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到尼日利亞時，我們的房子附近有條筆直的大街，叫做ibrahimbabangida。像阿布賈大部分街道一樣，它也是以一個昔日總統的名字命名的。路基下麵，就是鬱鬱蔥蔥的熱帶雨林。自由生長的芭蕉樹和蒿草形成層層疊疊的綠色，與遠處的阿索岩連接起來看，恰恰是綠色大漠中的黃色沙洲。一次在ibrahimbabangida大街上散步，看見一架破舊的小型發電機在路邊轟轟作業，這才發現它發的電是輸送到雨林深處的一個教堂去的。教堂是用從舊房殘骸中打撈的零碎局部拚湊而成的，因而四麵來風，八麵采光。看久了，反倒覺得它與它的背景呼應成趣，別具一種風情。前一陣再路過那裏，教堂消失了，消失得一點痕跡也沒有，讓我懷疑我曾經看到的是綠色大漠上的海市蜃樓。尼日利亞政府正在實行“夷平政策”：凡是有礙觀瞻的建築，一律以推土機夷平。這座教堂的幾百教友大多數屬於赤貧階層，教堂被夷平後，他們去哪裏過禮拜、聽說教唱聖詩呢？政府的意思是，你們自己看著辦吧。
我們的前任司機伊布拉罕姆一日登門拜訪，說他租住的房屋也是夷平對象，為了不帶著老婆孩子住大街，他希望我們能給他一些“賑災”貸款。按照尼日利亞的租賃規定，房客在入住之前必須把半年甚至一年的房租交給房東。伊布拉罕姆是那種最中規中矩的良民，去年底就付了全年的房租。我問他房東是否會退還他十個月房錢，他說沒那事，房東說他的損失更大，眨眼間失去了房產，失去了也白失去，他找誰去？政府倒是痛快，推土機四處走一趟，阿布賈將隻剩那些特給他們掙麵子的樓宇，至於千萬個從廢墟上走出來的伊布拉罕姆怎樣避暑避雨，他們還是那個意思：你們自己看著辦。伊布拉罕姆對這個政府早就沒了脾氣，問他納了稅給政府，政府拿稅收為他做了些什麽，他笑嗬嗬地說：“不做什麽。”問他為什麽在電源緊缺、常常斷電的阿布賈看到大白天點路燈，而夜晚黑燈瞎火，他也笑嗬嗬地說：“一直那樣。”再問他為什麽滿大街的孩子買香蕉、擦車窗，而不上學，他也毫無脾氣地說：“上不起學啊。”
推土機推著推著，美國大使館的當地雇員也開始人心惶惶。即便他們自己的住房幸免於夷平，他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總有住在那類“有礙觀瞻”的房屋裏的。大家開始籌錢，準備接應走出廢墟的三親六故。不僅當地雇員慌亂，美國外交官們也憂心起來：一些便宜餐館也許會進入被夷平的黑名單。一個周末，大家相約去最好的一家印度餐館，叫wakkis。wakkis不僅菜好吃，裝飾情調也好，是用粗毛竹搭起的小樓，外麵蒙著一層細紗網，以免竹子有縫隙，漏進蚊子。尼日利亞屬於半沙漠，旱季從撒哈拉來的灼熱幹風能把樹葉和草都吹焦，因此不是產竹子的氣候。但為了這座竹樓的設計，wakkis的老板顯然從國外進口了竹子。阿布賈沒有影院、劇院，沒有商場、書店，可消磨周末的無非是幾家餐館，wakkis應該居第一或第二。我們長長一溜車隊開到wakkis所在的小廣場，卻怎麽也找不著它了。天已黑了，一個人在多彎的阿布賈迷路的可能性或許存在，但集體迷路就比較魔幻了。大家下了車，拒絕接受wakkis也在推土機履帶下粉身碎骨的事實。因為它既不醜，也不陋，比起阿布賈許多煞有介事、不倫不類的豪宅，它漂亮多了，也人情味多了。不久我們在英領館舉行的蘇格蘭舞會上，嗅到了wakkis的濃鬱香氣：雖然被夷平成一行電話號碼加訂餐廣告，英國總領館依然雇用wakkis提供自助餐。