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在我手裏,也不怎麽,不會生根。我並不胡花,可是錢老出去的很快。據相麵的說,我的縫指太寬,不易存財;到如今我還沒法打倒這個講章。在德法意等國跑了一圈,心裏很舒服了,因為錢已花光。錢花光就不再計劃什麽事兒,所以心裏舒服。幸而巴黎的朋友還拿著我幾個錢,要不然哪,就離不了法國。這幾個錢僅夠買三等票到新加坡的。那也無法,到新加坡再講吧。反正新加坡比馬賽離家近些,就是這個主意。


    上了船,袋裏還剩下十幾個佛郎,合華幣大洋一元有餘;多少不提,到底是現款。船上遇見了幾位留法回家的“國留”—複雜著一點說,就是留法的中國學生。大家一見如故。不大會兒的工夫,大家都彼此明白了經濟狀況;最闊氣的是位姓李的,有二十七個佛郎;比我闊著塊巴來錢。大家把錢湊在一處,很可以買瓶香檳酒,或兩枝不錯的呂宋煙。我們既不想喝香檳或吸呂宋,連頭發都決定不去剪剪,那麽,我們到底不是赤手空拳,幹嗎不快活呢?大家很高興,說得也投緣。有人提議:到上海可以組織個銀行。他是學財政的。我沒表示什麽,因為我的船票隻到新加坡;上海的事先不必操心。


    船上還有兩位印度學生,兩位美國華僑少年,也都挺和氣。兩位印度學生穿得滿講究,也關心中國的事。在開船的第三天早晨,他倆打起來:一個弄了個黑眼圈,一個臉上挨了一鞋底。打架的原因:他倆分頭向我們訴冤,是為一雙襪子。也不是誰賣給誰,穿了(或者沒穿)一天又不要了,於是打起活來。黑眼圈的除用濕手絹捂著眼,一天到晚嘟囔著:“在國裏,我吐痰都不屑於吐在他身上!他髒了我的鞋底!”吃了鞋底的那位就對我們講:“上了岸再說;揍他,勒死,用小刀子捅!”他倆不再和我們討論中國的問題,我們也不問甘地怎樣了。


    那兩位華僑少年中的一位是出來遊曆:由美國到歐洲大陸,而後到上海,再回家。他在柏林住了一天,在巴黎住了一天,他告訴我,都是停在旅館裏,沒有出門。他怕引誘。柏林巴黎都是壞地方,沒意思,他說。到了馬賽,他丟了一隻皮箱。那一位少年是幹什麽的,我不知道。他一天到晚想家。想家之外,便看法國姑娘。而後告訴那位出來遊曆的:“她們都釣我呢!”


    所謂“她們”,是七八個到安南或上海的法國舞女,最年輕的不過才三十多歲。三等艙的食堂永遠被她們占據著。她們吸煙,吃飯,掄大腿,練習唱,都在這兒。領導的是個五十多歲的小幹老頭兒,臉像個幹橘子。她們沒事的時候也還光著大腿,有倆小軍官時常和她們弄牌玩。可是那位少年老說她們關心著他。


    三等艙裏不能算不熱鬧,舞女們一唱就唱兩個多鍾頭。那個小幹老頭似乎沒有誇獎她們的時候,差不多老對她們喊叫。可是她們也不在乎。她們唱或掄腿,我們就瞎扯,扯膩了便到甲板上過過風。我們的茶房是中國人,永遠蹲在暗處,不留神便踩了他的腳。他賣一種黑玩藝,五個佛郎一小包,舞女們也有買的。


    二十多天就這樣過去:聽唱,看大腿,瞎扯,吃飯。艙中老是這些人,外邊老是那些水。沒有一件新鮮事,大家的臉上眼看著往起長肉,好像一船受填時期的鴨子。坐船是件苦事,明知光陰怪可惜,可是沒法不白白扔棄。書讀不下去,海是看膩了,話也慢慢的少起來。我的心裏還懸虛著:到新加坡怎辦呢?


    就在那麽心裏懸虛一天的,到了新加坡。再想在船上吃,是不可能了,隻好下去。雇上洋車,不,不應當說雇上,是坐上;此處的洋車夫是多數不識路的,即使識路,也聽不懂我的話。坐上,用手一指,車夫便跑下去。我是想上商務印書館。不記得街名,可是記得它是在條熱鬧街上;上歐洲去的時候曾經在此處玩過一天。洋車一直跑下去,我心裏說:商務印書館要是在這條街上等著我,便是開門見喜;它若不在這條街上,我便玩完。事情真湊巧,商務館果然等著我呢。說不定還許是臨時搬過來的。


