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這起案件，讓我特別注意的一個地方，就是凶嫌使用的凶器竟然是“紙鎮”，那是日高邦彥屋裏原有的東西。因此，我們可以推斷，凶嫌當初進入日高家時，並無意殺害日高邦彥。如果他一開始就打算殺他的話，應該就不會使用這樣的手法。當然，我們也不排除，凶嫌事先早有安排，卻因為臨時變故，不得不改變殺人的方法。可是改變手法後，竟改以紙鎮為攻擊武器，又未免太欠思慮了。如此看來，此次犯案應可歸論為突發、臨時起意的謀殺吧？
不過，還有一件事讓人無法忽視——日高家的門是鎖著的。根據第一發現者的供詞，住家大門以及日高工作室的門都上了鎖。
關於這點，日高理惠曾經證實：“五點過後，我離開家的時候就把大門鎖上了。因為我擔心丈夫一個人窩在工作室裏，就算有人從外麵進來他也不曉得。可是我作夢也沒想到，這種事竟然真的發生了。”
根據指紋比對的結果，大門門把上隻檢測出日高夫婦的指紋，門鎖上也未見有擦拭過的痕跡。就門扉深鎖的情況來看，大門應該是從日高裏惠離開後就一直鎖著。
而工作室的門很可能是犯人從裏頭反鎖住的。因為和玄關的門不同，這裏明顯有指紋被擦掉的痕跡。
從以上幾點判斷，犯人最有可能從窗戶爬進房間。可是這樣的推斷，有一個矛盾：原本無意殺人的匪徒從窗口闖入？可偏偏他想偷東西的可能性又很低。即使是當天是第一次到日高家也能馬上知道，裏頭根本沒剩什麽值錢的東西。
事實上，破解這個矛盾的假設隻有一個：當天犯人總共去了日高家兩次。第一次來的時候確實是因為有事登門拜訪。可是那人離開了日高家之後（正確的說，應該是假裝離開日高家之後），又馬上進行了第二度的探訪。這時那人心中已打定某種主意，所以改由窗口進入。而這主意不用說，自然是“殺人的企圖”。我們大可假設，他是在第一次拜訪的時候，萌發了殺機。
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案發當天有誰曾到過日高家呢？答案很明顯的指向兩個人：藤尾美彌子和野野口修。
我們對這兩人展開了交叉調查。不過，結果卻與警方想的相反，他們兩個都有不在場證明。
當天藤尾美彌子在傍晚六點回到住處，幫她作證的有她的未婚夫中塚忠夫，以及擔任他二人婚禮介紹人的植田菊雄，他們約好要討論下個月舉辦訂婚典禮的事宜。植田是中塚的上司，和藤尾美彌子沒有直接的關係，他應該沒有必要為下屬的未婚妻作偽證。而根據日高理惠的證詞，藤尾美彌子離開日高家的時候已經五點了，就日高與美彌子家的距離以及兩地間的交通狀況來看，她在六點到家也是極其合理的事。換句話說，藤尾美彌子的不在場證明可謂毫無破綻。
其次是野野口修。
在偵查這個人的時候，不可否認的，我多少帶了些私人感情。他曾是我職場上的前輩，也是知道我晦澀過去的人。
不過，做我們這行的，如果因為私人恩怨而影響辦案的話，也隻能說不適任了。在承辦這起案件時我下定決心，要盡可能客觀地審視我倆曾經共有的過去。然而，這並不代表我會把過去遺忘，這也有可能成為破案的利器。
根據野野口修本人的說法，他的不在場證明是這樣的：
當天四點三十分左右，藤尾美彌子來訪後，他就離開了日高家。接著他直接回家，一直到六點都在工作。六點一到，童子社的編輯大島幸夫來了，他們開始討論稿子的事。這期間日高邦彥打了電話過來，說是有事要和他商量，請他八點過去他家。
野野口修先和大島到住家附近的餐館用晚餐，之後才前往日高家，抵達的時候正好是八點整。因為沒人應門，他感到有點奇怪，於是打電話給日高理惠。在日高理惠到來之前，他去了附近的咖啡店“洋燈”，一邊喝著咖啡一邊等她。八點四十分左右，他再度折回日高家，正好日高理惠也來了。兩人一起進入屋內，進而發現了屍體。
