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峰抱著特號大茶缸蹲在一邊，往嘴裏扒拉著紅苕米飯，等大家說完，他開口了，說，什麽先進、落後的，不都是老百姓嗎？落後老百姓就該讓老曾打十環？再說老百姓沒有不落後的，你們到農村做一回老百姓試試，餓你們一冬，看你們落後不落後，偷不偷公家紅苕？
我湊到他身邊，想說謝謝什麽的，又覺得該謝謝他的是那個落後老百姓。劉峰臉對著大茶缸說，這兒的紅薯真不一樣啊，嚼著跟栗子似的。你個小穗子，就因為你貪玩兒，這麽好的紅薯大娘今晚差點兒吃不上了。
反正，哪兒有東西需要敲敲打打，修理改善，哪裏就有劉峰。連女兵澡堂裏的掛衣架歪了，劉峰都會被請進去敲打。他心靈手巧，做木匠是木匠，做鐵匠是鐵匠，電工也會兩手。這是個自知不重要的人，要用無數不重要的事湊成重要。他很快在我們當中重要起來。
我們跟劉峰真正熟識，是在他當上我們毯子功教員之後。我們每天最痛苦的時間不是早上跑操，不是晚上政治學習，也不是下午聽傳達文件，而是每天上午七點的毯子功課。那時江青還是“江青同誌”，據說她有條“聖旨”讓舞蹈演員練戲曲功，練出工農兵氣質。這條“聖旨”一直沒被證實，很可能是團首長們為了我們乖乖地練毯子功編造的。我們那群女兵最大的十七，最小的十二，排成一隊有七八米長，毯子功一個半小時，我們一個個由劉峰抄起腰腿，翻“前橋”[2]，“後橋”[3]，“蠻子”[4]，跳板蠻子。尤其跳板蠻子，他得在空中接住我們，再把我們好好擱在地上。我們恨毯子功，首先是我們覺得它無用，其次是我們膽小，給跳板彈幾米高再一個跟頭翻下來，整個人經過刹那的恐怖休克，都不知道怎麽落了地。因此隻要劉峰提醒一句：“腰裏使勁兒，啊。”我們就會給他白眼，越發不使勁，全由他搬運。
我們停止給劉峰白眼，是他當選全軍學雷鋒標兵的時候。當標兵本來不招人嫉妒，但它的結果太好，比如入黨、提幹，提了幹結果更好，可以談戀愛結婚分房子生孩子。所以人人明爭暗奪當標兵。入黨對我們這些十多歲的孩子兵也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政治待遇，以及由那待遇生發的優越感，有些文件隻有黨員配聽。聽文件也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這幫黨員拎著馬紮，齊刷刷向小排練室操步，個個一臉的國家大事，把目送他們的我等進步青年看成虛空，那真是讓我們頂眼紅，頂妒忌。
我們中的郝淑雯是最後一個對劉峰收起白眼的。郝淑雯是那個提高了我們集體平均體重的豐滿女兵，一米六九，還沒碰到她就能感到她青春體溫的衝擊波。她是一個空軍首長的女兒，父親手下一個師的高射炮兵。郝淑雯一睜開眼的每天都要有人幫忙，騎車上街不會下車，就臨時叫住一個過路人幫她扶住車後架，“哎，老鄉！扶一下嘛！”男老鄉們當然都會奮不顧身衝上去扶這個美色撲人的女兵。扶完還意猶未盡，巴不得扶兩下、三下。自從來了個誰的忙都幫的劉峰，郝淑雯便每天“劉峰”不離口。有時郝淑雯的忙很難幫：縫被子把針丟失在棉花套裏，讓劉峰幫她棉絮裏撈針。
