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茨在我把完整的修改稿隨意放在桌麵上時，一陣衰竭似的，從椅子上略往下一陷。我說，完成了。是件重要的事，但不是了不起的事。這樣的事我還做得起幾件，或幾十件，隨意跟他講到我在其中的增補；那段中國抗戰時期的說唱文學，其中一個作者叫賀一騎。
教授看著我，講英文的我手勢很大。
我說，你讀的時候，可以把不同意的地方寫在稿麵上。
他說那怎麽行呢？該尊重合著者，雖然資曆淺，年輕。老師也不該在學生稿麵上改錯。
我笑，說：改了的又不一定是錯！你改吧，我不在乎。電腦裏有完整的稿子。
他說：我恨那種人——不拿下屬當回事。痛恨。
我笑，你用那麽大個詞“痛恨”，他痛恨所有僅僅由於年輕而優越的人。他痛恨這優越感發作時對老年人生出的特有的寬容。不認真的，大而化之的，淺淺敷衍，寬容的微笑中含著一個鬼臉。就是我訓才的笑，他痛恨。
我從來沒有在他麵前有過那種笑容，之前，之後，都沒有。至少我沒意識到。在我們都最落魄的時候，我誠懇地走到他的瓜棚前。一直想到要去，卻是一念之差中成行了。
挨了我爸爸一記耳光之後，他坐了三年正式監獄。我爸爸那記耳光造成了他處境的奇怪惡化。所有的控訴在那之前都是虛設，而我爸爸的舉動使人看到憤怒有它真正的資格。出獄時他少了一根手指，額角一塊傷疤潛入發際。
他回到他母親打槐花的地帶。他落生的那個村早就沉入一場非常生態的淹沒中。三年大饑俄，村舍空了，窗門過往著黑洞洞的風。他跨著麥克·傑克遜的月球步伐，失重地遙遙朝它走。
逃荒的人多半沒回來，或變成城裏的浮遊生物，或客死在郊外路上。賀叔叔和某個逃奔出去的人對換了一個位置，漂浮歸來。他背著一個棉被包袱，還像軍人打的被包一樣方正，拄著根木棍回到這裏。他很瘦，很瘦。是他自己要求回到老家去接受看管，改造的。他要求得非常暴烈，得到了同意。適逢造反派奪了省委的權，改叫“革命委員會”，與“軍管會”一同做皇天後土，他們想到賀叔叔母親曾經討飯的地方，也就是賀叔叔參加八路軍的地方。那地方窮得著名。著名的鹽堿地，著名的乞丐。那地方比哪個地方都能讓著名的賀一騎脫胎換骨地改造，吃苦是可以盡他吃的。
我在看著他。
現在我看著賀叔叔從小火車站走出來，顛動一下背上的被包。走過那片治風沙的泡桐林子，很幼的樹撐開肥大的嫩葉。他拄著木棍站住了，往那片黃乎乎的農宅看去，感覺自己再次給投生到一模一樣的天地之間。
他走進一個叫“大隊黨支部”的地方，又從那個地方走出來。最後走到一個鄰倚於瓜田的小屋。我叫它瓜棚。
其實賀叔叔的工作不是看瓜，是在看瓜人手下打雜。瓜棚的小窗糊著紙，小火車站偶爾過火車，窗紙沙沙響。小火車站日夜有五六趟火車往來，隻有兩趟在站上停一分鍾。
一個幹癟的大爺往洞開的車窗裏遞西瓜，瓜瓤龜裂，纖維像絮一樣。沒等車上的人付給他瓜錢，車已開出了站台。
大叔給牽著跑了一截，看見煤渣子站台上走來的我。
我在一分鍾的小站上找東南西北。小站在我回家的路途上，我是順道來看我叔叔的。我這樣對領我往瓜田走的大爺說。我們碰見的每個人都知道“反黨老賀”。他們不知道其餘，知道“反黨老賀”享過福，坐過臥車。
