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話
天真的幽默家：老舍40年散文經典 作者：老舍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二十歲以前，我說純粹的北平話。二十歲以後，糊口四方，雖然並不很熱心去學各地的方言，可是自己的言語漸漸有了變動：一來是久離北平，忘記了許多北平人特有的語調詞匯；二來是聽到別處的語言，感覺到北平話，特別是在腔調上，有些太飄浮的地方，就故意的去避免。於是，一來二去，我的話就變成一種稍稍忘記過、矯正過的北平話了。大體上說，我說的是北平話，而且相當的喜愛它。
三十歲左右的五年中，住在英國。因為歲數稍大，和沒有學習語文的天才，所以並沒能把英語學習好。有一個時期，還學習了一點拉丁和法文，也因腦子太笨而沒有任何成績。不過，我總算與外國語言接觸過了。在上一段中，我說明了怎樣因與國內的方言接觸，而稍稍改變了自己的北平話；在這裏，就是與外國語接觸之後，我便拿北平話—因為我隻會講北平話—去代表中國話，而與外國話比較了。
最初，因英語中詞匯的豐富，文法的複雜，我感到華語的枯窘簡陋。在偶爾練習一點翻譯的時候，特別使我痛苦：找不著適當的字啊！把完好的句子都拆毀了啊！我鄙視我的北平話了！
後來，稍稍學了一點拉丁及法文，我就更愛英文，也就翻回頭來更愛華語了，因為以英文和拉丁或法文比較，才知道英文的簡單正是語言的進步，而不是退化；那麽以華語和英語比較，華語的驚人的簡單，也正是它的極大的進步。
及至我讀了些英文文藝名著之後，我更明白了文藝風格的勁美，正是仗著簡單自然的文字來支持，而不必要花枝招展，華麗輝煌。英文《聖經》，與狄福、司威夫特等名家的作品，都是用了最簡勁自然的，也是最好的文字。
這時候，正是我開始學習寫小說的時候；所以，我一下手便拿出我自幼兒用慣了的北平話。在第一二本小說中，我還有時候舍不得那文雅的華貴的詞匯；在文法上，有時候也不由得寫出一二略為歐化的句子來。及至我讀了《艾麗司漫遊奇境記》等作品之後，我才明白了用兒童的語言，隻要運用得好，也可以成為文藝佳作。我還聽說，有人曾用“基本英文”改寫文藝傑作，雖然用字極少，也還能保持住不少的文藝性；這使我有了更大的膽量，脫去了華豔的衣衫，而露出文字的裸體美來。在當代的名著中，英國寫家們時常利用方言；按照正規的英文法程來判斷這些方言，它們的文法是不對的，可是這些語言放在文藝作品中，自有它們的不可忽視的力量，絕對不是任何其他語言可以代替的。是的，它們的確與正規文法不合，可是它們原本有自己的文法啊！你要用它，就得承認它的獨立與自由，因為它自有它們的生命。假若你隻采取它一兩個現成的字，而不肯用它的文法，你就隻能得到它的一點小零碎來作裝飾，而得不到它的全部生命的力量。因此，我自己的筆也逐漸的、日深一日的，去沾那活的、自然的、北平話的血汁，不想借用別人的文法來裝飾自己了。我不知道這合理與否，我隻覺得這個作法給我不少的欣喜，使我領略到一點創作的樂趣。看，這是我自己的想像，也是我自己的語言哪！
避免歐化的句子是不容易的。我們自己的文法是那麽簡單，簡直沒有法子把一句含意複雜的話說得圓滿呀！可是，我還是設法去避免，我會把一長句拆開來說，還教它好聽，明白，生動。把含意複雜的一個長句拆開來說，恐怕就不能完全傳達那個長句所要表現的意思了，句子的形式既變，意思恐怕也就或多或少總有些變動；即使能夠不多不少的恰如原意，那句子形式的變動也會使情調語氣隨著改變。於此，歐化的語句有時候是必不能舍棄的，特別是在說理的文章裏。不過，我自己不大寫說理的文章，我所寫的大多數是詩歌小說之類的東西。這類的東西需要寫得美好，簡勁，有感動力。