劉峰被選為我們軍區的代表，去北京參加全軍學雷鋒標兵大會，我們這才意識到，每天被我們麻煩的人，已經是全軍的明星了。他從北京回來那天，我們女舞蹈隊兩個分隊都坐在冬天的陽光下學文件，不知怎麽衝著歸營的活雷鋒全站起來了。接下來更傻的事發生了，所有人都拍起了巴掌。
雷又鋒頓時臉紅，看樣子是要掉頭往大門外逃。但是他馬上確定整天胡鬧的女兵們此刻一點也不胡鬧，有她們眼裏的真誠崇拜為證。一向遭我們冷落，因此試圖用冷漠呆板戰勝我們的何小曼也動人起來，朝劉峰睜著兩汪墨水似的眼睛。何小曼整個人可以忽略不計，就那雙眼睛長對了，黑得就像秘密本身。
“學習呐？”劉峰說。
還是老老實實的，就這樣問候我們。好像我們是他在村口碰上的一群納鞋底的姑娘媳婦兒，正碰上他進村，搭訕一句：“做活兒呢？”
劉峰胸前別著三等功軍功章，真金子似的，在冬天的微弱太陽裏給我們增加了亮度和溫度。某個二百五帶頭，我們挨個跟劉峰握起手來。這個劉峰，一手還拎著個沉重肮髒的行李包，一隻手給這麽多人供不應求地握。他終於把行李袋扔在地上，咣當一聲，裏麵的大茶缸摔疼了。劉峰走到哪裏都帶著他的多用大茶缸，吃喝洗漱都是它，男兵們開玩笑說，還可以用它舀水救火。
郝淑雯握著劉峰的手說，《解放軍報》上登了他們會議的照片，她在上麵找過他呢。
家在北京的女兵，父母混得還行的，都在雷又鋒的行李裏添了份重量。於是他在握手時對北京女兵說，你家給你捎東西了。
我是唯一沒上去握手致敬的。第一，我自己因為談紙上戀愛被記了一過，跟劉峰這樣的大標兵是正反派關係。還有就是，我對劉峰這個嚴重缺乏弱點的人有點焦慮。我好像在焦慮地等待一個證明：劉峰是真人的證明。太好的人，我產生不了當下所說的認同感。人得有點兒人性；之所以為人，總得有點兒人的臭德性，比如找個像何小曼這樣的弱者捉弄捉弄，在背後說說郝淑雯這種強者的壞話，甚至趁人不備，悄悄地飛快地倒點兒炊事班的香油，更甚者，堅決不買牙膏，輪流偷擠別人的牙膏。劉峰就是好得缺乏人性。他的好讓我變得心理陰暗，想看他犯點兒錯，露點兒馬腳什麽的。雖然我當時隻有十六歲，偶爾也會有心理不光明的時候。後來果真出了“觸摸事件”，我的焦慮才釋然。
不過那個暖洋洋的冬天下午距離事件的爆發，還有一年。他看見了歡迎人群外的我，走過來說：“蕭穗子，你爸也給你捎東西了。”他的正宗侉味兒從“捎東西”三個字裏豐潤地流露出來。
所謂東西，無非是些零食和小物件，一管高級牙膏，一雙尼龍襪，兩條絲光毛巾，都算好東西。如果捎來的是一瓶相當於二十一世紀的嬌蘭晚霜的檸檬護膚蜜，或者地位相當於眼下“香奈兒”的細羊毛衫，那就會在女兵中間引起豔羨熱議。所有人都盼著父母給“捎東西”，所有女兵暗中攀比誰家捎的東西最好、最多。捎來的東西高檔、豐足，捎的頻率高，自然體現了那家家境的優越程度，父母在社會上的得意程度。像我和何小曼，父母失意家境灰溜溜，隻有旁觀別人狂歡地消費捎來的東西。我們眼巴巴地看著她們把整勺麥乳精胡塞進嘴裏，嘎吱嘎吱地嚼，蜜餞果脯拌在稀粥裏，替代早餐的酸臭泡菜。至於巧克力怎麽被她們享用，我們從來看不見的，我們隻配瞥一眼門後垃圾筐裏漸漸繽紛起來的彩色錫箔糖紙。我們還配什麽呢？某天練功結束從走廊上疲遝走過，一扇門開了，伸出一個腦袋，詭秘地朝你一擺下巴。這就是隆重邀請。當你進門之後，會發現一個秘密盛宴正在開席，桌上堆著好幾對父母捎來的美食。出現這種情況原因有三，一是東道主確實慷慨；二是捎來的東西是新鮮貨，比如上海老大房的鮮肉月餅或北京天福號的鬆仁小肚，不及時吃完就糟踐了；三是家境既優越又被父母死寵的女兵有時需要多一些人見證她的優越家境和父母寵愛，我和何小曼就是被邀請了去見證的。
