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屏，字忠伯，號對南，山西大同府山陰人，明代中後期內閣首輔。執閣六年，時間雖短，但給當時朝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貪權武斷，“推誠秉公，百司事一無所擾”，恪盡職守，“每議事秉正持法，不亢不隨”，注意處理同內閣諸臣關係，與同僚們和睦相處。曾以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予機務，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致仕歸裏，所以，在雁同、朔州地區民間以“王閣老”相稱。老成謀國、施政嚴謹、品格高古，然而既不遇時，也不遇主，昏暗腐敗的君主粉碎了他的“堯舜之臣”美夢。
王家屏，生於山西大同府山陰縣，到他父親這一輩，家道中衰，且耕且讀，五歲受業於父，治《詩經》，十三歲取秀才，二十九歲中舉人，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參與修國史。天賦聰穎，才思敏捷，智力過人，據傳“凡為文，不屬草，含毫沿吟，一揮而就。閉門散帙，不聞誦讀聲，過目輒不忘”，且談吐巧捷，四座盡傾。任史官編修《世宗實錄》時，不畏權貴，秉筆直書。當時首輔大學士高拱之兄高捷，任操江都禦史時，曾用國庫錢向嚴嵩的黨羽趙文華行賄，被記入史書。為此，高拱曾多次暗示家屏筆下留情，文過飾非，均遭拒絕，同行以“良史”稱之。
由於萬曆帝年幼，朝廷的實際執掌者是首輔張居正，王家屏晉升為修撰，充日講官，每天給萬曆皇帝講論經文和治道。其時，朝講經筵多流於形式，然家屏“隨事開陳，豐采軒朗”，“敷奏剴摯，帝嚐斂容受”，萬曆皇帝稱之為“端人”，並賜“責難陳善”題字。
張居正任首輔，煊赫一時，群臣竭盡阿諛奉迎，張居正患病期間，朝內大臣為表關切和忠誠，都於祠廟間奔走禱祈，唯家屏不屑參加。張居正去世後不到兩年，群臣就發泄積怨，倒張居正浪潮漸高，萬曆帝先褫奪了張居正三個兒子的官職，取消張居正本人生前所得太師頭銜，後又加“誣蔑親藩，侵奪王墳府第，鉗製言官，蔽塞朕聰，專權亂政”之罪，公布天下。此時，家屏卻給侍禦任正字寫信，為張家後代解脫。
進詹事府，兼任翰林侍讀學士，擢升為禮部右侍郎，旋即改任吏部左侍郎，後受命兼東閣大學士，為內閣成員。在閣期間，直言進諫，不植私交，正色立朝，風節為人稱道。作為輔相，恪盡職守，嚐曰：“天下治亂在朝廷，朝廷輕重在輔相”，自己不敢怠惰，不允別人偷懶，連皇帝亦不遷就。由侍讀學士擢升為禮部右侍郎，僅僅一月之後，王家屏又以“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預機務”，成為內閣的一員。
