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很久以後，我才了解了那個晚餐的真正意味。在當時，那餐飯由於番茄雞罐頭和麵目悅然的賀叔叔而顯得美味。一個小圓餐桌，上麵鋪著淡綠繡花台布和玻璃板。
一進門你就可以看見媽媽的一個家和爸爸的一個家如何互不相識互不相讓地占據著同一個地盤。
吃到半途，我落了一塊骨頭到地板上。現在我懷疑那不是失手，是存心。需要一個道理離開同一海拔層麵，潛入深部。在桌子下麵你能看.見三個成年人的腳。小時我有看人腳的癖好。我剛才講到我從我爸的特定站立姿態發現了他時常感到的不自在。此發現不是我在那個年齡就能夠訴諸言詞的、我在成長過程中持續觀察，持續給這觀察以解說。
這個時刻，我在桌下。那塊淡綠色小家碧玉的台布。它切割了那三雙腳和上身的聯係。很暗，我卻也不費力地辨出一雙腳的緊張和興奮。我得說我現在用來描述的語言絕對不微妙不夠切中要害。英文，更得將就。用“緊張和興奮”形容那些腳隻能是十分十分的將就。朦朧詩人就是在一番對語言的武斷性、粗淺性徹底失望之後產生的。
暫且說這三隻腳緊張和興奮吧不必去聽台布上麵他們在談什麽，他們的笑何等開懷。我可以告訴你，沒有一個人真正在笑。笑聲從賀叔叔那兒出來時，他那對大而方正的大足趾突然死死扣住鞋底。他穿一雙精細草鞋，所有腳趾網在細麻線裏，不斷與束縛掙扭。爸爸的腳仍是掌心對掌心，不同平常的是，他一刻不停地顛晃哄拍它們；隻要停下顛晃，持住一個不舒適僵滯上，必定是爸爸在哈哈大笑。媽媽穿一雙黑珠子繡麵的拖鞋。那陣子中國在還蘇聯的債，媽媽常買些便宜而華麗的繡品，從她身上的小腰身繡花衫到淡綠台布和珠子繡鞋，都是國家用去抵債卻不合債主的意，給退回來的。
媽媽一時把這隻腳從鞋中抽出，一時又是那隻；不是左腳搭在右腳上就是右腳踩住左腳。偶然地，她會在爸爸腿肚子上踢一下；那秀雅的腳如此識途，迅猛而幹練，爸爸那無邏輯缺上下文的哈哈笑聲會在挨這一踢時小小冒個調兒。更有看頭的，是三雙腳中的一隻不當心碰到了異體：賀叔叔赤裸的足趾在他伸展長腿時碰到了媽媽剛脫下珠鞋的腳尖，或者爸爸兩個扁薄足掌在動亂無定時出了格局，觸到了賀叔叔的草鞋，腳都會電打一般彈開，之後飛快縮回，在空中舉一刻，腳尖再探測一番地麵的安全範圍，最後才緩慢地著陸於自己座位下麵。要靜很大工夫，才又回到先前的姿勢，繼續先前的動作。
還是不給那些腳的行為下定義吧。隻能原狀展示，無法對那番生動進行推敲。也許我的記憶不準確，不能去信任。很可能的，在這三十九年三十九個夏天中它把那個冷卻的暮夏黃昏，那個淡綠台布下的激烈場麵漫畫化了。該這麽說，那場麵是獨立於台布之上的，它是對台布上那個理性舞台的背叛。
隻有這麽多，至於我爸對賀叔叔的求救，自然在桌布下是不可視的。我媽也在哀求，求賀叔叔動用他的影響、權力，救救我爸。說到救，並不是語意過量，並不是我的英文用字莽撞。我們國家那時隨時有性命攸關的事。我們說，政治命運。一個人的名字給黑墨寫得很大，劈上兩道紅墨十字架，這個人的政治生命便結束了。肉體的死，相對而言，是平麵的單一的，是無傷大雅無損尊嚴的。肉體之死是種微不足道的消亡，若你經過政治的死刑。賀叔叔在那次晚餐後救了我爸爸：他劫了我爸爸的政治法場。
是我在十歲以後逐漸聽說的。
一點不奇怪。這些事讓所有局外人困頓。我們所有的概念是獨立於人類心理、行為概念之外的。因為那四十五年倫理規範的獨創。我的引言之所以如此冗長。我試過，卻見聽眾眼裏兩汪瞌睡。一個無關人類痛癢的例外。有個人聽出眉目來了，對我說：啊，一個小女孩的自淫。小女孩對成年男性荒誕不經的探究；突破禁忌的秘密欲望。其實呢？
這就是為什麽我找到了你。
舒茨教授給了我一個冊子，上麵有本市二百多位心理醫師的名字。撥一早上電話，隻有你聲音中有種關懷。你沒有張口就問我有沒有醫療保險。你的價錢也合適我。
是我們的係主任。我們在約會。
想是看過。六十多歲，該同各個專科的醫師有過交道吧。否則他不會建議我來你這兒。
告辭了。這是診費。九十元。
你答應二十元的折扣。
還行，謝謝。
是嗎？其實我並沒睡好，不過謝謝。你看去也挺好。
這是剛才那個小姑娘擺的嗎？這兒，把巧克力埋在沙盤裏了。她幾歲？