賀叔叔給叫出來。天色在瓜棚裏早黑盡了。他勾頭鑽出棚門，身上殘存著那個鑽的動作，就那樣看著我。太陽在沉澱中形成紫灰的煙。他想不出站在五步外的少女是誰。不記得認識一個十八歲的少女，黑皮膚，挽起的褲腳露出細長的小腿。他隻記得一個十一歲的女孩，穿白泡泡紗露臂的裙子，連同一隻藤箱子一塊交到他手裏。女孩落到他手裏，整整一夜。而十八歲的少女，他不記得他認識。從那樣的十一歲該長成完全不同的於十八歲：潔白的，為一切人一切事感到一絲兒羞恥。
記得很清楚。但我的記憶末必可靠。
賀叔叔說：這是誰呀？他聲音裏已有笑聲了。
我說：是我。
我又說：“大爺謝謝啦，我和我叔叔見著啦。
賀叔叔看我，多麽輕易地同老農人打交道，把他哄來，把他哄走。小時的一點點厭世，為著其他人和自已感到的那一點點羞恥，早沒啦。
隻剩下她和他。
賀叔叔馬上用成年人對成年人的同謀聲氣問我：你爸爸知道你跑這來嗎？
我說，不知道。他到“五七”幹校一年，我媽媽沒他消息了。
“五七”幹校，你們可能會叫它集中營。幾十條人體躺在幾十條窄鋪上，一聲哨，全站立起來。然後走出去，一隊一隊，緩緩移向工場或田野。
進屋，兩人的寒暄，問我問他的情形，這個過程在我腦中一直是昏然一片。一片昏然的溫暖和感觸，原諒和慶幸。賀叔叔噙著淚，臉上是削瘦者深刻的笑容。他說他得去給我弄點水來喝。十分鍾之後，他捧著個粗瓷盆回來了，仿佛完成了一次成功的乞討，那樣笑。他把半盆水往我跟前的小桌上一跺，說，喝點水吧，小夥子！
這是他真正認出了我，把我爸爸打他的那一耳捆子一筆勾銷了。真正認領了原來那個我。
我聽到“小夥子”，不知怎樣就站起來。站得陡然，小煤油燈伸一下火舌。不知怎樣伸出手去同賀叔叔握，在握到那個缺席的中指時，我頓時知道了那三年的獄中故事。我沒有把意外和驚恐喊出來。他看見我眼睛寒噤一下，像無意中觸著一個蟲子，或者以為摸著活東西，竟摸出是死的。
握了手，我哭起來。哭來得突然，無頭緒。我站在瓜棚中央，兩個小臂輪換抹淚，從頭到腳都在抽。我是為我爸爸哭，還是為賀叔叔哭，我怎麽會知道。有一點我現在是清楚的，那根沒了的中指，觸碰了我所有的激情。那樣的哭是要激情的。要足夠的荷爾蒙。
他就那麽看我哭，欣賞著。帶一點兒心愛。
沒有。他沒有幹涉。讓它自生自息，不像美國的長輩，上來抱住你說：“沒關係，會好的。”他已經不能輕易碰一個少女，她十八歲。他連少女的頭發都不碰。
我看著油燈說，賀叔叔，我代我爸爸跟你說對不起。
他出個笑容說，那是沒辦法的事，小夥子。
我不懂他的意思：是背叛已不可挽回，還是他不計較這背叛。
他又說，反正我和你爸爸這輩子都是莊稼人了，一輩子也串不上門兒了，沒啥對不起的。
我不懂他是否在說一還一報。被打的人和打人的，也是一種緣分。
我接著自已的思路。說我爸爸在那之後的失常。說我為他所蒙的羞恥。我還說，賀叔叔，我不願你以為我老遠來為我爸爸做說客。我爸爸在這件事上無情可講，他做經了。
他打斷我說，不提了不提了。你來看看賀叔叔，就好。我對不起你爸也好，你爸對不起找也好，你都別管，你不能改變曆史。他忽然成了“人民日報”，說：曆史星誤會，隻有曆史自己去解釋。
其實那種宏偉早早就被雕塑在他氣質裏。
他拿出個西瓜，告訴我這裏種什麽不出什麽，西瓜倒能長得漂亮。他切開瓜，又把它均勻地切成細巧的牙牙兒。他真的瘦削，曾經淺淺的雙下巴已成了寬綽的皮膚並失了彈性。肩膀的銳角又出來了。像他初次來我家的樣子。肌肉都複活了，隨他動作，在他棕黑色發亮的皮膚下拱動。