在劉峰赴京開會之前，我收到父親的信，說從勞動改造的水庫直接被借調到北京電影廠。我給父親寫了封信，交給了劉峰。我的意思是如果劉峰在北京實在沒地方串門，也實在有空，就替我去看看我闊別好幾年的父親。信自然是個由頭，真話我也不會往上寫。那時我的真話往哪兒都不寫。日記上更不寫。日記上的假話尤其要編得好，字句要寫漂亮，有人偷看的話，也讓人家有個看頭。我漸漸發現，真話沒了一點也不難受。我跟爸爸都在彼此大而化之的字句裏讀出真話。
我傻乎乎地問劉峰，我爸給我捎的是什麽？
劉峰說他沒看，不過我爸托交的包裹最沉。我偷瞥一眼所有人，希望她們都聽到了，我爸不再是反動文人，不再是工資被凍結每月領十二元生活費的文明叫花子，而是在北京的電影廠裏上班、給女兒捎得起東西的父親！但沒人留神我的成分改變和翻身解放，都還暈在對劉峰的崇拜裏。劉峰拎起地上灰狗般的行李袋，說他一會兒把東西給女兵們送來。意思是他要在宿舍裏完成分檢。不是每家父母都細心，在包裹上寫清名字的，不分檢清楚，萬一張三被李四的父母錯愛了呢。
我們散會前，劉峰拎著那個行李袋回來了。他把自己的私人物品分檢出去了，可行李袋一點沒見小。劉峰是個人擁有品極少的人，出門又會精簡再精簡。我們女舞蹈二分隊有四個北京人，劉峰從醜陋疲憊的行李袋裏先拿出四個包裹。最後一個，第五個，是父親給我帶的。那是體積最可觀的一個包裹。塑料袋在當時可不被看成環保垃圾，而是值得愛惜一用再用的好東西。父親一定是專門弄來這個印有北京友誼商店店標的雙料大塑料袋，那樣的華美讓它盛裝的無論什麽都華美了。
下麵是劉峰的原話。
“我打電話到你爸電影廠招待所，跟他說對不住，會議安排忒緊，電影廠離城裏遠，咱又人生地不熟，這回就不拜訪您了。我還說，叔叔您看我是不是把蕭穗子讓帶的信投郵筒裏給您寄過去？你爸問我住哪家招待所，我說我還真說不清，頭一回來北京。第二天一早，他找上門來了，我納悶他怎麽找著了我住的地方。他說打聽個招待所還不容易？你爸非得請我吃飯。我說會議夥食好著呢，四菜一湯。他說四菜一湯有啥吃頭，他要請我吃北京烤鴨！我告訴他會議代表不能隨便離會，吃了午飯還要分小組討論，你爸這才算了。晚上他又來一趟，送來這麽個包裹。還非送我一條煙，我說我不會抽。你爸說讓捎這麽重的東西，三千裏地，過意不去，問我不抽煙酒喝不喝？我說那更不會了。他又說，那你都說說看，你還不會啥？我看看還能不能找點兒你會的送給你。我說您就別客氣了，不就捎點兒東西給蕭穗子嗎？是我應該做的。”
劉峰把一個父親愛女兒的急切和渴望做報告一樣敘述一遍。跟他開導我的語調差不多。我那場曆時半年的紙上談愛暴露之後，情書全被繳獲，劉峰在兩所院牆之間的騎樓上找到了我。我手裏拿了一根背包帶，頭頂上有根結實的橫梁，多年前不知吊過多少軍閥大戶的丫頭小姐。他一把奪過背包帶說，蕭穗子你好糊塗。組織派他來挽救我，來得正是時候，晚一步就太晚了。