比那時的我大一點。健壯多了。那些年裏，我飛快地在懂得事情，我隻知道賀叔叔是爸爸最好的朋友，常會同爸爸一同回家來。隻知道他的妻子是個縣長，在一個一夜火車之距的遙遠陌生的城鎮。隻知道賀叔叔不露麵的時候是去妻子那兒探親了。我媽早已不拿賀叔叔當客人，一麵同他打招呼一麵把一隻熱水袋繼續揣在衣襟下麵的胸口。
她的病因不明的發冷已深得原諒。他還是伸展雙腿從柵欄上一邁而過，直接把我的腦袋樓進懷裏，揉一陣。他身心中有那樣的快樂。
我必須先告訴你賀叔叔這個人。
我講過，他個子很大。他玩笑說那是乞來的百家飯催的。他腿上、腳踝都有狗咬的疤；他握著我的手指，去碰過它們。他巨大一個手把我八歲的手攥住，隻留我尖細的食指在外麵，使勁而輕微地觸碰那浮雕般的傷痕、然後看著我半是恐怖半是惡心的滿足，他留一個清爽的發式，一個總存積三兩日胡茬的下巴；哪裏都顯得堅定，快樂。對了，在一本英文的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有一頁是寫他的：十八歲開始掃育，二十歲成了小說家；他不識字時編的打油詩常常被刊在魯豫解放區的油印小報上。後來打油詩又成了抗日代表作給印到小學課本裏。我印象中的賀叔叔是個太陽。喝多酒他會講乞丐的故事。他成了八路軍的小兵還偷行軍幹糧給他仍在乞討的母親送去。他會忽然一口鄉音，眼神溫存哀婉。
賀叔叔一生中惟一親手動筆寫的小說《紫槐》就是他和母親的關係。我是這麽猜想。是個非常殘忍非常非常罪惡和優美的故事，我會在某一天好好給你講。
那個時候，我常常猛不丁地，朝正與爸爸低聲談話的賀叔叔瞥去目光，想看清他故事中的主人公在他哪一抹神情、哪一個舉手投足、哪一束微笑和愁眉中。
賀叔叔和爸爸經常那樣低聲交談。有時爸爸在絕望辯解時，賀叔叔會從他方正的衣袋裏抽出一疊紙，然後用手指戳點這處那處同爸爸說著。我以後知道那是我爸爸的一篇雜文，叫做《兒不嫌母醜》。“兒”與“母”的關係，喻指公民和政黨。“兒”可以接受醜陋的“母親”，但絕不容忍她的墮落。我爸的眼珠子逐漸空白，焦距徹底散開，希望徹底泯滅。
我一生對我爸的同情都源於此刻。
我十一歲那年，知道了爸爸和賀叔叔究竟是怎樣一種朋友。
還在賀叔叔同我爸熟識之前。他還在省委負責宣傳。一個有權力有名望因而顯得極其有力量的男人。也顯得性感，以我現在已有了情場世故的眼光去看。權力之一是審查每個作家的政治態度，政治言論。政治言論惡劣的，叫做右派。爸爸那篇《兒不嫌母醜》，盡管語氣溫良詼諧，底蘊一目了然，那樣的敵意和殺傷力。危險的天賦，在我爸體內。加上爸爸的血統和背景，以及一九四八年問世於上海的嘲諷短劇。
你已經知道了；會有什麽前景。
叫做“反右傾”運動，舉國動員。
我爸的案情被送到省委。正是賀叔叔一手接過、核審的。賀叔叔和爸爸正在接近，彼此生出一種奇異的興趣。
是有陳腐學究家譜的人與草莽秀才之間帶一點點獵奇的尊敬。
賀叔叔把那份致我爸死地的案卷暫擱下來。擱在他抽屜底層，許多天不去開那抽屜。忘卻了，或疏忽了。或者想把一個政治徒刑緩期而使我們一家的正常生活稍稍殘延。這殘延是痛苦的。盼望僥幸也等待誅滅，爸爸一夜一夜不眠，在香煙的霧障中趟來趟去。一夜驚醒，見爸媽對坐在昏天黑地裏，結伴等待賀叔叔紅筆一揮，定個死活。
再次醒來，見爸爸躬著腰，飛快抖動腕子在寫字、媽媽看著他寫，把早就冷掉的熱水袋貼在蒼黃的臉頰上。爸爸在給賀叔叔寫信，寫了幾張又忽然決定不寫了，寫訖的也叫媽媽放在痰孟拿到小院去燒。遙遙地傳來早班車的聲音，爸寫下一行字，請賀一騎有空來吃晚飯：就這樣回到我們那個開頭，那個晚宴。
我在想賀叔叔的首次登場。大步流星，成熟的日色照在他銅像一樣的前額上。那時我並不知道誰來赴晚宴，不知道這個有名望、權力的三十歲男人正將他的影響滲進我們的日子，我們本來已有另一番注定的日子。我正寫正楷，不知道賀叔叔正朝爸爸和我走來。走過辦公樓門外黑油油的冬青甬道，走過電影宣傳牌樓，上麵是蘇聯電影演員邦達爾邱克，一行大紅字：“紀念衛國戰爭勝利十五周年”。再走過一大堆爛蘆席，那是一條街的大字報欄給台風刮倒，被堆放在這裏，下起雨大字報漚化開，周圍地麵便聚起黑墨和紅墨的大小水窪，再往裏，是王琛白的巨型雕塑，“革命知識分子”。巨大雕像矗在凹字形辦公樓所形成的院子裏，使那院子好多年都役有陽光。有時看見嬌小的王琛白滿頭石膏屑，爬在腳手架上開山鑿石般朝雕像揮榔頭。都知道它是將要矗立於博物館門前的工、農、兵之中，因此從來沒人認真注視它的進化。賀叔叔想必是站下來看了看它。直到王琛白嚇一大跳地叫道：“賀書記！”他才笑笑離開。王琛白想必是追著賀叔叔的背影問：“你看怎麽樣賀書記？”