他穿一條灰色短褲，長久沒洗了；腰間嫌鬆，被皮帶係出一些褶皺。上麵是件發黃的背心，處處是小孔眼。我看見那孔眼中汗珠如蠶蛾般在咬噬著。缺水，這裏的人夏天都穿長久不洗被汗堿蝕爛的衣服。
我們隔著煤油燈，麵對麵坐在木凳上。床是土坯壘起的，兩個墩子上架一塊舊門板。鋪張草席，靠裏那頭堆著棉絮，棉襖，棉帽子，一個冬大都堆在那裏。
他問，我答。說我去插隊的事。他問離家多遠，我說從這瓜棚往東南走兩百多裏，沿鐵路線，就是我們的集體戶。他說：集體戶。我說。二十多個同學，我們把一個土地廟改成男女宿舍，輪班劈柴、擔水、燒飯，還種地。
他笑笑說，我們這裏本該有七八個學生來，結果隻來了一個，太窮了。
又成我問，他答。他告訴我他的生活是好的，大致是好的。有許多我和我爸爸想象不到的快樂。肚子癟時，走二十裏路到公社食堂去頭一斤饅頭，一路吃回來，留一個給看瓜大爺的重孫。那個快樂！不是快樂，是幸福。
我笑起來，說我知道那幸福的饅頭。
他也笑，說他看出我這個嚼過麥芽的小莊稼漢。
一時間我真的是快樂得很。那種我爸爸和我要使勁忍受的不適，那種人和人之間的千差萬錯的啞謎——源於它的極度不適，沒有了。我們都在說最基本，最簡單的話，那些沒有弦外之音的簡單語言。我知道他的快樂是真實的。他本來屬於這快樂。他那快樂的乞討童年，和快樂的中年流放，匯合於一個點——他的故鄉。他誤入歧途的那一段，在城市和名望地位中兜了那麽大一個彎子，還是回來了。那兜出去的二十年是無必要的，是誤會。現在這個中年英俊農夫的快樂，與那個說快板的小乞兒的快樂，連接上了。這看上去很苦的快樂讓我看到它的和諧和完整。
那麽他在兜出大彎子時所經受的，必定也是極度的不適。
原來他在名望和萬人崇拜中也必須忍受不適。他此刻快樂的真切，向我反應了他或許更大程度地忍受了不適，在我爸爸忍受的同時。
他們不應該走到一起，成為親密的朋友。他們恰恰走到一起，成了親密的朋友。
你看，事情所含的背叛就在此了。
我看見小煤油燈光映照中的這個中年男人。白發中的黑發，骨骼的陰影，一切表發下的形狀，都在那蓄影子人於光芒的燈炬中體現出來。他顯得比他本人要濃鬱得多，我看見十八歲的少女亦色彩渾厚，被麥收的人陽曬褪了色的睫毛和眉毛都給燈光濃濃著了色。還有嘴唇。西瓜汁使她的嘴唇飽熟。
我能看得見少女和中年男人一起開始生活，從這個子夜。多星，螢火蟲連接遙遠墳場上的美麗磷火。他和她，一同生活下去，活下去。不記得他們曾經的關係，他們過去是誰，我還看她少女細瘦的手指撚動在辮梢的粉紅塑料發繩上，一會，撚動在白底藍點的襯衫鈕扣上，紐扣原先是色白的，丟失一顆，補綴了一顆紅的上去。她撚弄的是紅的那顆。男人看著她撚動，發現它競是紅的。他看她玩槍拴的手指。玩爆破按鍵的手指那麽孩子氣。不敢聽那聲爆破，他把眼睛移開。講點別的什麽。他們在講宿營安排。他說：你睡裏麵，我隻要條線毯，睡到外麵去。少女說還不困。男人笑笑，又說：該休息了小夥子，明天還要坐火車。
他是第二天晚上送我上火車的。
不。
沒有。
怎麽會呢？
他不可能那麽對我。他從來沒變過地愛我。
是，他愛我我知道得很清楚。愛一個孩子，愛一個小姑娘，愛一個改頭換麵的少女，不管有多少種愛，對我，他對那孩子的愛始終壓在其餘之上：為了對那個寫毛筆字的六歲女童的愛，他得犧牲其他的愛。去上海的火車上他已把這個道理想清了。
他不像我。我對他的愛主要是因為恨。現在我知道，崇拜包括那麽多恨。
