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嗯，——這裏：你十八歲被指定為特別記者……”
“對不起，是特邀記者。”
“有什麽不同？”
“特邀記者是非本職記者。由於特殊需要，臨時或者偶然地充當記者”你對中國行政編製的知識相當初級。我有閑工夫的話得從abc給你補課。
“當時你是少尉軍銜？”
“是的。”
“為什麽會指派你做特邀記者？”
“中越一幹起來記者不夠。”我講了你不會相信，我是主動申請得到這個職位的。
“你主要的功用——比方說，你專門做哪方麵的報道？”
“這可沒一定。見到什麽就報道什麽。”
“以什麽方式把報道發回你們的總部？”
“嗯？”當然不會用諜報裝置。
“我是問，你所做的報道，當然要以最快的通訊渠道送往總指揮部……”
“噢，你是這個意思。”你想打聽我軍的通訊係統？“我不屬於報道戰鬥實況的記者。我主要的任務是撰寫英雄人物。比如一篇兩三萬字的報告文學，寫一個烈士的成長史，犧牲經過。你讀《紐約人》雜誌嗎？”
“不讀，很抱歉。”
“沒什麽……”
“我一直想訂它，可是時間不夠。”
“那是。這年頭誰時間夠？”大概你是詞匯量不夠，趣味也不夠。你這樣的人家裏，在馬桶旁邊放個小雜誌架，上麵插著“money”“reader’sdigest”，“peoplemagazine”還有專門抓拍名人們最醜惡一刹那的“nationalenquirer”，大概也會有整天搬弄好萊塢是非的“vainityfair。”
“《紐約人》雜誌上時常出現的人物專訪，跟我當時寫的報告文學比較接近。”
“我能想象，大概那類文章相當有民族主義情感。”他認為他捉住了一點佐證，眼睛裏出現了孩子氣的自以為是。
“我認為該叫它愛國主義。”
“但這兩個主義是一個主義。”
“那麽你把你們著名的肯尼迪總統演講中，那些鼓舞人心、煽動情感的詞句叫愛國主義呢，還是民族主義？”你們的肯尼迪總統簡直就是濫情，美國硬漢頗酷的濫情。
“我覺得你在這一點上有些糊塗。”
“是嗎？”你這肥大火雞似的糊塗蛋。你該去專職扮演聖誕老爹。滿大街的聖誕老爹沒一個有你形象好的。你那兩個大紅臉蛋若去搖一隻銅鈴，為“救世軍”搜集人們口袋裏的硬幣，一天的鈴搖下來，你準拎不動那隻盛硬幣的鉛桶。
他在婆婆媽媽給我指出，我糊塗在哪裏。
“你看，這是兩個社會性質的分歧：共產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國有製國家，如果以愛國名義啟發國民的民族意識，跟一個私有製國家以愛國主義對國民的召喚，是性質不同的。難道你看不出這是兩種性質？”
“我看不出，對不起。”
“沒關係……”
“不過我想我們時間都有限——我的期終作業交不出來會有嚴重後果。”
“什麽後果？”
“非常嚴重的後果。”你反正不擔當我的任何後果。包括我去做“教堂耗子”、喝西北風，沒有獎學金，抑或像裏昂那樣去賣腎髒等等後果。此類後果離我目前生活已非常近。
“我希望我能幫助你。”
“謝謝，不過你幫不了。”
“你確定？”
“我確定。”
“那我很遺憾。”
“我也是。”
沉默了一分鍾，他又說：“你剛才說的嚴重後果……”
“沒錯。”
“能再講得具體些嗎？”
