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位副政委堅信，“任何一個文藝團體要爛，必定從男女作風上爛起。”他沒想到在他眼皮下我們爛得這麽徹底，把雷又鋒都爛進去了。副政委從劉峰那裏獲得了大致供詞，但他覺得供詞一定是大大加以隱瞞的，於是機關保衛幹事被請來主持辦案。保衛幹事不久就斷出“觸摸事件”始末：林丁丁被誘進庫房，然後遭受了劉峰的性襲擊。誰能相信？是劉峰而不是林丁丁吐口了事件中最惡劣的細節：他的手觸摸到了林丁丁裸露的脊梁。經過是這樣的：他的手開始是無辜的，為丁丁擦淚，漸漸入了邪，從她襯衫的背後插進去……
“摸到什麽了？”
“……沒有……”
“什麽也沒摸到？”
劉峰搖搖頭，愣著眼。脊梁上能有什麽呀？保衛科的人好像比他還明白。
“再好好想想。”
劉峰隻好再好好想，要不怎麽辦？
“林丁丁可是都說了哦。”保衛幹事抽了半包煙後開口，“我們不是想跟你了解細節。細節我們都搞清了。現在就是給你一個機會，自己交代出來。”
劉峰終於想起了，他當時在丁丁脊梁上摸到了什麽——丁丁的乳罩紐襻。
保衛科的人問：“是想解開那個紐襻，對吧？”
劉峰愣住了，保衛科的人遠比他下流。他不禁惶恐，而且憤怒。
“沒有！”劉峰怒吼。
“沒有什麽？”
“沒有你那麽下流！”劉峰站了起來。
保衛幹事把茶缸猛地砸在桌子上，劉峰滿臉茶水。
“老實一點！”
劉峰坐回去。保衛幹事要他老老實實反省。
再老實他也無法了解自己的手到底什麽意圖。他當時腦子裏隻有熱血，沒有腦漿，因此隻覺得手指尖碰到了一個陌生東西，手指尖自己認識了那東西：哦，女兵的胸罩紐襻原來是這樣的。
“你是想解開林丁丁的紐襻，對吧？”
一個小時後，當煙灰缸裏有了二十個煙蒂的時候，劉峰給了保衛幹事一個非常老實的說法：“我不知道。”
保衛幹事看著他，一絲冷笑出來了，自己的手指頭要幹什麽，心裏會不知道？
劉峰垂頭瞥了一眼自己放在膝蓋上的手。第一次發現他的手很難看。有可能的，當時手指頭背著他的心，暗打歹主意。但他的心確實不知道。
後來我和郝淑雯問林丁丁，是不是劉峰的手摸到她的胸罩紐襻她才叫救命的。她懵懂一會，搖搖頭。她認真地從頭到尾把經過回憶了一遍。她甚至不記得劉峰的手到達了那裏。他說愛她，就那句話，把她嚇死了。是劉峰說幾年來他一直愛她，等她，這一係列表白嚇壞了她。她其實不是被觸摸“強暴”了，而是被劉峰愛她的念頭“強暴”了。
這麽多年過去，我才覺得我弄明白了一點：林丁丁的身體並不那麽反感劉峰，劉峰矯健壯實，一身形狀很好的肌肉，假如抽去那個“雷又鋒”概念，她的身體是不排斥他的，因為年輕的身體本身天真蒙昧，貪吃，也貪玩，身體在驚訝中本能地享受了那觸摸。她繞不過去的是那個概念：雷又鋒怎麽從畫像上從大理石雕塑基座上下來了？！還敢愛我？！
接下去就開始了公開批判。也就那麽幾個手段，大會小會上念檢討，大家再對檢討吹毛求疵，直到劉峰把自己說得不成人樣。這個不久前還在北京的全軍標兵大會上被總政治部首長戴上軍功章的雷又鋒，此刻在我們麵前低著頭，個頭又縮了兩厘米。我坐在第二排馬紮上，卻看不見劉峰的臉，他的臉藏在軍帽的陰影裏，隻見一顆顆大粒的水珠直接從軍帽下滴落到地上，不知是淚還是汗。開始我們沒幾個人發言，都想不出壞話來講劉峰，劉峰畢竟有恩於我們大多數人啊。但不知誰開了個頭，把所有人的壞話都引發了。我們的孩提時代和青春時代都是講人壞話的大時代。“講壞話”被大大地正義化，甚至榮耀化了。