“……蕭穗子，你千萬不要悲觀，背思想包袱，在哪裏摔倒就要在哪裏爬起來。刻苦改造自己，大家還是會歡迎你歸隊的嘛。浪子回頭金不換嘛。就給大家看一個金不換！怎麽樣？”
作為一個小說家，一般我不寫小說人物的對話，隻轉述他們的對話，因為我怕自己編造或部分編造的話放進引號裏，萬一作為我小說人物原型的真人對號入座，跟我抗議：“那不是我說的話！”他們的抗議應該成立，明明是我編造的話，一放進引號人家就要負責了。所以我現在寫到這段的時刻，把劉峰的話回憶了再回憶，盡量不編造地放到一對兒引號之間。
劉峰對我爸的描述語調雖然乏味，還是讓我鼻子酸了，能想象出一個做了好多年階級敵人的父親，怎樣笨拙地學起庸俗的社交手段來。爸爸想送劉峰禮物，看起來是犒勞劉峰三千裏地當馬幫運貨的辛苦，實際上是拉攏劉峰，為了他不得意的女兒。劉峰是全軍學雷鋒標兵，政治光環好歹能罩著我一點。逆境讓爸爸這樣的人學庸俗，學拉拉扯扯，正是這一點讓我心酸。
吃晚飯的時候，北京友誼商店在我們全體女兵和部分男兵當中已經著名了。本來它也是一個著名的所在，據消息靈通的北京兵說，進那個商店的都是特權人士，外國專家，外交官，華僑，中國出訪代表團成員。那裏頭人民幣可不流通，流通的叫外匯券，是一個有著自己專門貨幣的小世界！我父親此刻的身份高低，大家可想而知。其實父親是沒那份特權的，但他在北京混入的社會階層，盡是那種特殊身份的人物。後來，那是很後來了，已是劉峰在中越前線負傷之後，何小曼因為背著一個傷員行走十多公裏而立功之後，我才知道當時父親是沾了一位謝姓大導演的光，蹭他的護照進了友誼商店。一九七六年這位導演身邊有許多人為他寫劇本，這一大幫人的名字叫作“集體創作”，我爸爸當時也沒有自己的名字，跟那一大幫人被叫成“集體創作”。
我湊到他身邊，想說謝謝什麽的，又覺得該謝謝他的是那個落後老百姓。劉峰臉對著大茶缸說，這兒的紅薯真不一樣啊，嚼著跟栗子似的。你個小穗子，就因為你貪玩兒，這麽好的紅薯大娘今晚差點兒吃不上了。
反正，哪兒有東西需要敲敲打打，修理改善，哪裏就有劉峰。連女兵澡堂裏的掛衣架歪了，劉峰都會被請進去敲打。他心靈手巧，做木匠是木匠，做鐵匠是鐵匠，電工也會兩手。這是個自知不重要的人，要用無數不重要的事湊成重要。他很快在我們當中重要起來。
我們跟劉峰真正熟識，是在他當上我們毯子功教員之後。我們每天最痛苦的時間不是早上跑操，不是晚上政治學習，也不是下午聽傳達文件，而是每天上午七點的毯子功課。那時江青還是“江青同誌”，據說她有條“聖旨”讓舞蹈演員練戲曲功，練出工農兵氣質。這條“聖旨”一直沒被證實，很可能是團首長們為了我們乖乖地練毯子功編造的。我們那群女兵最大的十七，最小的十二，排成一隊有七八米長，毯子功一個半小時，我們一個個由劉峰抄起腰腿，翻“前橋”[2]，“後橋”[3]，“蠻子”[4]，跳板蠻子。尤其跳板蠻子，他得在空中接住我們，再把我們好好擱在地上。我們恨毯子功，首先是我們覺得它無用，其次是我們膽小，給跳板彈幾米高再一個跟頭翻下來，整個人經過刹那的恐怖休克，都不知道怎麽落了地。因此隻要劉峰提醒一句：“腰裏使勁兒，啊。”我們就會給他白眼，越發不使勁，全由他搬運。