請接電話吧。
我會的。全要手記嗎？
回見。
不必擔心，我會開得很慢。
對不起，今天的就診看來得取消了。會議延到晚上開。舒茨主持的會我最好別找借口。
我們還好。上次在自助餐廳裏的談話之後，還算穩。
現在有幾分鍾嗎？才吃午飯？
是這麽個夢。等等，得看看我記下的。很亂。
中文。當然。
嗯……你錄吧。
她走到門外。
外麵——瓜田。無邊際的深綠色藤蔓，葉子，上麵有露水。直到天盡頭，全是這綠色瓜蔓，爬得密密麻麻，層層疊疊。
初生的瓜卵石一樣路在我背上。
對，是我。我是看不見的，不知在哪裏，隻有感覺。
她？不知道。
找好像有種經驗。
她往瓜田深層走；我發現瓜蛋兒格得我不能忍受。
她在那裏跟人做愛。
我看清她是個村姑。
是用我今天的經驗在做愛。
不知道。醒了後我拚命想。想不出他的樣子。
半夜兩點。
摸黑記的。
醒來後我感到夢裏的痛苦。我隱約明白那個人是誰。
清醒的時候我從來沒有過那種痛苦，酸澀。極度的妒嫉。
我聽到謠言的時候，一點痛苦也沒有。謠言說他在窮僻的鄉村，那個由一分鍾小站通向文明的地方同一個農婦偷過情。我沒有妒嫉過。怎麽可能妒嫉？我和他之間所有的都可能是幻覺。後來他那個升成地區副書記的妻子同他來住了幾個月，據說她是陪他在省裏看病的。我也沒有任何類似嫉妒的情緒。那時他複了職。我在上大學，交了男朋友，就是我後來的丈夫。就在那個時候，我聽說了賀叔叔和那個農村少婦。
也許我拒絕妒嫉。
我會的。
對了，保險公司寄的補償表格我收到了。需要你的簽名。一份補償要這麽許久才能實現。
接著說嗎？
讓我看看——那以後有太多的事情發生。
我十八歲、十九歲。同一個男同學通情書。他去當兵了。我也和另一個男同學談戀愛，帶些舉動的。後來，二十歲那年，我上大學，結婚、離婚。太多的事和人，影響我記憶的專注。你不是嗎？有個階段什麽都享用不完。
我父親回到城裏時，我恰好被鄉親們推薦上大學。工農兵學員，教育革命，聽說了吧。
沒有考試，沒有教授這個稱呼。農村的幾個領導看著我，挺愁似地說：你在這能幹啥？上級指派一個人上大學，就你吧。都晚了，還不卷鋪蓋快走——都開學了！
在課堂裏坐了一個禮拜，才明白我學的是什麽。
我和我媽媽把我爸爸從火車站接到省委招待所。是不對外開放的旅館。我家的兩間屋早給別人住去了。我媽媽住在文化館宿舍，八米大，住不下我們一家。
我爸爸的二毛資還是凍結的。他從“五七”幹校釋放是要他寫個電影劇本。叫做：帶罪立功。如果劇本寫好了，功就折了過，不必再送他回“五七”於校。那個旅館當時給這類將功折過的人住去不少房間，到處聽得見棋子聲和撲克聲。光是和我父親同寫一個劇本的，就有七個人。叫做“寫作組”。三年後電影上市，七個人的名字一個也不見，隻推出一行大字：“集體創作”。
四年，最後一次見我爸爸，是我媽媽和我一塊去“五七”幹校同他一起過春節。
再早些，是他被人送回城裏治病，躺在翻過來的竹床裏人事不省。
再早，就是他離開家被押上大卡車的時候。一車都是與他身份相似的中、老年人。全省舞義弄墨的人都在這些運化肥的卡車上。送行的家屬在馬路另一邊，都像是死囚重犯的親眷不敢表露悲痛，站得靜靜的，遠遠的，盡量不讓這個城市的百姓看出他們和卡車上歹人們有任何關係。