“對不起，今天我隻能和你談到這裏。”你還要怎樣具體呢？！別裝著你不知道做個留學生是怎麽回事：她交不出好的學期終結作業，就拿不到“a”，如果不是門門課拿“a”，哪個教授推薦也沒用。我即便有天大魅力，從係裏教授一路腐蝕上去，把當權人物一個不剩地腐蝕掉，我也不能保證他們敢給一個把期終作業寫成糟粕的女留學生九千塊獎學金。
他清了清喉嚨，同時把領帶鬆了鬆。鬆開的領口露出他粗壯的脖子，一早用刮臉刀刮過的脖頸上一片密集的雞皮疙瘩。它們顆粒飽滿，每一顆都大得驚人。這是火雞的脖子。
“那麽，你當時被指派為戰場特別記者時，心情是？……”
“是特邀記者。”
“對不起。”
“沒關係。”
他嬰孩般純真的眼睛飛快眨動幾下。他心想，這女人真能瞎插嘴；這下好，我忘了我剛才說到哪了。
“你剛才問我，在當戰場特邀記者時的心情。”
“對對對。”
“我心情很激動。”就跟當年你們敬愛的肯尼迪總統向他的祖國人民說：“別問你的祖國給了你什麽，問一問你給了你的祖國什麽”，我全身血液裏也流竄著一股特殊的生物化學。那種生物化學可以使血液迅速升高溫度，迅速達到沸點。這種“咕嘟嘟”沸騰的血液使人放棄個人準則的道義和是非，背負起他人的（他父親他兄長他親族他部落他種族他國家，總之，由無數他人組成的集體）道義和是非。你們敬愛的肯尼迪總統還要去裁決全人類的是非，幹涉全人類的道義取向，在他進行這種他自認為崇高的裁決和幹涉時，“我們可以背負起任何負擔，跨越無論多遙遠的距離”，他在這時贏得的擁戴是你們給予一位民族英雄的——那種堅信自己民族正義的民族意誌的化身。我跟你們一樣，聽任渾身血液“咕嘟嘟”地開鍋。堅信自己肩上背的不是被子褥子軍用雨衣，而是民族的意誌、民族的期望。民族已高於正義和非正義，敬愛的肯尼迪總統讓你們別跟自己的政府過意不去，別去理論自己社會的是非，先把你們運過太平洋，去跟一幫黃皮膚、瘦小的陌生人玩命去。拳王阿裏拒絕去萬裏之外跟陌生人玩命，便被他的政府以民族和國家的名義逮捕了。拳王阿裏平常玩命的時候多了，因而他在此刻出現了非常質樸的是非觀念：我天天揍的是有名有姓的對手；我憑什麽去揍那些我壓根兒不認得的人？我不能因為白宮和五角大樓那些陌生人想揍他們我就得揍他們；他們在熱帶雨林裏跟我八竿子打不著，我犯得上跟他們玩命嗎？白宮和五角大樓那種陌生人也跟我八竿子打不著，我犯得著為他們去玩命嗎？再說了，去揍一幫沒名沒姓熱帶雨林裏的陌生人，又有什麽接頭？！拳王的基本原則“tobeornottobe”非常單純明了——揍，還是不揍。他的基本原則為他做出最終決定：不揍。
“……多麽有趣——越南人先後是我們共同的敵人，盡管我們兩國是敵對立場。”
“哈哈哈。”拳王阿裏很英明，他知道山不轉水轉玩命的最終是白玩命，到頭來發現揍錯了人算誰的？他覺得你們這主義那主義有我什麽事？我的事就是好好揍真名實姓，有鼻子有眼，跟我叫板的對手。糊裏糊塗去接糊裏糊塗的陌生人，對拳王來說，不大地道。
“當時你對中越邊境衝突怎麽看？”
“當時我就是想當英雄。”
“你不管正義是否在自己一邊？”
“你呢？有沒有懷疑過正義在握？”
“當時我不懷疑。”
“噢。”所以你的便衣同僚們就去找劉先生的別扭。把一個充滿小布爾喬亞情懷的劉先生監控起來，讓他在你們的望遠鏡焦距中行走和活動，在你們的竊聽器磁帶上談公事和談文學詩歌戲劇以及談戀愛（劉先生在美國迫害共產黨分子最激烈的時刻愛上了他的女學生），在你們的檔案櫃裏榮幸地跟福克納、海明威、賽珍珠做鄰居，在你們的拘留室裏頭一次體驗男性對男性的性襲擊。“現在你還這麽認為嗎？”