整理案情的同時，我發現野野口修的不在場證明也近乎完美。而童子社的大島以及“洋燈”的老板也證明了他所言不假。
不過，這其中也不是完全沒有漏洞。從他的供詞推斷，他唯一可殺日高的機會，應該是在打電話給理惠之前吧。也就是說，他和大島分開後，一抵達日高家就馬上殺了日高邦彥，之後做一些善後，再若無其事地打電話給被害人的妻子。
不過，法醫的監定已經證明這樣的假設無法成立。案發當天下午，日高邦彥和妻子購物的途中，曾吃了一個漢堡，依照胃中食物消化的程度推斷，死亡時刻應該在五點到六點之間，最晚也不可能超過七點。
難道隻能承認野野口修的不在場證明是完美的嗎？
老實說，我一直覺得凶嫌應該是他。之所以這樣認定，是因為案發當晚他脫口而出的某一句話。從聽見那句話的瞬間，我就開始揣想他是凶嫌的可能性。我也知道，光憑直覺辦案非常沒有效率，可是隻有這一次，我任憑直覺自由發展。
聽到野野口修把這件事記錄下來，我覺得十分意外。因為我想，如果他真是凶嫌，絕對不會做出把事情細節交代清楚的蠢事。可是，當我讀著筆記的時候，這個想法卻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我必須承認，那份筆記寫得非常完整，而且還十分具有說服力。閱讀的時候，我幾乎忘了裏麵所描寫的內容未必與事實相符。不過，這不正是野野口的居心嗎？
我揣想身為犯人的他，要怎麽轉移警方對自己的懷疑。他應該早就料到，因為時間的問題，自己將成為最可疑的對象。
而此時在他麵前出現的，竟然是曾在同一所學校執過教鞭的男子。於是他利用那個男人，寫出假的筆記讓他閱讀。昔日的菜鳥老師，即使做了刑警也肯定成不了大器，他應該很容易中計。
這會是我自己的胡思亂想嗎？因為彼此相識，潛意識裏太過強調辦案不可摻入私人情感，結果反而更看不清事實？
然而，我成功地在他的筆記裏發現了幾處隱匿的陷阱。更諷刺的是，如果不是他親手寫的這份筆記，也找不出除了他以外，犯人不做第二人想的重要證據。
現在的障礙就是他的不在場證明。不過，話說回來，從頭到尾也隻不過是他個人的說明而已。六點過後接到的那通電話，真的是日高邦彥打來的嗎？這點誰都不知道。
我把與此案相關的諸多疑點從頭到尾再檢視一遍，結果發現這些都有一條線索牽著，而答案就在野野口修的筆記裏。
將自己所得的推理重新審視後，我向上司報告了。我的主管是個十分謹慎的人，不過他也讚同我的論調。從第一次見麵的印象推斷，他也覺得野野口修怪怪的。野野口的筆記裏並
沒有提到，事發當晚他顯得異常興奮而多話。我和主管都知道，這是真凶顯露麵目的典型之一。
“現在就隻欠物證了。”主管這樣說道。
關於這點我亦有同感。雖然我對自己的推理頗具信心，可是這隻能算是基於現況所做的合理推斷。
此外還有一個問題。犯人的動機是什麽？我們做了各式調查，日高邦彥就不用說了，而針對野野口修，我們也搜集了不少資料，但實在找不出野野口修殺害日高的理由。不，就工作上多方關照這點而言，日高甚至可以算是野野口修的恩人。
我回憶起記憶中的野野口修，那時在國中任教的他，總是一派冷靜，凡事照本宣科，從來沒有出過差錯。就算學生臨時惹出什麽麻煩，他也絕對不會自亂陣腳，他會參考過去的案例，在第一時間做出最無爭議的決斷。說難聽一點，他不會加進半點私人情感，一切公事公辦。曾經有一位女英文老師跟我談過他的這項特質：“野野口老師真的很不喜歡教書這份工作。因為他不想操煩學生的問題，也不想去擔負多餘的責任，所以才會盡可能冷靜處理所有事情。”
她說，野野口老師想要早點辭去教職，成為一位作家。就連教師間的聯誼會也很少參加，好像都在家裏寫作。
結果如她所言，野野口修真的成為作家。我不知道教師這份職業，對野野口而言到底意味著什麽。不過，有一次他曾經親口對我說過：“老師和學生的關係是建立在一份錯覺上。老師錯以為自己可以教學生什麽，而學生錯以為能從老師那裏學到什麽。重要的是，維持這份錯覺對雙方而言都是件幸福的事。因為看清了真相，反而一點好處都沒有。我們在做的事，不過是教育的扮家家而已。”
