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尼格教授把我的申請信和我的成績單擺在係主任麵前，又把他親自起草，精心修改的兩頁紙的推薦信展開，擱在那張黑色的大辦公桌上。係主任讀著，一麵聽翰尼格講述我即將喝西北風的經濟絕境，那個厭倦的笑容消失了。係主任的表情凝重起來，滿頭殘存的銀發間隙中，露出赤裸的頭顱，表層有點濕意。震驚使係主任竟出了微汗。他始終是美國的公眾良知的象征，對貧苦階級和第三世界有著豐富的同情。他在五十年代遭到右翼的政治迫害，受到fbi的審訊，書稿被查抄。因而在他聽說就在他的係裏，竟存在著一個我這樣的赤貧階級和第三世界，他“噌”地把皮轉椅轉向窗外。他受到震驚往往就這樣，“噌”地一擰身子，讓皮轉椅載他去看芝加哥鉛一樣沉重的天空以及它下麵的芸芸眾生。在係主任七十歲的視野中，在他憤世嫉俗的心情裏（就像他剛聽到一個有關我的貧窮生活感到的憤世嫉俗心情）芝加哥的市容陡然變得滿目瘡痍；尤其正對著他窗口的一座世紀初的建築，它背麵荒涼得令他想到舞台景片的背後——那是永遠不打算示人的一個剖層。係主任在這時會蹙起濃眉，他的長眉須微妙地抽搐，他這副麵容使他酷像白求恩。
翰尼格等他把轉椅再轉回來。一般他轉回來時心情會好一些。他畢竟還有一點權力對窗外千瘡百孔的芝加哥和由此延伸的全人類做點什麽。他至少可以消減他係裏這份赤貧。然後他抽出老式派克筆，在我的獎學金申請表上簽上名。他那白求恩胸懷至少可以在我這裏具體化。這時他見翰尼格臉上出現欣慰，他也感到十分欣慰。八十年前，那個寫偵探小說寫得吃穿不愁的威廉姆·福克在臨終前將一筆不大的遺產捐到這個係來，他在遺囑裏闡明他的錢隻由這個係自己支配，接濟天分不壞的貧窮學生。係主任慶幸係裏一任又一任係主任的頑韌，怎樣也沒讓錢落到學校的魔爪裏。因而他可以有最高權威來救助我這樣的人。
我在聽見翰尼格說“你放心”時，就完全能想象出以上的畫麵。此刻我走出翰尼格的辦公室，就像四十多年前我母親走出李師長的居處，心裏有種慘烈的美感。
我母親名字叫恬菁。因為她是家裏最小的孩子，小名就是菁妹。我父親幾十年一直叫她小殷。
我在美國著陸時，來洛杉磯機場接我的是一個七十歲左右的老人。他看上去隻有五十幾歲，長著女性的細皮嫩肉，眼鏡是三十年代的式樣，金絲框架。頭發黑黑的背向腦後，也是三十年代知識分子的發式。我當然知道他頭發的顏色是假的，他長相年輕有一部分也歸結到他的眼鏡上，那種極淡的茶色遮去了眼睛周圍的皺紋。
這是個隻差一毫米就做了我父親的人。他是和我父親暗中較量過好一陣的劉先生。劉先生是除了殷家人之外惟一叫我母親菁妹的人。我設想母親的細皮嫩肉再加上劉先生的細皮嫩肉，出來的我不知會什麽樣。說不定挺恐怖，想想看，那麽半實半虛的一具人體。很可能就不會有我了。沒有我可能會讓今天許多人失望，會讓牧師夫婦有一份施舍心而無處去施舍。會讓fbi缺乏一點事幹。會讓一切有心救援我的人都添一點兒空虛。
劉先生住在一所巨大的房子裏，花園修得整齊，遊泳池裏一片枯樹葉也沒有。劉先生的老伴去世有五年了，把原本很大的空間騰得更大更空。倒時差的當夜我在淩晨醒來，以我母親的目光打量這原本該盛著她的豪宅。我完全沒有了白天和劉先生在一塊兒的局促，放手放腳地在冰箱裏翻東西吃喝。冰箱是不鏽鋼麵的，有種富人低調的樸素。它大得足夠劉先生去開一個肉鋪子。我從裏麵找到一盒未啟封的咖啡冰淇淋，搬出來挖下一大塊。又找到一包蜜汁火腿，用刀切下幾條。然後我端著盤子走到巨大的起居室，把電視打開。我四仰八叉地半躺在皮沙發裏。得為母親享受享受，為我母親把這麽好的冰淇淋吃夠本。