“現在……”他的大臉蛋一僵，心想：怎麽就輪到你來盤問我了呢？“你當時上戰場有沒有畏懼感覺？”
“有啊。”我挎著“五四”手槍，軍裝口袋揣著特別通行證，它能讓我在登上任何一列火車時將它往列車長眼前一晃，說：給我弄個臥鋪。那種“老子上前方打仗”的耀武揚威感覺還是挺棒的。
“有畏懼感就證明你潛意識裏有反戰情緒。”
“噢。”
“你認為你有反戰情緒嗎？”
“我倒不反戰。我比較討厭那一大群采訪者。他們到了野戰醫院就把好吃的都吃了，好喝的全喝了。”
“都是些什麽采訪者？”
“什麽采訪者都有，冒牌的也有。”
大臉蛋倏然向我麵前湊近一些。
“你是指冒牌的？那他們真實身份是幹什麽的？”
“他們真實身份是觀光客。他們上前線是去觀光的。”
他認為我態度不夠嚴肅。或者俏皮得不是時候。
“你不認為他們中間有些是情報人員？”
“不會。”
“為什麽？”
“智商差了點兒。”
“哦？你們中國什麽樣的智商可以做情報人員？”
“不太清楚。”反正你這樣老跑題肯定不行。
“你認為你的智商夠不夠呢？”
“夠什麽？”
“夠情報人員標準。”
“大概不夠。”
“你很謙虛。”
“哪裏。”
“你一共在前線寫了幾篇所謂的報告文學？”
“寫了十來篇。”
“全發表了嗎？”
“沒有。”
“全沒被發表？”
“沒被全部發表。”
“哪一類的沒被發表？”
“比方有這麽一篇：一個年輕士兵是個孤兒，十九歲，他是他的老丈人把他養大的。他老丈人指望他到部隊出息出息，見見世麵，混成排長連長就回去娶他女兒。結果他上前線第三天就給地雷炸傷了。傷得沒法娶他老丈人的女兒了。”
“為什麽？”
“他反正是沒法讓女人生孩子了。”
“……噢，我說呢。”
“我采訪他的時候，他說他對不起把他養大的老丈人。後來他就服了一百多粒安眠藥。他在前線表現得非常英勇，是個非常優秀的小夥子。”
“你專門寫這種事？”
他靠回到椅背上，覺得我若說的是實話，那可沒什麽勁。
“我對這種故事比較有興趣。”
“為什麽？”
我聳聳肩。我不知道我這個美國動作做得夠不夠純正。他端起紙杯子，喝了一小口水。他想這個女人大概沒什麽審頭，她沒幹過幾樁上台麵的事。這回輪到他偷看一眼手表，輪到他覺得日子難熬了。
“聖誕節真是很累人的一樁事。”他說。
“沒錯。”
“你們在中國過聖誕節嗎？”他開始清理桌子，準備下班。
“現在時髦的年輕人都相互寄聖誕卡片什麽的。也有人會弄棵聖誕樹。”
“你和安德烈·戴維斯在北京一塊兒去的那個聖誕晚會，有聖誕樹沒有？”
這小子原來很陰險。
“我沒有跟安德烈·戴維斯一塊兒去過聖誕晚會。”
“那你和他一塊兒去了哪裏？”
“我在北京的時候根本不知道世上有個叫安德烈·戴維斯的美國外交官。”
“難道我記錯了？你不是說過你們是在北京認識的，是在一個很大的聖誕晚會上？”
“我沒有說過我和戴維斯在北京見過麵。”
“那你說過你們倆在哪裏見的麵？”
這個表麵憨厚的家夥絕不像他看上去那麽弱智。他把我腦子攪成了一鍋糨糊。我一時竟想不起我曾經說的是實話還是謊話。不過根據我對自己的了解，我當時多半講的是謊話。可我的謊話我現在要背誦不下來，事情可能對我不利。
“我們當然是在美國認識的。”
“在美國什麽地方？”
“我到現在都對美國地理很無知。何況我剛到美國的時候。”
“是在馬裏蘭州？”
“直到現在我都分不清馬裏蘭州和密西根州有什麽不同。”
“但我敢打賭你能分清馬裏蘭州和北京。”
“沒錯。所以我一再告訴你，我跟戴維斯不是在北京認識的。信不信由你。”