誰誰敢於背叛反動老子，誰誰敢於罷領導的官，誰誰“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都是從講壞話開始。我父親在水壩上扛活六七年，從聽別人講他壞話，到自己講自己壞話，再到他重獲講別人壞話的資格，什麽能再洗去他的卑鄙換回他最初的純真？大半個世紀到處都在講人壞話，背地的，公開的，我們就這樣成長和世故起來。最難聽的壞話是劉峰自己說出來的，他說他表麵上學雷鋒，內心是個資產階級的茅坑，臭得招蒼蠅，髒得生蛆。講到如此無以複加的地步，別人當然就放了他了。
不久處置劉峰的文件下來了：黨內嚴重警告，下放伐木連當兵。下放去伐木，跟我爸爸修水壩是一個意思。
中越邊境衝突起來，聽說劉峰已經調回他過去的老連隊：野戰軍的一個工兵營。一九八〇年夏天我在成都的馬路上碰到他。他一定是先看到我的，但不願意招呼我，轉身站在一個賣油淋鴨的攤位邊。因為等著買鴨子的人多，他想混入人群，錯過我。但是我沒讓他錯過，揚起嗓子叫了他一聲。
他假裝尋找聲音來源，目光盡往遠處投。這個表演比較拙劣，因為一大街的人就我倆穿軍裝。下麵就是我的表演了，也不高明。我熱情過火地衝了一步，手伸了老長，不由分說握住他的右手。我也表演，我演的是多麽徹底地忘卻了他最不堪的那次公審：汗水淚水從軍帽下滴落一地。我的表演還想告訴他，就算沒忘記那一幕，現在誰還會計較？摸摸脊梁怎麽了？脊梁是全身最中性的部位了吧？戰場都上過的人，性命都差點讓摸掉了，還吝惜脊梁？！
就在碰到他手的刹那，我明白了，那手是假肢。那隻曾經摸過丁丁脊梁的手，被丟在了戰場上。
我跟他就在街邊站著說話。我們不經意地談著上前線的事。我們不說“上前線”，隻說“上去”；我們各自是哪月哪天“上去”的。我告訴他我其實不算“上去”了，最遠“上”到包紮所采訪傷員。他問我去的是哪個包紮所，我說就是何小曼的那個三所，但是沒見到小曼，因為她跟醫療隊上第一線了。劉峰此刻說，可見當時醫護人員太欠缺，連何小曼這樣瘦小的女兵都上前線了。我說小曼是五份申請書把她自己送上前線的。劉峰搖搖頭，說要是人員足夠的話，十份申請書也不會讓她上去。全是吃了那個虧，沒人救護，何小曼的丈夫才犧牲的。我突然看著他。他似乎看破了什麽。他明白我為什麽這麽看他。他笑了一下。真的是看破了許多、許多。也許他身邊倒下半個排的戰友那一瞬，他就看破了。還也許更早，早到我們大說他壞話的時候；他耗費一夏天為馬班長打沙發也沒能讓馬班長閉上說他壞話的嘴，從那時候，他就看破了。還可能更早一點，早到林丁丁叫救命的時候。
“你還不知道吧？何小曼病了。”
“什麽病？”
“說是精神分裂症。”
我問是不是因為她丈夫的犧牲。
劉峰說何小曼被送到他們醫院精神科的時候，還不知道她丈夫犧牲了。
“那她怎麽了？怎麽就分裂了呢？”
劉峰說他也不太清楚。隻聽說她背著一個傷員背了十幾裏地，成了英雄事跡主人公，戴著大紅花到處做報告。她是戴著大紅花給送進精神科的。我跟劉峰在大街上分手之後，我手心一直留著抓握假肢的感覺。大夏天裏，那種冷的、硬的、廉價的膠皮感覺留在我的手上，在我掌心上留了一塊灼傷。
