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以為再見到劉峰會認不出他來。二十歲他就那樣，跟你多熟你扭頭就想不起他長什麽樣。倒不如醜陋，醜陋可以是logo，醜到一定程度，還驚世駭俗。而他不醜，假如由醜至美分為十個刻度，他的相貌該是五度。穿軍裝戴軍帽的他，可以往美再移一度。尤其穿我們演出的軍裝，剪裁考究，麵料也好，那種羊毛化纖混紡，特挺括。他的相貌沒有問題，問題就在於沒有問題。因此不管我們曾經如何在一個隊列裏出操，在一個練功房裏踢腿下腰，在同一個飯堂裏吃“菜腦殼炒肉片”，在同一幢紅樓裏學文件、搬是非，總之，不管我們曾經怎樣緊密相處，在一起糟蹋青春（八年青春！），都休想記住他長什麽樣。可是在王府井大街上，臉龐的海裏，我的視線瞬刻就把他釣出水麵。而且還是側麵的他。我想叫他，又想，還是等等。他叫劉峰，三十多年前我們叫他：雷又鋒。意譯是又一個雷鋒，音譯呢，假如你把漢語拚音的元音放慢：l—i—u—liu，從l出發，中轉站lei，十分之一秒的停留，最終到達liu，劉峰跟雷鋒兩個名字的拚音隻是一個字母的差別。所以我們諢叫他雷又鋒。不挖苦的，我們女兵那時正經崇拜渾身美德的人，隻是帶點善意打趣，而已。假如把對劉峰形象的描寫做一個填空表格，其實也辦得到——臉型：圓臉；眉眼：濃眉，單眼皮；鼻子：圓鼻頭，鼻梁端正；膚色：細膩白淨。你試著形容一下雷鋒的長相，就發現能照搬過來形容劉峰，當然劉峰比雷鋒個頭高十厘米，一米六九。我們都是從五湖四海給挑來上舞台的，真是雷鋒，那是挑不上的，舞蹈隊形不能排到他那兒就斷崖。三十多年前，從我們那座紅樓裏出來的，都是軍版才子佳人，找不出一張麵孔一副身材讓你不忍目睹。
曾經作為我們營房的紅樓，上世紀末被夷平了，讓一條寬大的馬路碾到了地下。紅樓那四十八個大小房間裏，劉峰留下的痕跡也都被碾為塵土：他補過的牆壁或天花板，他堵過的耗子洞，他釘過的門鼻兒，他拆換過的被白蟻蛀爛的地板條……三十多年前的紅樓已是高壽，年近古稀，該算危樓，隻是它那極為慢性的頹塌過程被劉峰推遲；劉峰的瓦匠木匠手藝把一座三層的危樓當成個巨大的裂縫雞蛋一樣小心捧著，讓我們在釘子戶概念誕生之前無意間做了釘子戶。我們無憂無慮地住在危樓裏，一住十多年，隻是在紅樓的腐朽加劇、頹塌提速時異口同聲呼喊：“誰去找劉峰？”那種頹塌的突然提速往往表現為某一麵牆一夜間龜裂，或芭蕉扇大小的石灰沒來由地從天花板脫落，碰到這種時候，我們就這一個好法子：“找劉峰！”
我來王府井是買書的。王府井商場門口，一群殘障少年在唱歌，場地中央放了個捐款箱。演員們個個賣力，但進進出出的觀眾流動得很快，偶然從人群裏走出個捐款者，都帶幾分忸怩，捐了款逃得飛快。這年頭，大庭廣眾下做好事，人們反而羞答答的。我有點看不下去，掉開視線，而就在此刻，我看見劉峰也站在人群裏。這個流動觀眾席裏，他比較穩定，似乎已經站了一會兒了。從側麵看，他平淡的五官反倒被年歲剝蝕得深邃了。
我從劉峰的側麵迂回到他正麵。這類平淡臉往往不易老，也不易變，跟同齡人比，他的臉至少年輕七八歲。他是因為“觸摸”事件被處理下連隊的，下連第二年，中越開仗了。
