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還是這個世界上沒有我的時候。大概已有些哥哥的影子了。那些修長的手指，那個略駝的背，還有目空一切的默想的一雙眼，後來都是哥哥的了。哥哥的一切都來自這個人。那時隻有十八歲的我的母親總是悄悄注視這個人。據說這個人的生活中一向有許許多多的忽略。連母親的歌喉、美貌，都險些被他忽略掉。母親那時包了歌劇團中所有的主角兒，風頭足極了，一匹黑緞子樣的長發，被她編成這樣，弄成那樣，什麽佩飾都不用，卻冠冕似的華麗。十八歲的母親，眼睛驕傲天真，卻有了一個人。
這個人是我的父親。一天她忽然對他說：“你有許多抄不完的稿子？”
他那時是歌劇團的副團長，在樂隊拉幾弓小提琴，或者去畫兩筆舞台布景。有時來了外國人，他還湊合著做做翻譯。但人人都知道他是個寫書的小說家。他看著這個挺唐突的女子，臉紅了，才想起這個女子是劇團的名角兒。
在抄得工整的書稿中，夾了一張小紙簽：“我要嫁給你！”
她就真嫁給了他。我還是個小小姑娘時，發現母親愛父親愛得像個小姑娘，膽怯，又有點拙劣。她把兩歲的我抱著，用一個舞台化的姿勢，在房裏踱步。手勢完全是戲劇中的，拍著我，回腸蕩氣地唱著舒伯特的《搖籃曲》，唱得我睡意頓時雲消霧散。我偷覷她已進入情緒的臉，眼神不在我身上，那時我還不明白她實際上是在唱給父親聽。她無時無刻地不從父親那裏要來注重、認同。她拿起小提琴弓開始拉“哆、來、咪”。還將左手拇指扣進調色板，右手拈一枝筆，穿一件斑點了色彩的大褂，在一張空白帆布前走來走去。要麽，她大聲朗讀普希金，把泡在閱讀中的父親驚得全身一緊，抬頭去找這個聲音，然後在厭煩和壓製的矛盾中，對她一笑。
她拿著這一笑，去維持下麵的幾天、幾年，抑或半輩子的生活，維持那些沒有錢，也沒有尊嚴的日子——都知道那段日子叫“文革”。父親的薪水沒了，叫“凍結”。媽媽早已不上舞台，身段粗壯得飛快，坐在一張小竹凳上，“吱呀”著它，晚上在桌子上剖小魚。她警告我們：所有的魚都沒有我和哥哥的份，都要托人送給在鄉下“勞動改造”一年沒音信的父親。
幾條小魚被串起來，用鹽輕醃過，吊在屋簷下晾。最終小魚幹縮成一片枯柳葉，媽媽在鍋裏放一點兒油，倒油之後，她舌頭飛快地在瓶口繞一圈，抹布一樣。不知她這種寒磣動作什麽時候已經做得如此自如。總是在我和哥哥被哄得早早上床，她才來煎這些小魚。煎魚的腥氣脹在房子裏，我和哥哥被折磨醒了，起身站在廚房門口。
“小孩子大起來才有得吃呢！”她發現我們，難為情地紅了臉，像個小姑娘偷遞信物時被人捉了個準。
她一條小魚也沒請哥哥和我吃。我們明白那種酥、脆連骨頭都可口。然而我們隻有嗅嗅、看看，一口一口地咽口水。
父親回來後，隻提過一回那些小魚，說：“真想不到這種東西會好吃。”後來他沒提過小魚的事。看得出，媽媽很想再聽他講起它們。她誘導他講種種事，誘他講到吃，父親卻沒再講出一個關於小魚的字。幾年中，成百上千條小魚，使他仍然倜儻地存活下來。媽媽圍繞著父親，以她略帶老態的粗壯身段在父親麵前竭盡活潑。這時已長大的哥哥和我有些為這個還是小姑娘的母親發窘。
又有許多的出版社邀請爸爸寫作了。他又開始穿他的風衣、獵裝、皮夾克，在某個大飯店占據一個房間。他也有了個像媽媽一樣愛他的女人，隻是比媽媽當年還美麗。
一天，哥哥收到爸爸一封信，從北京寄來的。他對我說：“是寫給我們倆的。完了，他要和媽媽離婚了。”
信便是這個目的，讓我和哥哥說服媽媽，放棄他，成全他“真正的愛情”。他說，他一天也沒有真正愛過媽媽。這點我們早就看出來了。他隻是在熬，熬到我們大起來，他好有寫這封信的這一天。我們也看出他在我們身上的犧牲，知道再無權請求他熬下去。而這個嘔心瀝血愛了大半輩子的媽媽呢?