是什麽樣的體驗讓他說出這樣的話呢？我不了解。
不過，還有一件事讓人無法忽視——日高家的門是鎖著的。根據第一發現者的供詞，住家大門以及日高工作室的門都上了鎖。
關於這點，日高理惠曾經證實：“五點過後，我離開家的時候就把大門鎖上了。因為我擔心丈夫一個人窩在工作室裏，就算有人從外麵進來他也不曉得。可是我作夢也沒想到，這種事竟然真的發生了。”
根據指紋比對的結果，大門門把上隻檢測出日高夫婦的指紋，門鎖上也未見有擦拭過的痕跡。就門扉深鎖的情況來看，大門應該是從日高裏惠離開後就一直鎖著。
而工作室的門很可能是犯人從裏頭反鎖住的。因為和玄關的門不同，這裏明顯有指紋被擦掉的痕跡。
從以上幾點判斷，犯人最有可能從窗戶爬進房間。可是這樣的推斷，有一個矛盾：原本無意殺人的匪徒從窗口闖入？可偏偏他想偷東西的可能性又很低。即使是當天是第一次到日高家也能馬上知道，裏頭根本沒剩什麽值錢的東西。
事實上，破解這個矛盾的假設隻有一個：當天犯人總共去了日高家兩次。第一次來的時候確實是因為有事登門拜訪。可是那人離開了日高家之後（正確的說，應該是假裝離開日高家之後），又馬上進行了第二度的探訪。這時那人心中已打定某種主意，所以改由窗口進入。而這主意不用說，自然是“殺人的企圖”。我們大可假設，他是在第一次拜訪的時候，萌發了殺機。
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案發當天有誰曾到過日高家呢？答案很明顯的指向兩個人：藤尾美彌子和野野口修。
我們對這兩人展開了交叉調查。不過，結果卻與警方想的相反，他們兩個都有不在場證明。
當天藤尾美彌子在傍晚六點回到住處，幫她作證的有她的未婚夫中塚忠夫，以及擔任他二人婚禮介紹人的植田菊雄，他們約好要討論下個月舉辦訂婚典禮的事宜。植田是中塚的上司，和藤尾美彌子沒有直接的關係，他應該沒有必要為下屬的未婚妻作偽證。而根據日高理惠的證詞，藤尾美彌子離開日高家的時候已經五點了，就日高與美彌子家的距離以及兩地間的交通狀況來看，她在六點到家也是極其合理的事。換句話說，藤尾美彌子的不在場證明可謂毫無破綻。
其次是野野口修。
在偵查這個人的時候，不可否認的，我多少帶了些私人感情。他曾是我職場上的前輩，也是知道我晦澀過去的人。
不過，做我們這行的，如果因為私人恩怨而影響辦案的話，也隻能說不適任了。在承辦這起案件時我下定決心，要盡可能客觀地審視我倆曾經共有的過去。然而，這並不代表我會把過去遺忘，這也有可能成為破案的利器。
根據野野口修本人的說法，他的不在場證明是這樣的：
當天四點三十分左右，藤尾美彌子來訪後，他就離開了日高家。接著他直接回家，一直到六點都在工作。六點一到，童子社的編輯大島幸夫來了，他們開始討論稿子的事。這期間日高邦彥打了電話過來，說是有事要和他商量，請他八點過去他家。
野野口修先和大島到住家附近的餐館用晚餐，之後才前往日高家，抵達的時候正好是八點整。因為沒人應門，他感到有點奇怪，於是打電話給日高理惠。在日高理惠到來之前，他去了附近的咖啡店“洋燈”，一邊喝著咖啡一邊等她。八點四十分左右，他再度折回日高家，正好日高理惠也來了。兩人一起進入屋內，進而發現了屍體。
整理案情的同時，我發現野野口修的不在場證明也近乎完美。而童子社的大島以及“洋燈”的老板也證明了他所言不假。
不過，這其中也不是完全沒有漏洞。從他的供詞推斷，他唯一可殺日高的機會，應該是在打電話給理惠之前吧。也就是說，他和大島分開後，一抵達日高家就馬上殺了日高邦彥，之後做一些善後，再若無其事地打電話給被害人的妻子。