隻有我媽媽不時想起什麽，從眷屬群裏突然跑出，跑到卡車邊上，叫著我爸爸的名字。等我爸爸從同夥中伸出腦袋，她便把自己掛在卡車梆子上，叮囑兒句話、或遞上一件小物品。然後再跑回送行的人群。我隻盼著卡車快些開走，我媽媽可以完成孟薑女的角色。
教授看著我，講英文的我手勢很大。
我說，你讀的時候，可以把不同意的地方寫在稿麵上。
他說那怎麽行呢？該尊重合著者，雖然資曆淺，年輕。老師也不該在學生稿麵上改錯。
我笑，說：改了的又不一定是錯！你改吧，我不在乎。電腦裏有完整的稿子。
他說：我恨那種人——不拿下屬當回事。痛恨。
我笑，你用那麽大個詞“痛恨”，他痛恨所有僅僅由於年輕而優越的人。他痛恨這優越感發作時對老年人生出的特有的寬容。不認真的，大而化之的，淺淺敷衍，寬容的微笑中含著一個鬼臉。就是我訓才的笑，他痛恨。
我從來沒有在他麵前有過那種笑容，之前，之後，都沒有。至少我沒意識到。在我們都最落魄的時候，我誠懇地走到他的瓜棚前。一直想到要去，卻是一念之差中成行了。
挨了我爸爸一記耳光之後，他坐了三年正式監獄。我爸爸那記耳光造成了他處境的奇怪惡化。所有的控訴在那之前都是虛設，而我爸爸的舉動使人看到憤怒有它真正的資格。出獄時他少了一根手指，額角一塊傷疤潛入發際。
他回到他母親打槐花的地帶。他落生的那個村早就沉入一場非常生態的淹沒中。三年大饑俄，村舍空了，窗門過往著黑洞洞的風。他跨著麥克·傑克遜的月球步伐，失重地遙遙朝它走。
逃荒的人多半沒回來，或變成城裏的浮遊生物，或客死在郊外路上。賀叔叔和某個逃奔出去的人對換了一個位置，漂浮歸來。他背著一個棉被包袱，還像軍人打的被包一樣方正，拄著根木棍回到這裏。他很瘦，很瘦。是他自己要求回到老家去接受看管，改造的。他要求得非常暴烈，得到了同意。適逢造反派奪了省委的權，改叫“革命委員會”，與“軍管會”一同做皇天後土，他們想到賀叔叔母親曾經討飯的地方，也就是賀叔叔參加八路軍的地方。那地方窮得著名。著名的鹽堿地，著名的乞丐。那地方比哪個地方都能讓著名的賀一騎脫胎換骨地改造，吃苦是可以盡他吃的。
我在看著他。
現在我看著賀叔叔從小火車站走出來，顛動一下背上的被包。走過那片治風沙的泡桐林子，很幼的樹撐開肥大的嫩葉。他拄著木棍站住了，往那片黃乎乎的農宅看去，感覺自己再次給投生到一模一樣的天地之間。
他走進一個叫“大隊黨支部”的地方，又從那個地方走出來。最後走到一個鄰倚於瓜田的小屋。我叫它瓜棚。
其實賀叔叔的工作不是看瓜，是在看瓜人手下打雜。瓜棚的小窗糊著紙，小火車站偶爾過火車，窗紙沙沙響。小火車站日夜有五六趟火車往來，隻有兩趟在站上停一分鍾。
一個幹癟的大爺往洞開的車窗裏遞西瓜，瓜瓤龜裂，纖維像絮一樣。沒等車上的人付給他瓜錢，車已開出了站台。
大叔給牽著跑了一截，看見煤渣子站台上走來的我。
我在一分鍾的小站上找東南西北。小站在我回家的路途上，我是順道來看我叔叔的。我這樣對領我往瓜田走的大爺說。我們碰見的每個人都知道“反黨老賀”。他們不知道其餘，知道“反黨老賀”享過福，坐過臥車。
賀叔叔給叫出來。天色在瓜棚裏早黑盡了。他勾頭鑽出棚門，身上殘存著那個鑽的動作，就那樣看著我。太陽在沉澱中形成紫灰的煙。他想不出站在五步外的少女是誰。不記得認識一個十八歲的少女，黑皮膚，挽起的褲腳露出細長的小腿。他隻記得一個十一歲的女孩，穿白泡泡紗露臂的裙子，連同一隻藤箱子一塊交到他手裏。女孩落到他手裏，整整一夜。而十八歲的少女，他不記得他認識。從那樣的十一歲該長成完全不同的於十八歲：潔白的，為一切人一切事感到一絲兒羞恥。
