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攀龍，字存之，又字雲從，南直隸無錫人，世稱“景逸先生”，明朝政治家、思想家，東林黨領袖，“東林八君子”之一，著有《高子遺書》12卷等。上疏參劾首輔王錫爵，被貶廣東揭陽典史，辭官歸家，與顧憲成兄弟複建東林書院，在家講學二十餘年。重獲起用，被任命為光祿寺丞，曆任太常少卿、大理寺右少卿、太仆卿、刑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禦史等職。崔呈秀假造浙江稅監李實奏本，誣告高攀龍等人貪汙，魏忠賢借機搜捕東林黨人，高攀龍不堪屈辱，投水自盡，時年六十四歲。
高攀龍，祖父高靜成曾任浙江黃岩縣令，父親高繼成生有五個子女，高攀龍排行第二，後因高靜成的弟弟高靜逸無子而被過繼為嗣。自幼好讀書懂禮儀，無錫知縣李元衝聘請江右學派羅懋忠和顧憲成前來講學，高攀龍受其影響，開始潛心研究“程朱理學”，確定了治學方向。高攀龍中進士不久後高靜逸去世，高攀龍歸家為嗣父守孝三年。
高攀龍服喪期滿，被朝廷任命為行人司行人，執掌傳聖旨、行冊封等禮儀性的事務，因平時工作比較清閑，高攀龍大量閱讀行人司中豐富藏書，深入鑽研二程和朱子著作，親手抄錄山西大儒薛文清的《讀書錄》，讚賞其“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的處世態度。高攀龍還編寫了《日省編》，將先朝大儒的語錄附在《大學》章句之下，作為初學者的指南。又將有關儒、釋差異的言論匯集成《崇正編》，以抵製王陽明“心學”所提倡的儒、釋、道三教合一的主張。
當時，四川僉事張世則呈上自己著述的《大學初義》，詆毀程朱之學，並請求頒行天下，高攀龍極力反對，上疏駁其荒謬，這本書因而未能刊行。這一時期，明神宗已長期不理政務，朝中黨派紛爭、宦官橫行，致使政務混亂，國力日衰，高攀龍隨即上《今日第一要務疏》，稱欲改變皇朝岌岌可危的形勢，首先必須正本，其次要“除刑戮”、“舉朝講”、“用諫臣”、“發內帑”，革新政治，但奏疏被皇帝留中不發。
侍郎趙用賢、都禦史李世達等人被罷官，朝中議論多歸咎首輔王錫爵，高攀龍和禦史袁可立上疏，指責王錫爵排斥異己，認為皇帝不應無故貶斥大臣，並斥責鄭材和楊應宿讒言誣陷，應予罷免。楊應宿則上疏彈劾高攀龍，言辭狂妄近乎荒誕，部院提請輕罰二人，神宗下旨貶高攀龍為廣東揭陽典史。高攀龍自水路前往揭陽就任，在船上就訂立嚴規，要求自己靜心以涵養德性，不被外界幹擾。到揭陽後，每日在官衙教授學徒，培養了不少學生，還四處察訪民情吏弊，懲治地方惡霸，在揭陽停留的半年內結識了陸粹明及其老師蕭自麓等人，對其學術思想影響深遠。
高攀龍在赴任七個月後以事假歸家，不久遭遇親人病故，於是不再出仕，此後在家鄉講學二十餘年，雖有言官多次推薦，但皇帝並不理會。在漆湖之畔建造一座“水居”，取名“可樓”，作為自己讀書靜坐的場所，除刻苦鑽研外，高攀龍還參與講學，很快成為一代儒學宗師。當時，高攀龍與顧憲成誌同道合，交誼頗深，在常州知府和無錫知縣的支持下，高攀龍與顧憲成等人發起重建了東林書院，並每年舉行“東林大會”。初由顧憲成主持，顧憲成去世後改由高攀龍主持，直至書院被拆毀為止，當時朝野內外的士大夫無論認不認識他們本人，提起高、顧都是一致稱讚。
在講學過程中以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格標準來評議朝政，裁量人物。當時，許多與他們誌趣相近的在野士大夫聞風響附，紛至遝來，在朝的李三才、趙南星、鄒元標、楊漣等正直官員也與他們互通聲氣，遙相應和。東林書院實際上已成為社會輿論的中心，反對派對此十分忌恨，誣之為“東林黨”，汙蔑他們是假借講學以結黨營私。