我們停止給劉峰白眼，是他當選全軍學雷鋒標兵的時候。當標兵本來不招人嫉妒，但它的結果太好，比如入黨、提幹，提了幹結果更好，可以談戀愛結婚分房子生孩子。所以人人明爭暗奪當標兵。入黨對我們這些十多歲的孩子兵也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政治待遇，以及由那待遇生發的優越感，有些文件隻有黨員配聽。聽文件也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這幫黨員拎著馬紮，齊刷刷向小排練室操步，個個一臉的國家大事，把目送他們的我等進步青年看成虛空，那真是讓我們頂眼紅，頂妒忌。
我們中的郝淑雯是最後一個對劉峰收起白眼的。郝淑雯是那個提高了我們集體平均體重的豐滿女兵，一米六九，還沒碰到她就能感到她青春體溫的衝擊波。她是一個空軍首長的女兒，父親手下一個師的高射炮兵。郝淑雯一睜開眼的每天都要有人幫忙，騎車上街不會下車，就臨時叫住一個過路人幫她扶住車後架，“哎，老鄉！扶一下嘛！”男老鄉們當然都會奮不顧身衝上去扶這個美色撲人的女兵。扶完還意猶未盡，巴不得扶兩下、三下。自從來了個誰的忙都幫的劉峰，郝淑雯便每天“劉峰”不離口。有時郝淑雯的忙很難幫：縫被子把針丟失在棉花套裏，讓劉峰幫她棉絮裏撈針。
劉峰被選為我們軍區的代表，去北京參加全軍學雷鋒標兵大會，我們這才意識到，每天被我們麻煩的人，已經是全軍的明星了。他從北京回來那天，我們女舞蹈隊兩個分隊都坐在冬天的陽光下學文件，不知怎麽衝著歸營的活雷鋒全站起來了。接下來更傻的事發生了，所有人都拍起了巴掌。
雷又鋒頓時臉紅，看樣子是要掉頭往大門外逃。但是他馬上確定整天胡鬧的女兵們此刻一點也不胡鬧，有她們眼裏的真誠崇拜為證。一向遭我們冷落，因此試圖用冷漠呆板戰勝我們的何小曼也動人起來，朝劉峰睜著兩汪墨水似的眼睛。何小曼整個人可以忽略不計，就那雙眼睛長對了，黑得就像秘密本身。
“學習呐？”劉峰說。
還是老老實實的，就這樣問候我們。好像我們是他在村口碰上的一群納鞋底的姑娘媳婦兒，正碰上他進村，搭訕一句：“做活兒呢？”
劉峰胸前別著三等功軍功章，真金子似的，在冬天的微弱太陽裏給我們增加了亮度和溫度。某個二百五帶頭，我們挨個跟劉峰握起手來。這個劉峰，一手還拎著個沉重肮髒的行李包，一隻手給這麽多人供不應求地握。他終於把行李袋扔在地上，咣當一聲，裏麵的大茶缸摔疼了。劉峰走到哪裏都帶著他的多用大茶缸，吃喝洗漱都是它，男兵們開玩笑說，還可以用它舀水救火。
郝淑雯握著劉峰的手說，《解放軍報》上登了他們會議的照片，她在上麵找過他呢。
家在北京的女兵，父母混得還行的，都在雷又鋒的行李裏添了份重量。於是他在握手時對北京女兵說，你家給你捎東西了。
我是唯一沒上去握手致敬的。第一，我自己因為談紙上戀愛被記了一過，跟劉峰這樣的大標兵是正反派關係。還有就是，我對劉峰這個嚴重缺乏弱點的人有點焦慮。我好像在焦慮地等待一個證明：劉峰是真人的證明。太好的人，我產生不了當下所說的認同感。人得有點兒人性；之所以為人，總得有點兒人的臭德性，比如找個像何小曼這樣的弱者捉弄捉弄，在背後說說郝淑雯這種強者的壞話，甚至趁人不備，悄悄地飛快地倒點兒炊事班的香油，更甚者，堅決不買牙膏，輪流偷擠別人的牙膏。劉峰就是好得缺乏人性。他的好讓我變得心理陰暗，想看他犯點兒錯，露點兒馬腳什麽的。雖然我當時隻有十六歲，偶爾也會有心理不光明的時候。後來果真出了“觸摸事件”，我的焦慮才釋然。