然後我發現地上擺了一摞相簿，茶幾上擱著一個雞尾酒淺漏鬥形的杯子，裏麵隻剩了個酒底。這些相片簿的深處，藏著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女。我年輕的母親。
五十年代初的一天晚上，劉先生反剪雙手在我母親住的那條弄堂裏踱步。一輛軍用吉普車開進弄堂。弄堂兩邊每個窗子都開了條縫，看那輛解放軍的車裏鑽出始終討他們歡喜的少女。少女雖然講話帶江北口音，但氣韻卻是寄宿女校好學生的。她似乎張張口便會出來一句英文或法文。他們中有很少的人知道她叫什麽名字。他們從她房東的老媽子那裏聽到她的名字叫恬菁，姓殷。起初他們弄不清是哪個“恬”哪個“菁”，但幾次有人見她從自己亭子間伸出一根竹竿。搭在上麵的總是一件白布圍單，腰間打褶子，肩上背兩根帶荷葉邊背帶那種洋娃娃穿的圍單。她的胸前繡了個紅十宇和藍色的姓名“殷恬菁”。藍色名字招展在早晨太陽光裏，樓下的人也看得清楚。跟白圍單晾在一根竹竿上有一個口罩，一頂白色小帽，一雙白帆布鞋，一雙白細紗長筒襪。所有物件都像殷恬菁這個藍色名字似的，素素的很衛生。解放軍吉普車如同解放這條小弄堂一樣，轟轟烈烈從一戶戶小門前開過。
在窗子裏的人們就說：解放軍車子停了！解放軍車子停了！過兩秒鍾，便又說：殷恬菁下車了！殷恬菁做了解放吉普女郎！……
人們在窗子後麵應該能清清楚楚看見背著手站在路燈下的劉先生。他給吉普車讓路，眼睛在金絲眼鏡後麵眯起，躲避著刺眼的燈光。但弄堂兩側的窗內，沒一個人看見劉先生的。一旦人們認為誰不重要，可以從注意力中模糊掉，那個人便真的可以像此刻的劉先生那樣被模糊掉了。劉先生蠻大一個人竟被溶解在人們廣漠遼闊的無知覺裏。
他在人們把偵察火力都集中在殷恬菁身上時，從西服褲袋裏掏出一方潔白的手絹，佝下身來擦拭吉普車輪濺到他皮鞋上的泥水。他從稍低的位置抬臉來看少女在司機替她拉開車門後輕盈地下車，動作流暢地順手一揣旗袍的前擺，順著這動勢直起身向司機道了謝，再順著同一股慣性向已轉身向車的另一側繞去的司機揚了揚手，收回的手又去一撩麵頰上的短發。劉先生手捏著擦皮鞋的白手帕定身在那裏：她這一連串動作是流淌的波紋，中間沒有一絲斷裂。一個好動而動作雅致的青春軀體；她這時的好看成了一股疼痛讓劉先生險些發出呻吟。
他看見她身上裹了件軍用雨衣，尺碼過分大，看起來她像是穿了一頂軍用帳篷。假如劉先生知道鄰居中有叫她“解放吉普女郎”的，他一定會認為這略帶惡意的稱呼很形象。她的確有了種曾經沒有的氣勢，不是官太太的，比官太太高級許多的氣勢。劉先生找不出適當的詞來形容這個英氣勃勃的女郎。他善良懦弱的心裏當然產生不出我這樣的詮釋：一個女仗男勢的女子的氣韻。我在我腦子裏給我母親下結論時，從來不給她留情麵。
她開始在她那個勾針織出的鏤花小包裏摸索鑰匙。小包裏的東西太雜太碎：一個小粉盒，一管口紅，一把小牛角梳，一捆織了一小截的銀灰毛線衣，一個記英文單詞的小本，四個用鋼子彈殼做成的小笙（是李師長送她玩兒的），還有一小包鬆子糖。大概比這還多，但我不能—一數出來。她的手在裏麵翻來抄去，把零七八碎兜底抄起好幾次，卻找不著那把銅鑰匙。