家屏丁憂期滿，又回到內閣，入京三月“未獲一瞻天表”，憤憤指責皇帝：“未有朝夕顧問之臣而可三月不麵見者也。”出於國家利益的考慮，家屏十分注意同內閣諸臣的關係，當時申時行任首輔，還有許國、王錫爵，家屏居末，然能和睦相處。他在致同僚的信中說：“內不敢求知於宦官宮妾，外不敢得罪於賢士大夫，進無隱情，退無私客，解官而反，家徒四壁，蕭然寒儒，此可不愧於心，不愧於知己者也。”但搞好團結並非家屏隨波逐流，人雲亦雲。《明史》載：“每議事，秉正持法，不亢不隨。”可見他與同僚之間的交往是開誠布公、光明正大的，不計較平時之一得一失。在君臣關係上，家屏認為自己的職責是“能上匿於未形，防欲於微眇”，“疏導密規，防君誌未萌之欲;明諍顯諫，扶乾綱將壞之樞”，其有不從，則強諫力爭。是年末，大理寺評事雒於仁向萬曆皇帝上了“四箴”疏，勸皇上“濃醑勿崇，內壁勿厚，貨賄勿侵，舊怨勿藏”。言辭尖利，切中要害。萬曆震怒不已，欲重罪於仁。家屏挺身而出，陳請於仁為忠正之士，萬曆讓了步，雒於仁免遭重處，善歸故裏。
家屏因皇帝政事不親，儲位不建，擯斥忠謀，連上兩疏自劾求罷，試圖以去就之決來感悟主心。萬曆帝雖沒有被真正感動而奮發圖強，但也不得不以“忠愛”之言獎勵家屏。申時行、許國、王錫爵先後以事離職，家屏柄相國當政作了首輔，凡事都以宗社大業為重，從不計較個人得失，贏得了朝野的信賴和尊崇。
明朝“爭國本”的鬥爭發展到最高峰，禮部給事中李獻可在“國本”問題上觸怒了皇帝，李被降職外調，餘夥皆奪俸半年以示誡諭。禦批下到內閣，為營救李獻可，家屏拒不執行，將禦批封還。帝責之“逕駁禦批，故激朕怒，甚失禮體”。有人勸他遷就一點，他卻說：“人君惟所欲為者，由大臣持祿，小臣畏罪，有輕群下心，吾意大臣不愛爵祿，小臣不畏刑誅，事庶有濟耳！”
為促使早立儲君，家屏繼續以辭職回鄉來感化皇帝，結果以愚忠葬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家屏罷相回到原籍山陰，八年之後，太子始立。陳有年、顧憲成等為舉薦他而遭到貶謫，東林黨人對他推崇備至，但終因萬曆帝惡其耿直，鄉居十年，再沒有被起用，鄉居期間，他潛心整理自己的文稿。
後來，皇帝感念王家屏的公道正派，派人去山陰慰問他，並舉行了盛大的儀式，賜他金幣、羊、酒。王家屏病逝，終年六十八歲，萬曆帝追封其為少保、諡文端，並選擇山陰河陽堡桑幹河畔為他修了一座占地十五畝的墳墓，熹宗時又增封太保，民間以“王閣老”、“王閣爺”敬稱。
王家屏，生於山西大同府山陰縣，到他父親這一輩，家道中衰，且耕且讀，五歲受業於父，治《詩經》，十三歲取秀才，二十九歲中舉人，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參與修國史。天賦聰穎，才思敏捷，智力過人，據傳“凡為文，不屬草，含毫沿吟，一揮而就。閉門散帙，不聞誦讀聲，過目輒不忘”，且談吐巧捷，四座盡傾。任史官編修《世宗實錄》時，不畏權貴，秉筆直書。當時首輔大學士高拱之兄高捷，任操江都禦史時，曾用國庫錢向嚴嵩的黨羽趙文華行賄，被記入史書。為此，高拱曾多次暗示家屏筆下留情，文過飾非，均遭拒絕，同行以“良史”稱之。
由於萬曆帝年幼，朝廷的實際執掌者是首輔張居正，王家屏晉升為修撰，充日講官，每天給萬曆皇帝講論經文和治道。其時，朝講經筵多流於形式，然家屏“隨事開陳，豐采軒朗”，“敷奏剴摯，帝嚐斂容受”，萬曆皇帝稱之為“端人”，並賜“責難陳善”題字。
張居正任首輔，煊赫一時，群臣竭盡阿諛奉迎，張居正患病期間，朝內大臣為表關切和忠誠，都於祠廟間奔走禱祈，唯家屏不屑參加。張居正去世後不到兩年，群臣就發泄積怨，倒張居正浪潮漸高，萬曆帝先褫奪了張居正三個兒子的官職，取消張居正本人生前所得太師頭銜，後又加“誣蔑親藩，侵奪王墳府第，鉗製言官，蔽塞朕聰，專權亂政”之罪，公布天下。此時，家屏卻給侍禦任正字寫信，為張家後代解脫。