“你上次說你和戴維斯是在馬裏蘭州一條公路上相遇的。”
“直到現在，美國所有的公路在我看都一模一樣。”
“印第安那和弗吉尼亞的公路，也一模一樣？”
“啊。”
“據我們了解的情況，你和戴維斯是在北京認識的。”
“不會吧。”
“你意思是我們不會了解這情況？”。
“我的意思是我並沒有在北京認識戴維斯。”
“也許你不認為那叫‘認識’。‘認識’得要點時間。是不是？”
“在中文裏，認識就是認識。認識屬於直覺。”
我開始在他腦子裏攪糨糊。
我見他嘴巴一動，恐怕他又想在我們倆之間做思路向導。我忙大聲說：“你懂‘悟’這個跟禪有關的字嗎？”他嘴又一動，我忙著再次截斷他：“等你懂了‘禪’中的‘悟’，就對我剛才講的‘認識’沒太大問題了。時間到了，我得馬上走。我的教授跟我約了六點見麵，他得給我的期終作業提修改方案。再見。如果我們在聖誕前不再見麵，那麽我提前祝你和你的全家聖誕快樂。聖誕到新年期間，我要離開芝加哥，所以也在這裏提前祝你新年好。不必送了，請留步。”
我走了很遠還在想我那二十響連發的道別和道賀。大塊頭便衣瞪著眼看我動作和嘴皮子一樣麻利：穿衣、戴圍脖，背上幾十磅重的書包，脊梁領路飛快地退出那間審訊室，退出了長形的辦公室。
回到牧師家，我看見牧師太太的留言，說她寫了封信給我，已經擱在我臥室裏——她從我房門下麵的縫裏塞進去的。
我當然明白那是什麽信。攆房客這類事很討厭，常常要傷和氣。常常有一堆賬要清算，而清算往往是靠扯皮來完成。扯皮就免不了兩敗俱傷。對於溫厚的牧師太太，這樣的事非常難為她。她知道不管我實質上多麽厚顏，但表麵上還是含蓄、柔弱的禮儀之邦女子，她花些工夫把話用電腦寫出來，這樣事情變得婉轉不少。我想，既然是這樣一封信在我房裏等我，不妨晚些回房去。
“對不起，是特邀記者。”
“有什麽不同？”
“特邀記者是非本職記者。由於特殊需要，臨時或者偶然地充當記者”你對中國行政編製的知識相當初級。我有閑工夫的話得從abc給你補課。
“當時你是少尉軍銜？”
“是的。”
“為什麽會指派你做特邀記者？”
“中越一幹起來記者不夠。”我講了你不會相信，我是主動申請得到這個職位的。
“你主要的功用——比方說，你專門做哪方麵的報道？”
“這可沒一定。見到什麽就報道什麽。”
“以什麽方式把報道發回你們的總部？”
“嗯？”當然不會用諜報裝置。
“我是問，你所做的報道，當然要以最快的通訊渠道送往總指揮部……”
“噢，你是這個意思。”你想打聽我軍的通訊係統？“我不屬於報道戰鬥實況的記者。我主要的任務是撰寫英雄人物。比如一篇兩三萬字的報告文學，寫一個烈士的成長史，犧牲經過。你讀《紐約人》雜誌嗎？”
“不讀，很抱歉。”
“沒什麽……”
“我一直想訂它，可是時間不夠。”
“那是。這年頭誰時間夠？”大概你是詞匯量不夠，趣味也不夠。你這樣的人家裏，在馬桶旁邊放個小雜誌架，上麵插著“money”“reader’sdigest”，“peoplemagazine”還有專門抓拍名人們最醜惡一刹那的“nationalenquirer”，大概也會有整天搬弄好萊塢是非的“vainityfair。”
“《紐約人》雜誌上時常出現的人物專訪，跟我當時寫的報告文學比較接近。”
“我能想象，大概那類文章相當有民族主義情感。”他認為他捉住了一點佐證，眼睛裏出現了孩子氣的自以為是。
“我認為該叫它愛國主義。”
“但這兩個主義是一個主義。”