許多天才商量好，由我向媽媽出示父親的信。她讀完它，一言不發地靠在沙發上。好像她辛辛苦苦愛他這麽久，終於能歇口氣了。
她看看我們兄妹，畏懼地縮了一下身子，她看出我們這些天的蓄謀：我們決不會幫她將父親拖回來，並決定以犧牲她來把父親留給他愛的女人，她知道她是徹底孤立了。
這一夜，我們又聽到了那隻竹凳的“吱呀”聲，聽上去它要散架了。第二天一早，幾串被剖淨的小魚墜在了屋簷下。
父親從此沒回家。一天媽媽對我說：“我的探親假到了。”
我問她去探誰。我知道父親盡一切努力在躲她，不可能讓她一年僅有的七天探親假花在他身上。
“去探你爸爸呀。”她瞪我一眼，像說：這還用問？！
又是一屋子煎小魚的香味。我們都成年了，也都不再缺吃的，這氣味一下子變得不那麽好聞。哥哥半夜跑到我房間，“叫她別弄了！”他說：“現在誰還吃那玩意兒？”
我們卻都忍不下心對她這麽說。並且我陪她上了“探親”的路，提著那足有二十斤的烘小魚。隻是朦朧聽說父親在杭州一個飯店寫作。我們去一家廉價旅館下榻，媽媽說就暫時湊合，等找到父親……我心裏作痛：難道父親會請你去住他那個大飯店嗎？
四月，杭州雨特稠。頭兩天我們給憋在小旅館裏。等到通過各種粗聲惡氣的接線生找到父親的那個飯店，他已離開了杭州，相信他不是存心的，誰也不知道他的下一站，絕對無法追蹤下去。我對媽說：冒雨遊一遍西湖，就乘火車回家。
媽媽卻說她一定要住滿七天。看著我困惑並有些氣惱的臉，媽懼怕似的閃開眼睛，小姑娘認錯般地嘟噥：“鄰居、朋友都以為我見到你爸了，和他在一起住了七天……”她想造一個幻覺，首先是讓自己，其次讓所有鄰居、朋友相信：丈夫還是她的，起碼眼下是的，她和他度過了這個一年一度僅有的七天探親假，像所有分居兩地的正常夫妻一樣。她不願讓自己和別人認識到她半途折回，或者，是被冷遇逐回的。
她如願地在雨中的小旅館住滿七天。除了到隔壁一家電影院一遍一遍看同一個電影，就是去對門的小飯館吃一碗又一碗同樣的餛飩，然後堅持過完了她臆想中與父親相聚的七天。
父親再婚後很幸福。媽媽見到我就問：“她會做菜吧？”我當然明白“她”指誰，我說：“做得很好。爸爸也戒煙了……”她趕緊垂下頭走開，不敢再聽。
臨回北京，我見她又把那竹凳搬到廚房。竹凳也上了歲數，透著靈肉般的柔韌光色。還是一堆小魚兒，我不阻止她，懶懶地倚在陽台上欣賞她工匠般的操作。她已架起老花眼鏡來做這樁事了。竹凳似疼一樣“吱呀”著。她說，再有場“文革”就好了，你爸又被罰到鄉下，低人九等，就沒有女人要他了，隻有我才要他。她不敢抬頭看我，怕我看見她眼裏還是那片無救的天真，還是小姑娘似的那張因非分之想而緋紅的臉。
我將一簍子烘熟的小魚捎到爸爸那裏。正是高朋滿座的時候，滿桌是繼母的國宴手藝。我對爸爸使了個眼色，將他熟識的竹簍擱在了一邊。他瞪了它一會兒，似乎也愁苦了一會兒，又去和一桌朋友嘻天哈地，這天父親醉倒，當著七八個客人的麵，突然叫了幾聲母親的名字。客人都問被叫的這個名字是誰，我自然吞聲。繼母美麗的眼裏，全是理解……全是理解……