    這就好辦了。進門就找經理。道過姓字名誰,馬上問有什麽工作沒有。經理是包先生,人很客氣,可是說事情不大易找。他叫我去看看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黃曼士先生—在地麵上很熟,而且好交朋友。我去見黃先生,自然是先在商務館吃了頓飯。黃先生也一時想不到事情,可是和我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在新加坡,後來,常到他家去吃飯,也常一同出去玩。他是個很可愛的人。他家給他寄茶,總是龍井與香片兩樣,他不喜喝香片,便都歸了我;所以在南洋我還有香片茶吃。不過,這都是後話。我還得去找事,不遠就是中華書局,好,就是中華書局吧。經理徐采明先生至今還是我的好朋友。倒不在乎他給找著個事作,他的人可愛。見了他,我說明來意。他說有辦法。馬上領我到華僑中學去。這個中學離街市至少有十多裏,好在公眾汽車(都是小而紅的車,跑得飛快)方便,一會兒就到了。徐先生替我去吆喝。行了,他們正短個國文教員。馬上搬來行李,上任大吉。有了事作,心才落了實,花兩毛錢買了個大柚子吃吃。然後支了點錢,買了條毯子,因為夜間必須蓋上的。買了身白衣裳,中不中,西不西,自有南洋風味。賒了部《辭源》;教書不同自己讀書,字總得認清了—有好些好些字,我總以為認識而實在念不出。一夜睡得怪舒服;新《辭源》擺在桌上被老鼠啃壞,是美中不足。預備用皮鞋打老鼠,及至見了麵,又不想多事了,老鼠的身量至少比《辭源》長,說不定還許是仙鼠呢,隨它去吧。老鼠雖大,可並不多。講多是壁虎。到處是它們:棚上牆上玻璃杯裏—敢情它們喜甜味,盛過汽水的杯子總有它們來照顧一下。它們還會唱,吱吱的,沒什麽好聽,可也不十分討厭。


    天氣是好的。早半天教書,很可以自自然然的,除非在堂上被學生問住,還不至於四脖子汗流的。吃過午飯就睡大覺,熱便在暗中渡過去。六點鍾落太陽,晚飯後還可以作點工,壁虎在牆上唱著。夜間必須蓋條毯子,可見是不熱;比起南京的夏夜,這裏簡直是仙境了。我很得意,有薪水可拿,而夜間還可以蓋毯子,美!況且還得衝涼呢,早午晚三次,在自來水龍頭下,灌頂澆脊背,也是痛快事。


    可是,住了不到幾天,我發燒,身上起了小紅點。平日我是很勇敢的,一病可就有點怕死。身上有小紅點喲,這玩藝,痧疹歸心,不死才怪!把校醫請來了,他給了我兩包金雞納霜,告訴我離死還很遠。吃了金雞納霜,睡在床上,既然離死很遠,死我也不怕了,於是依舊勇敢起來。早晚在床上聽著戶外行人的足聲,“心眼”裏製構著美的圖畫:路的兩旁雜生著椰樹檳榔;海藍的天空;穿白或黑的女郎,赤著腳,趿拉著木板,嗒嗒的走,也許看一眼樹叢中那怒紅的花。有詩意呀。矮而黑的錫蘭人,頭纏著花布,一邊走一邊唱。躺了三天,頗能領略這種濃綠的浪漫味兒,病也就好了。


    一下雨就更好了。雨來得快,止得快,沙沙的一陣,天又響晴,路上濕了,樹木綠到不能再綠。空氣裏有些涼而濃厚的樹林子味兒,馬上可以穿上夾衣。喝碗熱咖啡頂那個。


    學校也很好。學生們都會聽國語,大多數也能講得很好。他們差不多都很活潑。因為下課後便不大穿衣,身上就黑黑的,健康色兒。他們都很愛中國,願意聽激烈的主張與言語。


    他們是資本家—大小不同,反正非有倆錢不能入學讀書—的子弟,可是他們願打倒資本家。對於文學,他們也愛最新的,自己也辦文藝刊物。他們對先生們不大有禮貌,可不是故意的;他們爽直。先生們若能和他們以誠相見,他們便很聽話。可惜有的先生愛耍些小花樣!學生們不奢華。一身白衣便解決了衣的問題;穿西服受洋罪的倒是先生們,因為先生們多是江浙與華北的人,多少習染了上海的派頭兒。吃也簡單,除了愛吃刨冰,他們並不多花錢。天氣使衣食住都簡單化了。以住說吧,有個床,有條毯子,便可以過去。沒毯子,蓋點報紙,其實也可以將就。再有個自來水管,作衝涼之用,便萬事亨通。還有呢,社會是個工商社會,大家不講究穿,不講究排場,也不講究什麽作詩買書,所以學生自然能儉樸。從一方麵說,這個地方沒有上海或北平那樣的文化;從另一方麵說,它也沒有酸味的文化病。此地不能產生《儒林外史》。自然,大煙窯子等是有的,可是學生還不至於幹這些事兒。倒是有內地的先生們覺得苦悶,沒有社會。事業都在廣東福建人手裏,當教員的沒有地位,也打不進廣東或福建人的圈裏去。教員似乎是一些高等工人,雇來的;出錢辦學的人們沒有把他們放在心裏。玩的地方也沒有,除了電影,沒有可看的。所以住到三個月,我就有點厭煩了。別人也這麽說。還拿天氣說吧,老那麽好,老那麽好,沒有變化,沒有春夏秋冬,這就使人生厭。況且別的事兒也是死板板的沒變化呢。學生們愛玩球,愛音樂,倒能有事可作。先生們在休息的時候,隻能弄點汽水閑談。我開始寫《小坡的生日》。


