駱安滿心期待皇上看過郡主的這幅畫作後，能夠從中獲得一些啟示。
他所憂慮的是，倘若這真的是所謂的天意示警，無論是吉是禍，也好提前做好心理準備。
假如真的預示著兵禍？那是否意味著很快就會有戰亂發生呢？
雖說駱安並不願意相信會有這種事情，但有些時候確實會有這種令人意想不到的巧合出現，他隻能默默祈禱這次的開天門事件是一種吉兆，預示著大明朝的軍隊兵強馬壯。
此時的駱安還並不知曉，孝宗在給他下達這道密折的時候，陝西和浙江的這兩起開天門奇異現象，孝宗已經有所了解，朝中官員對於這起事件也已經議論紛紛。
時任兵部尚書的馬文升，得知兩地出現大量兵馬的奇異現象後，雖然嘴上並未多說什麽，但內心卻讓他聯想到了大明朝的軍隊。
暗自思忖道，莫非這是天意示警？
因此，馬文升立即命令南京道禦史張昺（bing）和給事中周紘(hong)前往各地兵營點驗人馬。
建文初年的北平布政使也叫張昺，曾負責監視朱棣的動向並防守，準備隨時活捉朱棣。然而，張昺的預謀卻被庫史告發，反被朱棣設計，陷入伏兵之中被擒，最終寧死不屈。
張昺是死在靖難之役的第一人，其家人及近親十四人皆連坐而死。明仁宗時得以平反，正統年間被追贈為兵部尚書，諡號“忠烈”。
然而，憲宗孝宗時期的這位張昺，是慈溪人，成化八年考中進士。
他一直以先輩張昺為榜樣努力學習，不辱其名。他性格剛強明慧，起初被授予鉛山知縣一職，在處理訴訟方麵很有一套，而且頗為神奇，還被當地百姓稱之為神！
張昺在鉛山做知縣期間，有個寡婦僅有一個兒子，卻被老虎吃掉了，向張昺告狀。張昺和寡婦約定五天的期限，於是齋戒祭祀城隍神。
到了約定的那天，兩隻老虎伏在庭堂之下，張昺嗬斥道：“誰傷害了我的百姓，按法律應當判死罪。無罪的離開。”
一隻老虎起身，收斂著尾巴走了。一隻老虎伏地不動，張昺用弓箭射死了它，把它交給守節的寡婦……
還有一件事，當地鉛山有一風俗，婦人丈夫死了就要再嫁，還有丈夫生病沒有死，便先接受聘約供奉湯藥。
張昺想要改變這種風俗，命令寡婦都準備訴狀接受判決。他在兩塊木頭上寫字。寫“羞”，再嫁的人跪在下麵。寫“節”，不嫁的人跪在下麵。
平民傅四的妻子祝氏發誓到死都守節，公婆哄騙她，叫她跪在寫“羞”的木頭下麵，張昺按木頭判決她改嫁，祝氏跳入後園水塘中死去。
後來縣中遭遇大旱災，張昺便夢見婦人哭著行拜禮，醒來後記起她居住的地方和姓氏，前去查看她的情況。
等到挖開泥土，她的麵貌就像活著的人一樣。張昺哭著悲痛地說：“殺死婦人的，是我。”
張昺還寫文章祭祀她，將她改葬到其他地方，天上於是落下大雨。
後來，張昺被提升為南京禦史。一次雷電震擊了孝陵的柏樹，他與同僚周紘彈劾大學士劉吉等十多人，此事也讓劉吉對他們倆心懷怨恨。
這一次，張昺和周紘奉命閱軍，發現軍隊中大多缺少軍員。兩人再次上奏彈劾守備宦官蔣琮失察之責，然而蔣琮卻搶先彈劾他們二人。
馬文升看過他二人匯總上來的情況，大為驚愕，因為各軍營竟然出現了大量的逃兵，逃跑的士兵竟然達到了總數的十分之三，這個數量著實驚人。
這一結果，讓主帥成國公朱儀以及太監陳祖生、蔣琮極為恐懼。為了逃避罪責，他們想方設法拾取一些無關緊要的事情來掩飾自身的失職。
朝廷知曉後，命令張昺和周紘二人回話，說明情況。
二人不敢隱瞞，秉公直言地陳述了事情的真相。
二人對於各軍營出現的大量逃兵，做出了許多補充說明，斥責兵部沒有定期查驗，或是明知有逃兵卻不上報吃空餉。
同時也指責逃兵背後的醜惡之處，比如上級克扣軍餉，導致士兵生活困苦，這是士兵逃跑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且軍戶製要求軍服世代沿襲，對很多家庭並不公平，因為這些人一旦成為軍服，就要執行軍差，家中沒有成年男子，就要把年紀還小的男孩記錄在冊。