這個人是我的父親。一天她忽然對他說：“你有許多抄不完的稿子？”
他那時是歌劇團的副團長，在樂隊拉幾弓小提琴，或者去畫兩筆舞台布景。有時來了外國人，他還湊合著做做翻譯。但人人都知道他是個寫書的小說家。他看著這個挺唐突的女子，臉紅了，才想起這個女子是劇團的名角兒。
在抄得工整的書稿中，夾了一張小紙簽：“我要嫁給你！”
她就真嫁給了他。我還是個小小姑娘時，發現母親愛父親愛得像個小姑娘，膽怯，又有點拙劣。她把兩歲的我抱著，用一個舞台化的姿勢，在房裏踱步。手勢完全是戲劇中的，拍著我，回腸蕩氣地唱著舒伯特的《搖籃曲》，唱得我睡意頓時雲消霧散。我偷覷她已進入情緒的臉，眼神不在我身上，那時我還不明白她實際上是在唱給父親聽。她無時無刻地不從父親那裏要來注重、認同。她拿起小提琴弓開始拉“哆、來、咪”。還將左手拇指扣進調色板，右手拈一枝筆，穿一件斑點了色彩的大褂，在一張空白帆布前走來走去。要麽，她大聲朗讀普希金，把泡在閱讀中的父親驚得全身一緊，抬頭去找這個聲音，然後在厭煩和壓製的矛盾中，對她一笑。
她拿著這一笑，去維持下麵的幾天、幾年，抑或半輩子的生活，維持那些沒有錢，也沒有尊嚴的日子——都知道那段日子叫“文革”。父親的薪水沒了，叫“凍結”。媽媽早已不上舞台，身段粗壯得飛快，坐在一張小竹凳上，“吱呀”著它，晚上在桌子上剖小魚。她警告我們：所有的魚都沒有我和哥哥的份，都要托人送給在鄉下“勞動改造”一年沒音信的父親。
幾條小魚被串起來，用鹽輕醃過，吊在屋簷下晾。最終小魚幹縮成一片枯柳葉，媽媽在鍋裏放一點兒油，倒油之後，她舌頭飛快地在瓶口繞一圈，抹布一樣。不知她這種寒磣動作什麽時候已經做得如此自如。總是在我和哥哥被哄得早早上床，她才來煎這些小魚。煎魚的腥氣脹在房子裏，我和哥哥被折磨醒了，起身站在廚房門口。
“小孩子大起來才有得吃呢！”她發現我們，難為情地紅了臉，像個小姑娘偷遞信物時被人捉了個準。
她一條小魚也沒請哥哥和我吃。我們明白那種酥、脆連骨頭都可口。然而我們隻有嗅嗅、看看，一口一口地咽口水。
父親回來後，隻提過一回那些小魚，說：“真想不到這種東西會好吃。”後來他沒提過小魚的事。看得出，媽媽很想再聽他講起它們。她誘導他講種種事，誘他講到吃，父親卻沒再講出一個關於小魚的字。幾年中，成百上千條小魚，使他仍然倜儻地存活下來。媽媽圍繞著父親，以她略帶老態的粗壯身段在父親麵前竭盡活潑。這時已長大的哥哥和我有些為這個還是小姑娘的母親發窘。
又有許多的出版社邀請爸爸寫作了。他又開始穿他的風衣、獵裝、皮夾克，在某個大飯店占據一個房間。他也有了個像媽媽一樣愛他的女人，隻是比媽媽當年還美麗。
一天，哥哥收到爸爸一封信，從北京寄來的。他對我說：“是寫給我們倆的。完了，他要和媽媽離婚了。”
信便是這個目的，讓我和哥哥說服媽媽，放棄他，成全他“真正的愛情”。他說，他一天也沒有真正愛過媽媽。這點我們早就看出來了。他隻是在熬，熬到我們大起來，他好有寫這封信的這一天。我們也看出他在我們身上的犧牲，知道再無權請求他熬下去。而這個嘔心瀝血愛了大半輩子的媽媽呢?
