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梁山後，又忙碌了好幾天，各營敘功完畢，山寨又多了三位頭領。
王倫帶著兩位軍師、四位騎兵頭領，再次向史文恭發出了入夥邀請。既然王倫已經給足了他麵子，史文恭扭捏了一番，也就答應了。
連師兄都已經入夥，他又沒個去處，況且這一次跟隨出征大名府，梁山一眾頭領也不曾用異樣的眼光看他，畢竟先前有個與他類似的欒廷玉，史文恭內心底對梁山，已經沒有什麽抵觸了。
隻是在歡迎三位新頭領入夥的晚宴上，盧俊義格外詫異，他一直以為，師弟史文恭在梁山很受重用呢！
史文恭換了身份，心情也變得舒暢了起來。他少年時受師父指點，師父就時常用盧俊義舉例子，說你師兄如何如何。有這麽個優秀的師兄，就仿佛是別人家那個父母口中樣樣都比自己強的孩子，讓史文恭壓力格外的大。
現在他與盧俊義站在了同一起跑線，過往的身份、地位全部都拋開了，史文恭麵對盧俊義時，那一份不由自主的低姿態也就漸漸消失了。
於是盧俊義被任命為梁山馬軍騎兵第七營指揮使，第二營的鄧飛轉任第七營副將；史文恭出任騎兵第八營指揮使，蘇定為營副，同時兼著馬軍新兵營的教官。
步兵頭領也隨之進行了調整，武鬆轉任第九營指揮使，魏定國為營副；石勇從第三營轉調第二營為營副。
這樣梁山就再度擴軍，騎兵擴充到八千人，步兵包括工程營在內擴充到一萬人，水軍陸戰營則擴充到兩營，分別由歐鵬、單廷圭出任營指揮使，水軍就擴充到了六千人。
水軍有這樣的規模，一來是梁山發展到現如今，山寨對外運輸，主要依靠水路；二來則是王倫與三位軍師商議後，若以後天下局勢有變，則可以借助水軍自登州北上，無論是攻打金國後方還是遼國的南京道，都是非常便利的。
梁山擴軍到二萬四千人，分為二十四個營，王倫卻沒有從大名府投降的官兵中挑選太多俘虜，隻是將一些願意上山的作坊工匠們搬回了山寨。
王倫並沒有任何地域歧視，但大名府的兵，不但是他，山寨的許多頭領們都不怎麽敢用。
原因無他，大名府這地界，在唐朝時有個更響亮的名稱：魏博鎮。所謂“長安天子，魏府牙軍”，自“安史之亂”後，河朔三鎮就在事實上成為了半獨立的藩鎮勢力。
王倫曾經認真研究過，在他看來，魏博牙兵，就是魏博鎮本地百姓通過參軍，形成了小地主小軍官階層，又通過彼此聯姻、親戚、師生等諸多關係，形成了盤踞本地、在大唐強橫百餘年的牙兵武裝軍事集團。
五代十國的亂世過後，河北、河東民間習武的風氣仍舊不減，這一風氣也影響到了鄰近的京東兩路。
但經過唐末五代的洗禮，又經過趙匡胤對武夫的刻意打壓，河北牙兵集團基本已經被物理肉體消滅，但仍舊存在著廣泛且普遍的世代傳習弓馬刀槍的小地主武卒階層。
從某種意義上，大宋朝開國時來自河北、河東的官兵，仍舊保留了唐朝府兵的一絲絲味道，以軍功換取升階，甚至宋太祖、宋太宗前期時的北方宋軍，不願意打殘酷的攻城戰，而更喜歡打野地對衝的大戰。
可惜宋太宗雍熙北伐慘敗，不但葬送了宋太祖一手組建的北方精銳軍隊，而且徹底斷送了河北、河東武卒階層的傳承。