    本來我想寫部以南洋為背景的小說。我要表揚中國人開發南洋的功績:樹是我們栽的,田是我們墾的,房是我們蓋的,路是我們修的,礦是我們開的。都是我們作的。毒蛇猛獸,荒林惡瘴,我們都不怕。我們赤手空拳打出一座南洋來。我要寫這個。我們偉大。是的,現在西洋人立在我們頭上。可是,事業還仗著我們。我們在西人之下,其他民族之上。假如南洋是個糖燒餅,我們是那個糖餡。我們可上可下。自要努力使勁,我們隻有往上,不會退下。沒有了我們,便沒有了南洋;這是事實,自自然然的事實。馬來人什麽也不幹,隻會懶。印度人也幹不過我們。西洋人住上三四年就得回家休息,不然便支持不住。幹活是我們,作買賣是我們,行醫當律師也是我們。住十年,百年,一千年,都可以,什麽樣的天氣我們也受得住,什麽樣的苦我們也能吃,什麽樣的工作我們有能力去幹。說手有手,說腦子有腦子。我要寫這麽一本小說。這不是英雄崇拜,而是民族崇拜。所謂民族崇拜,不是說某某先生會穿西裝,講外國話,和懂得怎樣給太太提著小傘。我是要說這幾百年來,光腳到南洋的那些真正好漢。沒錢,沒國家保護,什麽也沒有。硬去幹,而且真幹出玩藝來。我要寫這些真正的中國人,真有勁的中國人。中國是他們的,南洋也是他們的。那些會提小傘的先生們,屁!連我也算在裏麵。


    可是,我寫不出。打算寫,得到各處去遊曆。我沒錢,沒工夫。廣東話,福建話,馬來話,我都不會。不懂的事還很多很多。不敢動筆。黃曼士先生沒事就帶我去看各種事兒,為是供給我點材料。可是以幾個月的工夫打算抓住一個地方的味兒,不會。再說呢,我必須描寫海,和中國人怎樣在海上冒險。對於海的知識太少了;我生在北方,到二十多歲才看見了輪船。


    那麽,隻好多住些日子了。可是我已離家六年,老母已七十多歲,常有信催我回家。為省得閑著,我開始寫《小坡的生日》。本來想寫的隻好再等機會吧。直到如今,啊,機會可還沒來。


    寫《小坡的生日》的動機是:表麵的寫點新加坡的風景什麽的。還有:以兒童為主,表現著弱小民族的聯合—這是個理想,在事實上大家並不聯合,單說廣東與福建人中間的成見與爭鬥便很厲害。這本書沒有一個白小孩,故意的落掉。寫了三個多月吧,得到五萬來字;到上海又補了一萬。


    這本書中好的地方,據我自己看,是言語的簡單與那些像童話的部分。它不完全是童話,因為前半截有好些寫實處—本來是要描寫點真事。這麽一來,實的地方太實,虛的地方又很虛,結果是既不像童話,又非以兒童為主的故事,有點四不像了。設若有工夫刪改,把寫實的部分去掉,或者還能成個東西。可是我沒有這個工夫。頂可笑的是在南洋各色小孩都講著漂亮—確是漂亮—的北平話。


    《小坡的生日》寫到五萬來字,放年假了。我很不願離開新加坡,可是要走這是個好時候,學期之末,正好結束。在這個時節,又有去作別的事情的機會。若是這些事情中有能成功的,我自然可以辭去教職而仍不離開此地,為是可以多得些經驗。可是這些事都沒成功,因為有人從中破壞。這麽一來,我就決定離開。我不願意自己的事和別人搗亂爭吵。在陽曆二月底,我又上了船。


    到現在想起來,我還很愛南洋—它在我心中是一片顏色,這片顏色常在夢中構成各樣動心的圖畫。它是實在的,同時可以是童話的,原始的,浪漫的。無論在經濟上,商業上,軍事上,民族競爭上,詩上,音樂上,色彩上,它都有種魔力。


    原載1934年10月《大眾畫報》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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