賀叔叔這時已快走到詩人彭曉夫家門口曬的黴豆腐了。南側，是條小巷，兩邊屋簷疊上了邊緣，腳步聲是有回音的。會在巷子裏碰上張帆，有人這樣告訴你。張帆是賀一騎書記的前任，在賀一騎上任之前去五裏外的包公祠上吊了。大些的孩子們冬天的夜晚躲在巷口，用白絲巾裹住麵孔，頭上戴一頂藍呢子帽，突然把過巷者攔住，再把一根褲帶提住頸子說：“我是張帆。”
走出巷子有個天高地闊的大院，七十二家房客。當中有個井台，正南正北猶如祭壇。蹲著坐著的是主婦或“阿姨”們，剝豆、淘米、捶打衣服。井台是沒有井的，在我落生於這兒之前井就填了，築起水泥台子，中間有四個自來水龍頭。於是就排起四條接水的隊伍。晚飯前這個時間，賀叔叔在繚亂的一排排晾衣繩之間快要迷失了。水分蒸發去了的淺色印花被單給風招搖起來，同色或異色補丁透露給你的幾乎是一模一樣的家境。這些補丁一半不是真的：太完整太簇新的東西在這個時空裏會孤立。偶然見我媽媽拿一塊新布在嶄新的寢單上設計補丁。我爸非常害怕孤立。
過了井台，食堂那寶塔一樣雄偉的煙囪就可以看到了，毛雨天裏，兩把煙凝成細小黑色的固體，落到院子的楊樹葉和柳樹葉上。細細的黑色飄降物也落積在大煙囪的自身，“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紅字黑茸茸一層，那些字看去像一百年多了。
賀叔叔就這樣走來的，左手擺動的幅度比右手大，好像右手還捺在曾經佩戴過的左輪上。
我和賀叔叔在十來年後會了一次麵。他講起頭次到我家的心情；我那時十八歲，遠離父母，他也在類似流放的孤苦境遇中。倘若他一生隻有一刻的真誠，就是那一刻了。
抱歉我一下子跳躍到另一時空裏。
沒關係嗎？
最後一次？來美國之前。
七年前，他六十好幾了。
他摔了一跤，爬起來，發現周圍沒人注意他。他心事重重坐在了石台階上。一個人路過，見這白發老爹抬頭看著他說：“麻煩您送我去醫院吧。”從此他再沒了那把象征的左輪和那個步伐，右手抓起一根拐杖。我迎麵走到他跟前，對他說我要走了。
怎麽也不會忘他那樣看著我。
他“呃呃”了兩聲。白發老爹從他的青年和中年隻提煉出這一部分，因此現在的他失去了一些質感。對舒茨，我也有類似感覺。
他和賀叔叔絕對不同。不隻是種族、文化。
我對他說，賀叔叔，我要去美國了。
他眼睛還很明澈，卻映不出那個小女孩來。他想看出小女孩結束在這女人的皺紋裏還是眼神裏。他對我與他之間的情感跨度恍惚了一下。
我說的是恍惚嗎？我是指暈眩。
對一個永不會痊愈的老人，僅僅是“我要走了”就令他暈眩。終於還是挺過來了，他微笑，笑容從弱到強。兩個酒窩是那笑容裏多餘的陰影和坎坷。
是專程的。我專程從北京回到那個盛產刁民悍婦的省份城市，專程出現在他天天散步的榆樹小道上。
當然可以，請問吧。
是，我想過自殺。
不是非常衝動的。實際而平靜，把後事安排妥當。遺囑中有一段說給賀叔叔的話。英文的，我常常感到我在英文中的人格與個性是多麽不同。它使我自我感覺是無辜的。如同一個孩子，他還沒有完全理解他言語的後果，沒意識到他與他語言間的相互責任。
自殺是基因。超自我和自我的不平衡是從基因中來的。弗洛伊德推斷超自我代表死亡動能：理想成分越多的人(超自我比例越重的人)死亡動能便越大。是不是這樣呢？
我同意。那麽多年的紅色理想教育。孔孟也是一種理想教育。超自我的絕對強勢使眾多自殺者勇敢地采取行動了。
自殺熱線？謝謝。
一個人自殺前會向這熱線報告？自殺應該是私下的，是超自我對自我的秘密處死。
不用，我乘地鐵很方便。
保證：在下次就診前我絕不自殺。我還沒講我的故事呢。
下星期見。
收到我的電話留言了？沒去那裏，是出了件事。舒茨教授和我衝突得很閃猛。不是激烈，是凶猛。正是我選擇的詞匯。他叫喊，頭顱如同交響樂的指揮，顛擺震顫。聲音回到了他的三十歲，突然有了種亮度，一層金屬光澤。
一個老人在自認為被欺負時，竟有那麽洪亮的嗓音：
該是沙啞的，那樣會激起我的同情。
常常的。為了方便。你從不撒謊嗎？