假如士兵戰死後，也要及時替補，讓許多不願意當兵的人，被強行送到了軍隊，因此時常會有想逃離的想法。
而且朝廷對軍戶的要求也非常嚴苛，不但要自己承擔盤纏費用，待遇也很差，士兵長期在饑困、勞逸中掙紮，集農奴與苦役於一身。
不打仗的時候不是種田就是要做工，比如修建宮殿、陵墓、城池和工事等等，這也是造成士兵逃跑的原因之一。
再加上一些到了適婚年齡的士兵，卻很少有人與軍戶聯姻，嫌棄他們窮，嫌棄他們社會地位低下等等，他們也不得不逃離軍隊。
當然這些事情他們二人在匯報的時候說得也比較含蓄，但此事交給兵部後，兵部因為監管不力，負有極大的責任。
兵部為了逃脫責任，在對此事進行複奏並加以解釋時，又將這些情況擴大說是他們二人在指責朝廷的製度，這讓朝廷麵子上掛不住。
再加上大學士劉吉與宦官蔣琮的推波助瀾，極力要求朝廷下令處置他們，最終朝廷下令讓他們二人補任外地官職。
尚書王恕直言上奏章說：“不治缺失軍員的罪過，卻治執法大臣的罪，用什麽來讓天下人信服！”
王恕兩次上書諫諍，諫官也陳述理由援救，可惜未被允許。然而，科道官員們沒有放棄，又極力諫諍，最終才使得他們得以調任京城的首領官。
而駱安在將畫卷寄往京城的同時，也對此次陝西臨洮府這起開天門事件做了一個匯報，同時也提到在襄陽去往臨洮的途中遭遇了劫匪的情況。
並把自己的懷疑，即流民之中或許有錦衣衛和士兵的事，也一並告知了孝宗。
孝宗這才得知，這一次軍中十萬之計的逃兵，原來有不少都已經混入流民之中，想以朝廷對流民的政策在外地秘密落戶。
然而讓孝宗更氣憤的是，這些逃兵混入流民之中，卻還實施攔路打劫的惡劣行徑，實在可惡！
孝宗氣憤不已，他又將兵部訓斥了一頓，同時下旨讓襄陽地區的官員一定要將混入流民之中的逃兵篩選出來，然後押送回去繼續服役。
他所憂慮的是，倘若這真的是所謂的天意示警，無論是吉是禍，也好提前做好心理準備。
假如真的預示著兵禍？那是否意味著很快就會有戰亂發生呢？
雖說駱安並不願意相信會有這種事情，但有些時候確實會有這種令人意想不到的巧合出現，他隻能默默祈禱這次的開天門事件是一種吉兆，預示著大明朝的軍隊兵強馬壯。
此時的駱安還並不知曉，孝宗在給他下達這道密折的時候，陝西和浙江的這兩起開天門奇異現象，孝宗已經有所了解，朝中官員對於這起事件也已經議論紛紛。
時任兵部尚書的馬文升，得知兩地出現大量兵馬的奇異現象後，雖然嘴上並未多說什麽，但內心卻讓他聯想到了大明朝的軍隊。
暗自思忖道，莫非這是天意示警？
因此，馬文升立即命令南京道禦史張昺（bing）和給事中周紘(hong)前往各地兵營點驗人馬。
建文初年的北平布政使也叫張昺，曾負責監視朱棣的動向並防守，準備隨時活捉朱棣。然而，張昺的預謀卻被庫史告發，反被朱棣設計，陷入伏兵之中被擒，最終寧死不屈。
張昺是死在靖難之役的第一人，其家人及近親十四人皆連坐而死。明仁宗時得以平反，正統年間被追贈為兵部尚書，諡號“忠烈”。
然而，憲宗孝宗時期的這位張昺，是慈溪人，成化八年考中進士。
他一直以先輩張昺為榜樣努力學習，不辱其名。他性格剛強明慧，起初被授予鉛山知縣一職，在處理訴訟方麵很有一套，而且頗為神奇，還被當地百姓稱之為神！
張昺在鉛山做知縣期間，有個寡婦僅有一個兒子，卻被老虎吃掉了，向張昺告狀。張昺和寡婦約定五天的期限，於是齋戒祭祀城隍神。
到了約定的那天，兩隻老虎伏在庭堂之下，張昺嗬斥道：“誰傷害了我的百姓，按法律應當判死罪。無罪的離開。”
一隻老虎起身，收斂著尾巴走了。一隻老虎伏地不動，張昺用弓箭射死了它，把它交給守節的寡婦……
還有一件事，當地鉛山有一風俗，婦人丈夫死了就要再嫁，還有丈夫生病沒有死，便先接受聘約供奉湯藥。