似盧俊義這樣的富家子弟，仍舊習武，也隻是因為民間風氣得以保留，但大宋朝罪犯充軍、流民充軍導致的“冗兵”，也讓民間對當兵很是抵觸，就出現了“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的俗語。
故而大名府多的是老兵油子，王倫也不願意用朝廷的投降官兵，寧肯自己招攬周邊百姓和流民，自己練兵。
他可以接納呼延灼三將、宣讚帶來的禁軍中的一部分降卒，是因為這些士兵至少還敢戰，但即便如此，官兵降卒在梁山軍隊中的人數比例也不甚高。
王倫敢再度擴軍，是因為從大名府的繳獲實在太豐厚了，光是唐斌從牧馬監的馬場，就搜攏了近五千匹戰馬，另有四千左右的馱馬。
再加上將大名府供應河北西路諸州縣的軍工作坊搬了個空，王倫現在覺得自己一下子有底氣了，若非騎兵還需要從頭操練，他就是再擴個二千騎都是可以的。
難怪宋江版的梁山，在打下大名府後，為解決晁蓋的遺言繼承人問題，宋江就敢與盧俊義分兵，同時攻打東平府、東昌府，也就是京東西路的鄆州、河北西路的博州兩地。
王倫這一次覺得，隻等消化了大名府的繳獲，梁山也該向外活動一下了，趁著周邊的州縣被打服，趁著高俅那裏暫時沒有動靜，這麽好的時機，必須得以戰練兵啊！
但擴軍不是一句話的事情，訓練完畢的新兵分配、從各營抽調部分老兵進入新組建的各營、要繼續招募新兵入營，要將大名府搬遷而來的作坊、工匠等妥善安置，這些都需要王倫去操心。
用了大半個月，好容易將事務初步安置妥當，王倫正要與幾位軍師和頭領們商議梁山下一個攻打的州縣目標，青州方向卻出事了！
一支從登州返回的商隊，帶回來一個壞消息：二龍山被青州官兵攻打包圍了起來！
王倫將楊林寫的一封求救信自己看了一遍，頓時皺眉怒罵：“也是個不教人省心的！”
王倫帶著兩位軍師、四位騎兵頭領，再次向史文恭發出了入夥邀請。既然王倫已經給足了他麵子，史文恭扭捏了一番，也就答應了。
連師兄都已經入夥，他又沒個去處，況且這一次跟隨出征大名府，梁山一眾頭領也不曾用異樣的眼光看他，畢竟先前有個與他類似的欒廷玉，史文恭內心底對梁山，已經沒有什麽抵觸了。
隻是在歡迎三位新頭領入夥的晚宴上，盧俊義格外詫異，他一直以為，師弟史文恭在梁山很受重用呢！
史文恭換了身份，心情也變得舒暢了起來。他少年時受師父指點，師父就時常用盧俊義舉例子，說你師兄如何如何。有這麽個優秀的師兄，就仿佛是別人家那個父母口中樣樣都比自己強的孩子，讓史文恭壓力格外的大。
現在他與盧俊義站在了同一起跑線，過往的身份、地位全部都拋開了，史文恭麵對盧俊義時，那一份不由自主的低姿態也就漸漸消失了。
於是盧俊義被任命為梁山馬軍騎兵第七營指揮使，第二營的鄧飛轉任第七營副將；史文恭出任騎兵第八營指揮使，蘇定為營副，同時兼著馬軍新兵營的教官。
步兵頭領也隨之進行了調整，武鬆轉任第九營指揮使，魏定國為營副；石勇從第三營轉調第二營為營副。
這樣梁山就再度擴軍，騎兵擴充到八千人，步兵包括工程營在內擴充到一萬人，水軍陸戰營則擴充到兩營，分別由歐鵬、單廷圭出任營指揮使，水軍就擴充到了六千人。
水軍有這樣的規模，一來是梁山發展到現如今，山寨對外運輸，主要依靠水路；二來則是王倫與三位軍師商議後，若以後天下局勢有變，則可以借助水軍自登州北上，無論是攻打金國後方還是遼國的南京道，都是非常便利的。