我不止一次地寫何小曼這個人物，但從來沒有寫好過。這一次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能寫好她。我再給自己一次機會吧。我照例給起個新名字，叫她何小曼。小曼，小曼，我在電腦鍵盤上敲了這個名字，才敲到第二遍，電腦就記住了。反正她叫什麽不重要。給她這個名字，是我在設想她的家庭，她的父母，她那樣的家庭背景會給她取什麽樣的名字。什麽樣的家庭呢？父親是個文人，做過畫報社編輯，寫點散文編點劇本，沒怎麽大成名。她的母親呢，長相是好看的，劇團裏打揚琴彈古箏，像所有可愛女人有著一點兒恰到好處的俗，也像她們一樣略缺一點兒腦筋，因而過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都絕對隨大流。我能想象在小曼的母親跟她父親鬧離婚前，那個家庭是溫情的，小布爾喬亞的。我也完全可以想象，善良軟弱的文人父親會給小曼取這樣一個名字。何小曼很有可能向著一個心智正常、不討人嫌的女孩成長，假如沒有那場人人講別人壞話的大運動，叫作“反右傾”。像所有軟弱善良的人一樣，小曼的父親是那種莫名地對所有人懷一點兒歉意的人，隱約感覺他欠著所有人一點兒情分。人們讓他當“右傾”，似乎就因為他比任何人都好說話，常常漫不經意地吃虧，於是人們就想，何妨把“右傾”的虧也讓他吃了。到了何小曼的母親都開始講他壞話，提出離婚的時候，他不再覺得心裏苦，他反倒覺得解脫了。睡前吃安眠藥，他心裏一亮，看到了終極的出路。這天早上妻子去上班了，他牽著女兒的手，送她去托兒所。家門外不遠，是個早點鋪子，炸油條和烤大餅以及沸騰的豆漿，那豐盛氣味在饑荒年代顯得格外美，一條小街的人都以嗅覺揩油。一出家門小曼就說，好想好想吃一根油條。四歲的小曼是知道的，父親對所有人都好說話，何況對她？父女倆單獨在一塊的時候，從感情上到物質上她都可以敲詐父親一筆。然而這天父親身上連一根油條的錢都沒有。他跟早點鋪掌櫃說，賒一根油條給孩子吃吧，一會兒就把錢送來。爸爸蹲在女兒麵前，享受著女兒的咀嚼，吞咽，聲音動作都大了點，胃口真好，也替父親解饞了。吃完，父親用他折得四方的花格手絹替女兒擦嘴，擦手；手是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替她擦。擦一根手指，父女倆就對視著笑一下。那是小曼記得的父親的最後容貌。
我推想小曼的父親從幼兒園回家的路上，早點鋪的生意已經淡了，豆漿的熱氣正在散去。父親對掌櫃的說，這就回家取錢送來。那時的人都還質樸善良，掌櫃的打了個哈哈說，急啥？父親回到家之後，打開他和妻子共同存放日常用項的抽屜，一個鏰子也沒有。漸漸地，他從漫不經意的尋找，變成了絕望的翻箱倒櫃，家被他翻了個底朝上，居然找不到一根議價油條的錢。妻子在他降薪之後對他冷笑：他還有臉花錢？他就領回這點薪水，沒他花錢的份兒，隻有養老婆女兒的份兒。他在社會上的正常生活權利被剝奪了，在家裏的正常生活權利也被剝奪了，是被他最愛的人剝奪的。他連門也出不去，因為一出門就要碰上那個輕信了他的早點鋪掌櫃。他一輩子最怕的就是欠人情，因為他來到這世上就已經虧欠了所有人。他被那個念頭點亮過一瞬，此刻那念頭在他靈魂裏燎原了。
他拿起那個藥瓶，整個人豁然大亮。妻子造成了他徹底的赤貧，肉體的，精神的，尊嚴的，他貧窮到在一個油條鋪掌櫃麵前都抬不起頭來。這證明妻子舍得他了。最終他要的就是妻子能舍得他，舍得了，她心裏最後的苦也就淡了。
何小曼不記得父親的死。隻記得那天她是幼兒園剩下的最後一個孩子，所有小朋友都被家長接走了，她是唯一坐在一圈空椅子當中的孩子。老師似乎也知情了，沉默地打著毛線，陪她等待某件事發生。但那天什麽事也沒對她發生。於是父親的自殺在她印象裏就是幼兒園的一圈空椅子和漸漸黑下來的天色，以及在午睡室裏睡的那一夜，還有老師困倦的手在她背上拍哄。
加上炸油條老掌櫃笑眯眯的提醒：“小妹妹，你爸昨天說送錢來的呢！”