記得很清楚。但我的記憶末必可靠。
賀叔叔說：這是誰呀？他聲音裏已有笑聲了。
我說：是我。
我又說：“大爺謝謝啦，我和我叔叔見著啦。
賀叔叔看我，多麽輕易地同老農人打交道，把他哄來，把他哄走。小時的一點點厭世，為著其他人和自已感到的那一點點羞恥，早沒啦。
隻剩下她和他。
賀叔叔馬上用成年人對成年人的同謀聲氣問我：你爸爸知道你跑這來嗎？
我說，不知道。他到“五七”幹校一年，我媽媽沒他消息了。
“五七”幹校，你們可能會叫它集中營。幾十條人體躺在幾十條窄鋪上，一聲哨，全站立起來。然後走出去，一隊一隊，緩緩移向工場或田野。
進屋，兩人的寒暄，問我問他的情形，這個過程在我腦中一直是昏然一片。一片昏然的溫暖和感觸，原諒和慶幸。賀叔叔噙著淚，臉上是削瘦者深刻的笑容。他說他得去給我弄點水來喝。十分鍾之後，他捧著個粗瓷盆回來了，仿佛完成了一次成功的乞討，那樣笑。他把半盆水往我跟前的小桌上一跺，說，喝點水吧，小夥子！
這是他真正認出了我，把我爸爸打他的那一耳捆子一筆勾銷了。真正認領了原來那個我。
我聽到“小夥子”，不知怎樣就站起來。站得陡然，小煤油燈伸一下火舌。不知怎樣伸出手去同賀叔叔握，在握到那個缺席的中指時，我頓時知道了那三年的獄中故事。我沒有把意外和驚恐喊出來。他看見我眼睛寒噤一下，像無意中觸著一個蟲子，或者以為摸著活東西，竟摸出是死的。
握了手，我哭起來。哭來得突然，無頭緒。我站在瓜棚中央，兩個小臂輪換抹淚，從頭到腳都在抽。我是為我爸爸哭，還是為賀叔叔哭，我怎麽會知道。有一點我現在是清楚的，那根沒了的中指，觸碰了我所有的激情。那樣的哭是要激情的。要足夠的荷爾蒙。
他就那麽看我哭，欣賞著。帶一點兒心愛。
沒有。他沒有幹涉。讓它自生自息，不像美國的長輩，上來抱住你說：“沒關係，會好的。”他已經不能輕易碰一個少女，她十八歲。他連少女的頭發都不碰。
我看著油燈說，賀叔叔，我代我爸爸跟你說對不起。
他出個笑容說，那是沒辦法的事，小夥子。
我不懂他的意思：是背叛已不可挽回，還是他不計較這背叛。
他又說，反正我和你爸爸這輩子都是莊稼人了，一輩子也串不上門兒了，沒啥對不起的。
我不懂他是否在說一還一報。被打的人和打人的，也是一種緣分。
我接著自已的思路。說我爸爸在那之後的失常。說我為他所蒙的羞恥。我還說，賀叔叔，我不願你以為我老遠來為我爸爸做說客。我爸爸在這件事上無情可講，他做經了。
他打斷我說，不提了不提了。你來看看賀叔叔，就好。我對不起你爸也好，你爸對不起找也好，你都別管，你不能改變曆史。他忽然成了“人民日報”，說：曆史星誤會，隻有曆史自己去解釋。
其實那種宏偉早早就被雕塑在他氣質裏。
他拿出個西瓜，告訴我這裏種什麽不出什麽，西瓜倒能長得漂亮。他切開瓜，又把它均勻地切成細巧的牙牙兒。他真的瘦削，曾經淺淺的雙下巴已成了寬綽的皮膚並失了彈性。肩膀的銳角又出來了。像他初次來我家的樣子。肌肉都複活了，隨他動作，在他棕黑色發亮的皮膚下拱動。
他穿一條灰色短褲，長久沒洗了；腰間嫌鬆，被皮帶係出一些褶皺。上麵是件發黃的背心，處處是小孔眼。我看見那孔眼中汗珠如蠶蛾般在咬噬著。缺水，這裏的人夏天都穿長久不洗被汗堿蝕爛的衣服。
我們隔著煤油燈，麵對麵坐在木凳上。床是土坯壘起的，兩個墩子上架一塊舊門板。鋪張草席，靠裏那頭堆著棉絮，棉襖，棉帽子，一個冬大都堆在那裏。