僅是一個托詞或者搪塞，他喜歡稱它謊言就稱它謊言。你看，這是一種沉默的尊重，它讓你明白你該停在哪裏。當我聽到“你昨晚出去做什麽了？”這樣的提問，我回答“出去走走”或“去和約克碰麵”是一回事。僅是個方便。什麽實質的不同呢？對舒茨來說，實質隻有一個，就是：我有一個從他可知可控範圍的短暫消失。因比我回答“出去走走”不光方便，而且更實質。就是為他懷疑和指控的短暫消失提供個證據。他為了一個實質上毫無差異的回答憤怒得如同臨終前給瘧疾弄得冷戰連串的傑克·倫敦。(原諒，我不愛傑克·倫敦，因為他生前厭惡中國人。)他渾身冷戰地走向電腦，把他為我寫的一封求職推薦信印出來。一共四頁，對我的能力和才華以及一日隻睡五小時的勤奮自律的作息規律很詩意地描述了一番。他印出這封信，然後在我鼻子前麵招展幾下，在距我麵孔八寸的地方撕毀了，看著他撕，先是兩半，然後四半。他手指粗壯，動作因太強烈而一再錯過準確點，從而變得大而衰弱，一再撕不毀那漸漸加倍的厚度。他力竭了，就那樣哀傷無援地看著我，希望我能幫他撕扯一把，幫他完成這番憤怒。
我？
我同他約會有兩個多月。
我垂著兩手，看著那個紙團砸在我腳邊。看著一個人整個的憤怒過程：捺下電腦開關，搜尋目錄，找出這封信，再打開打印機，讓它溫吞吞地、無情緒地將四頁紙推送出來。再把它們撕爛，撕得不夠理想，因而把它們擠壓成一個大紙團，砸出去。一點反彈也沒有，立刻淤陷在長纖維地毯上。
其實有許多零碎的時刻，我是完全能接收他的，這個老得相當尊嚴的男人。那些時刻包括他從車裏忽然伸出兩束複雜的留戀目光，來望我。那不可整理，不可測量的複雜程度。帶有預言：或許這次別了就永遠別了，六十多歲的人，江山和晚霞，都可能是最後一次展現給他。深灰色的目光讓我感動、微痛。交往突然有了一層懸心的深度。
默默然，一陣子歇斯底裏在我心裏發作起來。我會追跑著，跟在他車後麵，腳步像走在末路上。老人的留戀真像布拉姆斯的提琴主題一樣。
是啊。賀叔叔站在榆樹小道上。
正是這種不斷演習的永訣讓我和舒茨近了。
衝突是造作。我是指極端矯情；我們尷尬得受不住了，就與人衝突。我在看一個老年男人衝著一個缺席的對手咆嘯。很滑稽的，因為我不給他這個權力，把我扯到對手的位置上，我靜觀他對那個空缺位置發作醋意，發作專橫，我嘴唇愈合如同某場謀殺中唯一的知情者。
我看著他把大紙團擲到我腳邊，它的體積和投擲的力量該有轟動，卻被柔軟地麵吞咽廠，預期的聲勢被抵銷了，地心吸力在此突然出現一陣癱瘓。
我或許撒了謊。
我們都活得下去因為我們不計較別人撒謊。在別人對我撒謊時，我己明白他實質在說什麽，我想明白實質而不想明白言詞。實質是，他(她)在我對他(她)可知可控範圍內造成一個失控和未知，造成一個人與人關係的喘息，休止。
你難道聽不出一個邂逅的朋友對你說“我明天正好有事”是什麽意思嗎？或者，你不明白某人說的“昨天差點給你打電話”的真實意義叫？他(她)好心好意的乖巧你計較嗎？這是調情。不光異性間需要調情，朋友間也需調情。墨西哥作家帕茲————聽說過他嗎？
他把墨西哥民族的撒謊稱為藝術。一個善於調情的民族。
沒有。從來沒有向他提過賀叔叔。
並沒這樣問我。他問：在中國。兒童受性騷擾的事普遍嗎？他問過幾次，因為他忘了我回答過他。有次他說成“性虐待”。
當然可以告訴你：是的。
不能這麽簡單地說傷害。謝謝你不采用“虐待”。
讓我喝口水。
讓我想一想，它是怎麽回事。
……幾點了？
我在想，孩子們真的會把一些不愉快的記憶壓製到下意識中去嗎？容格說：潛意識和意識從來不存在明確的界定。已被知覺的，不可能同到非知覺中去。記憶被壓製到那種渾然狀態，在我看，是不可能的。
那時我十一歲。
不曾。對誰我都沒講過，我沒有把握我會對你講。
噢，在想前前後後。三十年以後，我走到墓地裏，腳步已不太均勻。手裏拿幾株自卑的康乃馨——舒茨教授喜歡它們。走到一個看去很中產階級的碑石前。我那時己經愉快起來了；不失眠了，連好太陽也讓我感到祝福。我把花放在墓前，放成一個扇形。對了，我還有下支香。那時我已充滿興趣來做這一切。不像三十年前那個坐在心理醫生診所裏的中年女人，從來在各種儀式中找不到感覺。我把香點著，靈敏度退化的手指在不實的視覺中許久才將火苗吻合到香燭上。我在墓前坐下來。不遠有塘和蓮花。
是舒茨的。