小曼後來上幼兒園都是出了家門口就穿過小街，走在對麵的人行道上，避免從早點鋪門口經過。不是因為仍然賒著老掌櫃的賬；油條錢母親還了，隻是她不願再聽老掌櫃叫她“小妹妹”。
現在我來設想一下，何小曼第二個家是什麽樣。我是指她母親和她繼父成立的那個家。母親憑她殘餘的華年，給何小曼找了一個老粗父親。第一個丈夫的儒雅智慧注定了他的善良軟弱，而正是前夫的可愛之處使她找到一個完全相反的男人，一個南下老幹部。母親對這個比她大十多歲的丈夫是賠著小心的，畏罪自殺的前夫是她和女兒的曆史汙點，因此她們是矮人一頭地進了老幹部的家。六歲的女兒曆史汙點更大，因為這汙點始於她出生之前，始於她“右傾”父親往她母親體內注入他全部人格密碼的夜晚，她的生命由此不可逆轉流淌著父親的命運走向。母親如何微妙地賠小心，小曼很快仿效過來。母親把全家飯桌上的“好菜”——最厚的一塊大排骨或者最寬的幾段帶魚小心翼翼地揀出，放在繼父的飯盒裏，做他第二天的午飯，她自己再是口水倒灌也隻吃母親揀到她碗裏的菜。她看著母親在繼父褲袋裏裝入熨燙平整的手帕，在他皮夾裏裝上零錢和整錢。她還看著母親為繼父剝螃蟹殼、挑鯽魚刺，而那些都是小曼親生父親為她母親做的。母親還教會老粗下圍棋，聽越劇，跳華爾茲，以及用賣破爛的錢收藏古董，總之以她前夫給她的教養去教化現任丈夫。小曼眼看老粗在母親手裏一點點細氣起來。母親賠著小心教養她的老粗丈夫，聰明使盡，讓他不自覺地進入了她前夫曾帶她進入的都市文明。
我想何小曼的繼父並沒有傷過她。甚至我不能確定她母親傷過她。是她母親為維護那樣一個家庭格局而必須行使的一套政治和心術傷害了她。也不能叫傷害，她明明沒有感到過傷痛啊。但她母親那無處不用的心眼，在營造和睦家庭所付的艱苦，甚至她母親對愛妻和慈母身份的起勁扮演，是那一切使小曼漸漸變形的。小曼一直相信，母親為了女兒能有個優越的生活環境而犧牲了自己，是母親的犧牲使她變了形。她常常偷聽母親是怎樣“犧牲”的，夜晚緊閉的大睡房門外，她赤腳站在黑暗裏，從房內的每一絲響動估價母親犧牲的慘烈度。
我想我還是沒有把這樣一家人寫活。讓我再試試——
“摸到什麽了？”
“……沒有……”
“什麽也沒摸到？”
劉峰搖搖頭，愣著眼。脊梁上能有什麽呀？保衛科的人好像比他還明白。
“再好好想想。”
劉峰隻好再好好想，要不怎麽辦？
“林丁丁可是都說了哦。”保衛幹事抽了半包煙後開口，“我們不是想跟你了解細節。細節我們都搞清了。現在就是給你一個機會，自己交代出來。”
劉峰終於想起了，他當時在丁丁脊梁上摸到了什麽——丁丁的乳罩紐襻。
保衛科的人問：“是想解開那個紐襻，對吧？”
劉峰愣住了，保衛科的人遠比他下流。他不禁惶恐，而且憤怒。
“沒有！”劉峰怒吼。
“沒有什麽？”
“沒有你那麽下流！”劉峰站了起來。
保衛幹事把茶缸猛地砸在桌子上，劉峰滿臉茶水。
“老實一點！”
劉峰坐回去。保衛幹事要他老老實實反省。
再老實他也無法了解自己的手到底什麽意圖。他當時腦子裏隻有熱血，沒有腦漿，因此隻覺得手指尖碰到了一個陌生東西，手指尖自己認識了那東西：哦，女兵的胸罩紐襻原來是這樣的。
“你是想解開林丁丁的紐襻，對吧？”
一個小時後，當煙灰缸裏有了二十個煙蒂的時候，劉峰給了保衛幹事一個非常老實的說法：“我不知道。”
保衛幹事看著他，一絲冷笑出來了，自己的手指頭要幹什麽，心裏會不知道？
劉峰垂頭瞥了一眼自己放在膝蓋上的手。第一次發現他的手很難看。有可能的，當時手指頭背著他的心，暗打歹主意。但他的心確實不知道。