那麽，語言之美是獨特的無法借用，有不得不在自己的語言中探索其美點者。談到簡勁，中國言語恰恰天然的不會把句子拉長；強使之長，一句中有若幹“底”，“地”，與“的”，或許能於一句中表達迂回複雜的意念，有如上述；但在文藝作品中這必然的會使氣勢衰沉，而且隻能看而不能讀，給詩歌與戲劇中的對話一個致命傷。在一個哲學家口中，他也許隻求他的話能使人作深思，而不管它是多麽別扭、生硬、冗長，文藝家便不敢這麽冒險，因為他雖然也願使人深思細想，可是他必定是用從心眼中發出來的最有力、最扼要、最動人的言語，使人咂摸著人情世態，含淚或微笑著去作深思。他要先感動人。這從心眼中掏出來的言語，必是極簡單、極自然、極通俗的。媳婦哭婆婆，或許用點兒修辭；當她哭自己的兒女的時候，她隻叫一兩聲“我的肉”，而昏倒了！文字的感動力是來自在某個場合中必然的說某種話—這個話是最普遍常用的，絕難借用外國文法的。一個哲學家，與一個工友，在他痛苦的時節，是同樣的隻會叫“媽”的。
我明白了上述的一點道理—對不對，我可不敢說—我就決定放棄了翻譯工作。這工作是極要緊的，但是它使我太痛苦—顧了自己，便損害了別人；顧及別人，便失落了自己。言語的不同沒法使彼此盡歡而散。同時，我寫作小說也就更求與口語相合，把修辭看成怎樣能從最通俗的淺近的詞匯去描寫，而不是找些漂亮文雅的字來漆飾。用字如此，句子也力求自然，在自然中求其悅耳生動。我願在紙上寫的和從口中說的差不多。到了這個地步，有時候我頗後悔我曾經矯正過自己的北平話了：有許多好的詞匯，好的句法，因為怕別人不懂而不用，乃至漸漸的忘記了。是的，中國話確是太簡單了，詞與字真是太不夠用了；把文言與白話摻合起來用，或者還能勉強應付；可是我立誌要寫白話，不借助於文言，豈不是自找苦吃？況且，我又忘了許多北平話呢！
我要恢複我的北平話。它怎麽說，我便怎麽寫。怕別人不懂嗎？加注解呀。無論怎說，地方語言運用得好，總比勉強的用四不像的、毫無精力的、普通官話強得多。至於借用外國文法，我不反對別人去試驗，我自己可是還無暇及此，因為我還沒能把自己的語言運用得很好哇！先把握住自己的話，而後再添加外來的材料，也許更牢靠一些。
近來有件傷心的事：我練習著寫詩，把自己憋得半死！我知道，詩是語言的結晶。我寫的是白話詩，自然須是白話的結晶。可是，這結晶不成；知道的白話是那麽少啊！而且所知道的那一些，又運用得那麽拙笨啊！我還是不敢多向外國語求救，可是文言不住的對我招手。我本想置之不理，給它個冷肩膀吃。但是，沒了米，也隻好吃麵粉了，還能餓著嗎？唉，對白話我有點不忠之罪！是白話不夠用嗎？是白話不配上詩的園裏去嗎？都不是！是自己無才，而且有點偷懶啊！我以為，從詩的言語上說，假若“刁騷”，“歧路”，“原野”，“漣漪”……等無聊的詞匯不被鏟除了去，白話詩或者老是一片草地，而排列著許多墳頭兒，永遠成不了美麗的林園。
不過，近來也有樁可喜的事：我在練習寫話劇。話劇太難寫了，我當然不會一蹴而成功。但是，且不管劇中旁的一切，單就對話來說，實在使我快活。我沒有統計過，在一出三幕或四幕劇中，用過多少個字。我可是直覺的感到，我用字很少，因為在寫劇的時節，我可以充分地去想像：某個人在某時某地須說什麽話，而這些話必定要立竿見影的發生某種效果；用不著轉文，也用不著多加修飾，言語是心之聲，發出心聲，則一呼一嗽都能感人。在這裏，我留神語言的自然流露，遠過於文法的完整；留神音調的美妙，遠過於修辭的選擇。劇中人口裏的一個“哪”或“嗎”，安排得當，比完整而無力的一大句話，要收更多的效果。在這裏，才真真的不是作文，而是講話。話語的本來的文法，在此萬不能移動；話語的音節腔調之美，在此須充分的發揚。劇中人所講的是生命與生活中的話語，不是在背誦文章。