印度老板和員工們平和地向大家證實，政府為了確保阿布賈的市容更美麗，把的竹樓夷平了。這樣一個精彩的餐館，連同它的tandoori吧台（吧台內廚師們當眾表演印度烤肉和飛餅），連同它的進口毛竹以及東方情調一塊兒被夷平了。像所有被夷平的建築一樣，wakkis的一切損失都是活該，別想從政府那裏得到一分錢的補償。幾個月過去，阿布賈的外交官們對wakkis的緬懷足以成立一個治喪委員會。新上任的人從已離任的人那裏得到wakkis的口碑，一來阿布賈便打聽它，人們不得不一再向後來者重複wakkis的壯烈殉難過程。
我們住宅大院的一些門衛也開始秘密地向院內的美國外交官借錢。一個門衛某天攔住了一個年長的美國官員，塞給他一封信，信裏稱他“爸爸”。年長的美國人理解門衛被絕望所逼而認他這個陌生人做父親，所以慈祥地忍住了不適。門衛的住宅將被夷為平地，他希望他認做父親的人可以借一筆錢給他。年長的美國人來到尼日利亞不久，不知怎樣處理這種局麵，想請教管理處的負責人。但過了幾天，這個門衛便從大使館消失了。門衛向大使館的美國工作人員借錢是違反規定的，這一點那個門衛很清楚，隻是人在絕望中，連失業的危險也甘心去冒。
夷平政策從城市向郊區推進。女管家希望小姐的未婚夫叫阿奇邦，有誌於教育，大學畢業後自己開辦了一個小學校。他一個人教一百多個學生，都是窮得讀不起書的孩子。最困難時期，阿奇邦連教室的租金都勉強支付，但他一直堅持了好幾年。有一天他告訴我，他的學校也將被夷為平地。既然政府嫌窮校長為窮孩子們租的校舍難看，那麽是否提供好看些的校舍，來支持阿奇邦這樣的教育誌士呢？政府是由一幫貪官組成，難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把高尚看成十分可疑的東西，所以阿奇邦的申訴得不到理會。夷平學校的日子越來越近，從阿奇邦的臉上，我就能讀出那個荒謬悲哀的倒計時。終於一天，他穿得十分整潔，路過我窗口時告訴我，這是他最後一次去他的學校；他和他的學生們就要在這天告別。過了幾天再見到他，他似乎變了個人，沒有半點曾經的躊躇滿誌，眼睛也躲著人。失業的他，難免成為希望小姐的負擔，現實對他這樣十多年寒窗讀出大學文憑的男人無疑是難堪的。不久他去了駕校，但在一個失業率超過百分之六十的國家，駕駛員的位置也是千載難逢。於是他又去學修理，想在美國大使館幹一點修理的零工。卻是連這樣的屈就願望也不可能實現，他們小兩口仍然隻能靠希望小姐一份工資生活。後來聽說阿奇邦到教堂的孤兒院給孤兒們上課去了。那是個不掙錢、相當於義工的工作。我的理解是做義工的人首先自己要有飯吃有房住，一無所有的阿奇邦做義工的心情一定和黛安娜王妃有所不同。每次阿奇邦從我窗前走過，都是個匆匆的影子，頭埋著，希望自己盡快淡出畫麵。他一直想攢夠了錢迎娶希望小姐，失業後隻能無限期推遲婚期，並擠住在希望小姐十平米的小屋裏。阿奇邦的樣子讓我感到這場轟轟烈烈的大夷平運動，在他的個性中也夷平了什麽。
沿著大馬路走，能看見一個個嶄新的公共汽車站，看上去從質量到設計都超過舊金山的公車站：鋼筋架子鑲茶色玻璃，玻璃裏麵偶爾還裝有廣告。勝過舊金山的是玻璃上沒有憤怒的塗鴉。它們出現在阿布賈已有好幾個月了，卻始終沒見有公車停靠。阿布賈的人沒有房子可住，但公車站比舊金山人更好，可以站在裏麵裏等待夢幻的汽車。不久發現玻璃車站成了供人避雨或等待計程摩托（奧卡達）的地方。如此造價昂貴的摩登玻璃車站至少證實了一個辯證法：不破不立。