劉先生其實已經全都明白了。已經不必再去向她麵對麵討實情。她才十九歲。十九歲的女孩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撒謊、在誤人的事、在害人。你跟她較真兒；你為什麽不幹脆告訴我，你不想見我的原因是你看上了新政權的掌權人物？你為什麽推三推四，害得我什麽打算都不敢做，是去是留都無法決定？但她會清亮地看著你，眨動著無辜的睫毛，最多說一句：哎呀，都是我不好。
他本來想等她一進去就默默走開，從此走開。我一見劉先生就發現他是那種碰到爭奪，或給誰傷了心就會默默走開的那種男人。是愛情悲劇中一個心碎的背影，一直在走開、走開；那背影上寫著他一生一世的窩囊情債而他自我感覺相當淒美。他就是《白夜》裏把心捧給娜斯金卡去碎的窩囊廢。不過直到本世紀初，我們文學的多產有部分原因是由於做這種窩囊廢在舞文弄墨的男人們中挺時尚。一般是他們在理想中做心碎者，在現實中去弄碎別人的心，去攪和別人的戀愛，或去撬人家原本挺天衣無縫的婚姻。我無法知道劉先生是否攪過別人的好景。但我相信他絕不會缺德到亨利·米勒那程度，鬧得不知多少夫妻間雞飛狗跳。
劉先生叫了聲“菁妹”。
殷恬菁回過頭。劉先生原來也溶解在她廣漠的無知覺中。他走到她麵前，伸出右手，手上是一把銅鑰匙。她曾為他配了這把鑰匙，怕他在外麵等她受冷或受熱。他們疏遠後他便再也沒有用過這把鑰匙，即便來看她，也是跟所有人一樣按門鈴。他剛才見她翻天覆地在那小包裏找鑰匙，心想，不如借這機會把鑰匙還她吧。趁這樣的機會倆人都會好受不少。
殷恬菁很驚喜地說：哎呀，你幾時來的？
來了一會兒了。
她毫不露痕跡地捏起他掌心上的鑰匙，一點感傷的時間都不給他。她說：我剛才還想，你好久沒給我打電話了！沒淋到雨吧？
喏，我有傘。
要不要上來吃杯茶？
不要了。我還要回去理東西。
她沒有問“理什麽東西”之類的廢話。劉先生心裏又是一陣溫熱的遺憾：要是娶了這個姑娘，一生中要少說多少廢話。她知道理東西便意味著他決意要走了，要淒美悲愴地做個憂鬱騎士遠走天涯了。
她說：真不要上來嗎？
他說：不了。
他笑一下，心裏又高貴又窩囊。他特別當心，不讓一句話脫口而出。我現在才知道我有多愛你。像他這種才華平平的男人，真心話跟台詞一般都分不清的。
她說：那也好，我送送你。
她和他慢慢走出弄堂。十一點的大馬路，濕漉漉的地麵反射著霓虹燈。她跟他軋著最後一段馬路，他滿心秋雨地想。
她問：船票訂的是哪天的？
下星期五。
噢。那還有段時間。
他想，有段時間還夠你再掂量掂量去留取舍？還是夠你再傷我幾天心？……
他說：我的電唱機留給你了。回頭我叫司機開車給你送來。
她沒有接話。
他又說：還有不少書，不曉得你需不需要。
她說：別說這些事，跟一生一世不見了似的。
他心裏說：可不是不見了嗎。
他口上說：你的屋子太小，放不下那麽多書的話，先放在魏小姐那裏。
她點點頭。原來他不帶魏小姐一道走。
他又說：其它東西，不知你還需要什麽。
我不需要什麽。她的軍用雨衣“嘩啦嘩啦”，走一步響一步。
我隻管把我能想到的，你以後可能用得著的，都留下來。空了你去魏小姐家看看。他心想他怎麽這麽不浪漫，最後幾句話就講這些俗事俗物。
她說：我真的什麽都不缺。
