非作歹，監獄裏關滿了無辜的百姓，盜賊公行，民間雞犬不寧。當時，有人勸歸有光不要去上任，以待更換，但他卻毅然前往，到長興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興辦學校，培養後進；第二件事是整治惡吏，平反冤獄，把無辜辦了死罪的三十餘人省釋出獄，為無辜受誣入獄的一百零七人平了反，把魚肉百姓的惡吏和捕卒快手嚴加法辦。每次審判聽訟都讓婦女兒童環立案前，不用官話而用吳語審訊，以便百姓申訴。常常當堂決斷，而極少具獄。對已入獄者按律令給衣食。一重囚母死，歸有光準許他回家料理喪事後自己返回，那重囚料理完喪事後不聽旁人嗾使，竟然自己返回。
歸有光一心想學習兩漢循吏，做廉潔剛正之官，上司之命若不便施行便擱置不辦，而“直行己意”，他公開在《長興縣編審告示》中宣布：“當職謬寄百裏之命，止知奉朝廷法令，以撫養小民；不敢阿意上官，以求保薦，是非毀譽，置之度外，不恤也。”在知長興的短短兩年中，歸有光頗著政績，深受百姓擁戴，但是這卻召來豪強、大吏的不滿。
六十三歲的歸有光，終因得罪豪強和上官，而被調任順德府通判，管理馬政。按明製，“進士為令，無為遷倅”。所以歸有光的升遷實為重抑。對這一不公平的降職，歸有光非常憤慨，他曾氣憤地說：“號稱三輔近，不異湘水投。”並連上兩疏要求辭官，但被朝廷公卿扣壓不能上達，歸有光抵任後，築土室一間，整日躲在其中，讀書自娛，以示不滿。歸有光雖然對遷升順德通判大為不滿，但一到任上卻還是兢兢業業，一絲不苟，他利用馬政通判的清閑，廣閱史籍，采訪掌故，修了一部完備的《馬政誌》。
歸有光到北京朝賀萬壽節，受大學士高拱、趙貞吉推薦，升為南京太仆寺寺丞。後來，又被首輔李春芳留在內閣，掌內閣製敕房，纂修《世宗實錄》，身列文學侍從之位。歸有光仕途晚達，十分興奮，期望自己能借機閱讀許多內府秘藏，在學術上獲得更深的造詣，但終因勞累過度，在敕房任職僅一年，便身染重病，抱恨而逝，時年六十六歲，死後葬於昆山城東南門內金潼裏。
歸有光均崇尚唐宋古文，其散文風格樸實，感情真摯，是明代“唐宋派”代表作家，被稱為“今之歐陽修”，後人稱讚其散文為“明文第一”，與唐順之、王慎中並稱為“嘉靖三大家”，著有《震川先生集》、《三吳水利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