他問，我答。說我去插隊的事。他問離家多遠，我說從這瓜棚往東南走兩百多裏，沿鐵路線，就是我們的集體戶。他說：集體戶。我說。二十多個同學，我們把一個土地廟改成男女宿舍，輪班劈柴、擔水、燒飯，還種地。
他笑笑說，我們這裏本該有七八個學生來，結果隻來了一個，太窮了。
又成我問，他答。他告訴我他的生活是好的，大致是好的。有許多我和我爸爸想象不到的快樂。肚子癟時，走二十裏路到公社食堂去頭一斤饅頭，一路吃回來，留一個給看瓜大爺的重孫。那個快樂！不是快樂，是幸福。
我笑起來，說我知道那幸福的饅頭。
他也笑，說他看出我這個嚼過麥芽的小莊稼漢。
一時間我真的是快樂得很。那種我爸爸和我要使勁忍受的不適，那種人和人之間的千差萬錯的啞謎——源於它的極度不適，沒有了。我們都在說最基本，最簡單的話，那些沒有弦外之音的簡單語言。我知道他的快樂是真實的。他本來屬於這快樂。他那快樂的乞討童年，和快樂的中年流放，匯合於一個點——他的故鄉。他誤入歧途的那一段，在城市和名望地位中兜了那麽大一個彎子，還是回來了。那兜出去的二十年是無必要的，是誤會。現在這個中年英俊農夫的快樂，與那個說快板的小乞兒的快樂，連接上了。這看上去很苦的快樂讓我看到它的和諧和完整。
那麽他在兜出大彎子時所經受的，必定也是極度的不適。
原來他在名望和萬人崇拜中也必須忍受不適。他此刻快樂的真切，向我反應了他或許更大程度地忍受了不適，在我爸爸忍受的同時。
他們不應該走到一起，成為親密的朋友。他們恰恰走到一起，成了親密的朋友。
你看，事情所含的背叛就在此了。
我看見小煤油燈光映照中的這個中年男人。白發中的黑發，骨骼的陰影，一切表發下的形狀，都在那蓄影子人於光芒的燈炬中體現出來。他顯得比他本人要濃鬱得多，我看見十八歲的少女亦色彩渾厚，被麥收的人陽曬褪了色的睫毛和眉毛都給燈光濃濃著了色。還有嘴唇。西瓜汁使她的嘴唇飽熟。
我能看得見少女和中年男人一起開始生活，從這個子夜。多星，螢火蟲連接遙遠墳場上的美麗磷火。他和她，一同生活下去，活下去。不記得他們曾經的關係，他們過去是誰，我還看她少女細瘦的手指撚動在辮梢的粉紅塑料發繩上，一會，撚動在白底藍點的襯衫鈕扣上，紐扣原先是色白的，丟失一顆，補綴了一顆紅的上去。她撚弄的是紅的那顆。男人看著她撚動，發現它競是紅的。他看她玩槍拴的手指。玩爆破按鍵的手指那麽孩子氣。不敢聽那聲爆破，他把眼睛移開。講點別的什麽。他們在講宿營安排。他說：你睡裏麵，我隻要條線毯，睡到外麵去。少女說還不困。男人笑笑，又說：該休息了小夥子，明天還要坐火車。
他是第二天晚上送我上火車的。
不。
沒有。
怎麽會呢？
他不可能那麽對我。他從來沒變過地愛我。
是，他愛我我知道得很清楚。愛一個孩子，愛一個小姑娘，愛一個改頭換麵的少女，不管有多少種愛，對我，他對那孩子的愛始終壓在其餘之上：為了對那個寫毛筆字的六歲女童的愛，他得犧牲其他的愛。去上海的火車上他已把這個道理想清了。
他不像我。我對他的愛主要是因為恨。現在我知道，崇拜包括那麽多恨。
請接電話吧。
我會的。全要手記嗎？
回見。
不必擔心，我會開得很慢。
對不起，今天的就診看來得取消了。會議延到晚上開。舒茨主持的會我最好別找借口。
我們還好。上次在自助餐廳裏的談話之後，還算穩。