每次去超市總在紅綠燈路口碰上一大群汗流浹背的孩子，大的十來歲，小的六七歲，提著大罐頭盒做的小桶，裏麵放著刷子，肩上搭著抹布，紅燈一亮，他們就一擁而上，往車窗上刷肥皂水，再用抹布擦拭。碰到心軟的人，就會給他們十元，二十元的小錢，但絕大多數人都在他們蜂擁而至時，趕緊打開雨刷，使他們無法塗肥皂水。這些人也沒錯，孩子們擦完的玻璃隻能帶來昏天黑地的視覺效果。我常想到這些孩子們窮得連衣服也穿不起，還要花錢買肥皂水，結果錢也白花了。尼日利亞或許有許多類似阿奇邦的教育誌士，企圖把這樣的窮孩子納入教室，隻是他們的誌向和努力都被夷平了。
我們的前任司機伊布拉罕姆一日登門拜訪，說他租住的房屋也是夷平對象，為了不帶著老婆孩子住大街，他希望我們能給他一些“賑災”貸款。按照尼日利亞的租賃規定，房客在入住之前必須把半年甚至一年的房租交給房東。伊布拉罕姆是那種最中規中矩的良民，去年底就付了全年的房租。我問他房東是否會退還他十個月房錢，他說沒那事，房東說他的損失更大，眨眼間失去了房產，失去了也白失去，他找誰去？政府倒是痛快，推土機四處走一趟，阿布賈將隻剩那些特給他們掙麵子的樓宇，至於千萬個從廢墟上走出來的伊布拉罕姆怎樣避暑避雨，他們還是那個意思：你們自己看著辦。伊布拉罕姆對這個政府早就沒了脾氣，問他納了稅給政府，政府拿稅收為他做了些什麽，他笑嗬嗬地說：“不做什麽。”問他為什麽在電源緊缺、常常斷電的阿布賈看到大白天點路燈，而夜晚黑燈瞎火，他也笑嗬嗬地說：“一直那樣。”再問他為什麽滿大街的孩子買香蕉、擦車窗，而不上學，他也毫無脾氣地說：“上不起學啊。”
推土機推著推著，美國大使館的當地雇員也開始人心惶惶。即便他們自己的住房幸免於夷平，他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總有住在那類“有礙觀瞻”的房屋裏的。大家開始籌錢，準備接應走出廢墟的三親六故。不僅當地雇員慌亂，美國外交官們也憂心起來：一些便宜餐館也許會進入被夷平的黑名單。一個周末，大家相約去最好的一家印度餐館，叫wakkis。wakkis不僅菜好吃，裝飾情調也好，是用粗毛竹搭起的小樓，外麵蒙著一層細紗網，以免竹子有縫隙，漏進蚊子。尼日利亞屬於半沙漠，旱季從撒哈拉來的灼熱幹風能把樹葉和草都吹焦，因此不是產竹子的氣候。但為了這座竹樓的設計，wakkis的老板顯然從國外進口了竹子。阿布賈沒有影院、劇院，沒有商場、書店，可消磨周末的無非是幾家餐館，wakkis應該居第一或第二。我們長長一溜車隊開到wakkis所在的小廣場，卻怎麽也找不著它了。天已黑了，一個人在多彎的阿布賈迷路的可能性或許存在，但集體迷路就比較魔幻了。大家下了車，拒絕接受wakkis也在推土機履帶下粉身碎骨的事實。因為它既不醜，也不陋，比起阿布賈許多煞有介事、不倫不類的豪宅，它漂亮多了，也人情味多了。不久我們在英領館舉行的蘇格蘭舞會上，嗅到了wakkis的濃鬱香氣：雖然被夷平成一行電話號碼加訂餐廣告，英國總領館依然雇用wakkis提供自助餐。印度老板和員工們平和地向大家證實，政府為了確保阿布賈的市容更美麗，把的竹樓夷平了。這樣一個精彩的餐館，連同它的tandoori吧台（吧台內廚師們當眾表演印度烤肉和飛餅），連同它的進口毛竹以及東方情調一塊兒被夷平了。像所有被夷平的建築一樣，wakkis的一切損失都是活該，別想從政府那裏得到一分錢的補償。幾個月過去，阿布賈的外交官們對wakkis的緬懷足以成立一個治喪委員會。新上任的人從已離任的人那裏得到wakkis的口碑，一來阿布賈便打聽它，人們不得不一再向後來者重複wakkis的壯烈殉難過程。