他說：俄國十月革命後，物質恐慌了那麽多年。我去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時候，大家都是瘋了一樣搶購東西。一個人要是想買雙過冬的靴子，他必須在夏天就去商店登記，冬天來了貨如果他不及時去商店，那雙靴子就是別人的了。糧食更是缺得厲害。我是怕你吃苦頭。
她一陣想哭。她非常舍不得他。她的勇敢沉穩，在大上海沒慌過沒感到心裏無底過，說到底，是因為大上海存在這個劉先生。
她說：你出國樣樣要從頭來，要比我難，東西能變賣的，就賣掉，多折些錢，膽子不是壯些？
他也一陣想哭。她這樣好的姑娘，懂事周全，通情達理，他此生不會再碰到了。
菁妹，你還是同我一起去美國吧。
翰尼格等他把轉椅再轉回來。一般他轉回來時心情會好一些。他畢竟還有一點權力對窗外千瘡百孔的芝加哥和由此延伸的全人類做點什麽。他至少可以消減他係裏這份赤貧。然後他抽出老式派克筆，在我的獎學金申請表上簽上名。他那白求恩胸懷至少可以在我這裏具體化。這時他見翰尼格臉上出現欣慰，他也感到十分欣慰。八十年前，那個寫偵探小說寫得吃穿不愁的威廉姆·福克在臨終前將一筆不大的遺產捐到這個係來，他在遺囑裏闡明他的錢隻由這個係自己支配，接濟天分不壞的貧窮學生。係主任慶幸係裏一任又一任係主任的頑韌，怎樣也沒讓錢落到學校的魔爪裏。因而他可以有最高權威來救助我這樣的人。
我在聽見翰尼格說“你放心”時，就完全能想象出以上的畫麵。此刻我走出翰尼格的辦公室，就像四十多年前我母親走出李師長的居處，心裏有種慘烈的美感。
我母親名字叫恬菁。因為她是家裏最小的孩子，小名就是菁妹。我父親幾十年一直叫她小殷。
我在美國著陸時，來洛杉磯機場接我的是一個七十歲左右的老人。他看上去隻有五十幾歲，長著女性的細皮嫩肉，眼鏡是三十年代的式樣，金絲框架。頭發黑黑的背向腦後，也是三十年代知識分子的發式。我當然知道他頭發的顏色是假的，他長相年輕有一部分也歸結到他的眼鏡上，那種極淡的茶色遮去了眼睛周圍的皺紋。
這是個隻差一毫米就做了我父親的人。他是和我父親暗中較量過好一陣的劉先生。劉先生是除了殷家人之外惟一叫我母親菁妹的人。我設想母親的細皮嫩肉再加上劉先生的細皮嫩肉，出來的我不知會什麽樣。說不定挺恐怖，想想看，那麽半實半虛的一具人體。很可能就不會有我了。沒有我可能會讓今天許多人失望，會讓牧師夫婦有一份施舍心而無處去施舍。會讓fbi缺乏一點事幹。會讓一切有心救援我的人都添一點兒空虛。
劉先生住在一所巨大的房子裏，花園修得整齊，遊泳池裏一片枯樹葉也沒有。劉先生的老伴去世有五年了，把原本很大的空間騰得更大更空。倒時差的當夜我在淩晨醒來，以我母親的目光打量這原本該盛著她的豪宅。我完全沒有了白天和劉先生在一塊兒的局促，放手放腳地在冰箱裏翻東西吃喝。冰箱是不鏽鋼麵的，有種富人低調的樸素。它大得足夠劉先生去開一個肉鋪子。我從裏麵找到一盒未啟封的咖啡冰淇淋，搬出來挖下一大塊。又找到一包蜜汁火腿，用刀切下幾條。然後我端著盤子走到巨大的起居室，把電視打開。我四仰八叉地半躺在皮沙發裏。得為母親享受享受，為我母親把這麽好的冰淇淋吃夠本。
然後我發現地上擺了一摞相簿，茶幾上擱著一個雞尾酒淺漏鬥形的杯子，裏麵隻剩了個酒底。這些相片簿的深處，藏著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女。我年輕的母親。