張昺想要改變這種風俗，命令寡婦都準備訴狀接受判決。他在兩塊木頭上寫字。寫“羞”，再嫁的人跪在下麵。寫“節”，不嫁的人跪在下麵。
平民傅四的妻子祝氏發誓到死都守節，公婆哄騙她，叫她跪在寫“羞”的木頭下麵，張昺按木頭判決她改嫁，祝氏跳入後園水塘中死去。
後來縣中遭遇大旱災，張昺便夢見婦人哭著行拜禮，醒來後記起她居住的地方和姓氏，前去查看她的情況。
等到挖開泥土，她的麵貌就像活著的人一樣。張昺哭著悲痛地說：“殺死婦人的，是我。”
張昺還寫文章祭祀她，將她改葬到其他地方，天上於是落下大雨。
後來，張昺被提升為南京禦史。一次雷電震擊了孝陵的柏樹，他與同僚周紘彈劾大學士劉吉等十多人，此事也讓劉吉對他們倆心懷怨恨。
這一次，張昺和周紘奉命閱軍，發現軍隊中大多缺少軍員。兩人再次上奏彈劾守備宦官蔣琮失察之責，然而蔣琮卻搶先彈劾他們二人。
馬文升看過他二人匯總上來的情況，大為驚愕，因為各軍營竟然出現了大量的逃兵，逃跑的士兵竟然達到了總數的十分之三，這個數量著實驚人。
這一結果，讓主帥成國公朱儀以及太監陳祖生、蔣琮極為恐懼。為了逃避罪責，他們想方設法拾取一些無關緊要的事情來掩飾自身的失職。
朝廷知曉後，命令張昺和周紘二人回話，說明情況。
二人不敢隱瞞，秉公直言地陳述了事情的真相。
二人對於各軍營出現的大量逃兵，做出了許多補充說明，斥責兵部沒有定期查驗，或是明知有逃兵卻不上報吃空餉。
同時也指責逃兵背後的醜惡之處，比如上級克扣軍餉，導致士兵生活困苦，這是士兵逃跑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且軍戶製要求軍服世代沿襲，對很多家庭並不公平，因為這些人一旦成為軍服，就要執行軍差，家中沒有成年男子，就要把年紀還小的男孩記錄在冊。
假如士兵戰死後，也要及時替補，讓許多不願意當兵的人，被強行送到了軍隊，因此時常會有想逃離的想法。
而且朝廷對軍戶的要求也非常嚴苛，不但要自己承擔盤纏費用，待遇也很差，士兵長期在饑困、勞逸中掙紮，集農奴與苦役於一身。
不打仗的時候不是種田就是要做工，比如修建宮殿、陵墓、城池和工事等等，這也是造成士兵逃跑的原因之一。
再加上一些到了適婚年齡的士兵，卻很少有人與軍戶聯姻，嫌棄他們窮，嫌棄他們社會地位低下等等，他們也不得不逃離軍隊。
當然這些事情他們二人在匯報的時候說得也比較含蓄，但此事交給兵部後，兵部因為監管不力，負有極大的責任。
兵部為了逃脫責任，在對此事進行複奏並加以解釋時，又將這些情況擴大說是他們二人在指責朝廷的製度，這讓朝廷麵子上掛不住。
再加上大學士劉吉與宦官蔣琮的推波助瀾，極力要求朝廷下令處置他們，最終朝廷下令讓他們二人補任外地官職。
尚書王恕直言上奏章說：“不治缺失軍員的罪過，卻治執法大臣的罪，用什麽來讓天下人信服！”
王恕兩次上書諫諍，諫官也陳述理由援救，可惜未被允許。然而，科道官員們沒有放棄，又極力諫諍，最終才使得他們得以調任京城的首領官。
而駱安在將畫卷寄往京城的同時，也對此次陝西臨洮府這起開天門事件做了一個匯報，同時也提到在襄陽去往臨洮的途中遭遇了劫匪的情況。
並把自己的懷疑，即流民之中或許有錦衣衛和士兵的事，也一並告知了孝宗。
孝宗這才得知，這一次軍中十萬之計的逃兵，原來有不少都已經混入流民之中，想以朝廷對流民的政策在外地秘密落戶。
然而讓孝宗更氣憤的是，這些逃兵混入流民之中，卻還實施攔路打劫的惡劣行徑，實在可惡！
孝宗氣憤不已，他又將兵部訓斥了一頓，同時下旨讓襄陽地區的官員一定要將混入流民之中的逃兵篩選出來，然後押送回去繼續服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