不過那個暖洋洋的冬天下午距離事件的爆發，還有一年。他看見了歡迎人群外的我，走過來說：“蕭穗子，你爸也給你捎東西了。”他的正宗侉味兒從“捎東西”三個字裏豐潤地流露出來。
所謂東西，無非是些零食和小物件，一管高級牙膏，一雙尼龍襪，兩條絲光毛巾，都算好東西。如果捎來的是一瓶相當於二十一世紀的嬌蘭晚霜的檸檬護膚蜜，或者地位相當於眼下“香奈兒”的細羊毛衫，那就會在女兵中間引起豔羨熱議。所有人都盼著父母給“捎東西”，所有女兵暗中攀比誰家捎的東西最好、最多。捎來的東西高檔、豐足，捎的頻率高，自然體現了那家家境的優越程度，父母在社會上的得意程度。像我和何小曼，父母失意家境灰溜溜，隻有旁觀別人狂歡地消費捎來的東西。我們眼巴巴地看著她們把整勺麥乳精胡塞進嘴裏，嘎吱嘎吱地嚼，蜜餞果脯拌在稀粥裏，替代早餐的酸臭泡菜。至於巧克力怎麽被她們享用，我們從來看不見的，我們隻配瞥一眼門後垃圾筐裏漸漸繽紛起來的彩色錫箔糖紙。我們還配什麽呢？某天練功結束從走廊上疲遝走過，一扇門開了，伸出一個腦袋，詭秘地朝你一擺下巴。這就是隆重邀請。當你進門之後，會發現一個秘密盛宴正在開席，桌上堆著好幾對父母捎來的美食。出現這種情況原因有三，一是東道主確實慷慨；二是捎來的東西是新鮮貨，比如上海老大房的鮮肉月餅或北京天福號的鬆仁小肚，不及時吃完就糟踐了；三是家境既優越又被父母死寵的女兵有時需要多一些人見證她的優越家境和父母寵愛，我和何小曼就是被邀請了去見證的。
在劉峰赴京開會之前，我收到父親的信，說從勞動改造的水庫直接被借調到北京電影廠。我給父親寫了封信，交給了劉峰。我的意思是如果劉峰在北京實在沒地方串門，也實在有空，就替我去看看我闊別好幾年的父親。信自然是個由頭，真話我也不會往上寫。那時我的真話往哪兒都不寫。日記上更不寫。日記上的假話尤其要編得好，字句要寫漂亮，有人偷看的話，也讓人家有個看頭。我漸漸發現，真話沒了一點也不難受。我跟爸爸都在彼此大而化之的字句裏讀出真話。
我傻乎乎地問劉峰，我爸給我捎的是什麽？
劉峰說他沒看，不過我爸托交的包裹最沉。我偷瞥一眼所有人，希望她們都聽到了，我爸不再是反動文人，不再是工資被凍結每月領十二元生活費的文明叫花子，而是在北京的電影廠裏上班、給女兒捎得起東西的父親！但沒人留神我的成分改變和翻身解放，都還暈在對劉峰的崇拜裏。劉峰拎起地上灰狗般的行李袋，說他一會兒把東西給女兵們送來。意思是他要在宿舍裏完成分檢。不是每家父母都細心，在包裹上寫清名字的，不分檢清楚，萬一張三被李四的父母錯愛了呢。
我們散會前，劉峰拎著那個行李袋回來了。他把自己的私人物品分檢出去了，可行李袋一點沒見小。劉峰是個人擁有品極少的人，出門又會精簡再精簡。我們女舞蹈二分隊有四個北京人，劉峰從醜陋疲憊的行李袋裏先拿出四個包裹。最後一個，第五個，是父親給我帶的。那是體積最可觀的一個包裹。塑料袋在當時可不被看成環保垃圾，而是值得愛惜一用再用的好東西。父親一定是專門弄來這個印有北京友誼商店店標的雙料大塑料袋，那樣的華美讓它盛裝的無論什麽都華美了。