五十年代初的一天晚上，劉先生反剪雙手在我母親住的那條弄堂裏踱步。一輛軍用吉普車開進弄堂。弄堂兩邊每個窗子都開了條縫，看那輛解放軍的車裏鑽出始終討他們歡喜的少女。少女雖然講話帶江北口音，但氣韻卻是寄宿女校好學生的。她似乎張張口便會出來一句英文或法文。他們中有很少的人知道她叫什麽名字。他們從她房東的老媽子那裏聽到她的名字叫恬菁，姓殷。起初他們弄不清是哪個“恬”哪個“菁”，但幾次有人見她從自己亭子間伸出一根竹竿。搭在上麵的總是一件白布圍單，腰間打褶子，肩上背兩根帶荷葉邊背帶那種洋娃娃穿的圍單。她的胸前繡了個紅十宇和藍色的姓名“殷恬菁”。藍色名字招展在早晨太陽光裏，樓下的人也看得清楚。跟白圍單晾在一根竹竿上有一個口罩，一頂白色小帽，一雙白帆布鞋，一雙白細紗長筒襪。所有物件都像殷恬菁這個藍色名字似的，素素的很衛生。解放軍吉普車如同解放這條小弄堂一樣，轟轟烈烈從一戶戶小門前開過。
在窗子裏的人們就說：解放軍車子停了！解放軍車子停了！過兩秒鍾，便又說：殷恬菁下車了！殷恬菁做了解放吉普女郎！……
人們在窗子後麵應該能清清楚楚看見背著手站在路燈下的劉先生。他給吉普車讓路，眼睛在金絲眼鏡後麵眯起，躲避著刺眼的燈光。但弄堂兩側的窗內，沒一個人看見劉先生的。一旦人們認為誰不重要，可以從注意力中模糊掉，那個人便真的可以像此刻的劉先生那樣被模糊掉了。劉先生蠻大一個人竟被溶解在人們廣漠遼闊的無知覺裏。
他在人們把偵察火力都集中在殷恬菁身上時，從西服褲袋裏掏出一方潔白的手絹，佝下身來擦拭吉普車輪濺到他皮鞋上的泥水。他從稍低的位置抬臉來看少女在司機替她拉開車門後輕盈地下車，動作流暢地順手一揣旗袍的前擺，順著這動勢直起身向司機道了謝，再順著同一股慣性向已轉身向車的另一側繞去的司機揚了揚手，收回的手又去一撩麵頰上的短發。劉先生手捏著擦皮鞋的白手帕定身在那裏：她這一連串動作是流淌的波紋，中間沒有一絲斷裂。一個好動而動作雅致的青春軀體；她這時的好看成了一股疼痛讓劉先生險些發出呻吟。
他看見她身上裹了件軍用雨衣，尺碼過分大，看起來她像是穿了一頂軍用帳篷。假如劉先生知道鄰居中有叫她“解放吉普女郎”的，他一定會認為這略帶惡意的稱呼很形象。她的確有了種曾經沒有的氣勢，不是官太太的，比官太太高級許多的氣勢。劉先生找不出適當的詞來形容這個英氣勃勃的女郎。他善良懦弱的心裏當然產生不出我這樣的詮釋：一個女仗男勢的女子的氣韻。我在我腦子裏給我母親下結論時，從來不給她留情麵。
她開始在她那個勾針織出的鏤花小包裏摸索鑰匙。小包裏的東西太雜太碎：一個小粉盒，一管口紅，一把小牛角梳，一捆織了一小截的銀灰毛線衣，一個記英文單詞的小本，四個用鋼子彈殼做成的小笙（是李師長送她玩兒的），還有一小包鬆子糖。大概比這還多，但我不能—一數出來。她的手在裏麵翻來抄去，把零七八碎兜底抄起好幾次，卻找不著那把銅鑰匙。
劉先生其實已經全都明白了。已經不必再去向她麵對麵討實情。她才十九歲。十九歲的女孩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撒謊、在誤人的事、在害人。你跟她較真兒；你為什麽不幹脆告訴我，你不想見我的原因是你看上了新政權的掌權人物？你為什麽推三推四，害得我什麽打算都不敢做，是去是留都無法決定？但她會清亮地看著你，眨動著無辜的睫毛，最多說一句：哎呀，都是我不好。