也可能是我丈夫的。他和舒茨可能是同一個人，也可能不是。隻要三十年，這些都清楚了。
一進門你就可以看見媽媽的一個家和爸爸的一個家如何互不相識互不相讓地占據著同一個地盤。
吃到半途，我落了一塊骨頭到地板上。現在我懷疑那不是失手，是存心。需要一個道理離開同一海拔層麵，潛入深部。在桌子下麵你能看.見三個成年人的腳。小時我有看人腳的癖好。我剛才講到我從我爸的特定站立姿態發現了他時常感到的不自在。此發現不是我在那個年齡就能夠訴諸言詞的、我在成長過程中持續觀察，持續給這觀察以解說。
這個時刻，我在桌下。那塊淡綠色小家碧玉的台布。它切割了那三雙腳和上身的聯係。很暗，我卻也不費力地辨出一雙腳的緊張和興奮。我得說我現在用來描述的語言絕對不微妙不夠切中要害。英文，更得將就。用“緊張和興奮”形容那些腳隻能是十分十分的將就。朦朧詩人就是在一番對語言的武斷性、粗淺性徹底失望之後產生的。
暫且說這三隻腳緊張和興奮吧不必去聽台布上麵他們在談什麽，他們的笑何等開懷。我可以告訴你，沒有一個人真正在笑。笑聲從賀叔叔那兒出來時，他那對大而方正的大足趾突然死死扣住鞋底。他穿一雙精細草鞋，所有腳趾網在細麻線裏，不斷與束縛掙扭。爸爸的腳仍是掌心對掌心，不同平常的是，他一刻不停地顛晃哄拍它們；隻要停下顛晃，持住一個不舒適僵滯上，必定是爸爸在哈哈大笑。媽媽穿一雙黑珠子繡麵的拖鞋。那陣子中國在還蘇聯的債，媽媽常買些便宜而華麗的繡品，從她身上的小腰身繡花衫到淡綠台布和珠子繡鞋，都是國家用去抵債卻不合債主的意，給退回來的。
媽媽一時把這隻腳從鞋中抽出，一時又是那隻；不是左腳搭在右腳上就是右腳踩住左腳。偶然地，她會在爸爸腿肚子上踢一下；那秀雅的腳如此識途，迅猛而幹練，爸爸那無邏輯缺上下文的哈哈笑聲會在挨這一踢時小小冒個調兒。更有看頭的，是三雙腳中的一隻不當心碰到了異體：賀叔叔赤裸的足趾在他伸展長腿時碰到了媽媽剛脫下珠鞋的腳尖，或者爸爸兩個扁薄足掌在動亂無定時出了格局，觸到了賀叔叔的草鞋，腳都會電打一般彈開，之後飛快縮回，在空中舉一刻，腳尖再探測一番地麵的安全範圍，最後才緩慢地著陸於自己座位下麵。要靜很大工夫，才又回到先前的姿勢，繼續先前的動作。
還是不給那些腳的行為下定義吧。隻能原狀展示，無法對那番生動進行推敲。也許我的記憶不準確，不能去信任。很可能的，在這三十九年三十九個夏天中它把那個冷卻的暮夏黃昏，那個淡綠台布下的激烈場麵漫畫化了。該這麽說，那場麵是獨立於台布之上的，它是對台布上那個理性舞台的背叛。
隻有這麽多，至於我爸對賀叔叔的求救，自然在桌布下是不可視的。我媽也在哀求，求賀叔叔動用他的影響、權力，救救我爸。說到救，並不是語意過量，並不是我的英文用字莽撞。我們國家那時隨時有性命攸關的事。我們說，政治命運。一個人的名字給黑墨寫得很大，劈上兩道紅墨十字架，這個人的政治生命便結束了。肉體的死，相對而言，是平麵的單一的，是無傷大雅無損尊嚴的。肉體之死是種微不足道的消亡，若你經過政治的死刑。賀叔叔在那次晚餐後救了我爸爸：他劫了我爸爸的政治法場。
是我在十歲以後逐漸聽說的。
一點不奇怪。這些事讓所有局外人困頓。我們所有的概念是獨立於人類心理、行為概念之外的。因為那四十五年倫理規範的獨創。我的引言之所以如此冗長。我試過，卻見聽眾眼裏兩汪瞌睡。一個無關人類痛癢的例外。有個人聽出眉目來了，對我說：啊，一個小女孩的自淫。小女孩對成年男性荒誕不經的探究；突破禁忌的秘密欲望。其實呢？
這就是為什麽我找到了你。
舒茨教授給了我一個冊子，上麵有本市二百多位心理醫師的名字。撥一早上電話，隻有你聲音中有種關懷。你沒有張口就問我有沒有醫療保險。你的價錢也合適我。
是我們的係主任。我們在約會。
想是看過。六十多歲，該同各個專科的醫師有過交道吧。否則他不會建議我來你這兒。
告辭了。這是診費。九十元。
你答應二十元的折扣。
還行，謝謝。
是嗎？其實我並沒睡好，不過謝謝。你看去也挺好。
這是剛才那個小姑娘擺的嗎？這兒，把巧克力埋在沙盤裏了。她幾歲？
比那時的我大一點。健壯多了。那些年裏，我飛快地在懂得事情，我隻知道賀叔叔是爸爸最好的朋友，常會同爸爸一同回家來。隻知道他的妻子是個縣長，在一個一夜火車之距的遙遠陌生的城鎮。隻知道賀叔叔不露麵的時候是去妻子那兒探親了。我媽早已不拿賀叔叔當客人，一麵同他打招呼一麵把一隻熱水袋繼續揣在衣襟下麵的胸口。