一個旅行團的大汽車在長安街一頭的路口停下，下來五六十個西方觀光客。人群亂了一刹那，等我再次找到好位置站穩，劉峰卻不在那兒了。我走出人群，往王府井大街兩頭尋覓。他不可能消失得那麽快，除非他存心躲我。我往大街的南頭走了一截，又轉回來往北走，滿街陌生人。此刻劉峰一定想讓我把他也當個陌生人。
那是三十多年前了。我們的老紅樓還是有夢的，多數的夢都美，也都大膽。
紅樓的二層三層帶長廊，長廊上麵張著長長的廊簷。假如你傍晚在三樓走廊上吹黑管或拉提琴練習曲，目光漫遊，越過樓下也帶廊簷的回廊，再越過回廊盡頭的小排練室，繞過小排練室右側的冬青小道，往往會看到一個挑著倆大水桶的人，此人便是劉峰。水桶是為隔壁巷子裏一個男孩擔的，男孩十七歲，沒有父母，巷子裏的孩子們叫他“括弧”，因為他那雙腿站成立正就是一對完好的括弧。孩子們說，要是玩球，可以把括弧的兩條腿當球門，球踢過去都不會擦著“門框”。括弧走路靠一個高板凳，先把板凳往前搬一步，自己再扶著板凳跟一步，他自己兩條腿，板凳四條腿，二百米的路程六條腿要走一刻鍾。每天傍晚，巷口的自來水龍頭開鎖售水，全巷子居民都到巷口排隊買水。一旦括弧買了水回家，六條腿更忙得不亦樂乎，挪了水桶又挪板凳，最後還要挪自己那雙括弧腿，一個鐵皮桶水裝半滿，回到家隻剩個底。括弧不打水不行，家裏燒一口老灶，做的是賣開水生意。劉峰每天從我們院子裏挑兩擔水贈送給括弧，領導問起來，劉峰說咱軍隊的自來水反正免費嘛。領導想想，覺得沒錯，子弟兵從吃的到穿的都是老百姓白給的，子弟兵請客送老百姓兩桶水還請不起？漫說括弧這樣孤苦殘疾的老百姓。一個暮夏的傍晚，大家在露天走廊上消食發呆，劉峰就在人們無聊的視野裏走過來走過去，兩個大水桶水裝到要滿出來，可擔水人有能耐讓它滴水不漏。吃撐了的長號手高強吹出一聲飽嗝似的低沉綿長的號音，呆呆看著冬青小道上輕盈遠去的矮子歎道：“哎，怎麽就累不死他？他叫什麽名字？”旁邊的貝斯手曾大勝說：“劉——峰。”長號手高強像剛才的號音那樣拉長聲調：“li—u—feng——我x，整個一雷又鋒。”
劉峰就這樣得到了雷又鋒的諢號。
我第一次近距離觀察劉峰，是他調到我們團不久。那天午飯快要結束，一個人蹲在那兒用榔頭敲打地板。地板老到什麽程度呢？你在這邊使勁蹦一下，那邊桌上的菜盆都會翻個兒，起碼會打哆嗦。榔頭敲的，就是一塊翹得不像話的地板。那座老宅院九十多年前的主人是個軍閥，給我們當營房住的紅樓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是兩層樓，住了一大一小兩個姨太太，三十年代初，又娶進來一個小小姨太太，當家的就在二樓上又加了一層樓。東北邊都爆發“九一八”了，西南邊照樣娶姨太太，什麽危難下成都人都是享福無罪。知道故事的人細看，三樓的紅色跟下麵兩層樓是有細微差別的。用同樣的紅磚，從紅樓裏鋪出一條路，頭頂青瓦廊簷，兩側墨綠木柱子，一直通往一個亭子。我們的小排練室是在亭子的基礎上擴建的，因此形狀古怪，冬冷夏熱。再往大門口方向走，就是我們的飯堂，過去是姨太太們的小戲園子，後來抗日了，成都做了大後方，戲台拆了，改成舞廳。這個院子裏馬夫、老媽子、小丫頭的房子都不是好好蓋的，到解放軍和平解放四川，已經頹敗得差不多了，被拆掉蓋了兩排平房，比老媽子、小丫頭的房還簡易，新住戶們是文工團帶家屬的幹部。