神宗去世，皇太子朱常洛即位，是為明光宗，明光宗在位一月駕崩，長子朱由校即位，是為熹宗。熹宗即位後，東林黨人因擁戴有功而重新崛起，高攀龍被任命為光祿寺丞，又進封為光祿少卿。
關外重鎮廣寧失陷，明軍被迫退縮到山海關一線，消息傳來，朝野震驚，人心惶惶，高攀龍接連上書要求革新政治，以挽救國家瀕危的命運。在《破格用人疏》中提出要破格用人，加強戰守之備，並推薦禮部右侍郎孫承宗擔任防禦大臣，負責處理戰事，他的意見得到皇帝首肯。孫承宗也不負眾望，收複了廣寧和遼河以西的土地，邊境平靜了四年之久。
高攀龍上疏追論三案（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要求懲治鄭養性、李如楨、崔文升等人，奏疏上達，皇帝不悅而責備高攀龍多言，但最終仍將鄭養性譴歸原籍。當時，孫慎行以紅丸案指責前任首輔方從哲，高攀龍也引《春秋》典故歸罪方從哲，給事中王誌道為方從哲辯解，被高攀龍上疏嚴厲斥責。不久，高攀龍被調任太常少卿，又上一道《恭陳聖明務學之要疏》，向熹宗闡明讀書的重要性，方從哲一派故意摘出疏中指責帝王不孝的言辭激怒熹宗，熹宗欲嚴懲高攀龍，葉向高極力挽救，才得以罰俸一年而作罷。
高攀龍升任都察院左都禦史，上《糾劾貪汙禦史疏》彈劾禦史崔呈秀，疏中揭露崔呈秀在巡按淮揚地區時貪贓枉法、鋪張浪費。吏部尚書趙南星經複查認為事實確鑿，提請將崔呈秀戍邊，崔呈秀得知後連夜投奔魏忠賢，認魏忠賢為義父。此時，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勢力日益擴張，控製了朝廷內外，東林黨人如楊漣等紛紛上書參劾魏忠賢，雙方爭鬥進入白熱化階段。
魏忠賢正借機大肆迫害東林黨人，稱高攀龍與趙南星結黨營私，皇帝下旨嚴厲斥責。不久後南京禦史遊鳳翔出任知府，攻擊高攀龍徇私、排擠同僚，高攀龍因而被罷黜。高攀龍等人被罷官後，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控製了朝廷大權，編派了《縉紳便覽》《點將錄》《天鑒錄》《同誌錄》等黑名單，將不依附於自己的官員開列在內，予以打擊，魏忠賢矯旨，以東林書院為始將全國書院盡數拆毀。
崔呈秀不甘心高攀龍僅被罷官，必欲除之，於是假造浙江稅監李實的奏本，誣告高攀龍、周起元等七人貪汙，派遣緹騎前來抓捕。高攀龍整冠束帶前去拜謁先賢楊時的祠堂，回家後與弟弟高士鶴及門生賞花於後花園池畔，談笑自如。此時，有人前來稟告周順昌已被逮捕，高攀龍聞言神情泰然，笑說：“我本視死如歸”，歸家後與夫人談笑如常，沒有異樣，親筆書信交給兩個孫子，交代翌日遞給校官，而後閉門遣散諸孫。不多時，高攀龍的兒子們發覺異樣前來探查，發覺高攀龍已自沉於池塘，時年六十四歲。
子孫們打開高攀龍的信，乃是遺囑，上麵寫著：“我雖被罷免官職，但過去曾是朝廷大臣，大臣不可以被侮辱，因為大臣被辱等同於國家受辱。我現在隻有恭敬地麵北叩首，以效仿屈原的遺願，皇帝的恩澤未能報答，隻願來世再報。臣高攀龍絕筆，希望使者帶去這封信向皇上複命。”
高攀龍就死前曾致書同年袁可立道：“弟腐儒一，無以報國，近風波生於講會，鄒馮二老行，弟亦從此去矣”其言猶未盡之厚望可見於筆端，從此袁可立這位力圖遠離黨爭的正直大臣，走上了對抗閹黨的前台，每議事與閹黨“數有所抵牾，欲自請外”。袁可立抗疏道：“此非掛冠神武門時呼？”，後來九卿公推袁可立南京戶部尚書，再改兵部尚書參讚機務，魏忠賢從中作梗以自己的心腹劉廷元代替袁可立掌南兵部，時北則崔呈秀為本兵，天下兵馬大權二人一手握定。自袁可立“歸而魏焰益肆”，忠賢推戴之勢成矣，黃道周說：“當魏崔時，蓋無複然明義、真者，有之，則必自大司馬節寰袁公也。”
