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德，西漢宗室大臣、藏書家，漢景帝劉啟第三子，栗姬第二子，廢太子劉榮之弟，冊立為河間王，定都樂城。為人修學好古，尤好儒術，生平致力於搜求古書，網羅儒生。從民間得先秦舊書，必會精心謄寫，而以抄本歸原主，並以重金酬謝，故有祖傳舊書者不遠千裏競相獻書，因此劉德得書最多，幾與漢朝廷相等。劉德多方招攬儒生，特築日華宮，內設客館二十餘區，用以安置學士，進行學術活動，曾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由毛萇、貫公等講解先秦典籍。曾至長安朝見漢武帝，獻上雅樂，並解答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去世，諡號為獻，葬於獻縣城東十裏八冊屯村。
漢承秦製，到漢武帝時，感到光靠嚴厲的法製，沒有德行的教育，國家難以長治久安。於是，依從大儒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治主張，實行忠君愛民的孔孟之道。然而“三代之書”燔煬殆盡，讀書之人也鳳毛麟角，恢複儒術教育談何容易。這時，河間王劉德應時而起，“於灰盡之餘纂亡散篇卷，僅而複存”。
足跡踏遍魯燕趙魏，尋尋覓覓為國求書，劉德不畏勞苦，身體力行，凡聞民間有善書者，則親自前去收求出重金購之，並命人重抄一份留與百姓。對不願出讓者，則好言求之，從不采取強製手段，這在當時的統治者來說，是難以做到的。由此劉德賢名遠揚，眾多知識分子和百姓，都不遠千裏，攜先祖舊書，前來奉獻，劉德均給予重用和獎費。所得之書，有《詩》、《左傳》、《周官》、《禮記》等多達幾十種，數量之多，充滿樓閣，據載其量可與漢朝等。
劉德曾下令修築日華宮，置客館二十餘區，以待學士，而劉德自己的奉養沒有超過賓客，為了整理這些古籍，劉德親自組織並參與工程。以名儒毛萇、貫長卿為博士、王定為史丞，又廣招天下著名學士，對所得之書進行研究、整理。劉德整理古籍的態度極為嚴謹，對所得殘缺不全、字異文非和不同版本者，必組織群儒研討辨析、勘誤訂正、精心校理成冊。
據傳，《毛詩》最早作者是孔子和其弟子子夏，子夏作詩序以授曾中，曾中授李克，李克授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孫卿子，孫卿子授魯人毛亨，毛亨授趙國毛萇，毛萇被劉德招為博士，《詩》遂為劉德所得。為與當時流傳的《齊詩》、《魯詩》、《韓詩》相區別，毛萇所傳之《詩》冠以“毛字“，謂之《毛詩》，齊、魯、韓三詩早已失傳，隻有經過劉德不懈的努力研究整理過的《毛詩》長時間在世界上流傳，使《毛詩》成為我國注解《詩經》的專著。
《左傳》相傳為春秋時左丘明所著，是我國古代一部史學和文學著作。漢朝初年，北平侯張益及長沙王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等皆修寫《春秋左氏傳》，賈誼將《左傳》授予趙國人貫長卿，人稱之為貫公，被劉德招為博士，隨將《左傳》係統加工整理、校實解釋，才成為今古名篇。
經過艱苦的校勘著作而整理出大批的正本書籍，對於當時書典十分匱乏的漢朝廷真是雪中送炭，史載劉德多次車載《詩》、《書》等古籍應詔入朝。漢武帝劉徹看到劉德帶來這麽多書籍獻於朝廷，十分高興，每次都要舉行隆重的接書儀式，並在三雍宮召見，還詢問有關儒學的30多個問題，劉德當場對答如流，論之有據。
當時，各諸侯王和重臣們也有獻書獻策者，但多是一些雜家所論，沒什麽參考和收藏價值，唯劉德所獻之書，才稱得上真正的儒家經典，多是精品。因此，漢武帝對這位同父異母的哥哥十分器重，多次親自把盞欽命賜酒，並賜金帛獎賞，一時之間劉德賢名傳遍天下。
朝廷設《易》、《書》、《詩》、《禮》、《春秋》五經博士，京師設立太學，由五經博士任教師。博士教授弟子的經書，均用漢朝通行之隸書書寫，故稱“今文經”。董仲舒是今文經學的創始人，把《易經》陰陽五行學說加以引申、發揮，提出儒學“天人感應”理論和“三綱五常”道德規範。這些理論在當時有利於維護國家大一統的局麵和社會的穩定，部分學說受到漢武帝的支持，朝廷於是確立尊儒重書之國策，這對於一心想要振複儒學的河間王劉德來說鼓舞極大。
劉德收集整理儒學典籍的功績，和其在武帝京師問策中，表現出來的儒學造詣，按理說一定會受到朝臣的尊敬，也理應得到號稱“獨尊儒術”的武帝的讚賞。然而，令劉德意想不到的是，武帝對德行與學問兼盛且聲著朝野的他心生猜忌，並向他發出了嚴厲的警告。告誡劉德其用意當然十分明顯：你劉德要謹守諸侯藩王的身份，不得覬覦漢朝神器。