她的病因不明的發冷已深得原諒。他還是伸展雙腿從柵欄上一邁而過，直接把我的腦袋樓進懷裏，揉一陣。他身心中有那樣的快樂。
我必須先告訴你賀叔叔這個人。
我講過，他個子很大。他玩笑說那是乞來的百家飯催的。他腿上、腳踝都有狗咬的疤；他握著我的手指，去碰過它們。他巨大一個手把我八歲的手攥住，隻留我尖細的食指在外麵，使勁而輕微地觸碰那浮雕般的傷痕、然後看著我半是恐怖半是惡心的滿足，他留一個清爽的發式，一個總存積三兩日胡茬的下巴；哪裏都顯得堅定，快樂。對了，在一本英文的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有一頁是寫他的：十八歲開始掃育，二十歲成了小說家；他不識字時編的打油詩常常被刊在魯豫解放區的油印小報上。後來打油詩又成了抗日代表作給印到小學課本裏。我印象中的賀叔叔是個太陽。喝多酒他會講乞丐的故事。他成了八路軍的小兵還偷行軍幹糧給他仍在乞討的母親送去。他會忽然一口鄉音，眼神溫存哀婉。
賀叔叔一生中惟一親手動筆寫的小說《紫槐》就是他和母親的關係。我是這麽猜想。是個非常殘忍非常非常罪惡和優美的故事，我會在某一天好好給你講。
那個時候，我常常猛不丁地，朝正與爸爸低聲談話的賀叔叔瞥去目光，想看清他故事中的主人公在他哪一抹神情、哪一個舉手投足、哪一束微笑和愁眉中。
賀叔叔和爸爸經常那樣低聲交談。有時爸爸在絕望辯解時，賀叔叔會從他方正的衣袋裏抽出一疊紙，然後用手指戳點這處那處同爸爸說著。我以後知道那是我爸爸的一篇雜文，叫做《兒不嫌母醜》。“兒”與“母”的關係，喻指公民和政黨。“兒”可以接受醜陋的“母親”，但絕不容忍她的墮落。我爸的眼珠子逐漸空白，焦距徹底散開，希望徹底泯滅。
我一生對我爸的同情都源於此刻。
我十一歲那年，知道了爸爸和賀叔叔究竟是怎樣一種朋友。
還在賀叔叔同我爸熟識之前。他還在省委負責宣傳。一個有權力有名望因而顯得極其有力量的男人。也顯得性感，以我現在已有了情場世故的眼光去看。權力之一是審查每個作家的政治態度，政治言論。政治言論惡劣的，叫做右派。爸爸那篇《兒不嫌母醜》，盡管語氣溫良詼諧，底蘊一目了然，那樣的敵意和殺傷力。危險的天賦，在我爸體內。加上爸爸的血統和背景，以及一九四八年問世於上海的嘲諷短劇。
你已經知道了；會有什麽前景。
叫做“反右傾”運動，舉國動員。
我爸的案情被送到省委。正是賀叔叔一手接過、核審的。賀叔叔和爸爸正在接近，彼此生出一種奇異的興趣。
是有陳腐學究家譜的人與草莽秀才之間帶一點點獵奇的尊敬。
賀叔叔把那份致我爸死地的案卷暫擱下來。擱在他抽屜底層，許多天不去開那抽屜。忘卻了，或疏忽了。或者想把一個政治徒刑緩期而使我們一家的正常生活稍稍殘延。這殘延是痛苦的。盼望僥幸也等待誅滅，爸爸一夜一夜不眠，在香煙的霧障中趟來趟去。一夜驚醒，見爸媽對坐在昏天黑地裏，結伴等待賀叔叔紅筆一揮，定個死活。
再次醒來，見爸爸躬著腰，飛快抖動腕子在寫字、媽媽看著他寫，把早就冷掉的熱水袋貼在蒼黃的臉頰上。爸爸在給賀叔叔寫信，寫了幾張又忽然決定不寫了，寫訖的也叫媽媽放在痰孟拿到小院去燒。遙遙地傳來早班車的聲音，爸寫下一行字，請賀一騎有空來吃晚飯：就這樣回到我們那個開頭，那個晚宴。
我在想賀叔叔的首次登場。大步流星，成熟的日色照在他銅像一樣的前額上。那時我並不知道誰來赴晚宴，不知道這個有名望、權力的三十歲男人正將他的影響滲進我們的日子，我們本來已有另一番注定的日子。我正寫正楷，不知道賀叔叔正朝爸爸和我走來。走過辦公樓門外黑油油的冬青甬道，走過電影宣傳牌樓，上麵是蘇聯電影演員邦達爾邱克，一行大紅字：“紀念衛國戰爭勝利十五周年”。再走過一大堆爛蘆席，那是一條街的大字報欄給台風刮倒，被堆放在這裏，下起雨大字報漚化開，周圍地麵便聚起黑墨和紅墨的大小水窪，再往裏，是王琛白的巨型雕塑，“革命知識分子”。巨大雕像矗在凹字形辦公樓所形成的院子裏，使那院子好多年都役有陽光。有時看見嬌小的王琛白滿頭石膏屑，爬在腳手架上開山鑿石般朝雕像揮榔頭。都知道它是將要矗立於博物館門前的工、農、兵之中，因此從來沒人認真注視它的進化。賀叔叔想必是站下來看了看它。直到王琛白嚇一大跳地叫道：“賀書記！”他才笑笑離開。王琛白想必是追著賀叔叔的背影問：“你看怎麽樣賀書記？”