最新的建築是我們的練功房，也叫大排練廳，是六十年代的建築，一看就是多快好省的產物。這天中午跟往常每個中午一樣，我們圍著一個個矮桌子，守著空飯碗飯盒消化，閑聊，男兵女兵鬥嘴調情，話你怎麽聽都行，聽懂什麽是什麽。沒人對劉峰正幹的活兒感興趣。我注意到他是因為他穿著兩隻不同的鞋，右腳穿軍隊統一發放的戰士黑布鞋，式樣是老解放區大嫂大娘的設計；左腳穿的是一隻肮髒的白色軟底練功鞋。後來知道他左腿單腿旋轉不靈，一起範兒人就歪，所以他有空就練幾圈，練功鞋都現成。他榔頭敲完，用軟底鞋在地板上踩了踩，又用硬底鞋跺了跺，再敲幾榔頭，才站起身。他站直後，你對他身高的期待有所失望。他是那種坐著、蹲著個兒挺大，站起來你會在心裏說：沒高多少啊。毛病出在腿上，腿不長。不過翻跟頭腿長累贅。他就是因為跟頭翻得好給團裏挑來的，原單位是某野戰軍的工兵營。劉峰的跟頭是童子功。他的苦難童年在一個縣級梆子劇團度過，山東的一個窮縣，劉峰的話是：“有人窮得光腚呢！”不進入那個梆子劇團學翻跟頭，他也會有個光腚童年。
我正式跟劉峰打交道，是他調來半年後。我們跟隨大部隊拉練行軍到川西北山區，紮營七天進行軍事訓練。假如說我們一年一度“扮演”一次真正的軍人，也就在這七天。例行的打靶和投彈訓練，都是此時完成。“扮演士兵”對我們是玩遊戲，可以不練功，可以過槍癮，可以把壓縮餅幹當零食，還可以在“摸哨”時當真打架摔跤。射擊訓練開始前，軍訓處簡副處長選了兩個警戒哨兵，站在靶場最外圍，防止老鄉進入，讓子弟兵不長眼的子彈打了活靶子。我和劉峰入選。劉峰是誌願的，他來自野戰軍，不稀罕打靶，省下過槍癮的機會給其他人；我是被大家一致推舉，因為我射擊一般算不出環數，子彈從來碰不著靶子邊，大家怕我拖垮集體打靶成績。
那年我十三歲差一個月，身高一米六一，體重三十八公斤，佇立於一九七二年的川西北隆冬，在軍人和老百姓之間築成一道血肉長城。密集的槍聲從下午一點持續到四點，我從站崗到“跳崗”，為了腳不在這三小時內生出凍瘡，我不得不把舞蹈課的小跳組合挪用到此時。一排靶子插在一片紅苕地裏，紅苕已經被起過了，黑了的藤子秧子攤得如同爛漁網。舞蹈教員楊老師的大手表戴在我腕子上，我跳三五分鍾看一眼，意識到孤單、疲憊和寒冷能使五分鍾變成一輩子。四點過五分，槍聲完全靜下來。打靶應該四點整結束。一個肥嘟嘟的田鼠從我腳邊跑過，我目光追著它，不久發現田坎下有個圓潤光滑的洞。我想參觀一下洞內，便趴下身，用本該警戒四野的高倍望遠鏡往洞裏看，卻什麽也看不見。我撿了根樹枝伸到洞裏騷擾，一邊學貓叫，不知田鼠跟貓是否敵我矛盾。此時啪的一槍，子彈擦著我頭頂的榆樹梢過去，吹了一聲啞哨。打靶不是結束了嗎？半分鍾不到，又是啪的一槍。我還沒想明白，就被人從地上拎起來，扭過頭，看見一張白臉，兩腮赤紅，嘴吐蒸氣。我似乎是認識這張臉的，但因為它被推成如此的大特寫而顯得陌生。他說話了，口氣很衝：“你怎麽回事兒？！怎麽把老鄉放進靶場了？！”山東口音提醒了我，此人正是另一個警戒哨兵劉峰，他另一隻手還架著個駝背老太太。老太太顯然是我騷擾田鼠的時候溜進靶場的，似乎掛了彩，哼唧著，順著劉峰的手往下癱，最後黑眼球沒了，眼皮夾縫裏隻剩兩線灰白。劉峰“大娘大娘”地叫喊，我嚇得不省人事了。