我沒有學習語言的天才，故對語言的比較也就沒有任何研究。我也沒研究過文法，而隻知道自己口中所說的話自有文法，很難改創。對語文既無所知，可是還要談論到它們，不過是本著自己學習寫作的經驗說說實話而已，說不定就是一片胡言啊！
原載1941年6月16日《文藝月刊》第11年6月號
三十歲左右的五年中，住在英國。因為歲數稍大，和沒有學習語文的天才，所以並沒能把英語學習好。有一個時期，還學習了一點拉丁和法文，也因腦子太笨而沒有任何成績。不過，我總算與外國語言接觸過了。在上一段中，我說明了怎樣因與國內的方言接觸，而稍稍改變了自己的北平話；在這裏，就是與外國語接觸之後，我便拿北平話—因為我隻會講北平話—去代表中國話，而與外國話比較了。
最初，因英語中詞匯的豐富，文法的複雜，我感到華語的枯窘簡陋。在偶爾練習一點翻譯的時候，特別使我痛苦：找不著適當的字啊！把完好的句子都拆毀了啊！我鄙視我的北平話了！
後來，稍稍學了一點拉丁及法文，我就更愛英文，也就翻回頭來更愛華語了，因為以英文和拉丁或法文比較，才知道英文的簡單正是語言的進步，而不是退化；那麽以華語和英語比較，華語的驚人的簡單，也正是它的極大的進步。
及至我讀了些英文文藝名著之後，我更明白了文藝風格的勁美，正是仗著簡單自然的文字來支持，而不必要花枝招展，華麗輝煌。英文《聖經》，與狄福、司威夫特等名家的作品，都是用了最簡勁自然的，也是最好的文字。
這時候，正是我開始學習寫小說的時候；所以，我一下手便拿出我自幼兒用慣了的北平話。在第一二本小說中，我還有時候舍不得那文雅的華貴的詞匯；在文法上，有時候也不由得寫出一二略為歐化的句子來。及至我讀了《艾麗司漫遊奇境記》等作品之後，我才明白了用兒童的語言，隻要運用得好，也可以成為文藝佳作。我還聽說，有人曾用“基本英文”改寫文藝傑作，雖然用字極少，也還能保持住不少的文藝性；這使我有了更大的膽量，脫去了華豔的衣衫，而露出文字的裸體美來。在當代的名著中，英國寫家們時常利用方言；按照正規的英文法程來判斷這些方言，它們的文法是不對的，可是這些語言放在文藝作品中，自有它們的不可忽視的力量，絕對不是任何其他語言可以代替的。是的，它們的確與正規文法不合，可是它們原本有自己的文法啊！你要用它，就得承認它的獨立與自由，因為它自有它們的生命。假若你隻采取它一兩個現成的字，而不肯用它的文法，你就隻能得到它的一點小零碎來作裝飾，而得不到它的全部生命的力量。因此，我自己的筆也逐漸的、日深一日的，去沾那活的、自然的、北平話的血汁，不想借用別人的文法來裝飾自己了。我不知道這合理與否，我隻覺得這個作法給我不少的欣喜，使我領略到一點創作的樂趣。看，這是我自己的想像，也是我自己的語言哪！
避免歐化的句子是不容易的。我們自己的文法是那麽簡單，簡直沒有法子把一句含意複雜的話說得圓滿呀！可是，我還是設法去避免，我會把一長句拆開來說，還教它好聽，明白，生動。把含意複雜的一個長句拆開來說，恐怕就不能完全傳達那個長句所要表現的意思了，句子的形式既變，意思恐怕也就或多或少總有些變動；即使能夠不多不少的恰如原意，那句子形式的變動也會使情調語氣隨著改變。於此，歐化的語句有時候是必不能舍棄的，特別是在說理的文章裏。不過，我自己不大寫說理的文章，我所寫的大多數是詩歌小說之類的東西。這類的東西需要寫得美好，簡勁，有感動力。那麽，語言之美是獨特的無法借用，有不得不在自己的語言中探索其美點者。談到簡勁，中國言語恰恰天然的不會把句子拉長；強使之長，一句中有若幹“底”，“地”，與“的”，或許能於一句中表達迂回複雜的意念，有如上述；但在文藝作品中這必然的會使氣勢衰沉，而且隻能看而不能讀，給詩歌與戲劇中的對話一個致命傷。