我們住宅大院的一些門衛也開始秘密地向院內的美國外交官借錢。一個門衛某天攔住了一個年長的美國官員，塞給他一封信，信裏稱他“爸爸”。年長的美國人理解門衛被絕望所逼而認他這個陌生人做父親，所以慈祥地忍住了不適。門衛的住宅將被夷為平地，他希望他認做父親的人可以借一筆錢給他。年長的美國人來到尼日利亞不久，不知怎樣處理這種局麵，想請教管理處的負責人。但過了幾天，這個門衛便從大使館消失了。門衛向大使館的美國工作人員借錢是違反規定的，這一點那個門衛很清楚，隻是人在絕望中，連失業的危險也甘心去冒。
夷平政策從城市向郊區推進。女管家希望小姐的未婚夫叫阿奇邦，有誌於教育，大學畢業後自己開辦了一個小學校。他一個人教一百多個學生，都是窮得讀不起書的孩子。最困難時期，阿奇邦連教室的租金都勉強支付，但他一直堅持了好幾年。有一天他告訴我，他的學校也將被夷為平地。既然政府嫌窮校長為窮孩子們租的校舍難看，那麽是否提供好看些的校舍，來支持阿奇邦這樣的教育誌士呢？政府是由一幫貪官組成，難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把高尚看成十分可疑的東西，所以阿奇邦的申訴得不到理會。夷平學校的日子越來越近，從阿奇邦的臉上，我就能讀出那個荒謬悲哀的倒計時。終於一天，他穿得十分整潔，路過我窗口時告訴我，這是他最後一次去他的學校；他和他的學生們就要在這天告別。過了幾天再見到他，他似乎變了個人，沒有半點曾經的躊躇滿誌，眼睛也躲著人。失業的他，難免成為希望小姐的負擔，現實對他這樣十多年寒窗讀出大學文憑的男人無疑是難堪的。不久他去了駕校，但在一個失業率超過百分之六十的國家，駕駛員的位置也是千載難逢。於是他又去學修理，想在美國大使館幹一點修理的零工。卻是連這樣的屈就願望也不可能實現，他們小兩口仍然隻能靠希望小姐一份工資生活。後來聽說阿奇邦到教堂的孤兒院給孤兒們上課去了。那是個不掙錢、相當於義工的工作。我的理解是做義工的人首先自己要有飯吃有房住，一無所有的阿奇邦做義工的心情一定和黛安娜王妃有所不同。每次阿奇邦從我窗前走過，都是個匆匆的影子，頭埋著，希望自己盡快淡出畫麵。他一直想攢夠了錢迎娶希望小姐，失業後隻能無限期推遲婚期，並擠住在希望小姐十平米的小屋裏。阿奇邦的樣子讓我感到這場轟轟烈烈的大夷平運動，在他的個性中也夷平了什麽。
沿著大馬路走，能看見一個個嶄新的公共汽車站，看上去從質量到設計都超過舊金山的公車站：鋼筋架子鑲茶色玻璃，玻璃裏麵偶爾還裝有廣告。勝過舊金山的是玻璃上沒有憤怒的塗鴉。它們出現在阿布賈已有好幾個月了，卻始終沒見有公車停靠。阿布賈的人沒有房子可住，但公車站比舊金山人更好，可以站在裏麵裏等待夢幻的汽車。不久發現玻璃車站成了供人避雨或等待計程摩托（奧卡達）的地方。如此造價昂貴的摩登玻璃車站至少證實了一個辯證法：不破不立。
每次去超市總在紅綠燈路口碰上一大群汗流浹背的孩子，大的十來歲，小的六七歲，提著大罐頭盒做的小桶，裏麵放著刷子，肩上搭著抹布，紅燈一亮，他們就一擁而上，往車窗上刷肥皂水，再用抹布擦拭。碰到心軟的人，就會給他們十元，二十元的小錢，但絕大多數人都在他們蜂擁而至時，趕緊打開雨刷，使他們無法塗肥皂水。這些人也沒錯，孩子們擦完的玻璃隻能帶來昏天黑地的視覺效果。我常想到這些孩子們窮得連衣服也穿不起，還要花錢買肥皂水，結果錢也白花了。尼日利亞或許有許多類似阿奇邦的教育誌士，企圖把這樣的窮孩子納入教室，隻是他們的誌向和努力都被夷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