進詹事府，兼任翰林侍讀學士，擢升為禮部右侍郎，旋即改任吏部左侍郎，後受命兼東閣大學士，為內閣成員。在閣期間，直言進諫，不植私交，正色立朝，風節為人稱道。作為輔相，恪盡職守，嚐曰：“天下治亂在朝廷，朝廷輕重在輔相”，自己不敢怠惰，不允別人偷懶，連皇帝亦不遷就。由侍讀學士擢升為禮部右侍郎，僅僅一月之後，王家屏又以“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預機務”，成為內閣的一員。
家屏丁憂期滿，又回到內閣，入京三月“未獲一瞻天表”，憤憤指責皇帝：“未有朝夕顧問之臣而可三月不麵見者也。”出於國家利益的考慮，家屏十分注意同內閣諸臣的關係，當時申時行任首輔，還有許國、王錫爵，家屏居末，然能和睦相處。他在致同僚的信中說：“內不敢求知於宦官宮妾，外不敢得罪於賢士大夫，進無隱情，退無私客，解官而反，家徒四壁，蕭然寒儒，此可不愧於心，不愧於知己者也。”但搞好團結並非家屏隨波逐流，人雲亦雲。《明史》載：“每議事，秉正持法，不亢不隨。”可見他與同僚之間的交往是開誠布公、光明正大的，不計較平時之一得一失。在君臣關係上，家屏認為自己的職責是“能上匿於未形，防欲於微眇”，“疏導密規，防君誌未萌之欲;明諍顯諫，扶乾綱將壞之樞”，其有不從，則強諫力爭。是年末，大理寺評事雒於仁向萬曆皇帝上了“四箴”疏，勸皇上“濃醑勿崇，內壁勿厚，貨賄勿侵，舊怨勿藏”。言辭尖利，切中要害。萬曆震怒不已，欲重罪於仁。家屏挺身而出，陳請於仁為忠正之士，萬曆讓了步，雒於仁免遭重處，善歸故裏。
家屏因皇帝政事不親，儲位不建，擯斥忠謀，連上兩疏自劾求罷，試圖以去就之決來感悟主心。萬曆帝雖沒有被真正感動而奮發圖強，但也不得不以“忠愛”之言獎勵家屏。申時行、許國、王錫爵先後以事離職，家屏柄相國當政作了首輔，凡事都以宗社大業為重，從不計較個人得失，贏得了朝野的信賴和尊崇。
明朝“爭國本”的鬥爭發展到最高峰，禮部給事中李獻可在“國本”問題上觸怒了皇帝，李被降職外調，餘夥皆奪俸半年以示誡諭。禦批下到內閣，為營救李獻可，家屏拒不執行，將禦批封還。帝責之“逕駁禦批，故激朕怒，甚失禮體”。有人勸他遷就一點，他卻說：“人君惟所欲為者，由大臣持祿，小臣畏罪，有輕群下心，吾意大臣不愛爵祿，小臣不畏刑誅，事庶有濟耳！”
為促使早立儲君，家屏繼續以辭職回鄉來感化皇帝，結果以愚忠葬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家屏罷相回到原籍山陰，八年之後，太子始立。陳有年、顧憲成等為舉薦他而遭到貶謫，東林黨人對他推崇備至，但終因萬曆帝惡其耿直，鄉居十年，再沒有被起用，鄉居期間，他潛心整理自己的文稿。
後來，皇帝感念王家屏的公道正派，派人去山陰慰問他，並舉行了盛大的儀式，賜他金幣、羊、酒。王家屏病逝，終年六十八歲，萬曆帝追封其為少保、諡文端，並選擇山陰河陽堡桑幹河畔為他修了一座占地十五畝的墳墓，熹宗時又增封太保，民間以“王閣老”、“王閣爺”敬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