下一個印象，就是劉峰抱著老太太在我前麵飛奔，一麵大聲說：“太不負責任了！玩心那麽重，像個當兵的嗎？！……”對麵山坡上飄著紅十字旗幟，劉峰是把老太太往戰地救護隊抱。我跟在後麵，一邊跑一邊摔跤，兩個腮幫上都是淚，是摔出來的或是嚇出來的還是被劉峰罵出來的，現在我想，應該做全選。劉峰和我把老太太送進急救帳篷，正在“扮演”戰地救生員的門診部醫生護士們圍上來。接下去就是劉峰和我在棉門簾外麵等噩耗。一會兒，劉峰站累了，蹲下來，揚起臉問我：“十幾？”我蚊子似的哼哼了一聲“十三”。他不再說話，我發現他後領口補了個長條補丁，針腳細得完全看不見。棉門簾終於打開，急救軍醫叫我們進去看看。我和劉峰對視一眼，是認屍嗎？！劉峰哆嗦著問子彈打哪兒了。醫生說哪兒也沒打著，花了半小時給老太太檢查身體，身體棒著呢，連打蛔蟲的藥都沒吃過，更別說阿司匹林了！可能餓暈的，要不就是聽了槍聲嚇暈的。
我們伸頭一看，見老太太捧著個軍用水果罐頭，一勺子兩大塊糖水菠蘿往嘴裏塞。劉峰拽拽我，我們倆趕緊鑽進棉門簾。劉峰對老太太又敬禮，又道歉。老太太呼嚕呼嚕地吃喝，專心給自己壓驚，顧不上理會我們。
急救護士輕聲說我們運氣好，真打著她，她一家老小就不用吃紅苕了，全都到文工團吃軍糧去了。
回到我們駐地，故事更清楚了。貝斯手曾大勝跟人打賭，剩下幾槍，他一定打出三個連續十環。所有人都打完了，曾大勝一人還趴在那裏，半自動還剩兩顆子彈了，他瞄了三分鍾，一彈未發，向身後的軍訓科副科長借了條手絹，遮住一隻眼睛，再開始新一輪瞄準。有人打趣說，這一槍，不打十環對不住科長的漂亮手絹。另一個嘴更損，說十環還值得這麽瞄？這一槍非打出十一環來！曾大勝跳起來，跟說風涼話的踢打一陣，再開始第三輪瞄準。到此時，七分鍾已經過去。這就是我為什麽認為打靶已經結束，離開了崗位。
當天吃的晚飯是紅苕米飯，大蔥炒紅苕片，紅苕蒸鹹燒白[1]。說是本地什麽都不產，隻產紅苕，那個老太太偷越打靶警戒線，是為了在起過紅苕的田裏再刨一遍，一般總能收獲漏起的小紅苕或者被鏟斷的半截紅苕。我們中一個人醒悟說，鬧半天雷又鋒救的不是普通老百姓，是個偷刨公社紅苕的落後老百姓！另一個人說，還讓落後老百姓騙吃一頓糖水菠蘿，那可是首長的拉練特供！又有人說，軍民魚水情對落後人民白唱了吧？話劇隊的老唐山說，雷又鋒錯叫了大娘；人家才不是大娘呢，聽門診部宣傳員說，前天大娘還領了免費避孕套呢！大家都哈哈哈，雷又鋒這回當錯了雷鋒，救錯了人……
曾經作為我們營房的紅樓，上世紀末被夷平了，讓一條寬大的馬路碾到了地下。紅樓那四十八個大小房間裏，劉峰留下的痕跡也都被碾為塵土：他補過的牆壁或天花板，他堵過的耗子洞，他釘過的門鼻兒，他拆換過的被白蟻蛀爛的地板條……三十多年前的紅樓已是高壽，年近古稀，該算危樓，隻是它那極為慢性的頹塌過程被劉峰推遲；劉峰的瓦匠木匠手藝把一座三層的危樓當成個巨大的裂縫雞蛋一樣小心捧著，讓我們在釘子戶概念誕生之前無意間做了釘子戶。我們無憂無慮地住在危樓裏，一住十多年，隻是在紅樓的腐朽加劇、頹塌提速時異口同聲呼喊：“誰去找劉峰？”那種頹塌的突然提速往往表現為某一麵牆一夜間龜裂，或芭蕉扇大小的石灰沒來由地從天花板脫落，碰到這種時候，我們就這一個好法子：“找劉峰！”