賀叔叔這時已快走到詩人彭曉夫家門口曬的黴豆腐了。南側，是條小巷，兩邊屋簷疊上了邊緣，腳步聲是有回音的。會在巷子裏碰上張帆，有人這樣告訴你。張帆是賀一騎書記的前任，在賀一騎上任之前去五裏外的包公祠上吊了。大些的孩子們冬天的夜晚躲在巷口，用白絲巾裹住麵孔，頭上戴一頂藍呢子帽，突然把過巷者攔住，再把一根褲帶提住頸子說：“我是張帆。”
走出巷子有個天高地闊的大院，七十二家房客。當中有個井台，正南正北猶如祭壇。蹲著坐著的是主婦或“阿姨”們，剝豆、淘米、捶打衣服。井台是沒有井的，在我落生於這兒之前井就填了，築起水泥台子，中間有四個自來水龍頭。於是就排起四條接水的隊伍。晚飯前這個時間，賀叔叔在繚亂的一排排晾衣繩之間快要迷失了。水分蒸發去了的淺色印花被單給風招搖起來，同色或異色補丁透露給你的幾乎是一模一樣的家境。這些補丁一半不是真的：太完整太簇新的東西在這個時空裏會孤立。偶然見我媽媽拿一塊新布在嶄新的寢單上設計補丁。我爸非常害怕孤立。
過了井台，食堂那寶塔一樣雄偉的煙囪就可以看到了，毛雨天裏，兩把煙凝成細小黑色的固體，落到院子的楊樹葉和柳樹葉上。細細的黑色飄降物也落積在大煙囪的自身，“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紅字黑茸茸一層，那些字看去像一百年多了。
賀叔叔就這樣走來的，左手擺動的幅度比右手大，好像右手還捺在曾經佩戴過的左輪上。
我和賀叔叔在十來年後會了一次麵。他講起頭次到我家的心情；我那時十八歲，遠離父母，他也在類似流放的孤苦境遇中。倘若他一生隻有一刻的真誠，就是那一刻了。
抱歉我一下子跳躍到另一時空裏。
沒關係嗎？
最後一次？來美國之前。
七年前，他六十好幾了。
他摔了一跤，爬起來，發現周圍沒人注意他。他心事重重坐在了石台階上。一個人路過，見這白發老爹抬頭看著他說：“麻煩您送我去醫院吧。”從此他再沒了那把象征的左輪和那個步伐，右手抓起一根拐杖。我迎麵走到他跟前，對他說我要走了。
怎麽也不會忘他那樣看著我。
他“呃呃”了兩聲。白發老爹從他的青年和中年隻提煉出這一部分，因此現在的他失去了一些質感。對舒茨，我也有類似感覺。
他和賀叔叔絕對不同。不隻是種族、文化。
我對他說，賀叔叔，我要去美國了。
他眼睛還很明澈，卻映不出那個小女孩來。他想看出小女孩結束在這女人的皺紋裏還是眼神裏。他對我與他之間的情感跨度恍惚了一下。
我說的是恍惚嗎？我是指暈眩。
對一個永不會痊愈的老人，僅僅是“我要走了”就令他暈眩。終於還是挺過來了，他微笑，笑容從弱到強。兩個酒窩是那笑容裏多餘的陰影和坎坷。
是專程的。我專程從北京回到那個盛產刁民悍婦的省份城市，專程出現在他天天散步的榆樹小道上。
當然可以，請問吧。
是，我想過自殺。
不是非常衝動的。實際而平靜，把後事安排妥當。遺囑中有一段說給賀叔叔的話。英文的，我常常感到我在英文中的人格與個性是多麽不同。它使我自我感覺是無辜的。如同一個孩子，他還沒有完全理解他言語的後果，沒意識到他與他語言間的相互責任。
自殺是基因。超自我和自我的不平衡是從基因中來的。弗洛伊德推斷超自我代表死亡動能：理想成分越多的人(超自我比例越重的人)死亡動能便越大。是不是這樣呢？
我同意。那麽多年的紅色理想教育。孔孟也是一種理想教育。超自我的絕對強勢使眾多自殺者勇敢地采取行動了。
自殺熱線？謝謝。
一個人自殺前會向這熱線報告？自殺應該是私下的，是超自我對自我的秘密處死。
不用，我乘地鐵很方便。
保證：在下次就診前我絕不自殺。我還沒講我的故事呢。
下星期見。
收到我的電話留言了？沒去那裏，是出了件事。舒茨教授和我衝突得很閃猛。不是激烈，是凶猛。正是我選擇的詞匯。他叫喊，頭顱如同交響樂的指揮，顛擺震顫。聲音回到了他的三十歲，突然有了種亮度，一層金屬光澤。
一個老人在自認為被欺負時，竟有那麽洪亮的嗓音：
該是沙啞的，那樣會激起我的同情。
常常的。為了方便。你從不撒謊嗎？