“那麽你把你們著名的肯尼迪總統演講中，那些鼓舞人心、煽動情感的詞句叫愛國主義呢，還是民族主義？”你們的肯尼迪總統簡直就是濫情，美國硬漢頗酷的濫情。
“我覺得你在這一點上有些糊塗。”
“是嗎？”你這肥大火雞似的糊塗蛋。你該去專職扮演聖誕老爹。滿大街的聖誕老爹沒一個有你形象好的。你那兩個大紅臉蛋若去搖一隻銅鈴，為“救世軍”搜集人們口袋裏的硬幣，一天的鈴搖下來，你準拎不動那隻盛硬幣的鉛桶。
他在婆婆媽媽給我指出，我糊塗在哪裏。
“你看，這是兩個社會性質的分歧：共產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國有製國家，如果以愛國名義啟發國民的民族意識，跟一個私有製國家以愛國主義對國民的召喚，是性質不同的。難道你看不出這是兩種性質？”
“我看不出，對不起。”
“沒關係……”
“不過我想我們時間都有限——我的期終作業交不出來會有嚴重後果。”
“什麽後果？”
“非常嚴重的後果。”你反正不擔當我的任何後果。包括我去做“教堂耗子”、喝西北風，沒有獎學金，抑或像裏昂那樣去賣腎髒等等後果。此類後果離我目前生活已非常近。
“我希望我能幫助你。”
“謝謝，不過你幫不了。”
“你確定？”
“我確定。”
“那我很遺憾。”
“我也是。”
沉默了一分鍾，他又說：“你剛才說的嚴重後果……”
“沒錯。”
“能再講得具體些嗎？”
“對不起，今天我隻能和你談到這裏。”你還要怎樣具體呢？！別裝著你不知道做個留學生是怎麽回事：她交不出好的學期終結作業，就拿不到“a”，如果不是門門課拿“a”，哪個教授推薦也沒用。我即便有天大魅力，從係裏教授一路腐蝕上去，把當權人物一個不剩地腐蝕掉，我也不能保證他們敢給一個把期終作業寫成糟粕的女留學生九千塊獎學金。
他清了清喉嚨，同時把領帶鬆了鬆。鬆開的領口露出他粗壯的脖子，一早用刮臉刀刮過的脖頸上一片密集的雞皮疙瘩。它們顆粒飽滿，每一顆都大得驚人。這是火雞的脖子。
“那麽，你當時被指派為戰場特別記者時，心情是？……”
“是特邀記者。”
“對不起。”
“沒關係。”
他嬰孩般純真的眼睛飛快眨動幾下。他心想，這女人真能瞎插嘴；這下好，我忘了我剛才說到哪了。
“你剛才問我，在當戰場特邀記者時的心情。”
“對對對。”
“我心情很激動。”就跟當年你們敬愛的肯尼迪總統向他的祖國人民說：“別問你的祖國給了你什麽，問一問你給了你的祖國什麽”，我全身血液裏也流竄著一股特殊的生物化學。那種生物化學可以使血液迅速升高溫度，迅速達到沸點。這種“咕嘟嘟”沸騰的血液使人放棄個人準則的道義和是非，背負起他人的（他父親他兄長他親族他部落他種族他國家，總之，由無數他人組成的集體）道義和是非。你們敬愛的肯尼迪總統還要去裁決全人類的是非，幹涉全人類的道義取向，在他進行這種他自認為崇高的裁決和幹涉時，“我們可以背負起任何負擔，跨越無論多遙遠的距離”，他在這時贏得的擁戴是你們給予一位民族英雄的——那種堅信自己民族正義的民族意誌的化身。我跟你們一樣，聽任渾身血液“咕嘟嘟”地開鍋。堅信自己肩上背的不是被子褥子軍用雨衣，而是民族的意誌、民族的期望。民族已高於正義和非正義，敬愛的肯尼迪總統讓你們別跟自己的政府過意不去，別去理論自己社會的是非，先把你們運過太平洋，去跟一幫黃皮膚、瘦小的陌生人玩命去。拳王阿裏拒絕去萬裏之外跟陌生人玩命，便被他的政府以民族和國家的名義逮捕了。