下麵是劉峰的原話。
“我打電話到你爸電影廠招待所，跟他說對不住，會議安排忒緊，電影廠離城裏遠，咱又人生地不熟，這回就不拜訪您了。我還說，叔叔您看我是不是把蕭穗子讓帶的信投郵筒裏給您寄過去？你爸問我住哪家招待所，我說我還真說不清，頭一回來北京。第二天一早，他找上門來了，我納悶他怎麽找著了我住的地方。他說打聽個招待所還不容易？你爸非得請我吃飯。我說會議夥食好著呢，四菜一湯。他說四菜一湯有啥吃頭，他要請我吃北京烤鴨！我告訴他會議代表不能隨便離會，吃了午飯還要分小組討論，你爸這才算了。晚上他又來一趟，送來這麽個包裹。還非送我一條煙，我說我不會抽。你爸說讓捎這麽重的東西，三千裏地，過意不去，問我不抽煙酒喝不喝？我說那更不會了。他又說，那你都說說看，你還不會啥？我看看還能不能找點兒你會的送給你。我說您就別客氣了，不就捎點兒東西給蕭穗子嗎？是我應該做的。”
劉峰把一個父親愛女兒的急切和渴望做報告一樣敘述一遍。跟他開導我的語調差不多。我那場曆時半年的紙上談愛暴露之後，情書全被繳獲，劉峰在兩所院牆之間的騎樓上找到了我。我手裏拿了一根背包帶，頭頂上有根結實的橫梁，多年前不知吊過多少軍閥大戶的丫頭小姐。他一把奪過背包帶說，蕭穗子你好糊塗。組織派他來挽救我，來得正是時候，晚一步就太晚了。
“……蕭穗子，你千萬不要悲觀，背思想包袱，在哪裏摔倒就要在哪裏爬起來。刻苦改造自己，大家還是會歡迎你歸隊的嘛。浪子回頭金不換嘛。就給大家看一個金不換！怎麽樣？”
作為一個小說家，一般我不寫小說人物的對話，隻轉述他們的對話，因為我怕自己編造或部分編造的話放進引號裏，萬一作為我小說人物原型的真人對號入座，跟我抗議：“那不是我說的話！”他們的抗議應該成立，明明是我編造的話，一放進引號人家就要負責了。所以我現在寫到這段的時刻，把劉峰的話回憶了再回憶，盡量不編造地放到一對兒引號之間。
劉峰對我爸的描述語調雖然乏味，還是讓我鼻子酸了，能想象出一個做了好多年階級敵人的父親，怎樣笨拙地學起庸俗的社交手段來。爸爸想送劉峰禮物，看起來是犒勞劉峰三千裏地當馬幫運貨的辛苦，實際上是拉攏劉峰，為了他不得意的女兒。劉峰是全軍學雷鋒標兵，政治光環好歹能罩著我一點。逆境讓爸爸這樣的人學庸俗，學拉拉扯扯，正是這一點讓我心酸。
吃晚飯的時候，北京友誼商店在我們全體女兵和部分男兵當中已經著名了。本來它也是一個著名的所在，據消息靈通的北京兵說，進那個商店的都是特權人士，外國專家，外交官，華僑，中國出訪代表團成員。那裏頭人民幣可不流通，流通的叫外匯券，是一個有著自己專門貨幣的小世界！我父親此刻的身份高低，大家可想而知。其實父親是沒那份特權的，但他在北京混入的社會階層，盡是那種特殊身份的人物。後來，那是很後來了，已是劉峰在中越前線負傷之後，何小曼因為背著一個傷員行走十多公裏而立功之後，我才知道當時父親是沾了一位謝姓大導演的光，蹭他的護照進了友誼商店。一九七六年這位導演身邊有許多人為他寫劇本，這一大幫人的名字叫作“集體創作”，我爸爸當時也沒有自己的名字，跟那一大幫人被叫成“集體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