梁山擴軍到二萬四千人，分為二十四個營，王倫卻沒有從大名府投降的官兵中挑選太多俘虜，隻是將一些願意上山的作坊工匠們搬回了山寨。
王倫並沒有任何地域歧視，但大名府的兵，不但是他，山寨的許多頭領們都不怎麽敢用。
原因無他，大名府這地界，在唐朝時有個更響亮的名稱：魏博鎮。所謂“長安天子，魏府牙軍”，自“安史之亂”後，河朔三鎮就在事實上成為了半獨立的藩鎮勢力。
王倫曾經認真研究過，在他看來，魏博牙兵，就是魏博鎮本地百姓通過參軍，形成了小地主小軍官階層，又通過彼此聯姻、親戚、師生等諸多關係，形成了盤踞本地、在大唐強橫百餘年的牙兵武裝軍事集團。
五代十國的亂世過後，河北、河東民間習武的風氣仍舊不減，這一風氣也影響到了鄰近的京東兩路。
但經過唐末五代的洗禮，又經過趙匡胤對武夫的刻意打壓，河北牙兵集團基本已經被物理肉體消滅，但仍舊存在著廣泛且普遍的世代傳習弓馬刀槍的小地主武卒階層。
從某種意義上，大宋朝開國時來自河北、河東的官兵，仍舊保留了唐朝府兵的一絲絲味道，以軍功換取升階，甚至宋太祖、宋太宗前期時的北方宋軍，不願意打殘酷的攻城戰，而更喜歡打野地對衝的大戰。
可惜宋太宗雍熙北伐慘敗，不但葬送了宋太祖一手組建的北方精銳軍隊，而且徹底斷送了河北、河東武卒階層的傳承。
似盧俊義這樣的富家子弟，仍舊習武，也隻是因為民間風氣得以保留，但大宋朝罪犯充軍、流民充軍導致的“冗兵”，也讓民間對當兵很是抵觸，就出現了“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的俗語。
故而大名府多的是老兵油子，王倫也不願意用朝廷的投降官兵，寧肯自己招攬周邊百姓和流民，自己練兵。
他可以接納呼延灼三將、宣讚帶來的禁軍中的一部分降卒，是因為這些士兵至少還敢戰，但即便如此，官兵降卒在梁山軍隊中的人數比例也不甚高。
王倫敢再度擴軍，是因為從大名府的繳獲實在太豐厚了，光是唐斌從牧馬監的馬場，就搜攏了近五千匹戰馬，另有四千左右的馱馬。
再加上將大名府供應河北西路諸州縣的軍工作坊搬了個空，王倫現在覺得自己一下子有底氣了，若非騎兵還需要從頭操練，他就是再擴個二千騎都是可以的。
難怪宋江版的梁山，在打下大名府後，為解決晁蓋的遺言繼承人問題，宋江就敢與盧俊義分兵，同時攻打東平府、東昌府，也就是京東西路的鄆州、河北西路的博州兩地。
王倫這一次覺得，隻等消化了大名府的繳獲，梁山也該向外活動一下了，趁著周邊的州縣被打服，趁著高俅那裏暫時沒有動靜，這麽好的時機，必須得以戰練兵啊！
但擴軍不是一句話的事情，訓練完畢的新兵分配、從各營抽調部分老兵進入新組建的各營、要繼續招募新兵入營，要將大名府搬遷而來的作坊、工匠等妥善安置，這些都需要王倫去操心。
用了大半個月，好容易將事務初步安置妥當，王倫正要與幾位軍師和頭領們商議梁山下一個攻打的州縣目標，青州方向卻出事了！
一支從登州返回的商隊，帶回來一個壞消息：二龍山被青州官兵攻打包圍了起來！
王倫將楊林寫的一封求救信自己看了一遍，頓時皺眉怒罵：“也是個不教人省心的！”