許多天才商量好，由我向媽媽出示父親的信。她讀完它，一言不發地靠在沙發上。好像她辛辛苦苦愛他這麽久，終於能歇口氣了。
她看看我們兄妹，畏懼地縮了一下身子，她看出我們這些天的蓄謀：我們決不會幫她將父親拖回來，並決定以犧牲她來把父親留給他愛的女人，她知道她是徹底孤立了。
這一夜，我們又聽到了那隻竹凳的“吱呀”聲，聽上去它要散架了。第二天一早，幾串被剖淨的小魚墜在了屋簷下。
父親從此沒回家。一天媽媽對我說：“我的探親假到了。”
我問她去探誰。我知道父親盡一切努力在躲她，不可能讓她一年僅有的七天探親假花在他身上。
“去探你爸爸呀。”她瞪我一眼，像說：這還用問？！
又是一屋子煎小魚的香味。我們都成年了，也都不再缺吃的，這氣味一下子變得不那麽好聞。哥哥半夜跑到我房間，“叫她別弄了！”他說：“現在誰還吃那玩意兒？”
我們卻都忍不下心對她這麽說。並且我陪她上了“探親”的路，提著那足有二十斤的烘小魚。隻是朦朧聽說父親在杭州一個飯店寫作。我們去一家廉價旅館下榻，媽媽說就暫時湊合，等找到父親……我心裏作痛：難道父親會請你去住他那個大飯店嗎？
四月，杭州雨特稠。頭兩天我們給憋在小旅館裏。等到通過各種粗聲惡氣的接線生找到父親的那個飯店，他已離開了杭州，相信他不是存心的，誰也不知道他的下一站，絕對無法追蹤下去。我對媽說：冒雨遊一遍西湖，就乘火車回家。
媽媽卻說她一定要住滿七天。看著我困惑並有些氣惱的臉，媽懼怕似的閃開眼睛，小姑娘認錯般地嘟噥：“鄰居、朋友都以為我見到你爸了，和他在一起住了七天……”她想造一個幻覺，首先是讓自己，其次讓所有鄰居、朋友相信：丈夫還是她的，起碼眼下是的，她和他度過了這個一年一度僅有的七天探親假，像所有分居兩地的正常夫妻一樣。她不願讓自己和別人認識到她半途折回，或者，是被冷遇逐回的。
她如願地在雨中的小旅館住滿七天。除了到隔壁一家電影院一遍一遍看同一個電影，就是去對門的小飯館吃一碗又一碗同樣的餛飩，然後堅持過完了她臆想中與父親相聚的七天。
父親再婚後很幸福。媽媽見到我就問：“她會做菜吧？”我當然明白“她”指誰，我說：“做得很好。爸爸也戒煙了……”她趕緊垂下頭走開，不敢再聽。
臨回北京，我見她又把那竹凳搬到廚房。竹凳也上了歲數，透著靈肉般的柔韌光色。還是一堆小魚兒，我不阻止她，懶懶地倚在陽台上欣賞她工匠般的操作。她已架起老花眼鏡來做這樁事了。竹凳似疼一樣“吱呀”著。她說，再有場“文革”就好了，你爸又被罰到鄉下，低人九等，就沒有女人要他了，隻有我才要他。她不敢抬頭看我，怕我看見她眼裏還是那片無救的天真，還是小姑娘似的那張因非分之想而緋紅的臉。
我將一簍子烘熟的小魚捎到爸爸那裏。正是高朋滿座的時候，滿桌是繼母的國宴手藝。我對爸爸使了個眼色，將他熟識的竹簍擱在了一邊。他瞪了它一會兒，似乎也愁苦了一會兒，又去和一桌朋友嘻天哈地，這天父親醉倒，當著七八個客人的麵，突然叫了幾聲母親的名字。客人都問被叫的這個名字是誰，我自然吞聲。繼母美麗的眼裏，全是理解……全是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