我來王府井是買書的。王府井商場門口，一群殘障少年在唱歌，場地中央放了個捐款箱。演員們個個賣力，但進進出出的觀眾流動得很快，偶然從人群裏走出個捐款者，都帶幾分忸怩，捐了款逃得飛快。這年頭，大庭廣眾下做好事，人們反而羞答答的。我有點看不下去，掉開視線，而就在此刻，我看見劉峰也站在人群裏。這個流動觀眾席裏，他比較穩定，似乎已經站了一會兒了。從側麵看，他平淡的五官反倒被年歲剝蝕得深邃了。
我從劉峰的側麵迂回到他正麵。這類平淡臉往往不易老，也不易變，跟同齡人比，他的臉至少年輕七八歲。他是因為“觸摸”事件被處理下連隊的，下連第二年，中越開仗了。
一個旅行團的大汽車在長安街一頭的路口停下，下來五六十個西方觀光客。人群亂了一刹那，等我再次找到好位置站穩，劉峰卻不在那兒了。我走出人群，往王府井大街兩頭尋覓。他不可能消失得那麽快，除非他存心躲我。我往大街的南頭走了一截，又轉回來往北走，滿街陌生人。此刻劉峰一定想讓我把他也當個陌生人。
那是三十多年前了。我們的老紅樓還是有夢的，多數的夢都美，也都大膽。
紅樓的二層三層帶長廊，長廊上麵張著長長的廊簷。假如你傍晚在三樓走廊上吹黑管或拉提琴練習曲，目光漫遊，越過樓下也帶廊簷的回廊，再越過回廊盡頭的小排練室，繞過小排練室右側的冬青小道，往往會看到一個挑著倆大水桶的人，此人便是劉峰。水桶是為隔壁巷子裏一個男孩擔的，男孩十七歲，沒有父母，巷子裏的孩子們叫他“括弧”，因為他那雙腿站成立正就是一對完好的括弧。孩子們說，要是玩球，可以把括弧的兩條腿當球門，球踢過去都不會擦著“門框”。括弧走路靠一個高板凳，先把板凳往前搬一步，自己再扶著板凳跟一步，他自己兩條腿，板凳四條腿，二百米的路程六條腿要走一刻鍾。每天傍晚，巷口的自來水龍頭開鎖售水，全巷子居民都到巷口排隊買水。一旦括弧買了水回家，六條腿更忙得不亦樂乎，挪了水桶又挪板凳，最後還要挪自己那雙括弧腿，一個鐵皮桶水裝半滿，回到家隻剩個底。括弧不打水不行，家裏燒一口老灶，做的是賣開水生意。劉峰每天從我們院子裏挑兩擔水贈送給括弧，領導問起來，劉峰說咱軍隊的自來水反正免費嘛。領導想想，覺得沒錯，子弟兵從吃的到穿的都是老百姓白給的，子弟兵請客送老百姓兩桶水還請不起？漫說括弧這樣孤苦殘疾的老百姓。一個暮夏的傍晚，大家在露天走廊上消食發呆，劉峰就在人們無聊的視野裏走過來走過去，兩個大水桶水裝到要滿出來，可擔水人有能耐讓它滴水不漏。吃撐了的長號手高強吹出一聲飽嗝似的低沉綿長的號音，呆呆看著冬青小道上輕盈遠去的矮子歎道：“哎，怎麽就累不死他？他叫什麽名字？”旁邊的貝斯手曾大勝說：“劉——峰。”長號手高強像剛才的號音那樣拉長聲調：“li—u—feng——我x，整個一雷又鋒。”
劉峰就這樣得到了雷又鋒的諢號。
我第一次近距離觀察劉峰，是他調到我們團不久。那天午飯快要結束，一個人蹲在那兒用榔頭敲打地板。地板老到什麽程度呢？你在這邊使勁蹦一下，那邊桌上的菜盆都會翻個兒，起碼會打哆嗦。榔頭敲的，就是一塊翹得不像話的地板。那座老宅院九十多年前的主人是個軍閥，給我們當營房住的紅樓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是兩層樓，住了一大一小兩個姨太太，三十年代初，又娶進來一個小小姨太太，當家的就在二樓上又加了一層樓。