拳王阿裏平常玩命的時候多了，因而他在此刻出現了非常質樸的是非觀念：我天天揍的是有名有姓的對手；我憑什麽去揍那些我壓根兒不認得的人？我不能因為白宮和五角大樓那些陌生人想揍他們我就得揍他們；他們在熱帶雨林裏跟我八竿子打不著，我犯得上跟他們玩命嗎？白宮和五角大樓那種陌生人也跟我八竿子打不著，我犯得著為他們去玩命嗎？再說了，去揍一幫沒名沒姓熱帶雨林裏的陌生人，又有什麽接頭？！拳王的基本原則“tobeornottobe”非常單純明了——揍，還是不揍。他的基本原則為他做出最終決定：不揍。
“……多麽有趣——越南人先後是我們共同的敵人，盡管我們兩國是敵對立場。”
“哈哈哈。”拳王阿裏很英明，他知道山不轉水轉玩命的最終是白玩命，到頭來發現揍錯了人算誰的？他覺得你們這主義那主義有我什麽事？我的事就是好好揍真名實姓，有鼻子有眼，跟我叫板的對手。糊裏糊塗去接糊裏糊塗的陌生人，對拳王來說，不大地道。
“當時你對中越邊境衝突怎麽看？”
“當時我就是想當英雄。”
“你不管正義是否在自己一邊？”
“你呢？有沒有懷疑過正義在握？”
“當時我不懷疑。”
“噢。”所以你的便衣同僚們就去找劉先生的別扭。把一個充滿小布爾喬亞情懷的劉先生監控起來，讓他在你們的望遠鏡焦距中行走和活動，在你們的竊聽器磁帶上談公事和談文學詩歌戲劇以及談戀愛（劉先生在美國迫害共產黨分子最激烈的時刻愛上了他的女學生），在你們的檔案櫃裏榮幸地跟福克納、海明威、賽珍珠做鄰居，在你們的拘留室裏頭一次體驗男性對男性的性襲擊。“現在你還這麽認為嗎？”
“現在……”他的大臉蛋一僵，心想：怎麽就輪到你來盤問我了呢？“你當時上戰場有沒有畏懼感覺？”
“有啊。”我挎著“五四”手槍，軍裝口袋揣著特別通行證，它能讓我在登上任何一列火車時將它往列車長眼前一晃，說：給我弄個臥鋪。那種“老子上前方打仗”的耀武揚威感覺還是挺棒的。
“有畏懼感就證明你潛意識裏有反戰情緒。”
“噢。”
“你認為你有反戰情緒嗎？”
“我倒不反戰。我比較討厭那一大群采訪者。他們到了野戰醫院就把好吃的都吃了，好喝的全喝了。”
“都是些什麽采訪者？”
“什麽采訪者都有，冒牌的也有。”
大臉蛋倏然向我麵前湊近一些。
“你是指冒牌的？那他們真實身份是幹什麽的？”
“他們真實身份是觀光客。他們上前線是去觀光的。”
他認為我態度不夠嚴肅。或者俏皮得不是時候。
“你不認為他們中間有些是情報人員？”
“不會。”
“為什麽？”
“智商差了點兒。”
“哦？你們中國什麽樣的智商可以做情報人員？”
“不太清楚。”反正你這樣老跑題肯定不行。
“你認為你的智商夠不夠呢？”
“夠什麽？”
“夠情報人員標準。”
“大概不夠。”
“你很謙虛。”
“哪裏。”
“你一共在前線寫了幾篇所謂的報告文學？”
“寫了十來篇。”
“全發表了嗎？”
“沒有。”
“全沒被發表？”
“沒被全部發表。”
“哪一類的沒被發表？”
“比方有這麽一篇：一個年輕士兵是個孤兒，十九歲，他是他的老丈人把他養大的。他老丈人指望他到部隊出息出息，見見世麵，混成排長連長就回去娶他女兒。結果他上前線第三天就給地雷炸傷了。傷得沒法娶他老丈人的女兒了。”
“為什麽？”
“他反正是沒法讓女人生孩子了。”
“……噢，我說呢。”
“我采訪他的時候，他說他對不起把他養大的老丈人。後來他就服了一百多粒安眠藥。他在前線表現得非常英勇，是個非常優秀的小夥子。”
“你專門寫這種事？”
他靠回到椅背上，覺得我若說的是實話，那可沒什麽勁。