僅是一個托詞或者搪塞，他喜歡稱它謊言就稱它謊言。你看，這是一種沉默的尊重，它讓你明白你該停在哪裏。當我聽到“你昨晚出去做什麽了？”這樣的提問，我回答“出去走走”或“去和約克碰麵”是一回事。僅是個方便。什麽實質的不同呢？對舒茨來說，實質隻有一個，就是：我有一個從他可知可控範圍的短暫消失。因比我回答“出去走走”不光方便，而且更實質。就是為他懷疑和指控的短暫消失提供個證據。他為了一個實質上毫無差異的回答憤怒得如同臨終前給瘧疾弄得冷戰連串的傑克·倫敦。(原諒，我不愛傑克·倫敦，因為他生前厭惡中國人。)他渾身冷戰地走向電腦，把他為我寫的一封求職推薦信印出來。一共四頁，對我的能力和才華以及一日隻睡五小時的勤奮自律的作息規律很詩意地描述了一番。他印出這封信，然後在我鼻子前麵招展幾下，在距我麵孔八寸的地方撕毀了，看著他撕，先是兩半，然後四半。他手指粗壯，動作因太強烈而一再錯過準確點，從而變得大而衰弱，一再撕不毀那漸漸加倍的厚度。他力竭了，就那樣哀傷無援地看著我，希望我能幫他撕扯一把，幫他完成這番憤怒。
我？
我同他約會有兩個多月。
我垂著兩手，看著那個紙團砸在我腳邊。看著一個人整個的憤怒過程：捺下電腦開關，搜尋目錄，找出這封信，再打開打印機，讓它溫吞吞地、無情緒地將四頁紙推送出來。再把它們撕爛，撕得不夠理想，因而把它們擠壓成一個大紙團，砸出去。一點反彈也沒有，立刻淤陷在長纖維地毯上。
其實有許多零碎的時刻，我是完全能接收他的，這個老得相當尊嚴的男人。那些時刻包括他從車裏忽然伸出兩束複雜的留戀目光，來望我。那不可整理，不可測量的複雜程度。帶有預言：或許這次別了就永遠別了，六十多歲的人，江山和晚霞，都可能是最後一次展現給他。深灰色的目光讓我感動、微痛。交往突然有了一層懸心的深度。
默默然，一陣子歇斯底裏在我心裏發作起來。我會追跑著，跟在他車後麵，腳步像走在末路上。老人的留戀真像布拉姆斯的提琴主題一樣。
是啊。賀叔叔站在榆樹小道上。
正是這種不斷演習的永訣讓我和舒茨近了。
衝突是造作。我是指極端矯情；我們尷尬得受不住了，就與人衝突。我在看一個老年男人衝著一個缺席的對手咆嘯。很滑稽的，因為我不給他這個權力，把我扯到對手的位置上，我靜觀他對那個空缺位置發作醋意，發作專橫，我嘴唇愈合如同某場謀殺中唯一的知情者。
我看著他把大紙團擲到我腳邊，它的體積和投擲的力量該有轟動，卻被柔軟地麵吞咽廠，預期的聲勢被抵銷了，地心吸力在此突然出現一陣癱瘓。
我或許撒了謊。
我們都活得下去因為我們不計較別人撒謊。在別人對我撒謊時，我己明白他實質在說什麽，我想明白實質而不想明白言詞。實質是，他(她)在我對他(她)可知可控範圍內造成一個失控和未知，造成一個人與人關係的喘息，休止。
你難道聽不出一個邂逅的朋友對你說“我明天正好有事”是什麽意思嗎？或者，你不明白某人說的“昨天差點給你打電話”的真實意義叫？他(她)好心好意的乖巧你計較嗎？這是調情。不光異性間需要調情，朋友間也需調情。墨西哥作家帕茲————聽說過他嗎？
他把墨西哥民族的撒謊稱為藝術。一個善於調情的民族。
沒有。從來沒有向他提過賀叔叔。
並沒這樣問我。他問：在中國。兒童受性騷擾的事普遍嗎？他問過幾次，因為他忘了我回答過他。有次他說成“性虐待”。
當然可以告訴你：是的。
不能這麽簡單地說傷害。謝謝你不采用“虐待”。
讓我喝口水。
讓我想一想，它是怎麽回事。
……幾點了？
我在想，孩子們真的會把一些不愉快的記憶壓製到下意識中去嗎？容格說：潛意識和意識從來不存在明確的界定。已被知覺的，不可能同到非知覺中去。記憶被壓製到那種渾然狀態，在我看，是不可能的。
那時我十一歲。
不曾。對誰我都沒講過，我沒有把握我會對你講。
噢，在想前前後後。三十年以後，我走到墓地裏，腳步已不太均勻。手裏拿幾株自卑的康乃馨——舒茨教授喜歡它們。走到一個看去很中產階級的碑石前。我那時己經愉快起來了；不失眠了，連好太陽也讓我感到祝福。我把花放在墓前，放成一個扇形。對了，我還有下支香。那時我已充滿興趣來做這一切。不像三十年前那個坐在心理醫生診所裏的中年女人，從來在各種儀式中找不到感覺。我把香點著，靈敏度退化的手指在不實的視覺中許久才將火苗吻合到香燭上。我在墓前坐下來。不遠有塘和蓮花。
是舒茨的。
也可能是我丈夫的。他和舒茨可能是同一個人，也可能不是。隻要三十年，這些都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