東北邊都爆發“九一八”了，西南邊照樣娶姨太太，什麽危難下成都人都是享福無罪。知道故事的人細看，三樓的紅色跟下麵兩層樓是有細微差別的。用同樣的紅磚，從紅樓裏鋪出一條路，頭頂青瓦廊簷，兩側墨綠木柱子，一直通往一個亭子。我們的小排練室是在亭子的基礎上擴建的，因此形狀古怪，冬冷夏熱。再往大門口方向走，就是我們的飯堂，過去是姨太太們的小戲園子，後來抗日了，成都做了大後方，戲台拆了，改成舞廳。這個院子裏馬夫、老媽子、小丫頭的房子都不是好好蓋的，到解放軍和平解放四川，已經頹敗得差不多了，被拆掉蓋了兩排平房，比老媽子、小丫頭的房還簡易，新住戶們是文工團帶家屬的幹部。最新的建築是我們的練功房，也叫大排練廳，是六十年代的建築，一看就是多快好省的產物。這天中午跟往常每個中午一樣，我們圍著一個個矮桌子，守著空飯碗飯盒消化，閑聊，男兵女兵鬥嘴調情，話你怎麽聽都行，聽懂什麽是什麽。沒人對劉峰正幹的活兒感興趣。我注意到他是因為他穿著兩隻不同的鞋，右腳穿軍隊統一發放的戰士黑布鞋，式樣是老解放區大嫂大娘的設計；左腳穿的是一隻肮髒的白色軟底練功鞋。後來知道他左腿單腿旋轉不靈，一起範兒人就歪，所以他有空就練幾圈，練功鞋都現成。他榔頭敲完，用軟底鞋在地板上踩了踩，又用硬底鞋跺了跺，再敲幾榔頭，才站起身。他站直後，你對他身高的期待有所失望。他是那種坐著、蹲著個兒挺大，站起來你會在心裏說：沒高多少啊。毛病出在腿上，腿不長。不過翻跟頭腿長累贅。他就是因為跟頭翻得好給團裏挑來的，原單位是某野戰軍的工兵營。劉峰的跟頭是童子功。他的苦難童年在一個縣級梆子劇團度過，山東的一個窮縣，劉峰的話是：“有人窮得光腚呢！”不進入那個梆子劇團學翻跟頭，他也會有個光腚童年。
我正式跟劉峰打交道，是他調來半年後。我們跟隨大部隊拉練行軍到川西北山區，紮營七天進行軍事訓練。假如說我們一年一度“扮演”一次真正的軍人，也就在這七天。例行的打靶和投彈訓練，都是此時完成。“扮演士兵”對我們是玩遊戲，可以不練功，可以過槍癮，可以把壓縮餅幹當零食，還可以在“摸哨”時當真打架摔跤。射擊訓練開始前，軍訓處簡副處長選了兩個警戒哨兵，站在靶場最外圍，防止老鄉進入，讓子弟兵不長眼的子彈打了活靶子。我和劉峰入選。劉峰是誌願的，他來自野戰軍，不稀罕打靶，省下過槍癮的機會給其他人；我是被大家一致推舉，因為我射擊一般算不出環數，子彈從來碰不著靶子邊，大家怕我拖垮集體打靶成績。
那年我十三歲差一個月，身高一米六一，體重三十八公斤，佇立於一九七二年的川西北隆冬，在軍人和老百姓之間築成一道血肉長城。密集的槍聲從下午一點持續到四點，我從站崗到“跳崗”，為了腳不在這三小時內生出凍瘡，我不得不把舞蹈課的小跳組合挪用到此時。一排靶子插在一片紅苕地裏，紅苕已經被起過了，黑了的藤子秧子攤得如同爛漁網。舞蹈教員楊老師的大手表戴在我腕子上，我跳三五分鍾看一眼，意識到孤單、疲憊和寒冷能使五分鍾變成一輩子。四點過五分，槍聲完全靜下來。打靶應該四點整結束。一個肥嘟嘟的田鼠從我腳邊跑過，我目光追著它，不久發現田坎下有個圓潤光滑的洞。我想參觀一下洞內，便趴下身，用本該警戒四野的高倍望遠鏡往洞裏看，卻什麽也看不見。我撿了根樹枝伸到洞裏騷擾，一邊學貓叫，不知田鼠跟貓是否敵我矛盾。