在一個哲學家口中，他也許隻求他的話能使人作深思，而不管它是多麽別扭、生硬、冗長，文藝家便不敢這麽冒險，因為他雖然也願使人深思細想，可是他必定是用從心眼中發出來的最有力、最扼要、最動人的言語，使人咂摸著人情世態，含淚或微笑著去作深思。他要先感動人。這從心眼中掏出來的言語，必是極簡單、極自然、極通俗的。媳婦哭婆婆，或許用點兒修辭；當她哭自己的兒女的時候，她隻叫一兩聲“我的肉”，而昏倒了！文字的感動力是來自在某個場合中必然的說某種話—這個話是最普遍常用的，絕難借用外國文法的。一個哲學家，與一個工友，在他痛苦的時節，是同樣的隻會叫“媽”的。
我明白了上述的一點道理—對不對，我可不敢說—我就決定放棄了翻譯工作。這工作是極要緊的，但是它使我太痛苦—顧了自己，便損害了別人；顧及別人，便失落了自己。言語的不同沒法使彼此盡歡而散。同時，我寫作小說也就更求與口語相合，把修辭看成怎樣能從最通俗的淺近的詞匯去描寫，而不是找些漂亮文雅的字來漆飾。用字如此，句子也力求自然，在自然中求其悅耳生動。我願在紙上寫的和從口中說的差不多。到了這個地步，有時候我頗後悔我曾經矯正過自己的北平話了：有許多好的詞匯，好的句法，因為怕別人不懂而不用，乃至漸漸的忘記了。是的，中國話確是太簡單了，詞與字真是太不夠用了；把文言與白話摻合起來用，或者還能勉強應付；可是我立誌要寫白話，不借助於文言，豈不是自找苦吃？況且，我又忘了許多北平話呢！
我要恢複我的北平話。它怎麽說，我便怎麽寫。怕別人不懂嗎？加注解呀。無論怎說，地方語言運用得好，總比勉強的用四不像的、毫無精力的、普通官話強得多。至於借用外國文法，我不反對別人去試驗，我自己可是還無暇及此，因為我還沒能把自己的語言運用得很好哇！先把握住自己的話，而後再添加外來的材料，也許更牢靠一些。
近來有件傷心的事：我練習著寫詩，把自己憋得半死！我知道，詩是語言的結晶。我寫的是白話詩，自然須是白話的結晶。可是，這結晶不成；知道的白話是那麽少啊！而且所知道的那一些，又運用得那麽拙笨啊！我還是不敢多向外國語求救，可是文言不住的對我招手。我本想置之不理，給它個冷肩膀吃。但是，沒了米，也隻好吃麵粉了，還能餓著嗎？唉，對白話我有點不忠之罪！是白話不夠用嗎？是白話不配上詩的園裏去嗎？都不是！是自己無才，而且有點偷懶啊！我以為，從詩的言語上說，假若“刁騷”，“歧路”，“原野”，“漣漪”……等無聊的詞匯不被鏟除了去，白話詩或者老是一片草地，而排列著許多墳頭兒，永遠成不了美麗的林園。
不過，近來也有樁可喜的事：我在練習寫話劇。話劇太難寫了，我當然不會一蹴而成功。但是，且不管劇中旁的一切，單就對話來說，實在使我快活。我沒有統計過，在一出三幕或四幕劇中，用過多少個字。我可是直覺的感到，我用字很少，因為在寫劇的時節，我可以充分地去想像：某個人在某時某地須說什麽話，而這些話必定要立竿見影的發生某種效果；用不著轉文，也用不著多加修飾，言語是心之聲，發出心聲，則一呼一嗽都能感人。在這裏，我留神語言的自然流露，遠過於文法的完整；留神音調的美妙，遠過於修辭的選擇。劇中人口裏的一個“哪”或“嗎”，安排得當，比完整而無力的一大句話，要收更多的效果。在這裏，才真真的不是作文，而是講話。話語的本來的文法，在此萬不能移動；話語的音節腔調之美，在此須充分的發揚。劇中人所講的是生命與生活中的話語，不是在背誦文章。
我沒有學習語言的天才，故對語言的比較也就沒有任何研究。我也沒研究過文法，而隻知道自己口中所說的話自有文法，很難改創。對語文既無所知，可是還要談論到它們，不過是本著自己學習寫作的經驗說說實話而已，說不定就是一片胡言啊！
原載1941年6月16日《文藝月刊》第11年6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