後來我和郝淑雯問林丁丁，是不是劉峰的手摸到她的胸罩紐襻她才叫救命的。她懵懂一會，搖搖頭。她認真地從頭到尾把經過回憶了一遍。她甚至不記得劉峰的手到達了那裏。他說愛她，就那句話，把她嚇死了。是劉峰說幾年來他一直愛她，等她，這一係列表白嚇壞了她。她其實不是被觸摸“強暴”了，而是被劉峰愛她的念頭“強暴”了。
這麽多年過去，我才覺得我弄明白了一點：林丁丁的身體並不那麽反感劉峰，劉峰矯健壯實，一身形狀很好的肌肉，假如抽去那個“雷又鋒”概念，她的身體是不排斥他的，因為年輕的身體本身天真蒙昧，貪吃，也貪玩，身體在驚訝中本能地享受了那觸摸。她繞不過去的是那個概念：雷又鋒怎麽從畫像上從大理石雕塑基座上下來了？！還敢愛我？！
接下去就開始了公開批判。也就那麽幾個手段，大會小會上念檢討，大家再對檢討吹毛求疵，直到劉峰把自己說得不成人樣。這個不久前還在北京的全軍標兵大會上被總政治部首長戴上軍功章的雷又鋒，此刻在我們麵前低著頭，個頭又縮了兩厘米。我坐在第二排馬紮上，卻看不見劉峰的臉，他的臉藏在軍帽的陰影裏，隻見一顆顆大粒的水珠直接從軍帽下滴落到地上，不知是淚還是汗。開始我們沒幾個人發言，都想不出壞話來講劉峰，劉峰畢竟有恩於我們大多數人啊。但不知誰開了個頭，把所有人的壞話都引發了。我們的孩提時代和青春時代都是講人壞話的大時代。“講壞話”被大大地正義化，甚至榮耀化了。誰誰敢於背叛反動老子，誰誰敢於罷領導的官，誰誰“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都是從講壞話開始。我父親在水壩上扛活六七年，從聽別人講他壞話，到自己講自己壞話，再到他重獲講別人壞話的資格，什麽能再洗去他的卑鄙換回他最初的純真？大半個世紀到處都在講人壞話，背地的，公開的，我們就這樣成長和世故起來。最難聽的壞話是劉峰自己說出來的，他說他表麵上學雷鋒，內心是個資產階級的茅坑，臭得招蒼蠅，髒得生蛆。講到如此無以複加的地步，別人當然就放了他了。
不久處置劉峰的文件下來了：黨內嚴重警告，下放伐木連當兵。下放去伐木，跟我爸爸修水壩是一個意思。
中越邊境衝突起來，聽說劉峰已經調回他過去的老連隊：野戰軍的一個工兵營。一九八〇年夏天我在成都的馬路上碰到他。他一定是先看到我的，但不願意招呼我，轉身站在一個賣油淋鴨的攤位邊。因為等著買鴨子的人多，他想混入人群，錯過我。但是我沒讓他錯過，揚起嗓子叫了他一聲。
他假裝尋找聲音來源，目光盡往遠處投。這個表演比較拙劣，因為一大街的人就我倆穿軍裝。下麵就是我的表演了，也不高明。我熱情過火地衝了一步，手伸了老長，不由分說握住他的右手。我也表演，我演的是多麽徹底地忘卻了他最不堪的那次公審：汗水淚水從軍帽下滴落一地。我的表演還想告訴他，就算沒忘記那一幕，現在誰還會計較？摸摸脊梁怎麽了？脊梁是全身最中性的部位了吧？戰場都上過的人，性命都差點讓摸掉了，還吝惜脊梁？！
就在碰到他手的刹那，我明白了，那手是假肢。那隻曾經摸過丁丁脊梁的手，被丟在了戰場上。
我跟他就在街邊站著說話。我們不經意地談著上前線的事。我們不說“上前線”，隻說“上去”；我們各自是哪月哪天“上去”的。我告訴他我其實不算“上去”了，最遠“上”到包紮所采訪傷員。他問我去的是哪個包紮所，我說就是何小曼的那個三所，但是沒見到小曼，因為她跟醫療隊上第一線了。劉峰此刻說，可見當時醫護人員太欠缺，連何小曼這樣瘦小的女兵都上前線了。我說小曼是五份申請書把她自己送上前線的。劉峰搖搖頭，說要是人員足夠的話，十份申請書也不會讓她上去。全是吃了那個虧，沒人救護，何小曼的丈夫才犧牲的。我突然看著他。他似乎看破了什麽。他明白我為什麽這麽看他。他笑了一下。真的是看破了許多、許多。也許他身邊倒下半個排的戰友那一瞬，他就看破了。還也許更早，早到我們大說他壞話的時候；他耗費一夏天為馬班長打沙發也沒能讓馬班長閉上說他壞話的嘴，從那時候，他就看破了。還可能更早一點，早到林丁丁叫救命的時候。