此時啪的一槍，子彈擦著我頭頂的榆樹梢過去，吹了一聲啞哨。打靶不是結束了嗎？半分鍾不到，又是啪的一槍。我還沒想明白，就被人從地上拎起來，扭過頭，看見一張白臉，兩腮赤紅，嘴吐蒸氣。我似乎是認識這張臉的，但因為它被推成如此的大特寫而顯得陌生。他說話了，口氣很衝：“你怎麽回事兒？！怎麽把老鄉放進靶場了？！”山東口音提醒了我，此人正是另一個警戒哨兵劉峰，他另一隻手還架著個駝背老太太。老太太顯然是我騷擾田鼠的時候溜進靶場的，似乎掛了彩，哼唧著，順著劉峰的手往下癱，最後黑眼球沒了，眼皮夾縫裏隻剩兩線灰白。劉峰“大娘大娘”地叫喊，我嚇得不省人事了。下一個印象，就是劉峰抱著老太太在我前麵飛奔，一麵大聲說：“太不負責任了！玩心那麽重，像個當兵的嗎？！……”對麵山坡上飄著紅十字旗幟，劉峰是把老太太往戰地救護隊抱。我跟在後麵，一邊跑一邊摔跤，兩個腮幫上都是淚，是摔出來的或是嚇出來的還是被劉峰罵出來的，現在我想，應該做全選。劉峰和我把老太太送進急救帳篷，正在“扮演”戰地救生員的門診部醫生護士們圍上來。接下去就是劉峰和我在棉門簾外麵等噩耗。一會兒，劉峰站累了，蹲下來，揚起臉問我：“十幾？”我蚊子似的哼哼了一聲“十三”。他不再說話，我發現他後領口補了個長條補丁，針腳細得完全看不見。棉門簾終於打開，急救軍醫叫我們進去看看。我和劉峰對視一眼，是認屍嗎？！劉峰哆嗦著問子彈打哪兒了。醫生說哪兒也沒打著，花了半小時給老太太檢查身體，身體棒著呢，連打蛔蟲的藥都沒吃過，更別說阿司匹林了！可能餓暈的，要不就是聽了槍聲嚇暈的。
我們伸頭一看，見老太太捧著個軍用水果罐頭，一勺子兩大塊糖水菠蘿往嘴裏塞。劉峰拽拽我，我們倆趕緊鑽進棉門簾。劉峰對老太太又敬禮，又道歉。老太太呼嚕呼嚕地吃喝，專心給自己壓驚，顧不上理會我們。
急救護士輕聲說我們運氣好，真打著她，她一家老小就不用吃紅苕了，全都到文工團吃軍糧去了。
回到我們駐地，故事更清楚了。貝斯手曾大勝跟人打賭，剩下幾槍，他一定打出三個連續十環。所有人都打完了，曾大勝一人還趴在那裏，半自動還剩兩顆子彈了，他瞄了三分鍾，一彈未發，向身後的軍訓科副科長借了條手絹，遮住一隻眼睛，再開始新一輪瞄準。有人打趣說，這一槍，不打十環對不住科長的漂亮手絹。另一個嘴更損，說十環還值得這麽瞄？這一槍非打出十一環來！曾大勝跳起來，跟說風涼話的踢打一陣，再開始第三輪瞄準。到此時，七分鍾已經過去。這就是我為什麽認為打靶已經結束，離開了崗位。
當天吃的晚飯是紅苕米飯，大蔥炒紅苕片，紅苕蒸鹹燒白[1]。說是本地什麽都不產，隻產紅苕，那個老太太偷越打靶警戒線，是為了在起過紅苕的田裏再刨一遍，一般總能收獲漏起的小紅苕或者被鏟斷的半截紅苕。我們中一個人醒悟說，鬧半天雷又鋒救的不是普通老百姓，是個偷刨公社紅苕的落後老百姓！另一個人說，還讓落後老百姓騙吃一頓糖水菠蘿，那可是首長的拉練特供！又有人說，軍民魚水情對落後人民白唱了吧？話劇隊的老唐山說，雷又鋒錯叫了大娘；人家才不是大娘呢，聽門診部宣傳員說，前天大娘還領了免費避孕套呢！大家都哈哈哈，雷又鋒這回當錯了雷鋒，救錯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