他本來想等她一進去就默默走開，從此走開。我一見劉先生就發現他是那種碰到爭奪，或給誰傷了心就會默默走開的那種男人。是愛情悲劇中一個心碎的背影，一直在走開、走開；那背影上寫著他一生一世的窩囊情債而他自我感覺相當淒美。他就是《白夜》裏把心捧給娜斯金卡去碎的窩囊廢。不過直到本世紀初，我們文學的多產有部分原因是由於做這種窩囊廢在舞文弄墨的男人們中挺時尚。一般是他們在理想中做心碎者，在現實中去弄碎別人的心，去攪和別人的戀愛，或去撬人家原本挺天衣無縫的婚姻。我無法知道劉先生是否攪過別人的好景。但我相信他絕不會缺德到亨利·米勒那程度，鬧得不知多少夫妻間雞飛狗跳。
劉先生叫了聲“菁妹”。
殷恬菁回過頭。劉先生原來也溶解在她廣漠的無知覺中。他走到她麵前，伸出右手，手上是一把銅鑰匙。她曾為他配了這把鑰匙，怕他在外麵等她受冷或受熱。他們疏遠後他便再也沒有用過這把鑰匙，即便來看她，也是跟所有人一樣按門鈴。他剛才見她翻天覆地在那小包裏找鑰匙，心想，不如借這機會把鑰匙還她吧。趁這樣的機會倆人都會好受不少。
殷恬菁很驚喜地說：哎呀，你幾時來的？
來了一會兒了。
她毫不露痕跡地捏起他掌心上的鑰匙，一點感傷的時間都不給他。她說：我剛才還想，你好久沒給我打電話了！沒淋到雨吧？
喏，我有傘。
要不要上來吃杯茶？
不要了。我還要回去理東西。
她沒有問“理什麽東西”之類的廢話。劉先生心裏又是一陣溫熱的遺憾：要是娶了這個姑娘，一生中要少說多少廢話。她知道理東西便意味著他決意要走了，要淒美悲愴地做個憂鬱騎士遠走天涯了。
她說：真不要上來嗎？
他說：不了。
他笑一下，心裏又高貴又窩囊。他特別當心，不讓一句話脫口而出。我現在才知道我有多愛你。像他這種才華平平的男人，真心話跟台詞一般都分不清的。
她說：那也好，我送送你。
她和他慢慢走出弄堂。十一點的大馬路，濕漉漉的地麵反射著霓虹燈。她跟他軋著最後一段馬路，他滿心秋雨地想。
她問：船票訂的是哪天的？
下星期五。
噢。那還有段時間。
他想，有段時間還夠你再掂量掂量去留取舍？還是夠你再傷我幾天心？……
他說：我的電唱機留給你了。回頭我叫司機開車給你送來。
她沒有接話。
他又說：還有不少書，不曉得你需不需要。
她說：別說這些事，跟一生一世不見了似的。
他心裏說：可不是不見了嗎。
他口上說：你的屋子太小，放不下那麽多書的話，先放在魏小姐那裏。
她點點頭。原來他不帶魏小姐一道走。
他又說：其它東西，不知你還需要什麽。
我不需要什麽。她的軍用雨衣“嘩啦嘩啦”，走一步響一步。
我隻管把我能想到的，你以後可能用得著的，都留下來。空了你去魏小姐家看看。他心想他怎麽這麽不浪漫，最後幾句話就講這些俗事俗物。
她說：我真的什麽都不缺。
他說：俄國十月革命後，物質恐慌了那麽多年。我去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時候，大家都是瘋了一樣搶購東西。一個人要是想買雙過冬的靴子，他必須在夏天就去商店登記，冬天來了貨如果他不及時去商店，那雙靴子就是別人的了。糧食更是缺得厲害。我是怕你吃苦頭。
她一陣想哭。她非常舍不得他。她的勇敢沉穩，在大上海沒慌過沒感到心裏無底過，說到底，是因為大上海存在這個劉先生。
她說：你出國樣樣要從頭來，要比我難，東西能變賣的，就賣掉，多折些錢，膽子不是壯些？
他也一陣想哭。她這樣好的姑娘，懂事周全，通情達理，他此生不會再碰到了。
菁妹，你還是同我一起去美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