高攀龍，祖父高靜成曾任浙江黃岩縣令，父親高繼成生有五個子女，高攀龍排行第二，後因高靜成的弟弟高靜逸無子而被過繼為嗣。自幼好讀書懂禮儀，無錫知縣李元衝聘請江右學派羅懋忠和顧憲成前來講學，高攀龍受其影響，開始潛心研究“程朱理學”，確定了治學方向。高攀龍中進士不久後高靜逸去世，高攀龍歸家為嗣父守孝三年。
高攀龍服喪期滿，被朝廷任命為行人司行人，執掌傳聖旨、行冊封等禮儀性的事務，因平時工作比較清閑，高攀龍大量閱讀行人司中豐富藏書，深入鑽研二程和朱子著作，親手抄錄山西大儒薛文清的《讀書錄》，讚賞其“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的處世態度。高攀龍還編寫了《日省編》，將先朝大儒的語錄附在《大學》章句之下，作為初學者的指南。又將有關儒、釋差異的言論匯集成《崇正編》，以抵製王陽明“心學”所提倡的儒、釋、道三教合一的主張。
當時，四川僉事張世則呈上自己著述的《大學初義》，詆毀程朱之學，並請求頒行天下，高攀龍極力反對，上疏駁其荒謬，這本書因而未能刊行。這一時期，明神宗已長期不理政務，朝中黨派紛爭、宦官橫行，致使政務混亂，國力日衰，高攀龍隨即上《今日第一要務疏》，稱欲改變皇朝岌岌可危的形勢，首先必須正本，其次要“除刑戮”、“舉朝講”、“用諫臣”、“發內帑”，革新政治，但奏疏被皇帝留中不發。
侍郎趙用賢、都禦史李世達等人被罷官，朝中議論多歸咎首輔王錫爵，高攀龍和禦史袁可立上疏，指責王錫爵排斥異己，認為皇帝不應無故貶斥大臣，並斥責鄭材和楊應宿讒言誣陷，應予罷免。楊應宿則上疏彈劾高攀龍，言辭狂妄近乎荒誕，部院提請輕罰二人，神宗下旨貶高攀龍為廣東揭陽典史。高攀龍自水路前往揭陽就任，在船上就訂立嚴規，要求自己靜心以涵養德性，不被外界幹擾。到揭陽後，每日在官衙教授學徒，培養了不少學生，還四處察訪民情吏弊，懲治地方惡霸，在揭陽停留的半年內結識了陸粹明及其老師蕭自麓等人，對其學術思想影響深遠。
高攀龍在赴任七個月後以事假歸家，不久遭遇親人病故，於是不再出仕，此後在家鄉講學二十餘年，雖有言官多次推薦，但皇帝並不理會。在漆湖之畔建造一座“水居”，取名“可樓”，作為自己讀書靜坐的場所，除刻苦鑽研外，高攀龍還參與講學，很快成為一代儒學宗師。當時，高攀龍與顧憲成誌同道合，交誼頗深，在常州知府和無錫知縣的支持下，高攀龍與顧憲成等人發起重建了東林書院，並每年舉行“東林大會”。初由顧憲成主持，顧憲成去世後改由高攀龍主持，直至書院被拆毀為止，當時朝野內外的士大夫無論認不認識他們本人，提起高、顧都是一致稱讚。
在講學過程中以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格標準來評議朝政，裁量人物。當時，許多與他們誌趣相近的在野士大夫聞風響附，紛至遝來，在朝的李三才、趙南星、鄒元標、楊漣等正直官員也與他們互通聲氣，遙相應和。東林書院實際上已成為社會輿論的中心，反對派對此十分忌恨，誣之為“東林黨”，汙蔑他們是假借講學以結黨營私。
神宗去世，皇太子朱常洛即位，是為明光宗，明光宗在位一月駕崩，長子朱由校即位，是為熹宗。熹宗即位後，東林黨人因擁戴有功而重新崛起，高攀龍被任命為光祿寺丞，又進封為光祿少卿。