“你還不知道吧？何小曼病了。”
“什麽病？”
“說是精神分裂症。”
我問是不是因為她丈夫的犧牲。
劉峰說何小曼被送到他們醫院精神科的時候，還不知道她丈夫犧牲了。
“那她怎麽了？怎麽就分裂了呢？”
劉峰說他也不太清楚。隻聽說她背著一個傷員背了十幾裏地，成了英雄事跡主人公，戴著大紅花到處做報告。她是戴著大紅花給送進精神科的。我跟劉峰在大街上分手之後，我手心一直留著抓握假肢的感覺。大夏天裏，那種冷的、硬的、廉價的膠皮感覺留在我的手上，在我掌心上留了一塊灼傷。
我不止一次地寫何小曼這個人物，但從來沒有寫好過。這一次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能寫好她。我再給自己一次機會吧。我照例給起個新名字，叫她何小曼。小曼，小曼，我在電腦鍵盤上敲了這個名字，才敲到第二遍，電腦就記住了。反正她叫什麽不重要。給她這個名字，是我在設想她的家庭，她的父母，她那樣的家庭背景會給她取什麽樣的名字。什麽樣的家庭呢？父親是個文人，做過畫報社編輯，寫點散文編點劇本，沒怎麽大成名。她的母親呢，長相是好看的，劇團裏打揚琴彈古箏，像所有可愛女人有著一點兒恰到好處的俗，也像她們一樣略缺一點兒腦筋，因而過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都絕對隨大流。我能想象在小曼的母親跟她父親鬧離婚前，那個家庭是溫情的，小布爾喬亞的。我也完全可以想象，善良軟弱的文人父親會給小曼取這樣一個名字。何小曼很有可能向著一個心智正常、不討人嫌的女孩成長，假如沒有那場人人講別人壞話的大運動，叫作“反右傾”。像所有軟弱善良的人一樣，小曼的父親是那種莫名地對所有人懷一點兒歉意的人，隱約感覺他欠著所有人一點兒情分。人們讓他當“右傾”，似乎就因為他比任何人都好說話，常常漫不經意地吃虧，於是人們就想，何妨把“右傾”的虧也讓他吃了。到了何小曼的母親都開始講他壞話，提出離婚的時候，他不再覺得心裏苦，他反倒覺得解脫了。睡前吃安眠藥，他心裏一亮，看到了終極的出路。這天早上妻子去上班了，他牽著女兒的手，送她去托兒所。家門外不遠，是個早點鋪子，炸油條和烤大餅以及沸騰的豆漿，那豐盛氣味在饑荒年代顯得格外美，一條小街的人都以嗅覺揩油。一出家門小曼就說，好想好想吃一根油條。四歲的小曼是知道的，父親對所有人都好說話，何況對她？父女倆單獨在一塊的時候，從感情上到物質上她都可以敲詐父親一筆。然而這天父親身上連一根油條的錢都沒有。他跟早點鋪掌櫃說，賒一根油條給孩子吃吧，一會兒就把錢送來。爸爸蹲在女兒麵前，享受著女兒的咀嚼，吞咽，聲音動作都大了點，胃口真好，也替父親解饞了。吃完，父親用他折得四方的花格手絹替女兒擦嘴，擦手；手是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替她擦。擦一根手指，父女倆就對視著笑一下。那是小曼記得的父親的最後容貌。