這對衷心獻書、渴望漢朝儒學昌盛的劉德來說，無疑是當頭棒喝，且劉德所獻書籍被朝廷有意藏之秘府、暗處倉庫而未有發揮作用，所獻雅樂雖然也讓樂官演習，但並不常為朝廷所用。心灰意冷的劉德回到封國後，縱酒聽樂，自我麻痹，四個月後，劉德命歸黃泉，享年不足五十。
漢承秦製，到漢武帝時，感到光靠嚴厲的法製，沒有德行的教育，國家難以長治久安。於是，依從大儒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治主張，實行忠君愛民的孔孟之道。然而“三代之書”燔煬殆盡，讀書之人也鳳毛麟角，恢複儒術教育談何容易。這時，河間王劉德應時而起，“於灰盡之餘纂亡散篇卷，僅而複存”。
足跡踏遍魯燕趙魏，尋尋覓覓為國求書，劉德不畏勞苦，身體力行，凡聞民間有善書者，則親自前去收求出重金購之，並命人重抄一份留與百姓。對不願出讓者，則好言求之，從不采取強製手段，這在當時的統治者來說，是難以做到的。由此劉德賢名遠揚，眾多知識分子和百姓，都不遠千裏，攜先祖舊書，前來奉獻，劉德均給予重用和獎費。所得之書，有《詩》、《左傳》、《周官》、《禮記》等多達幾十種，數量之多，充滿樓閣，據載其量可與漢朝等。
劉德曾下令修築日華宮，置客館二十餘區，以待學士，而劉德自己的奉養沒有超過賓客，為了整理這些古籍，劉德親自組織並參與工程。以名儒毛萇、貫長卿為博士、王定為史丞，又廣招天下著名學士，對所得之書進行研究、整理。劉德整理古籍的態度極為嚴謹，對所得殘缺不全、字異文非和不同版本者，必組織群儒研討辨析、勘誤訂正、精心校理成冊。
據傳，《毛詩》最早作者是孔子和其弟子子夏，子夏作詩序以授曾中，曾中授李克，李克授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孫卿子，孫卿子授魯人毛亨，毛亨授趙國毛萇，毛萇被劉德招為博士，《詩》遂為劉德所得。為與當時流傳的《齊詩》、《魯詩》、《韓詩》相區別，毛萇所傳之《詩》冠以“毛字“，謂之《毛詩》，齊、魯、韓三詩早已失傳，隻有經過劉德不懈的努力研究整理過的《毛詩》長時間在世界上流傳，使《毛詩》成為我國注解《詩經》的專著。
《左傳》相傳為春秋時左丘明所著，是我國古代一部史學和文學著作。漢朝初年，北平侯張益及長沙王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等皆修寫《春秋左氏傳》，賈誼將《左傳》授予趙國人貫長卿，人稱之為貫公，被劉德招為博士，隨將《左傳》係統加工整理、校實解釋，才成為今古名篇。
經過艱苦的校勘著作而整理出大批的正本書籍，對於當時書典十分匱乏的漢朝廷真是雪中送炭，史載劉德多次車載《詩》、《書》等古籍應詔入朝。漢武帝劉徹看到劉德帶來這麽多書籍獻於朝廷，十分高興，每次都要舉行隆重的接書儀式，並在三雍宮召見，還詢問有關儒學的30多個問題，劉德當場對答如流，論之有據。
當時，各諸侯王和重臣們也有獻書獻策者，但多是一些雜家所論，沒什麽參考和收藏價值，唯劉德所獻之書，才稱得上真正的儒家經典，多是精品。因此，漢武帝對這位同父異母的哥哥十分器重，多次親自把盞欽命賜酒，並賜金帛獎賞，一時之間劉德賢名傳遍天下。
朝廷設《易》、《書》、《詩》、《禮》、《春秋》五經博士，京師設立太學，由五經博士任教師。博士教授弟子的經書，均用漢朝通行之隸書書寫，故稱“今文經”。董仲舒是今文經學的創始人，把《易經》陰陽五行學說加以引申、發揮，提出儒學“天人感應”理論和“三綱五常”道德規範。這些理論在當時有利於維護國家大一統的局麵和社會的穩定，部分學說受到漢武帝的支持，朝廷於是確立尊儒重書之國策，這對於一心想要振複儒學的河間王劉德來說鼓舞極大。
劉德收集整理儒學典籍的功績，和其在武帝京師問策中，表現出來的儒學造詣，按理說一定會受到朝臣的尊敬，也理應得到號稱“獨尊儒術”的武帝的讚賞。然而，令劉德意想不到的是，武帝對德行與學問兼盛且聲著朝野的他心生猜忌，並向他發出了嚴厲的警告。告誡劉德其用意當然十分明顯：你劉德要謹守諸侯藩王的身份，不得覬覦漢朝神器。
這對衷心獻書、渴望漢朝儒學昌盛的劉德來說，無疑是當頭棒喝，且劉德所獻書籍被朝廷有意藏之秘府、暗處倉庫而未有發揮作用，所獻雅樂雖然也讓樂官演習，但並不常為朝廷所用。心灰意冷的劉德回到封國後，縱酒聽樂，自我麻痹，四個月後，劉德命歸黃泉，享年不足五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