關外重鎮廣寧失陷，明軍被迫退縮到山海關一線，消息傳來，朝野震驚，人心惶惶，高攀龍接連上書要求革新政治，以挽救國家瀕危的命運。在《破格用人疏》中提出要破格用人，加強戰守之備，並推薦禮部右侍郎孫承宗擔任防禦大臣，負責處理戰事，他的意見得到皇帝首肯。孫承宗也不負眾望，收複了廣寧和遼河以西的土地，邊境平靜了四年之久。
高攀龍上疏追論三案（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要求懲治鄭養性、李如楨、崔文升等人，奏疏上達，皇帝不悅而責備高攀龍多言，但最終仍將鄭養性譴歸原籍。當時，孫慎行以紅丸案指責前任首輔方從哲，高攀龍也引《春秋》典故歸罪方從哲，給事中王誌道為方從哲辯解，被高攀龍上疏嚴厲斥責。不久，高攀龍被調任太常少卿，又上一道《恭陳聖明務學之要疏》，向熹宗闡明讀書的重要性，方從哲一派故意摘出疏中指責帝王不孝的言辭激怒熹宗，熹宗欲嚴懲高攀龍，葉向高極力挽救，才得以罰俸一年而作罷。
高攀龍升任都察院左都禦史，上《糾劾貪汙禦史疏》彈劾禦史崔呈秀，疏中揭露崔呈秀在巡按淮揚地區時貪贓枉法、鋪張浪費。吏部尚書趙南星經複查認為事實確鑿，提請將崔呈秀戍邊，崔呈秀得知後連夜投奔魏忠賢，認魏忠賢為義父。此時，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勢力日益擴張，控製了朝廷內外，東林黨人如楊漣等紛紛上書參劾魏忠賢，雙方爭鬥進入白熱化階段。
魏忠賢正借機大肆迫害東林黨人，稱高攀龍與趙南星結黨營私，皇帝下旨嚴厲斥責。不久後南京禦史遊鳳翔出任知府，攻擊高攀龍徇私、排擠同僚，高攀龍因而被罷黜。高攀龍等人被罷官後，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控製了朝廷大權，編派了《縉紳便覽》《點將錄》《天鑒錄》《同誌錄》等黑名單，將不依附於自己的官員開列在內，予以打擊，魏忠賢矯旨，以東林書院為始將全國書院盡數拆毀。
崔呈秀不甘心高攀龍僅被罷官，必欲除之，於是假造浙江稅監李實的奏本，誣告高攀龍、周起元等七人貪汙，派遣緹騎前來抓捕。高攀龍整冠束帶前去拜謁先賢楊時的祠堂，回家後與弟弟高士鶴及門生賞花於後花園池畔，談笑自如。此時，有人前來稟告周順昌已被逮捕，高攀龍聞言神情泰然，笑說：“我本視死如歸”，歸家後與夫人談笑如常，沒有異樣，親筆書信交給兩個孫子，交代翌日遞給校官，而後閉門遣散諸孫。不多時，高攀龍的兒子們發覺異樣前來探查，發覺高攀龍已自沉於池塘，時年六十四歲。
子孫們打開高攀龍的信，乃是遺囑，上麵寫著：“我雖被罷免官職，但過去曾是朝廷大臣，大臣不可以被侮辱，因為大臣被辱等同於國家受辱。我現在隻有恭敬地麵北叩首，以效仿屈原的遺願，皇帝的恩澤未能報答，隻願來世再報。臣高攀龍絕筆，希望使者帶去這封信向皇上複命。”
高攀龍就死前曾致書同年袁可立道：“弟腐儒一，無以報國，近風波生於講會，鄒馮二老行，弟亦從此去矣”其言猶未盡之厚望可見於筆端，從此袁可立這位力圖遠離黨爭的正直大臣，走上了對抗閹黨的前台，每議事與閹黨“數有所抵牾，欲自請外”。袁可立抗疏道：“此非掛冠神武門時呼？”，後來九卿公推袁可立南京戶部尚書，再改兵部尚書參讚機務，魏忠賢從中作梗以自己的心腹劉廷元代替袁可立掌南兵部，時北則崔呈秀為本兵，天下兵馬大權二人一手握定。自袁可立“歸而魏焰益肆”，忠賢推戴之勢成矣，黃道周說：“當魏崔時，蓋無複然明義、真者，有之，則必自大司馬節寰袁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