我推想小曼的父親從幼兒園回家的路上，早點鋪的生意已經淡了，豆漿的熱氣正在散去。父親對掌櫃的說，這就回家取錢送來。那時的人都還質樸善良，掌櫃的打了個哈哈說，急啥？父親回到家之後，打開他和妻子共同存放日常用項的抽屜，一個鏰子也沒有。漸漸地，他從漫不經意的尋找，變成了絕望的翻箱倒櫃，家被他翻了個底朝上，居然找不到一根議價油條的錢。妻子在他降薪之後對他冷笑：他還有臉花錢？他就領回這點薪水，沒他花錢的份兒，隻有養老婆女兒的份兒。他在社會上的正常生活權利被剝奪了，在家裏的正常生活權利也被剝奪了，是被他最愛的人剝奪的。他連門也出不去，因為一出門就要碰上那個輕信了他的早點鋪掌櫃。他一輩子最怕的就是欠人情，因為他來到這世上就已經虧欠了所有人。他被那個念頭點亮過一瞬，此刻那念頭在他靈魂裏燎原了。
他拿起那個藥瓶，整個人豁然大亮。妻子造成了他徹底的赤貧，肉體的，精神的，尊嚴的，他貧窮到在一個油條鋪掌櫃麵前都抬不起頭來。這證明妻子舍得他了。最終他要的就是妻子能舍得他，舍得了，她心裏最後的苦也就淡了。
何小曼不記得父親的死。隻記得那天她是幼兒園剩下的最後一個孩子，所有小朋友都被家長接走了，她是唯一坐在一圈空椅子當中的孩子。老師似乎也知情了，沉默地打著毛線，陪她等待某件事發生。但那天什麽事也沒對她發生。於是父親的自殺在她印象裏就是幼兒園的一圈空椅子和漸漸黑下來的天色，以及在午睡室裏睡的那一夜，還有老師困倦的手在她背上拍哄。
加上炸油條老掌櫃笑眯眯的提醒：“小妹妹，你爸昨天說送錢來的呢！”
小曼後來上幼兒園都是出了家門口就穿過小街，走在對麵的人行道上，避免從早點鋪門口經過。不是因為仍然賒著老掌櫃的賬；油條錢母親還了，隻是她不願再聽老掌櫃叫她“小妹妹”。
現在我來設想一下，何小曼第二個家是什麽樣。我是指她母親和她繼父成立的那個家。母親憑她殘餘的華年，給何小曼找了一個老粗父親。第一個丈夫的儒雅智慧注定了他的善良軟弱，而正是前夫的可愛之處使她找到一個完全相反的男人，一個南下老幹部。母親對這個比她大十多歲的丈夫是賠著小心的，畏罪自殺的前夫是她和女兒的曆史汙點，因此她們是矮人一頭地進了老幹部的家。六歲的女兒曆史汙點更大，因為這汙點始於她出生之前，始於她“右傾”父親往她母親體內注入他全部人格密碼的夜晚，她的生命由此不可逆轉流淌著父親的命運走向。母親如何微妙地賠小心，小曼很快仿效過來。母親把全家飯桌上的“好菜”——最厚的一塊大排骨或者最寬的幾段帶魚小心翼翼地揀出，放在繼父的飯盒裏，做他第二天的午飯，她自己再是口水倒灌也隻吃母親揀到她碗裏的菜。她看著母親在繼父褲袋裏裝入熨燙平整的手帕，在他皮夾裏裝上零錢和整錢。她還看著母親為繼父剝螃蟹殼、挑鯽魚刺，而那些都是小曼親生父親為她母親做的。母親還教會老粗下圍棋，聽越劇，跳華爾茲，以及用賣破爛的錢收藏古董，總之以她前夫給她的教養去教化現任丈夫。小曼眼看老粗在母親手裏一點點細氣起來。母親賠著小心教養她的老粗丈夫，聰明使盡，讓他不自覺地進入了她前夫曾帶她進入的都市文明。
我想何小曼的繼父並沒有傷過她。甚至我不能確定她母親傷過她。是她母親為維護那樣一個家庭格局而必須行使的一套政治和心術傷害了她。也不能叫傷害，她明明沒有感到過傷痛啊。但她母親那無處不用的心眼，在營造和睦家庭所付的艱苦，甚至她母親對愛妻和慈母身份的起勁扮演，是那一切使小曼漸漸變形的。小曼一直相信，母親為了女兒能有個優越的生活環境而犧牲了自己，是母親的犧牲使她變了形。她常常偷聽母親是怎樣“犧牲”的，夜晚緊閉的大睡房門外，她赤腳站在黑暗裏，從房內的每一絲響動估價母親犧牲的慘烈度。
我想我還是沒有把這樣一家人寫活。讓我再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