“我對這種故事比較有興趣。”
“為什麽？”
我聳聳肩。我不知道我這個美國動作做得夠不夠純正。他端起紙杯子，喝了一小口水。他想這個女人大概沒什麽審頭，她沒幹過幾樁上台麵的事。這回輪到他偷看一眼手表，輪到他覺得日子難熬了。
“聖誕節真是很累人的一樁事。”他說。
“沒錯。”
“你們在中國過聖誕節嗎？”他開始清理桌子，準備下班。
“現在時髦的年輕人都相互寄聖誕卡片什麽的。也有人會弄棵聖誕樹。”
“你和安德烈·戴維斯在北京一塊兒去的那個聖誕晚會，有聖誕樹沒有？”
這小子原來很陰險。
“我沒有跟安德烈·戴維斯一塊兒去過聖誕晚會。”
“那你和他一塊兒去了哪裏？”
“我在北京的時候根本不知道世上有個叫安德烈·戴維斯的美國外交官。”
“難道我記錯了？你不是說過你們是在北京認識的，是在一個很大的聖誕晚會上？”
“我沒有說過我和戴維斯在北京見過麵。”
“那你說過你們倆在哪裏見的麵？”
這個表麵憨厚的家夥絕不像他看上去那麽弱智。他把我腦子攪成了一鍋糨糊。我一時竟想不起我曾經說的是實話還是謊話。不過根據我對自己的了解，我當時多半講的是謊話。可我的謊話我現在要背誦不下來，事情可能對我不利。
“我們當然是在美國認識的。”
“在美國什麽地方？”
“我到現在都對美國地理很無知。何況我剛到美國的時候。”
“是在馬裏蘭州？”
“直到現在我都分不清馬裏蘭州和密西根州有什麽不同。”
“但我敢打賭你能分清馬裏蘭州和北京。”
“沒錯。所以我一再告訴你，我跟戴維斯不是在北京認識的。信不信由你。”
“你上次說你和戴維斯是在馬裏蘭州一條公路上相遇的。”
“直到現在，美國所有的公路在我看都一模一樣。”
“印第安那和弗吉尼亞的公路，也一模一樣？”
“啊。”
“據我們了解的情況，你和戴維斯是在北京認識的。”
“不會吧。”
“你意思是我們不會了解這情況？”。
“我的意思是我並沒有在北京認識戴維斯。”
“也許你不認為那叫‘認識’。‘認識’得要點時間。是不是？”
“在中文裏，認識就是認識。認識屬於直覺。”
我開始在他腦子裏攪糨糊。
我見他嘴巴一動，恐怕他又想在我們倆之間做思路向導。我忙大聲說：“你懂‘悟’這個跟禪有關的字嗎？”他嘴又一動，我忙著再次截斷他：“等你懂了‘禪’中的‘悟’，就對我剛才講的‘認識’沒太大問題了。時間到了，我得馬上走。我的教授跟我約了六點見麵，他得給我的期終作業提修改方案。再見。如果我們在聖誕前不再見麵，那麽我提前祝你和你的全家聖誕快樂。聖誕到新年期間，我要離開芝加哥，所以也在這裏提前祝你新年好。不必送了，請留步。”
我走了很遠還在想我那二十響連發的道別和道賀。大塊頭便衣瞪著眼看我動作和嘴皮子一樣麻利：穿衣、戴圍脖，背上幾十磅重的書包，脊梁領路飛快地退出那間審訊室，退出了長形的辦公室。
回到牧師家，我看見牧師太太的留言，說她寫了封信給我，已經擱在我臥室裏——她從我房門下麵的縫裏塞進去的。
我當然明白那是什麽信。攆房客這類事很討厭，常常要傷和氣。常常有一堆賬要清算，而清算往往是靠扯皮來完成。扯皮就免不了兩敗俱傷。對於溫厚的牧師太太，這樣的事非常難為她。她知道不管我實質上多麽厚顏，但表麵上還是含蓄、柔弱的禮儀之邦女子，她花些工夫把話用電腦寫出來，這樣事情變得婉轉不少。我想，既然是這樣一封信在我房裏等我，不妨晚些回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