不過，法醫的監定已經證明這樣的假設無法成立。案發當天下午，日高邦彥和妻子購物的途中，曾吃了一個漢堡，依照胃中食物消化的程度推斷，死亡時刻應該在五點到六點之間，最晚也不可能超過七點。
難道隻能承認野野口修的不在場證明是完美的嗎？
老實說，我一直覺得凶嫌應該是他。之所以這樣認定，是因為案發當晚他脫口而出的某一句話。從聽見那句話的瞬間，我就開始揣想他是凶嫌的可能性。我也知道，光憑直覺辦案非常沒有效率，可是隻有這一次，我任憑直覺自由發展。
聽到野野口修把這件事記錄下來，我覺得十分意外。因為我想，如果他真是凶嫌，絕對不會做出把事情細節交代清楚的蠢事。可是，當我讀著筆記的時候，這個想法卻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我必須承認，那份筆記寫得非常完整，而且還十分具有說服力。閱讀的時候，我幾乎忘了裏麵所描寫的內容未必與事實相符。不過，這不正是野野口的居心嗎？
我揣想身為犯人的他，要怎麽轉移警方對自己的懷疑。他應該早就料到，因為時間的問題，自己將成為最可疑的對象。
而此時在他麵前出現的，竟然是曾在同一所學校執過教鞭的男子。於是他利用那個男人，寫出假的筆記讓他閱讀。昔日的菜鳥老師，即使做了刑警也肯定成不了大器，他應該很容易中計。
這會是我自己的胡思亂想嗎？因為彼此相識，潛意識裏太過強調辦案不可摻入私人情感，結果反而更看不清事實？
然而，我成功地在他的筆記裏發現了幾處隱匿的陷阱。更諷刺的是，如果不是他親手寫的這份筆記，也找不出除了他以外，犯人不做第二人想的重要證據。
現在的障礙就是他的不在場證明。不過，話說回來，從頭到尾也隻不過是他個人的說明而已。六點過後接到的那通電話，真的是日高邦彥打來的嗎？這點誰都不知道。
我把與此案相關的諸多疑點從頭到尾再檢視一遍，結果發現這些都有一條線索牽著，而答案就在野野口修的筆記裏。
將自己所得的推理重新審視後，我向上司報告了。我的主管是個十分謹慎的人，不過他也讚同我的論調。從第一次見麵的印象推斷，他也覺得野野口修怪怪的。野野口的筆記裏並
沒有提到，事發當晚他顯得異常興奮而多話。我和主管都知道，這是真凶顯露麵目的典型之一。
“現在就隻欠物證了。”主管這樣說道。
關於這點我亦有同感。雖然我對自己的推理頗具信心，可是這隻能算是基於現況所做的合理推斷。
此外還有一個問題。犯人的動機是什麽？我們做了各式調查，日高邦彥就不用說了，而針對野野口修，我們也搜集了不少資料，但實在找不出野野口修殺害日高的理由。不，就工作上多方關照這點而言，日高甚至可以算是野野口修的恩人。
我回憶起記憶中的野野口修，那時在國中任教的他，總是一派冷靜，凡事照本宣科，從來沒有出過差錯。就算學生臨時惹出什麽麻煩，他也絕對不會自亂陣腳，他會參考過去的案例，在第一時間做出最無爭議的決斷。說難聽一點，他不會加進半點私人情感，一切公事公辦。曾經有一位女英文老師跟我談過他的這項特質：“野野口老師真的很不喜歡教書這份工作。因為他不想操煩學生的問題，也不想去擔負多餘的責任，所以才會盡可能冷靜處理所有事情。”
她說，野野口老師想要早點辭去教職，成為一位作家。就連教師間的聯誼會也很少參加，好像都在家裏寫作。
結果如她所言，野野口修真的成為作家。我不知道教師這份職業，對野野口而言到底意味著什麽。不過，有一次他曾經親口對我說過：“老師和學生的關係是建立在一份錯覺上。老師錯以為自己可以教學生什麽，而學生錯以為能從老師那裏學到什麽。重要的是，維持這份錯覺對雙方而言都是件幸福的事。因為看清了真相，反而一點好處都沒有。我們在做的事，不過是教育的扮家家而已。”
是什麽樣的體驗讓他說出這樣的話呢？我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