現在有幾分鍾嗎？才吃午飯？
是這麽個夢。等等，得看看我記下的。很亂。
中文。當然。
嗯……你錄吧。
她走到門外。
外麵——瓜田。無邊際的深綠色藤蔓，葉子，上麵有露水。直到天盡頭，全是這綠色瓜蔓，爬得密密麻麻，層層疊疊。
初生的瓜卵石一樣路在我背上。
對，是我。我是看不見的，不知在哪裏，隻有感覺。
她？不知道。
找好像有種經驗。
她往瓜田深層走；我發現瓜蛋兒格得我不能忍受。
她在那裏跟人做愛。
我看清她是個村姑。
是用我今天的經驗在做愛。
不知道。醒了後我拚命想。想不出他的樣子。
半夜兩點。
摸黑記的。
醒來後我感到夢裏的痛苦。我隱約明白那個人是誰。
清醒的時候我從來沒有過那種痛苦，酸澀。極度的妒嫉。
我聽到謠言的時候，一點痛苦也沒有。謠言說他在窮僻的鄉村，那個由一分鍾小站通向文明的地方同一個農婦偷過情。我沒有妒嫉過。怎麽可能妒嫉？我和他之間所有的都可能是幻覺。後來他那個升成地區副書記的妻子同他來住了幾個月，據說她是陪他在省裏看病的。我也沒有任何類似嫉妒的情緒。那時他複了職。我在上大學，交了男朋友，就是我後來的丈夫。就在那個時候，我聽說了賀叔叔和那個農村少婦。
也許我拒絕妒嫉。
我會的。
對了，保險公司寄的補償表格我收到了。需要你的簽名。一份補償要這麽許久才能實現。
接著說嗎？
讓我看看——那以後有太多的事情發生。
我十八歲、十九歲。同一個男同學通情書。他去當兵了。我也和另一個男同學談戀愛，帶些舉動的。後來，二十歲那年，我上大學，結婚、離婚。太多的事和人，影響我記憶的專注。你不是嗎？有個階段什麽都享用不完。
我父親回到城裏時，我恰好被鄉親們推薦上大學。工農兵學員，教育革命，聽說了吧。
沒有考試，沒有教授這個稱呼。農村的幾個領導看著我，挺愁似地說：你在這能幹啥？上級指派一個人上大學，就你吧。都晚了，還不卷鋪蓋快走——都開學了！
在課堂裏坐了一個禮拜，才明白我學的是什麽。
我和我媽媽把我爸爸從火車站接到省委招待所。是不對外開放的旅館。我家的兩間屋早給別人住去了。我媽媽住在文化館宿舍，八米大，住不下我們一家。
我爸爸的二毛資還是凍結的。他從“五七”幹校釋放是要他寫個電影劇本。叫做：帶罪立功。如果劇本寫好了，功就折了過，不必再送他回“五七”於校。那個旅館當時給這類將功折過的人住去不少房間，到處聽得見棋子聲和撲克聲。光是和我父親同寫一個劇本的，就有七個人。叫做“寫作組”。三年後電影上市，七個人的名字一個也不見，隻推出一行大字：“集體創作”。
四年，最後一次見我爸爸，是我媽媽和我一塊去“五七”幹校同他一起過春節。
再早些，是他被人送回城裏治病，躺在翻過來的竹床裏人事不省。
再早，就是他離開家被押上大卡車的時候。一車都是與他身份相似的中、老年人。全省舞義弄墨的人都在這些運化肥的卡車上。送行的家屬在馬路另一邊，都像是死囚重犯的親眷不敢表露悲痛，站得靜靜的，遠遠的，盡量不讓這個城市的百姓看出他們和卡車上歹人們有任何關係。
隻有我媽媽不時想起什麽，從眷屬群裏突然跑出，跑到卡車邊上，叫著我爸爸的名字。等我爸爸從同夥中伸出腦袋，她便把自己掛在卡車梆子上，叮囑兒句話、或遞上一件小物品。然後再跑回送行的人群。我隻盼著卡車快些開走，我媽媽可以完成孟薑女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